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写的前言
（1902年12月1日〔14日〕）
为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写的前言
这里转载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石印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工人的演说。这些演说朴实地叙述了工人们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日益增长的愤慨和斗争决心，对这些演说再作什么补充，只会冲淡人们的印象。现在，我们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使成千上万的俄国工人读到这些演说。扎洛莫夫、贝科夫、萨梅林、米哈伊洛夫和他们的同志们在法庭上英勇地维护了他们的“打倒专制制度！”的战斗号召，他们的榜样将鼓舞俄国整个工人阶级去作同样英勇的坚决斗争，争取全国人民的自由，争取向着光辉的社会主义未来奋勇前进的工人运动的自由。
载于1902年12月1日《火星报》第2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65页
致中学生[26]
（1902年12月1日〔14日〕）
我们衷心祝贺学生们坚毅的创举的同时，要向学生们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希望你们努力把自我教育、培养自己成为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目的。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希望你们在加入作战大军的行列时（和加入以前），竭力同地方的或全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最密切的（和最秘密的）联系，这样你们就不致在着手工作时孤立无援，你们就不必从头做起，而只需继续从前做过的事情，使你们能够立刻各就各位，把运动向前推进，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
载于1902年12月1日《火星报》第2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66页
注释：
[26]这篇短评是为中学生南俄组织出版的号召书《致中学生》写的编后记，在1902年12月1日《火星报》第29号上同号召书一起发表。
中学生南俄组织是1902年5月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建立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1902年8月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述号召书，规定该组织的任务是；在中学生中间开展革命工作和文化工作，传播非法书刊。该组织与俄国南部11个城市的中学生保持经常联系，散发过《火星报》，《曙光》杂志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在1902年10月—1903年6月期间印发了约4 000份传单。1904年，该组织自行解散，并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9。
关于“自由社”[27]
（1902年12月15日〔28日〕）
“革命社会党人”先生们对分析意见分歧的实质抱什么态度，从下面即可看出。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公开向“自由社”提出挑战，请他们反驳如下的论点：为了扩展和加强群众工作必须成立“革命家的组织”。那本小册子还对纳杰日丁先生详细说明了，理论上的轻率，纲领上的浮躁（是“革命社会党人”，又象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策略上在革命主义和“经济主义”[28]、恐怖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之间的动摇不定，是十分有害的，是很不体面的。那本小册子直截了当地指出并且证明，“自由社”正在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21页。——编者注］。纳杰日丁先生宁愿回避这种公开的挑战。这位高贵的武夫不是光明正大地进行公开的战斗，而宁愿从组织纠纷的角落进行活动。在“为工人办的杂志”（？？）上，“自由社”不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在暗中低声指摘，嗾使“群众”去反对“革命家的组织”，硬要他们相信《火星报》正在砍掉“经济主义”的“健康的树干”[29]。对实质问题进行争论，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消遣而已。对于“群众”，只要大声号叫反对“发号施令”，说些俏皮话就够了：什么“空肚子和圣灵”，“带钉子的害人靴子”，“蠢猪和笨脑袋”，“衰弱的脑室”和“一副猪嘴脸”，“揪住衣领、打掉牙齿”，等等。（见《评论》第30—35页）我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在继续把“群众性的”书刊降低到浅陋的通俗书刊的水平，由此他们自认有功，要求有权在党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散布瓦解和腐蚀的影响。纲领是骑墙的纲领，策略是骑墙的策略，实际活动是蛊惑人心的活动，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嘴脸。
载于1902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67—68页
注释：
[27]《关于“自由社”》是列宁为1902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30号登载的尔·马尔托夫的《蛊惑家们从派别斗争中取利》一文写的一条脚注。
1902年12月，自由社为支持彼得堡的经济派出版了《工人社会民主主义报刊<评论>附刊》第1期，上面刊登了1902年秋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材料。上述马尔托夫的文章就是为此而写的。
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尔·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建立的，自称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列宁认为自由社属于那种没有基础的集团，它们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在群众中也毫无根基。自由社鼓吹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该社在瑞士出版过两期《自由》杂志(1901年第1期和1902年第2期)。此外，还出版过《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1903年，该社不复存在。——50。
[28]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50。
[29]列宁所指的是刊登在1902年12月《工人社会民主主义报刊<评论>附刊》第1期上的《关于彼得堡来信》一文。——50。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
（1902年12月—1903年1月）
组织委员会[31]的一个委员请求我把我们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时最好能予以答复的那些问题开列清单寄给他。下面，我把这些问题大致开列了一张清单，不过，我先得就这张清单的长短问题说几句。不言而喻，报告最好涉及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切部门，因此，一个理想的报告所要涉及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当然，要提出这样全面的报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我认为，组织委员会尽力使每个委员会或团体了解所有值得代表大会注意的（和对代表大会有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同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更具有成立大会的性质，因此应当竭尽全力使报告更全面，更充实，每个团体提出的报告提纲愈理想，我们的代表大会对整个运动就了解得愈充分，愈准确，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就愈巩固。
各委员会和团体准备报告和讨论这些报告等工作，应在代表大会以前尽早进行。同时，各委员会和团体做到以下几点是极为重要的：第一，在许多成员中间分配起草报告的工作；第二，在拟就报告的每一部分后，立即将该部分的副本（决不要等到拟好报告的全文）送到国外去，即送到可靠的地方去；第三，这项工作不仅要尽量吸收现在的成员而且要尽量吸收过去的成员参加，不仅要尽量吸收现在担任工作的成员而且要尽量吸收现在不担任工作的成员即在流放地和国外的成员参加。可以委托这些人或者就某一组问题起草报告，或者就他们在委员会或团体内工作的那段时间起草报告。这些报告，或者报告的一些部分，可以大大减轻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任务。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代表们应当利用那些对报告中的问题作出了许多答复的党的文献，就是说应当尽力把这种文献加以综合，取其精华，纠正错误，补充和加入因考虑到保密原因而未能刊登出来的东西等等（这项工作要吸收暂时在国外的各委员会和团体的过去的成员参加，这也是十分重要的）。谈到保密问题，这里要补充一点，对某些问题不能作出也不应作出书面答复，因为这样会泄密。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各委员会和团体必须加以考虑、准备和讨论，因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是一定要作的（即使不在代表大会的全会上作，也要向特别委员会作，向中央委员会作，等等）。
为了吸收尽量多的人来草拟报告，最好尽量广泛地散发这份问题清单（连同各个委员会、团体或同志所作的补充），而且只有这些问题和报告是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一点，应当对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密。
最后，有这样一个问题：报告应该包括哪段时间？从形式上说，报告包括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即从1898年到1903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既不完备，时间又太短，而且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举行的，因此报告最好追溯到1898年以前的那段时间。
还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极详尽地列出报告的问题，决不能解释为只有最熟悉运动历史的同志或者一般最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同志才是代表大会最好的代表。代表大会应当在统一运动和把运动大力向前推进方面起实际的作用，最好的代表应当是那些最有毅力、最有威信和最能献身于革命工作的同志，即使新同志也行。报告可以由许多人草拟，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派遣的代表也许可能不止一人：如果这样，特别希望能让大量工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现在我就把问题列出来，这些问题共分为8项或8类（把问题一一分开，甚至分成几类，常常是勉强的，这无非是为了评述的方便，因为所有问题相互之间都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一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现状
1．工业条件和状况的简短说明。当地的（工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等等，也许还有农业的）无产阶级的人数、成分、分布和其他特点。
2．受到社会主义鼓动的工人的范围有多广？哪些区？哪些工厂？哪些家庭工人，等等。尽可能详细地叙述这部分工人自运动开始以来的发展情况。
3．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出过去的罢工，详细地叙述每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最好有综合材料。
4．除罢工外，工人们是否有过出色的抵制行动和其他集体行动［注：是否有过集体声明？公开集会？是否参加过公开的“揭露”？等等。］？关于这些行动的详细情况。
5．过去和现在有过哪些工人小组、储金会、自学团体、工人组织和工会？尽可能全面地叙述所有这类团体，其组织形式、主要成份、人数、存在时间、活动性质，在这方面的试验结果等等。
6．是否有过建立合法的工人团体的尝试？关于每一次这种尝试及其成就、影响、命运、现状和意义的详细材料。也谈一谈祖巴托夫协会。是否有过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团体的尝试？
7．当前危机的影响如何？主要根据工人的材料说明这次危机的特点。失业者，他们的情绪，对他们的鼓动等等。
二地方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历史，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现，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
8．到社会民主党人出现时，是否还有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现在哪里，影响如何？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开始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鼓动？是民意党人？他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如何？
9．单个的社会民主党人或单个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每个小组（根据提出来的大纲），它的意义和对后来的小组的影响。
10．地方小组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其他地方（如城市）的影响如何？国外书刊的影响如何？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的影响如何？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影响。
11．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意见分歧。在1898年的宣言[32]发表以前，是否有过意见分歧？表现在哪里？有没有留下文件？对宣言的反应如何？它引起了什么样的和什么人的抗议或者不满？所谓“经济主义的”观点是怎样出现的？它们是怎样发展和传播的？更确切地有根有据地描述这一点，对地方运动的每一个经济主义“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在对党的各个机关刊物——《工人报》[33]（1897年），国外《工作者》文集及其《小报》[34]，《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火星报》，《曙光》，《斗争》，《生活》[35]等等——的评价上和在各个机关刊物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中，意见分歧是如何表现的？
补11。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是否有过分裂和纷争？弄清楚这些分裂和纷争的原因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2．在地方小组中，派别斗争是如何进行的？只在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进行？还是也在工人中进行？也在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联系的大学生中进行？斗争是否表现为分裂？表现为成立各自独立的小组？斗争是否由于一般的原则问题而爆发？由于传单的内容？由于游行示威的问题？由于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问题？由于五一节提出的要求问题？
较详细地叙述派别斗争的经过、后果和这方面的现状。
三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的组织情况
13．委员会（或团体、小组，如果数量很多，就一一说明）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学生？工人？成员的补充是通过选举（如何选举？）还是通过别的方法？是否有专门的知识分子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是否有专门的技术组、宣传组、鼓动组？是否有专门的写作组、中心组、区小组、地方组、执行组？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章程”（如果有这种章程的话）规定怎样，实际情况又怎样？是否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职能是什么？多长时间开一次？规模如何？如何组织同其他城市和国外的联系（即派专人、专门的小组或者不属于小组的人等等）？如何组织分发书刊的工作？如何组织巡视工作？
从组织工作经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在委员会中，在知识分子中和工人中对组织原则的主要看法是什么？
详细弄清专门的知识分子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工人、手工业者等等）委员会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是特别重要的。
14．工作是否扩展到邻近地区和其他地区？以怎样的形式扩展：是有组织地扩展，还是偶尔扩展？是否有过成立区组织或加入这种组织的尝试？
同其他地方的联系的性质。
区组织产生和工作的历史。区中心委员会的成分如何？它对地方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如何募集经费？是否有区储金会？是否有书刊储存处？区组织对工作的范围、工作的稳定性、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其他等等的影响。
15．委员会的财政情况如何？是否有委员会成立以来全部收支（按委员会的报表，如果有的话）的综合材料？通常的和平均的预算，收入来源的性质，向工人募捐的款项，成员交纳的款项，书刊、晚会的收入，各种捐款，等等（《解放》和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的影响）。
