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载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30年来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注：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43。）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注：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261-271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289-457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505、543、733。）和“火星派”（注：火星派即《火星报》的拥护者。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201、543。）。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
（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
（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注：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545。）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注：《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328、331、389、545。）和《光线报》（注：《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1、545。）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第545页◎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 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注：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该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载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此处列宁是指他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其中载有关于工人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和第418-426页）。–546。）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546。）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
真理派 |
真理派 |
取消派 |
取消派 |
|
捐款（次数） |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
捐款（次数） |
捐款总额（单位卢布） |
| 工人团体…… |
2873 |
18934 |
671 |
5296 |
| 非工人团体…… |
713 |
2650 |
453 |
6760 |
由此可见，到1914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181次，给取消派捐款661次。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5054次，给取消派捐款1332次，即占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注：指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共29名，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328、548。）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注：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由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结束后组成。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而不是法官，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参加布
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
布鲁塞尔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494、548。）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250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注：《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456、549。）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注：《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周刊。1914年9月底-1918年10月1日在柏林出版。–549。）、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1915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注：《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 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549。）第5期上写道：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注：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第148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也将同样卖力气地去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