支出的范围和性质：技术方面的开支？人员的生活费？巡视工作的开支？等等。
四地方工作的性质、内容和范围
16．宣传。宣传员（小组）的成份、人数和活动方式如何？他们中间是否有工人？大学生是否占多数？是否有经验较多的同志进行监督和指导？是否有讲演的通用提纲，提纲是否随时修改？工人的反应和他们对某些题目的要求如何？是否有过把报告准备得很好的报告员派到各城市、各地区去的经验？朗读会的成员、人数、次数和情况如何？
17．经济鼓动。传单的印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否计算一下所印发的各种传单有多少份（能否大致计算一下？）？这种鼓动在哪些地区、工厂和劳动部门进行？传单的编写和批准的程序如何？工人是否参加？出版和散发的技术如何？是否有工人书刊投递员？传单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
18．政治鼓动。如何从经济鼓动过渡到政治鼓动？这种过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引起过异议？第一批政治性传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否有一个时期仅仅印发经济性传单？政治鼓动的问题提法和起因是什么？从传单的性质和散发的范围尽量详细地叙述政治鼓动的扩大情况。最好有文件，因为了解政治鼓动的所有情形和所有范围是很重要的。政治鼓动是否只在工人中进行，还是也在其他阶级中进行（参看下面）？传单的编写方法和程序如何？对传单的需要如何？传单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更需要地方性传单还是更需要一般性传单？
19．书刊。散发哪些秘密出版物？把它们列举出来，指出散发的程度，委员会和工人（或者公众）对待每一种出版物（小册子等）的态度以及散发的时间，指出哪些阶层主要需要哪些书刊。
小组中散发书刊和集体阅读书刊的情况如何？哪些东西需要由知识分子来作解释？是否广泛地建立阅读讲解小组？读哪些作品？
20．地方的和全党的机关刊物。地方机关刊物的历史：多长时间出一次？印数多少？编写工作如何安排？材料的收集和保管情况如何？（有无遗失？）地方机关刊物和全党机关刊物的撰稿工作组织得如何？是否有专门的写作组、“记者”？同著作界的联系如何？用什么方法寄送通讯稿？是通过委员会，还是通过私人，范围是否广泛？是否有过利用大学生和被流放的人的尝试？
关于机关刊物的总结和要求。
21．五一游行示威。每次五一游行示威的经过和对将来的教训。
22．游行示威。每次游行示威的综合材料。是否有组织一般游行示威，尤其是组织回击的尝试？是否有组织武装的尝试？工人和一般“实际工作者”对这点的看法如何？
补充和审查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文献。
现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五同其他种族和其他民族的革命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团体的关系
23．是否有其他民族和其他种族的工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进行得怎样？是有组织地进行，还是偶尔地进行？用什么语言进行？同使用其他语言共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的关系如何？最好对这些关系作确切详细的说明。是否有意见分歧？是关于民族纲领的原则问题的意见分歧？还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组织上的意见分歧？为了共同工作，最好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可能有统一的党的机关刊物？联邦制是否理想，哪种类型的联邦制？
六印刷所、交通联络和秘密工作的安排
24．印刷所。开办印刷所的经验。经费开支和所用的人力。生产能力。对本地的印刷所（以便印刷传单？）和许多城市共用的印刷所的需要如何？这项工作的技术、组织、财务和保密等情况。
25．交通联络。过去是否有这方面的联系？有活动吗？每一种活动的经过情况以及关于活动的布置、进程、结果和对未来的展望的详细材料。理想的组织形式。
26．秘密工作的安排。是否有秘密住所？标志如何？是否有暗号？如何取得身分证？这方面的经验如何？在这方面是否有联系？
如何安排约会？
如何监视特务？同特务和奸细斗争的情况如何？斗争的形式，过去的形式和应采取的形式如何？
密码。城市和城市之间、市内以及同国外如何通信？
是否有关于“如何对付审讯”问题的读物？是否需要这种或类似的小册子？
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如何？过去有档案吗？是否保存？现在呢？
七在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联系和活动
27．农民中的工作情况如何？是否有单独的联系？是否有这种联系的详细材料？如何建立联系和如何保持联系？同什么样的农民有联系？同农业工人有联系吗？到农村去的工人的作用如何？
进行过哪些宣传？小册子、传单的散发情况如何？是些什么小册子和传单？成绩如何？
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
28．大学生。是偶然的和个人的影响，还是有组织的影响？是否有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出身于大学生？是否同大学生小组、同乡会、大学生联合会有联系？如何建立这些联系？是通过阅读小组？散发书刊？大学生中的主要情绪和各种情绪转化的经过。
对学潮的态度如何？
大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情形如何？是否事先对这个问题有过商量？
是否有大学生宣传员，如何培养他们？
29．中等学校、中学、教会学校等等以及商业学校的情况如何？同中学生的联系的性质如何？对待他们中间的运动发展新阶段的态度如何？是否作过建立小组和组织学习的尝试？是否有过（或是常有）刚毕业的（或者未毕业的）中学生就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情形？有小组和阅读小组吗？散发书刊的情形如何？
30．同“社会”的联系如何？过去和现在都有联系吗？同哪些阶层有联系？是否通过募集经费和散发书刊建立联系？是否为了建立公开的图书馆，为了收集消息和通讯建立联系？“社会”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有何变化？对社会民主党书刊的需求如何？同官吏、邮电和铁路职员、工厂视察机关、警察局职员、僧侣等的联系如何？
最好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各个委员同各阶层进行个人联系的经验。
31．同军界的联系如何？社会民主党人中服过兵役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作用如何？同军官和士兵的联系如何？如何维持和利用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在鼓动、宣传、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和前几个问题最好有特别详细的材料，因为这是些新问题，并且必须把许多分散的措施综合起来，联结起来。
八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状况，对待它们的态度
32．自由主义派别。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社会中？在大学生中？《解放》，它的传播（在大学生中间？在工人中间？）和影响如何？是否有“解放派”小组？它们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人对《解放》的兴趣和看法。是否利用这个杂志来进行宣传和鼓动？
是否开大会进行辩论？
33．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当地出现的详细经过如何？何时出现？前身是民意党人？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经济主义”的影响如何？社会革命党人同外界的联系的性质如何，同什么样的人联系？他们的小组的性质和成分如何？老战士？大学生？工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情况如何？斗争的进程和进行斗争的方式如何？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团体。这些团体的详细历史，关于这些团体的工作、传单、决议及其他等等材料。
造成社会革命党人力量强大或弱小的特殊条件如何？是否热中于恐怖手段？在大学生中？在工人中？
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工作如何？他们在农民中的联系和活动的性质如何？他们的“土地纲领”的影响如何？
34．其余的集团和派别。“自由社”，“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马哈伊斯基派[36]，工人旗帜派[37]等等。关于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的说明，关于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和工作情况的材料。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72—82页
注释：
[31]指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参看注41)。——55。
[32]指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代表大会名义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59。
[33]《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
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列宁表示同意。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叙述了他参加工作的条件，并随信寄去了他为《工人报》写的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57—174页)。由于该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59。
[34]《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12页)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阿·亚·瓦涅耶夫、米·亚·西尔文、索·巴·舍斯捷尔宁娜等写的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
《<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期。第1—8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第9—10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1898年11月出版。——59。
[35]《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期，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59。
[36]马哈伊斯基派是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派别，由其领导人瓦·康·马哈伊斯基得名。该派敌视知识分子，力图挑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它认为知识分子“垄断地占有知识”，依靠工人劳动而生活，也是寄生阶级，并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极大欺骗”。马哈伊斯基派在伊尔库茨克、敖德萨、华沙、彼得堡等地有一些互不联系的小组，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微不足道，1905年革命以后就无声无息了。——66。
[37]工人旗帜派是指1898—1902年存在于彼得堡、比亚韦斯托克、基辅、格罗德诺、考纳斯等地的革命团体——工人旗帜社的成员，他们大多是从被经济派夺取了领导权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退出的革命工人。工人旗帜派反对工人运动只搞经济斗争，号召无产阶级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但是在组织问题上否定集中制建党原则。工人旗帜派的政治观点不完全一致，其中一部分人倾向于民粹派。各地的工人旗帜社之间也缺乏经常的联系。工人旗帜派出版过3号《工人旗帜报》(第1号于1898年5月在比亚韦斯托克出版，第2号于1900年3月在伦敦出版，第3号于1901年2月7日在基辅出版)和一些小册子，包括纲领性小册子《俄国工人政党的任务》。彼得堡的工人旗帜社曾于1898年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企图联合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与1898年3月宣布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对抗。该社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曾多次组织罢工和传播非法书刊，后被沙皇警察破坏。1901年，工人旗帜派一部分活动家(维·巴·诺根、谢·瓦·安德罗波夫、阿·亚·索尔茨等)加入了列宁火星派；不久，另一部分活动家(波·维·萨文柯夫、伊·普·卡利亚耶夫等)加入了社会革命党。——66。
《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41]
（1903年1月15日〔28日〕）
“四年前，几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个组织计划和一些总的活动原则，这在党所发表的《宣言》中已作了阐明。可惜这个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当时还没有具备为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坚持不懈地为使无产阶级摆脱各种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所必需的因素。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形式本身才刚刚在形成；不久前才踏上斗争道路的社会民主党还正在寻找能最好地贯彻自己的理论观点的途径，它的步伐还不够大胆，不够坚定。作为社会民主党活动基础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罢工，它一迸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就使得许多人眼花缭乱，看不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如此清楚明确的任务和目的，使他们一味醉心于狭隘的工会斗争。另一方面，政府不断采取镇压手段来打击尚未巩固、尚未深深扎下根子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破坏了各种继承性，摧毁了活动的一切传统。
但是这个没有成功的尝试并不是没有影响的。我们的先驱们所遵循的建立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从那时起就成为全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指路明灯和向往的目标。这四年来，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实现最早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这个遗志。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象四年前一样，处于组织涣散状态。
与此同时，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却愈来愈高。如果说党的最早的活动家的任务是唤醒工人群众中沉睡着的革命力量，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把这种觉醒起来的力量引上正路，领导和指导这种力量。我们应当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就听到这样的呼声：‘把我们引向你们号召我们去的地方吧！’如果那时我们还象现在这样分散，这样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那就太可怕了。不要以为我们把形势说得太严重了。谁要是能够透过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深入地探索一下，谁要是能够洞察事物内部发展着的过程，他就不会认为我们言过其实了。
但是，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的，还有其他情况。我们正处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由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活动起来。他们程度不同地意识到必须努力组织起来，以便通过不同的方式参加反对陈旧制度的斗争。祝他们成功！对任何一个参加这场斗争的人，社会民主党当然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必须警惕：不要让这些同盟者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他们手中的工具，不要让他们把社会民主党推出主要的活动舞台，不要让他们夺去反专制斗争中的领导地位，而主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危害前进中的革命斗争，把斗争引入歧途。凡是密切注意近几年来革命斗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危险并不是什么臆想中的幽灵。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面临着任何地方委员会、甚至任何区的组织都不能胜任的重大任务。不论地方组织多么完善，它们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因为这项任务已经超出地方的范围。只有靠团结成为一支集中的、纪律严明的队伍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力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实行统一，该由谁来倡议呢？
彼得堡‘斗争协会’、联合起来的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组织、崩得两个中央委员会（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其他几个组织的代表在去年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代表会议委托某几个组织的代表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把真正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担当起来。
为了执行这项决议，彼得堡‘斗争协会’、《火星报》组织、‘南方工人’社［注：当时也曾建设崩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崩得对这一邀请没有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的代表们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但是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在党的中央机构恢复以前，组织委员会将担负某些全国性的工作（印刷全国性传单，整个的交通联络和技术工作，建立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等等）。
不言而喻，由某几个组织个别倡议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只是对那些已经授予它或者将要授予它全权的组织才具有约束力。对于所有其他的委员会和团体来说，组织委员会只是一个为它们提供服务的局部性组织。
组织委员会毅然担负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它之所以敢于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只是因为统一的工作太迫切，分裂现象太明显，涣散状态的继续存在对整个事业的威胁太大。组织委员会在着手工作的同时认为，它的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组织对它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将是检查它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的准绳。
组织委员会
1902年12月”
※ ※ ※
新成立的我们党的组织委员会的声明本身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就不必多费唇舌去谈论这一步骤的重大意义了。统一，即恢复党的完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紧要的、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困难，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几群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统一，而是所有领导工人运动以唤起居民中整整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去争取独立生活、去进行斗争的人的统一。我们需要的，是在严格的有原则的团结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或大部分委员会、组织、团体、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进行活动，有时是通过各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树立起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念的）都必须自觉地和坚决地去实现的。这种统一不仅不能靠下一道命令来建立，而且也不能只靠与会的代表通过一些决议就一下子建立起来，应当经常不断、一步一步地准备和建立这种统一，也就是说要使全党代表大会能够巩固已做的工作，纠正其中的缺点，将业已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并为今后更广泛更深入的工作奠定和正式确立牢固的基础。因此我们特别欢迎组织委员会以明智审慎而谦逊的态度进行自己的工作。组织委员会并不要求对广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任何约束力，它只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供服务而已。希望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委员会和小组、组织和团体、现在担任工作的人和暂时不担任工作的人（被流放的人等等）都能迅速响应这个号召，争取同组织委员会建立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全力积极支持整个宏大的统一工作。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使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都能同组织委员会建立联系，都能同它团结友爱地一起工作。其次，组织委员会在把筹备和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当作它的首要任务的同时，也担负起为运动提供服务的某些全国性的工作。我们深信，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组织委员会这样扩大职权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这只是扩大提供服务的范围而已，这种服务将满足已经成千上万次地提出过的要求，并不需要谁放弃任何的“权利”，而只想尽快地在实践上消除隔绝状态，来共同安排一系列联合措施。最后，组织委员会断然宣称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和恰当的。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延迟召开代表大会。绝对不是。要是讲到代表大会的迫切性，那么连花一个月时间准备代表大会我们也认为太“长了”。但是，如果考虑一下我们的工作条件，考虑一下我们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反映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这一段时间再延长五倍十倍，也不会使任何一个多少有点经验的工作人员泄气的。
愿尽快统一和恢复党的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成就。让我们不仅用言辞，而且立刻用每个人的行动来表示支持吧。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03年1月15日《火星报》第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89—93页
注释：
[41]这是列宁为《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在1903年1月15日《火星报》第32号上发表而写的后记。
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
1902年3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К．Я．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两名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年8月2日(15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
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1902年12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本卷第80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俄国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В．Н．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А．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16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74页)——74。
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1903年2月4日或5日
1903年2月4日我们接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的信，我们现在马上通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明合会，我们完全同意联合会关于必须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意见。诚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认为组织委员会“不正确地或不确切地把自己的产生说成是私人倡议的结果”这种意见，因为组织委员会是直接以代表会议的决定为根据的（成立组织委员会正是执行了决定）。而且组织委员会是由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组织成立的。如果组织委员会在征求其他党组织的意见以前，没有立即宣布自己是党的正式机关，我们认为这正是证明组织委员会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证明它是有分寸的和慎重的，而这对于严肃的党的事业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要附带说明，我们绝不看重我们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上述分歧，相反，我们完全相信，随着组织委员会工作的开展，这种分歧是容易消除的。
其次，“立刻着手成立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意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完全正当的，因为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还没有直接提出邀请。有人告诉我们说，组织委员会已经给国内的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去信了。我们没有这两封信的原文。但是不管怎样，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已经在上述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就我们这方面说来，不等看到组织委员会这些步骤的结果，就开始行动，未必是明智的。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立即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来信通知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同时把我们希望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立即成立国外分会的意见告诉组织委员会。我们建议等候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的答复。但是，如果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同志认为在接到这个答复之前，就举行崩得国外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的代表的非正式会议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不拒绝这样做。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
从伦敦发往巴黎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3—264页
俄国组织委员会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书的草案[42]
（1903年1月22日或23日〔2月4日或5日〕）
为了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春季代表会议[43]的决定，组织委员会向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44]、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5]和崩得[46]国外委员会建议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
俄国组织委员会的这个国外分会应有如下职权：
（1）深入研究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本身作最后决定；（2）从国外协助代表大会的召开（如筹款、办护照等）；（3）准备实现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统一，这是党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利益迫切需要的。
载于194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94页
注释：
[42]1903年1月22日(2月4日)，列宁收到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信。信中说，联合会认为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国外分会是必要的。1月22日或23日(2月4日或5日)，列宁为同盟起草了给联合会的复信，表示同盟同意联合会的意见，但认为在接到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的邀请之前就成立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是不合适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同时就写了这里收载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书的草案》，并于1月23日(2月5日)将它寄给在巴黎的尔·马尔托夫，让他同当时已抵达巴黎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委员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进行讨论。鉴于联合会成员和崩得分子要求成立与国内组织委员会有同等权力的国外分会，是为了要削弱《火星报》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列宁在1903年1月23日(2月5日)给马尔托夫的信中要求组织委员会把国外分会的职权缩小到最低限度(同上)。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后来组成，其成员是：《火星报》编辑部的列·格·捷依奇、崩得的阿·约·克列梅尔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尼·尼·洛霍夫-奥尔欣。——79。
[43]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2—27页。——79。
[44]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79。
[45]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79。
[46]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9。
论崩得的声明
（1903年2月1日〔14日〕）
我们刚收到崩得的《最新消息》[47]第106号（2月3日（1月21日）），其中一篇报道谈到崩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坚决的和极其可悲的行动。原来，崩得中央委员会已在俄国就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实确切些说，声明是针对组织委员会通告中的脚注的，因为崩得在它声明中所论述的主要只是针对这条脚注的。
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我们的读者都知道，组织委员会在这条掀起（象是由它引起的吧！）一场轩然大波的可怕的“脚注”中曾一字不差地写过如下的话：
“当时也曾建议崩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崩得对这一邀请没有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注：见本卷第76页。——编者注］
请问，还有比这更自然更清白的脚注吗？组织委员会怎么能采取别的态度呢？不提崩得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委员会并没有忽视过崩得，而且只要崩得还按照1898年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不能忽视崩得。而既然没有不提崩得，那就必须说我们是邀请过它的。这不是很清楚吗？更清楚的是，既然组织委员会不知道崩得保持沉默的原因，那它正应该说：“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组织委员会补充说：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这是组织委员会公开坦率地表明自己希望和崩得一起组织代表大会和恢复党的工作。
显而易见，如果崩得也有这种愿望，那只要应我们通过秘密途径和报上刊载的声明所发出的邀请派出代表就行了。崩得不但不这样做，反而跟这条脚注（！！）展开了论战；而且在报上发表的声明中对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单独地专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研究崩得的“论战”以前，在分析崩得的看法以前，我们要最坚决地抗议崩得在报上专门发表声明，因为这一行动违反共同进行革命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规则。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们不愿意在一个共同的组织委员会中工作，那当然不会有人来抱怨你们单独发表声明了。要么你们愿意一起工作，那你们就有义务不向公众单独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把意见提给组织委员会中一起工作的同志，组织委员会只有作为整体才能公开发表意见。
崩得自己当然看得很清楚共同事，它发表声明是直接违反协力进行共同事业的一切规则的，它为了替自己开脱，就强词夺理地说：“既然我们没有可能通过亲自参加会议或参加《通告》的拟订工作来发表自己对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任务的看法，我们就只好发表这个声明，以便哪怕稍微弥补一下这个缺陷。”请问，难道崩得当真想让人相信它“没有可能”给组织委员会写信吗？或者“没有可能”给圣彼得堡委员会、给《火星报》组织[48]、给“南方工人”社[49]写信吗？而派遣自己的代表到上述任何一个组织中去也都没有可能吗？在这些“异常”困难的，也许对崩得这样一个软弱的、没有经验的、失去任何联系的组织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措施中，崩得是否想点办法采取过一个呢？
先生们，不必躲躲闪闪了！这样既不聪明又不体面。你们单独发表声明，是因为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而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是为了想马上表明和贯彻自己那个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同俄国同志的关系的决定，即不是根据1898年的党章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是同它建立联邦制的联盟[50]。关于联邦制和民族问题的论战[51]，是由我们发动的，现在已被搁下很久了，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整个代表大会上得到详细全面的讨论，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俄国同志肯定也都是希望这样做的，可是你们却不这样做，而是破坏共同讨论。你们不是作为彼得堡、南方和《火星报》的同志，希望同他们共同讨论（无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或在代表大会上）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你们是公然作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相分离的一方，向全党提出自己的条件。
俄国谚语说，爱情不能强求。既然崩得不愿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在1898年的代表大会上建立起的正确的、最密切的联系，它当然不会再保持原来的关系。我们并不否认崩得有发表自己意见和表示自己愿望的“权利”（非万不得已，我们一般是不会来谈革命事业中的“权利”的）。但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崩得没有一点分寸，它单独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好是在被邀请参加共同组织（组织委员会）的时候，而这个组织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预先发表任何绝对肯定的意见，它之所以召开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
崩得想挑拨所有对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行啊！对这一点，我们当然不会反对。我们要告诉俄国无产阶级，特别要向犹太无产阶级重复说明，崩得现在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肯定会被时间纠正，被经验纠正，被运动的发展纠正。崩得曾经支持过“经济主义”，助长过国外的分裂，曾经通过决议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对这点我们反对过，斗争过。斗争帮助改正了旧的错误，现在这种错误大概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曾经同醉心于恐怖手段的现象斗争过，看来，这种现象甚至消失得更快些。我们深信，醉心于民族主义的现象也会消失的。犹太无产阶级终究会明白：同俄国无产阶级最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党内，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预先判断犹太人在自由的俄国的演进是否会不同于他们在自由的欧洲的演进，是愚蠢透顶的；崩得只能提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事务方面完全自治这样的要求，而这一点，1898年代表大会已完全确认，从来也没有谁否认过。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崩得的声明吧。崩得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脚注说成是“另有所指”。这是近乎诽谤的谎言。崩得中央委员会隔了几行字自己也承认，“我们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纯属偶然。”而组织委员会是怎么说的呢？它希望崩得代表缺席的原因是偶然的。你们自己证实了这种假设，自己又在生气。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偶然的事情谁也无法事先知道。可见，崩得国外委员会硬说组织委员会知道妨碍出席的原因，这是毫无根据的。总之，崩得国外委员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在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加进了虚构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同中央委员会自己的话直接相矛盾！既然被邀请的是崩得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国外委员会），既然崩得中央委员会自己都说这些缺席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崩得国外委员会又怎么能确定组织委员会知道崩得缺席的原因呢？？
崩得中央委员会说：“我们深信，会议发起人稍加努力，这些偶然的原因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反应……”我们要问任何一位公正的人士：如果有两个打算到组织委员会会合的同志异口同声地都说妨碍他们见面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挑起公开的论战，辩论谁对缺席一事有更多的过错，这是否恰当，是否光彩？我们要指出，我们对崩得的缺席早就表示了（当然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信件中）遗憾，就我们所知，崩得曾受到两次邀请：第一次是写信邀请的，第二次是面托崩得某委员会转告的。
崩得抱怨说，会议以后几乎过了一个月，代表才到。是啊，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应该揭露出来，因为它特别突出地表明，崩得甚至两个月以后还不准备派代表，这是多么遵守时间啊！
代表“没有履行诺言”，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转抄稿或印样在散发以前一定寄来……我们劝我们的俄国同志们同某些人谈话一定要作记录。《火星报》组织也曾经许下诺言要把《通告》的转抄稿和印样给我们寄来，但是转抄稿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而看到印样的时间也比那些同《火星报》组织没有关系的组织成员要迟得多。希望崩得派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责难《火星报》组织违背诺言，就我们来说是否得体？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答应崩得中央委员会要立即写信给负责印刷《通告》的同志，叫他们延期印刷——这才是真正的诺言（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诺言已经履行了，但是延期印刷已经办不到了，因为没有时间同印刷部门进行联系了。
总而言之，组织委员会的发起人写了信，面托某委员会代为转达，又派了代表到崩得中央委员会去，崩得却一连数月没有来过一封信，可不用说派代表了！而崩得竟在报刊上提出责难！崩得国外委员会令人惊奇地断言，会议发起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惊奇”，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目的矛盾极大，他们表现“急躁”（相反，崩得中央委员会却责备他们迟缓！），他们想“给人造成印象”，似乎崩得“漠不关心”！！
我们还要就崩得对组织委员会的如下责难说几句。崩得说组织委员会没有作出如下“唯一正确的结论”：“既然党实际上不存在，那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应当具有成立大会的性质，因此俄国现有的一切社会民主党组织，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其他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应当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崩得力图回避那个使它感到不快的事实，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没有统一的中央，但是它的存在由许多委员会和机关刊物体现出来了，并且有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定，顺便说说，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些以犹太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人，他们还没有发生经济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动摇。崩得正式提出“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建立早已建立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清楚地证明，它正是为了臭名远扬的“联邦制”问题才掀起这场风波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应当由崩得先提出来，在真正的革命者中间也不应当谈什么“权利”。现在摆到日程上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核心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能不同意“一切”民族都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也不能忘记，只有在这个核心形成以后（或者至少是确实巩固了以后），才能考虑扩大核心以及核心同其他组织联合的问题。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还没有坚定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前，同我们联合对“其他一切”民族不会有什么好处！至于“其他一切”民族派代表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是“权利”，先生们！）的问题，取决于组织委员会和俄国各委员会的一系列策略措施和组织措施，一句话，取决于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成功。而崩得一开始就对组织委员会百般干扰，这是历史事实。
载于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95—101页
注释：
[47]《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80。
[48]《火星报》组织是指在俄国活动的火星派的组织。早在《火星报》筹办时期和创刊后的第一年(1900年12月—1901年12月)，《火星报》代办员网就在俄国建立。《火星报》代办员有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克拉西科夫、亚·米·斯托帕尼、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亚·德·瞿鲁巴、尼·埃·鲍曼、伊·瓦·巴布什金等。在彼得堡、普斯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等城市还建立了《火星报》协助小组。当时，火星派活动的内容是：筹集出版经费，投寄通讯稿，运送和传播报纸，解决在俄国印刷《火星报》的技术问题。火星派小组和代办员主要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之间很少来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范围的扩大，列宁提出了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的计划(参看《从何着手？》和《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笫1—10页和第6卷第1—183页)。1902年1只，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弗·威·林格尼克、米·亚·西尔文、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等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除确定了《火星报》组织成员之间以及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联系的方式、筹集经费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外，还规定了火星派在对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地方报刊的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为了实现使各委员会加入《火星报》组织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派人到俄国各个地区去进行工作。结果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宣称自己拥护《火星报》。《火星报》组织积极参加了组织委员会，为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火星报》组织不再存在。——81。
[49]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81。
[50]指1901年4月召开的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说：“代表大会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居住在俄罗斯国家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联邦制联合体，决定让犹太无产阶级的代表崩得作为联邦的一个部分加入该党，并责成崩得中央委员会实现这一决定。”——82。
[51]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刊载了尔·马尔托夫的一篇文章，批评了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犹太人民族自治的纲领性要求和代表大会作出的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互关系方面确立联邦制原则的决定。崩得中央委员会于8月29日(9月11日)写了一封信回答这篇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又将这封信连同它对这封信的答复一起发表在1901年9月10日该报第8号上。论战至此暂时停止。——82。
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
（1903年2月1日〔14日〕）
高加索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52]。我们知道，这个联合会开始自己的实际活动已经半年多了，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亚美尼亚文机关报。我们收到了这家机关报的创刊号。报纸的名称是《无产阶级报》[53]，报头上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字样。上面刊载了好几篇文章、短评和通讯，其中阐明了促使“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立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并大体拟定了联合会的活动纲领。
题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宣言》的社论这样写道：“‘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广泛分布在全俄各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分支，它的活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一致，并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道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其次，作者指出，高加索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这一过程所引起的结果，就其力量之大和范围之广来说，都非常惊人。接着作者谈到了高加索工人运动的现状。在巴库、梯弗利斯和巴统这样一些高加索的工业中心，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巨大，工厂无产阶级人数众多，那里的工人运动已经深深扎根。但是由于高加索工人的文化水平极低，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同业主的斗争自然或多或少带有不自觉的自发的性质。所以需要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分散的工人的力量联合起来，能够使工人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形式，能够培养工人的阶级自觉。这种力量就是社会主义。——随后，联合会在扼要地叙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阐明了自己对待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尤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当前各个派别的态度。宣言中说：“照我们的意见，无论靠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的经济斗争，还是靠局部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彻底摧毁整个现存制度，实行应以无产阶级政治专政为序幕的社会革命，这种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接着，联合会指出俄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敌视一切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制度，并且声明，它最近的任务就是对亚美尼亚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参加整个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联合会不完全否认工人同厂主进行局部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但是并不认为这种斗争具有独立的意义。联合会承认这种斗争，是因为这种斗争能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有助于培养工人的政治自觉和阶级团结精神。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联合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宣言中说：“鉴于俄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它们处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广泛发展地方自治才能保障这些不同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将来在自由的俄国必须建立一个联邦制的〈黑体是我们用的〉共和国。至于高加索，由于它的居民种族极不相同，我们将努力团结当地分属于不同民族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我们将努力建立一个统一而巩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便更有成效地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在将来的俄国，我们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由的自决权利，因为我们只把民族自由看作是整个公民自由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个论点，同时考虑到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高加索居民分属不同的种族，各种族之间又不存在地理上的界限，我们认为不可能把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政治自治的要求列入我们的纲领；我们只要求文化生活方面的自治，即语言、学校、教育等方面的自由。”
我们衷心欢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特别是它在民族问题的正确提法方面所作的卓越尝试。如能把这种尝试进行到底，那就太好了。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当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联合会都拟定得完全正确。这就是：第一，不要求民族自治，而要求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等；第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不过，这两条原则“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还没有完全贯彻。事实上，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能否提出成立联邦制的共和国的要求呢？联邦制是以存在着一些自治的、民族的、政治的统一体为前提的，而联合会却拒绝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联合会如果要做到立论前后完全一致，就应当从纲领中删去成立联邦制的共和国的要求，只提出成立一般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并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提出这类必然导致要求成立自治的阶级国家的要求，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由于当局采用一系列令人愤懑的暴力，当前让我们表演的全国性舞台已经建立起来，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并日益扩大，那么，正是为了成功地同各种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我们应当把深受压迫、最善于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之分散。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这件事本身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的企图。我们一直履行着自己这种否定的义务（对暴力进行斗争和提出抗议），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永远必须遵循的总的基本纲领，应当只是要求公民（不分性别、语言、宗教、种族、民族等等）的完全平等和公民的自由的民主的自决权。至于说到对民族自治要求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须提供的。对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特殊情况并不存在，这是“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自己也承认的。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来谈谈联邦制问题和民族问题［注：见本卷第218—227页。——编者注］。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新成员——“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表示欢迎。
载于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102—106页
注释：
[52]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亚美尼亚第一个列宁火星派社会民主党组织，1902年夏由斯·格·邵武勉、波·米·克努尼扬茨、阿·格·祖拉博夫、A．X．胡马良等在梯弗利斯创立。联合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有密切联系，1902年底并入该委员会。——87。
[53]《无产阶级报》是用亚美尼亚文出版的不合法报纸，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斯·格·邵武勉创办。该报只在1902年10月出版了一号(出版地点是梯弗利斯，为保密起见印作日内瓦)，另外出了《<无产阶级报>小报》第1、2号。根据1903年3月举行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无产阶级报》和《斗争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组织机关报)合并为《无产阶级斗争报》。《无产阶级斗争报》于1903年4—5月开始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1905年7月起增出俄文版。三种文字版的内容完全相同。
《无产阶级报》第1号所载《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宣言》一文是邵武勉写的。——87。
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
1903年2月15日〔28日〕
在“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国外委员会”出版的《最新消息》第105号（1903年1月15日（28日））上《关于一份传单》（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传单）这篇短文中，有下面一个既离奇又重要，而且真正“会引起一些后果”的论点：“犹太无产阶级已形成为〈原文如此！〉独立的〈原文如此！〉政党崩得。”
这点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是新闻。
迄今为止，崩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就在（就在！）《最新消息》第106号上，我们看到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的标题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错，崩得在自己最近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决定更改自己的名称（没有附带声明愿意听取俄罗斯同志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某部分的名称问题的意见），决定把新的联邦制的关系“贯彻”到俄国党的章程中去。崩得国外委员会退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并同这个联合会订立联邦制协定，如果这就叫作“贯彻”的话，那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贯彻了”这种关系。
但是，当《火星报》对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有争议时，崩得自己就非常明确地声明：它只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贯彻自己的愿望和决定，就是说，它坦率而明确地承认：在党没有通过新的章程以前，在党没有确定对崩得新的关系以前，它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部分。
可是现在却突然说犹太无产阶级已形成为独立的政党了！我们再说一遍：这是新闻。
崩得国外委员会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所进行的可怕的不聪明的攻击，也同样是新闻。我们终于得到了（尽管可惜已经很晚了）这份传单，并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对这样的传单进行攻击，无疑是崩得方面的重大政治步骤［注：当然，如果崩得国外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反映整个崩得观点的话。］。这个步骤同宣布崩得为独立的政党是完全吻合的，同时它本身也充分展示了这个新政党的面目和行动方式。
可惜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全文转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传单了（它几乎要占《火星报》两栏的篇幅［注：我们打算在我们即将付印的小册子[55]中，全文转载这个宣言和崩得国外委员会对宣言的攻击。］）；我们只指出，这份出色的传单把社会民主党对锡安主义[56]和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我们马上就要解释，为什么强调这几个字）的犹太工人作了很好的说明。同时，这份传单对犹太工人的感情、情绪和愿望深表关切，完全是同志般的关切，以至特别预先声明和强调指出：“即使是为了保存和进一步发展你们的〈传单是对犹太工人讲的〉民族文化”，“即使是为了纯粹的民族利益”（黑体是传单上原有的），也必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
但是崩得国外委员会（我们差点儿说成新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了）却猛烈攻击这份传单，说它对崩得只字不提。这就是传单唯一的、然而是不可宽恕的弥天大罪。因此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被责备为缺乏“政治观念”。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同志受到责难，说他们“始终没有领会关于建立单独的犹太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的必要性的思想〈多么深奥和重要的思想！〉”，说他们“始终痴心妄想摆脱它（崩得）”；说他们散播关于反犹太主义同资产阶级各阶层及其利益有联系，而不是同工人阶级各阶层及其利益有联系的“〈和锡安主义〉同样有害的神话”。因此劝告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抛弃那种讳言独立的犹太工人运动的恶习”而“承认崩得存在的事实”。
请问：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是否真的就犯了罪？它是否真的非得提到崩得不可？对这些问题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份传单不是对全体“犹太工人”讲话（象崩得国外委员会对传单完全错误地表述的那样），而是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的犹太工人”（崩得国外委员会忘了引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这几个字！）讲话。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没有任何的崩得组织。（对于俄国南方，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曾经作出决定：在犹太组织已经加入党的委员会而不从这些委员会中分出来也能完全满足需要的城市中，一般不应建立单独的崩得委员会。）既然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犹太工人并没有组成单独的委员会，那就是说，他们的运动（和当地的整个工人运动是不可分离的）完全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来领导，该委员会使他们直接共同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党则应当号召他们为全党而不是为党的个别部分工作。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不但不应提到崩得，而且恰恰相反，如果它想宣传“建立单独的犹太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不如说是没有力量的组织〉［注：崩得是在为“没有力量的组织”效劳，例如它使用了这样的说法：“基督教的工人组织”中我们的同志。这种说法和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所有攻击都是同样毫无道理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基督教的”工人组织。那些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从来没有按宗教信仰划分过党员，从来不过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任何时候也不会这样做，即使当崩得在实际上“形成为独立的政党”的时候。］的必要性”（如崩得分子所想的那样），那么，它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不仅直接违反了党章，而且直接违反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团结一致的利益。
其次，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受到责备，说它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不“了解情况”。崩得国外委员会对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表现出真正幼稚的观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在说到近几十年来国际反犹太主义运动的时候指出：“这个运动已经从德国扩展到其他的国家，而且正是在资产阶级各居民阶层中，而不是在工人阶级各居民阶层中到处找到了它的拥护者。”崩得国外委员会却怒气冲冲地说：“这是〈和锡安主义神话〉同样有害的神话。”反犹太主义“已经在工人群众中扎根”，“了解情况的”崩得举了两件事实来证明：（1）工人参加了琴斯托霍瓦的大暴行；（2）日托米尔的12名（十二名！）工人基督教徒的行为，他们参加了罢工，并且威胁说要“杀尽一切犹太佬”。证据确实很有分量，尤其是后一条！《最新消息》编辑部太习惯于利用5人或10人大罢工了，居然把日托米尔12名愚昧工人的行为拿来作为对国际反犹太主义同某部分“居民阶层”之间有联系的评价。这真是太妙了！如果崩得分子不是愚蠢地和可笑地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大动肝火，而是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哪怕去查阅一下他们不久前用依地语出版的考茨基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反犹太主义正是同资产阶级各居民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同工人阶级各居民阶层的利益有确定无疑的联系。只要稍微再想一下，他们就会懂得：不要说几十个，就是几百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其中十分之九还完全是愚昧的工人参加了某次大暴行，当代反犹太主义的社会性质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起来反对（正当地反对）锡安主义者关于反犹太主义永远存在的神话，而崩得这样怒气冲冲地出来纠正，只是搞乱了问题，在犹太工人中散布了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观念。
从俄国整个工人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观点来看，崩得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攻击是极不明智的。从“独立的政党崩得”的观点来看，这种攻击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决不容许把“犹太”工人同“基督教”工人不可分割地组织在一起！决不容许“撇开”崩得，不通过崩得，不提到崩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它的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向犹太工人讲话！
出现这种令人深感痛心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既然在有关犹太无产阶级的事务方面你们要求的不是自治，而是“联邦制”，——你们就不得不称崩得为“独立的政党”，以便有可能不惜任何代价贯彻这个联邦制。但是把崩得称为独立的政党，正是把民族问题上的基本错误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结果不可避免地必然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和全体犹太社会民主党人转变看法的出发点。1898年章程规定的“自治”保证了犹太工人运动可能需要的一切：用依地语进行宣传和鼓动，出版书刊和召开代表大会，提出特殊的要求来发展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满足由于犹太人的生活特点所产生的地方性需求。在其余各方面，都必须完全同俄罗斯无产阶级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为了整个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害怕这样的结合会发生“多数压制少数”，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犹太运动的特殊问题上，正是这种自治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多数压制少数的现象，而在同专制制度、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在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一些各行其是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不应当造成隔阂和隔绝，过后再拿声名狼藉的“联邦制”这种膏药来治疗人为的病痛。
载于1903年2月15日《火星报》第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117—122页
注释：
[55]列宁这里说的小册子后来没有出版。
[56]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犹太资产阶级中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把它看作是犹太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锡安主义即得名于此。锡安主义的中心思想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一个统一的犹太民族，具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因此要“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主义者鼓吹犹太劳动人民同犹太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诱使犹太劳动人民不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同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共同进行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编者提示：1903年7月17日(7月30日) - 1903年8月10日(8月23日) [ 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 ]，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外秘密举行的。大会最初几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后因比利时警察要求大会代表离开比境，于是大会移到伦敦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十三名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组织。每个委员会有权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但有些委员会只派了一名代表。所以四十三名代表一共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7—8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reminiscences-of-lenin/06.htm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1903—1904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reminiscences-of-lenin/07.htm
[182]这个文件是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对代表大会的组成和代表大会上各派力量的对比所作的预计。“票数”这一栏是指每个组织在代表大会上拥有的票数。“到达人数”这一栏是指编制表格时已经到达日内瓦的代表人数。在“＋？－”这一栏里，“＋”号下面的数字表示火星派分子的票数，“？”号下面的数字表示派别不明的代表的票数，“－”号下面的数字表示反火星派分子的票数。在这一栏的个别地方不仅对已到代表而且对应到代表可能采取的立场都作了估计。最后一栏的数字，看来是表示当时火星派的分化，即整个火星派分为“坚定的”（彻底的）火星派分子和“温和的”火星派分子。——378。
[18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未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因为特维尔委员会加入了北方协会，所以由该协会的代表来代表它。——378。
[18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代表没有前来参加代表大会。——378。
[185]高加索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享有的票数不是8票，而是6票。列宁把0改成了6，但没有划掉他先前写的2这个数字。这一栏的总数也未作改动。——378。
[186]列宁把总数改为36以代替原来的数字32。这是考虑到了表中所作的修改，即下诺夫哥德委员会代表（2票）缺席和高加索现有票数为6票（而不是原先写的2票），以及后来补进名单的克里木联合会的2票。——379。
[187]列宁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看来是因为俄国《火星报》组织本应派来的两名代表没有到达。——379。
[188]给数字2打上的特别记号，看来是表示列宁对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能否采取彻底的火星派立场持怀疑态度。——379。
[189]总计数47是在表内某些项目改动前算出的，即仍有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2票，高加索仍为2票（不是后来的6票），后来补进的克里木联合会的2票未算在内。——379。
[190]总数36中，高加索的票数仍按改动前的2票计算。——37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
（1903年9月上半月）
这篇记事是专为我自己的朋友们写的，因此没有征得作者（列宁）的同意而阅读它，就等于偷看别人的信件。
为了便于理解下述的内容，我首先谈谈代表大会的组成，虽说这样谈是提前了一些。大会有表决权的票数是51票（有33位代表每人是1票，有9位代表每人是2票，也就是说，有9位代表是“双票”）[2]。有发言权的人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人，这就是说，代表总数是52人。整个大会过程表明，这些票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下：有表决权的——崩得5票，工人事业派3票（2票代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3]，1票代表彼得堡“斗争协会”[4]），南方工人派4票（2票代表“南方工人”社[5]，2票代表同“南方工人”社完全一致的哈尔科夫委员会），不坚定分子、动摇分子（“泥潭派”[6]，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这样称呼他们，这自然是取笑他们的话）6票，最后，比较坚定、比较彻底地坚持自己的火星立场的火星派分子大约33票。这33个火星派分子原先团结一致一直左右着大会各种问题的解决，但是后来也分裂成了两个小派别，他们是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彻底分裂的：一派大约9票，他们是“温和路线，确切些说是曲折路线”（或者用某些爱开玩笑的人挖苦他们的说法，是女人路线，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主张公正，主张不偏不倚等等（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另一派大约24票，他们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他们无论在策略方面或是在党中央机关的人选方面都坚持彻底的火星主义。
我再说一遍，这样的派别划分，只是到后来，在大会（召开了近40次会议！）快要结束时才最终形成并完全显露出来的。而我提前一步，一开头就把这种派别划分勾划出来。我还要附带说一下，这种派别划分所反映的票数仅仅是个大致的数字，因为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而有一次也在一个大问题上，即在“语言平等”问题上，这在下面将要讲到）票数往往很分散，一部分人弃权，各派互相掺杂起来，等等。
大会的组成是由组织委员会[7]预先确定的。按照大会的章程，组织委员会有权邀请它认为需要邀请的人（有发言权）参加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有与大会组成有关的问题都交给它（委员会）去解决。（这里附带提一下，有一个崩得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常常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纠缠不休，把他们拖到夜里3点钟，而最后还是在每一个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
大会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和谐地同心协力地工作下开幕的。自然，在他们中间小小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有的，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分歧。这里，我们顺便预先提一下，火星派的分裂是大会的主要政治结果之一，因此，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特别注意同这一分裂有关的哪怕是关系并不密切的全部细节。
选举主席团是大会刚开始时极重要的一幕。马尔托夫主张选出9人，每次开会由这9人推选3人主持，而且他还提出一名崩得分子参加这个9人委员会。我主张只选出3人在整个大会期间主持会议，并且要由这3人“严格掌握”。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我和T同志（下面要常常提到他，他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组委会委员）。后者得到的票数其实只比一位南方工人派分子（也是组委会委员）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和马尔托夫在主席团问题上的分歧（从以后的种种事实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并没有造成任何分裂或冲突：问题也象在《火星报》[8]组织中和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通常处理大部分问题那样，就那么和和平平地、自然而然地、“按家庭方式”解决了。
在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火星报》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当然是秘密的和非正式的），讨论了《火星报》组织出席大会代表的代表委托书问题。会议同样和平地、“友好地”解决了问题。我所以提起这次会议，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次会议有两个特点：第一，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是亲密合作的；第二，他们决定在发生怀疑和争论时，由《火星报》组织（确切些说是出席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的权威来解决，当然，这种会议的表决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有一条规定：“取消限权委托书”，每个代表在大会上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个人的信念自由投票，完全不用服从任何组织。这项规定可以说是全体火星派分子一致承认的，而且几乎在《火星报》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由主席大声宣布过。
其次，大会上的第一个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组委会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火星派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并成了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悲喜剧？）的“开场戏”。关于这一事件应当详细谈谈。当大会还忙于制定自己本身的各项规定，还在讨论大会议事规程的时候，这一事件就发生了（顺便说说，由于崩得分子的干扰，由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有意无意地、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讨论议事规程花了许多时间）。组委会事件的症结是：组委会一方面还在大会开会以前就拒绝了要求准许参加大会的“斗争”社[9]的抗议，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支持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组委会突然又在大会上宣布，它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这一事件爆发的经过如下。
还在大会开幕以前，马尔托夫就秘密地告诉我，有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组委会委员的人（我们暂且把他叫作N），决定在组委会里坚持邀请一个人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拟邀请的这个人，据马尔托夫自己说，只有用“反复倒戈的分子”[10]这个词才能说明他的为人。（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的确向《火星报》靠拢过，但是，后来，而且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又跑到《工人事业》[11]那边去，尽管它当时已经处于完全没落的阶段。）我和马尔托夫谈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一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竟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他明明知道（因为马尔托夫事先警告过N同志）这样做对《火星报》是一个直接的打击，但他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同组织商量。N的确向组委会提出过建议，但是他的建议由于遭到T同志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了。T同志当时详详细细地描绘了这个“反复倒戈的分子”整个变化无常的政治面貌。值得注意的是，N的这种做法使得马尔托夫大为震惊，以致于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能和N谈话，尽管过去他们私交很好。N成心同《火星报》作对还表现在：在他的支持下，组委会对《火星报》编辑部提出了警告，这一警告虽然只是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引起了马尔托夫极大的愤怒。此外，来自俄国国内的消息（也是马尔托夫告诉我的），还表明N一再散布国外火星派分子和国内火星派分子闹纠纷的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火星派分子对N采取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而在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组委会拒绝了“斗争”社的抗议，被邀请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委会委员（T和N）异口同声地最坚决地反对（N也在内！！！）“斗争”社。可是，在大会的一次上午会议休息时，组委会突然在“窗边”召开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N赞成邀请。T当然坚决反对，并且声明：在大会的组成问题交给由大会选出的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以后，组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当然，组委会内的南方工人派分子+一个崩得分子+N压倒了T同志，于是组委会的决定成立了。
关于这一决定，T向《火星报》编辑部作了报告。编辑部（并非全体委员出席，但有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在场）当然一致决定在大会上同组委会进行斗争，因为许多火星派分子在大会上已经公开反对“斗争”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退却是不可能的。
当组委会（在下午的会议上）向大会宣布了它的决定以后，T也在大会上提出了抗议。当时，组委会内的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谴责T，责备他破坏纪律（！），因为组委会已决定不得在大会上泄露这件事情的真相（原文如此！）。不言而喻，我们（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那时也强烈谴责组委会，责备他们恢复限权委托书，破坏大会的最高权力等等。大会站到了我们这一边，组委会被击败了，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干预大会组成的权利。
“组委会事件”就是这样。第一，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很多火星派分子在政治上对N的信任（同时加强了对T的信任）；第二，它不仅证明而且十分清楚地表明甚至在仿佛是清一色的火星派中央机关——组委会内，火星派还是这样地不巩固。很明显，在组委会内除了一个崩得分子以外，还有：（1）采取自己特殊政策的南方工人派分子，（2）“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以及（3）只有一部分不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当南方工人派分子希望同《火星报》编辑部就这一不幸事件进行谈话（当然是私下进行）时，——N同志丝毫没有愿意谈话的表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编辑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对南方工人派分子讲，大会彻底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实：党内有许多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专门使《火星报》为难，作出象邀请梁赞诺夫这样的怪事。我对N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发言反对“斗争”社后又作出这种怪事感到非常气愤，我在大会上公开地说：“参加过国外代表大会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4页。——编者注］这些害怕崩得分子“斥责”他们是“《火星报》的傀儡”，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而作出反对《火星报》的政治性怪事的“火星派分子”，当然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马尔托夫试图找N谈话导致了N声明退出《火星报》组织！！这时，火星派分子对N的普遍不信任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N“事件”就转到《火星报》组织去处理。《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对他这种退出《火星报》组织的行为感到很气愤，《火星报》组织为这个问题召开了四次会议。这几次会议，特别是最后一次，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几次会议上，火星派内部主要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最后形成了分裂。
但是，在谈《火星报》组织的这几次会议以前（我再说一遍，这些会议是私下的，非正式的），我要先来讲一讲大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当时还都是同心协力地进行的，这就是说无论在第1项议程（崩得[12]在党内的地位）上、还是在第2项议程（党纲）和第3项议程（批准党中央机关报）上，所有火星派分子的步调是一致的。火星派分子的一致行动，使大会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崩得分子伤心地称之为紧密的多数派！），同时“不坚定分子”（或称“泥潭派”）和南方工人派就在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表现出自己十分不坚定。不完全是火星派的分子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在大会上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火星报》组织的几次会议。在第1次会议上决定请N作解释，并让N自己表示他愿意同《火星报》组织的哪些人谈话。我坚决反对这样处理问题，要求把政治问题（火星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上对N不信任）同个人问题（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N的奇怪行为产生的原因）分开。在第2次会议上，有人宣告说N愿意在T不在场的条件下谈话，虽然据说关于T本人，他并不想讲什么。我第二次提出反对意见，拒绝参加这种谈话，认为不能允许一个非本组织的成员排斥（即使是非常短暂地排斥）一个本组织的成员，何况他并不是要讲该成员；我认为这是N玩弄的可耻的把戏，是打这个组织的耳光：N不相信这个组织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这个组织给他提供一定的条件，他才进行谈话！在第3次会议上，N作了“解释”，但是大多数参加谈话的人都不满意他的解释。第4次会议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大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语言平等”事件。在通过党纲时，曾讨论到语言方面平等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要求如何措辞的问题（党纲的每一条都是单独讨论通过，崩得分子拼命阻挠，以致差不多大会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党纲上面了！）。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动摇火星派队伍的目的，使一部分火星派分子相信了他们的所谓《火星报》不同意“语言平等”的说法；事实上，《火星报》编辑部只是不同意这种在编辑部看来是文理不通的、荒谬的、多余的措辞。斗争十分激烈，大会分成了两半——两个票数相等的部分（有个别代表弃权）。《火星报》（和《火星报》编辑部）方面大约有23票（可能是23—25票，确切数目记不清了）；反对它的也有同样多的票数。问题不得不拖延下来，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方案，被整个大会一致通过。语言平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又一次暴露了火星主义阵地的不稳固，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不坚定分子的动摇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是在这时候，正是马尔托夫一派的火星派分子自己把这些人叫作泥潭派！）和一致反对《火星报》的南方工人派分子的动摇性。感情冲动到极点，火星派分子，特别是马尔托夫分子，对南方工人派说了无数尖刻的话。有一位马尔托夫派“首领”在休息时差一点跟南方工人派分子动起武来，这时我赶紧宣布继续开会（因为普列汉诺夫再三催促，他生怕打起来）。必须指出，在这23名最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中间，马尔托夫分子（即后来跟着马尔托夫跑的火星派分子）也是占少数。
另一个事件是由于“党章”第1条而引起的斗争。这已经是第5项议程，接近大会尾声了。（第1项通过了反对联邦制的决议；第2项通过了党纲；第3项承认了《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注：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根据我的报告在组委会内通过的并得到大会批准的议程，包括下列两个单独项目：第3项“建立或批准党中央机关报”和第24项“选举党中央机关”。当时有一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就第3项提出质问说：我们批准谁？是批准报纸的名称吗？我们连编辑部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于是马尔托夫起来发言解释：要批准的是《火星报》方针，不管编辑部是哪些人；这决不是预先决定编辑部的人选，因为选举中央机关将在第24项议程中进行，并且任何限权委托书都已经取消了。
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关于第3项，在火星派分裂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马尔托夫的解释同我们大家对议程第3项和第24项的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第3项议程结束以后，马尔托夫在大会的发言中甚至不止一次地使用《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这样一个字眼。］；第4项听取了“代表们的报告”，听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因为大会显然已经没有时间了（经费和人们的精力都已耗尽了））。
党章第1条确定了党员的概念。在我的草案中，党员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马尔托夫则提议用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来代替上述加了着重标记的字样。普列汉诺夫赞成我的条文，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证明：为了把干实事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为了消除组织上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可能出现有些组织由党员组成但又不是党的组织这种荒谬现象等等，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马尔托夫则主张扩大党，并讲到广泛的阶级运动要求广泛的、界限模糊的组织等等。奇怪的是，差不多所有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都引用了《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激烈地反对马尔托夫，指出马尔托夫的饶勒斯主义的条文是给那些只渴望既在党内又置身于组织以外的机会主义者敞开大门。当时我说，所谓“在监督和领导下”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领导［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编者注］。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获得了胜利：他的条文被大会通过（大约以28票对23票的多数或大致如此的票数通过，确切票数记不清了）。这是多亏了崩得，他们自然立刻就看到了漏洞所在，把他们的所有5张票都投了出去，通过了“更坏的东西”（《工人事业》的一位代表[13]正是这样说明自己为什么投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关于党章第1条的激烈争论和表决又一次显示了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并清楚地表明：崩得+《工人事业》支持火星派的少数派来反对它的多数派，就能够决定任何一项决议的命运。
党章第1条的争论和表决结束后，《火星报》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第4次）会议。火星派内部在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在他们队伍中引起了分裂：有些人主张选出一个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鉴于《火星报》组织和“劳动解放社”[14]已经解散，以及必须继续完成火星派的工作）；另一些人则主张让南方工人派也参加，并让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占主要地位。有些人坚决反对N当候选人，另一些人则表示赞成。为了争取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召开了16人会议（《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并且，我再说一遍，有发言权的也包括在内）。表决结果：9票反对N，4票赞成，其余的弃权。在这以后，多数派还不愿同少数派宣战，提出了一个调和的5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和一个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其余都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其中——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是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实际上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另外两个则根本没有参加斗争，在人选问题上是绝对不偏不倚的）。赞成这个名单的有10人（后来又增加了1人，变成11人），反对的1人（只有马尔托夫一人！），其余的弃权！这样，调和的名单就被马尔托夫撕毁了。之后，双方各自提出了“对抗的”名单付表决，但是都只得到了少数票。[15]
这样，在《火星报》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分子在两个问题上都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当多数派的一个成员（一个不袒护任何一方的人即主席）在会后去找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调解的时候，他们却宣战了。
马尔托夫派的打算是明显而准确的：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无疑会支持曲折路线的名单，因为在大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之后，每个问题都非常清楚，每个人物的面貌也都非常明显，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不难作出抉择：什么对他更好些，或者说什么对他害处少些。而对崩得+《工人事业》来说，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自然害处少些，而且永远是这样。
16人会议以后，火星派最后分裂了，双方正式宣战。大会上分裂成的两个派别开始各自召开会议，即各自召集所有思想一致者举行私下的、非正式的会议。最初，坚持彻底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有9人（16人中的9人）开会，后来有15人，最后有24人（按有表决权的票数而不是按人数计算）。这样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各种不同的名单已经开始传阅，马尔托夫派的名单立即无可挽回地遭到绝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拒绝，因为这是一张软弱的名单——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候选人在大会上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动摇不定，反复无常，一味蛮干等等）。这是一。第二，向火星派分子说明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做法，使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转到多数派这方面来，再加上马尔托夫不能坚持明确的政治路线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24票就很顺利地、迅速地联合起来，一致坚持彻底的火星派的策略，赞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赞同选出编辑部三人小组（而不是批准旧的、没有工作能力的、界限模糊的编辑部六人小组）。
这时，大会结束了党章的讨论。在这期间，马尔托夫及其一伙又在崩得+《工人事业》的有力协助下，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战胜了火星派多数派，比如在增补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上（这一问题，大会是按照马尔托夫的主张解决的）。
尽管党章遭到了损害，整个党章还是由全体火星派分子和整个大会通过了。但在共同章程通过以后，接下去讨论崩得的章程时，大会以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崩得的提议（即承认崩得为党内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崩得几乎是单独同整个代表大会相对立。当时，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并且声明退出党。马尔托夫派失去了5个可靠的同盟者！接着，当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6]被承认为国外唯一的党组织的时候，工人事业派也退出了大会。马尔托夫派又失去了2个可靠的同盟者！这时，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一共有44票（51票－7票），其中大多数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24票）；马尔托夫派加上南方工人派和“泥潭派”总共只有20票。
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本来应该服从，象坚持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在遭到马尔托夫和崩得的联合打击并被击败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服从，但是马尔托夫分子却放肆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无理取闹，制造分裂。
提出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就是无理取闹，因为只要有一个编辑提出声明，大会就必须对整个中央机关报的人选问题重新进行审查，而不仅仅是批准一下。拒绝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就是一种分裂行为。
先谈谈编辑部的选举。前面已经讲过，议程的第24项是：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而且我在对议程的说明[17]（所有火星派分子和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说明，而且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召开以前老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说明）中，曾在页边上写道：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毫无疑问，选举3人的要求是从编辑部内部提出的，而且编辑部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要求。就连马尔托夫和另一个马尔托夫派首领，也在大会召开以前，在许多代表面前维护过这“两个三人小组”的主张。
在大会开幕前几星期，我曾亲口对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说过，我将在大会上要求选举编辑部；我同意选举两个三人小组，并认为编辑部三人小组可以增补7人（或更多），也可以就只是3人（我特别说明了后者的可能性）。斯塔罗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三人就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有一点对每个人来说一直是很清楚的，即只有这些人可以当选为领导者。只有在大会斗争中恼羞成怒、怨天尤人和丧失了理智的人，才会在事后来攻击三人小组的合理性及其工作效能。旧的六人小组如此没有工作效能，三年来竟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这很难令人置信，但这是事实。45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就编辑技术工作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曙光》[18]上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而在所有45号《火星报》上总共也只写了三四篇文章），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只限于写稿和提出一些建议，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编辑工作。应当选什么人当政治领导者，应当把什么人选入中央——这在大会开了一个月之后，对于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把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搬到大会上来，只能是一种荒谬的制造纠纷的行为。
说它荒谬，是因为它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六人小组被批准，只要有一个编辑部成员（例如我）要求重新审查编辑部，检查它的内部关系，大会就又得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说它是制造纠纷的行为，是因为不批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而重新选举却丝毫不含有侮辱之意。既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大家选举的，那么中央机关报也应该让大家来选举。既然没有谈到批准组委会，那也就不必谈什么批准旧编辑部。
马尔托夫派要求批准的提议提出以后，自然在大会上引起了反对。反对被看作是一种侮辱、欺凌、驱逐、排斥……于是各式各样的可怕故事都编造出来了，现在一些无聊的造谣者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杜撰，就是以这些故事作材料的！
当讨论关于选举还是批准的问题时，编辑们退出了会场。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辩后，大会决定：不采取批准旧编辑部的办法［注：有一个马尔托夫分子这时作了一个非常激动的发言，以致在他的话说完以后，有一位代表就向秘书高声喊叫：请在记录上用一滴眼泪来代替句点吧！最坚决的“泥潭派”分子特别热烈地拥护旧编辑部。］。
这一决定通过后，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才回到会场。这时，马尔托夫就站起来，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他的一伙人拒绝选举，讲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和抱怨的话，谈到什么“党内戒严状态”（是对落选的阁员们吗？），什么“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是对那些以《火星报》名义把梁赞诺夫偷偷塞给火星派，在委员会内说一套，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吗？）。
我在答复他时指出，是政治概念的极端混乱使他们反对选举，反对代表大会改组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页。——编者注。］。
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马尔托夫再次表示拒绝。柯尔佐夫（得了3票）也表示拒绝。于是，大会通过决议，委托中央机关报的两位编辑部成员在找到适当人选时增补第三位成员。
接着选出了三位中央委员，检票人只向大会报了其中一人的名字。同时还选出了（用秘密投票方式）党总委员会[19]的第五个委员。
马尔托夫派及其追随者整个“泥潭派”都没有投票，他们就此事向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
这显然是分裂行为，是破坏大会、不承认党的行为。但是，当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公开声明他对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原文如此！）时，马尔托夫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起来反驳这位代表，当众声明，他对决议的合法性并不怀疑。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以及马尔托夫派）的所作所为同他的这些漂亮的忠诚的话不一致……
接着，大会把公布记录的问题提交“记录委员会”，并通过了11项策略性的决议：
（1）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
（2）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
（3）关于在教派信徒中的工作的决议。
（4）关于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的决议。
（5）关于在审问时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
（6）关于工厂的工长的决议。
（7）关于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8）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斯塔罗韦尔提出的）。
（9）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普列汉诺夫提出的）。
（10）关于社会革命党人[20]的决议。
（11）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决议。
接着，主席作了简短的讲话，提醒大家必须遵守大会决议，最后宣布大会闭幕。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而主观的判断（如说什么侮辱、欺凌、驱逐、排斥、诋毁，等等等等）只不过是受触犯的自尊心和病态的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病态的幻想和受触犯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最可耻的造谣。他们不知道也还没有看到新的中央机关的活动，就散布谣言说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说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刺猬皮手套”，说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拳头”[21]等等。
他们用抵制中央机关的手段来证明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违反党员义务的行为。任何诡辩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抵制是分裂党的行为。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
谁珍视党的工作，珍视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事业，谁就不能容许象对中央机关进行“合理的”、“正当的”抵制这种卑劣的诡辩行为，谁就不能容许因十来个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没有被选入中央机关感到不满而使事业遭到损害，工作陷于停顿，谁就不能容许在私下秘密地通过以不撰稿相威胁，通过抵制，通过断绝经费，通过造谣中伤和散布流言蜚语来影响党的负责人员。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20页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破坏活动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写的。在大会记录于1904年1月公布以前，这篇《记事》是阐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和党分裂的原因的唯一文件。《记事》中的思想在列宁后来的一些文章、信件、讲话中，特别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
[2]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1903年7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作报告以前的材料。当时到会的共有4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代表33名，有2票表决权的代表8名；剩下1名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在第二名代表来到以前暂时也有2票表决权。崩得国外委员会的第二名代表到会以后，从7月22日（8月4日）起，在代表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代表共43名，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35名，有2票表决权的8名。加上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大会代表共有57名；其中2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只参加了几次会议。——1。
[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
[4]这里指的是自称为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彼得堡“工人组织”的代表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关于这个组织，见注138。——1。
[5]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
[6]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
[7]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1902年3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К．Я．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年8月2日（15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1902年12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2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B.H.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A.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16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本卷第274页）。——2。
[8]《火星报》(《Иckp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机关报，人们称之为新《火星报》。——5。
[9]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6。
[10]指伊·瓦·切尔内绍夫。——6。
[11]《工人事业》杂志（《PaбoчeeДeлo》）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6。
[1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9。
[13]指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3次会议上的发言。——12。
[14]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2。
[1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火星报》组织的成员讨论了下列几个中央委员会人选名单：（1）多数派提出的“调和的”名单：B．H．罗扎诺夫（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列·达·托洛茨基（“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只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当时在国内、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2）少数派提出的名单：罗扎诺夫、托洛茨基、维·尼·克罗赫马尔、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罗扎诺夫；（4）少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罗扎诺夫、托洛茨基。进行选举时，罗扎诺夫拒绝列入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因而代之以林格尼克。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多数派的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林格尼克。出于保密的考虑，只向代表大会宣布了诺斯科夫一人的名字。——13。
[16]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1903年10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同盟成了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被撤销为止。——14。
[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0—377页）。——15。
[18]《曙光》杂志（《Зap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6。
[19]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7。
[20]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8。
[21]伊万·伊万诺维奇（伊凡·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以致打了十几年的官司。——19。
最高的无耻和最低的逻辑
（1903年10月1日〔14日〕）
我们在第46号上，转载了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的决议，并对这个决议作了评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03—306页。——编者注］。崩得国外委员会在其9月9日（22日）的专页上，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详细的怒气冲冲的答复。这个怒气冲冲的答复的最重要部分是下面这样一番精彩的表白：“除了最高章程以外〈原文如此！〉，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制定了最低章程”，并把这个最低章程全部引了上去，还在两个附注中作了说明——“屏弃自治”，加入党的其他部分只有得到崩得中央的同意才可以向犹太无产阶级发出号召，这二者“应当作为最后通牒提出”。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决定的。
真是……太妙了，不是吗？崩得代表大会一下子就制定了两个章程，一下子就把自己最高的和最低的愿望或要求，都定了下来。同时，还聪明地（啊，可说是极端聪明地！）把最低章程藏在口袋里。发表出来（在8月7日（20日）的专页上）的只是最高章程，而且公开地、直接地、明确地声明，这个最高章程草案“应当作为讨论崩得在党内地位问题的基础〈请注意这一点！〉提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然，对手之所以特别激烈地攻击这个最高章程，正是因为这是最高章程，是他们所谴责的派别的“最新成就”［注：顺便提一下。由于这个词，《最新消息》[22]曾特别疯狂地攻击我们，这对崩得的论战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词（要求实行联邦制）是两年多以前说的，怎么能说是最新成就呢？《火星报》以为读者就是那么健忘！……冷静点，冷静点，先生们：文章的作者把你们的最高章程称为最新成就，是因为这个词是在《火星报》第46号出版的前两天（大约）说的，而不是两年前说的。］。可是，过了一个月，他们又毫不难为情地从口袋里掏出“最低章程”，并以威胁的口吻加上一个“最后通牒”！
这已经不是“最新成就”，而是真正的最低价格……先生们，只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低价格？你们另一个口袋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最低的最低章程呢？再过一个月左右，它是不是还要出世呢？
我们非常担心，崩得分子对这最高章程和最低章程的全部“精华”领会得很差。先索高价，然后减价75％，并说这是“最后价格”，——买卖不就是要这样做吗？难道买卖和政治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吗？
有的，先生们，我们敢向你们肯定，是有差别的。首先，在政治上，有些政党一贯奉行一定的原则，而在原则上讨价还价是不体面的。其次，如果加入一个政党的人，把自己一些要求看作是最后通牒，就是说，看作是自己作为该党党员的条件，那么政治上的诚实态度，就不是把这个情况掩饰起来，“暂时”藏到口袋里去，而是相反，一开始就公开地明确地提出来。
我们早就向崩得分子宣传过这个浅显的道理。早在2月（第33号），我们就写道：捉迷藏是不聪明的，不体面的；崩得单独出面（发表关于组委会的声明），是因为它想作为一方，向全党提出条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编者注］。由于我们这个估价，崩得当时就向我们大力施展它所惯用的（也可以说是泼妇骂街式的）辱骂伎俩，然而现在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是对的。崩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正是作为一方向全党公然提出最后通牒的！我们一直设法让崩得分子做到的正是这样把问题摆出来，从而证明，这是他们所站的立场的必然结果：崩得分子先是怒气冲冲地提出抗议，接着躲躲闪闪，敷衍搪塞，最后还是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最低章程”。
这是很可笑的，但更可笑的是：崩得直到现在还在敷衍搪塞，还在说“火星派编造所谓崩得想跟俄国党结成联邦制的联盟这个老掉牙的众所周知的说法”是“造谣”。这个说法之所以是造谣，据说是因为崩得提出的党章第1条就公开谈到崩得要成为党的一部分，而不是跟党结成联盟。
太好了，先生们！但就是那一条，不是还谈到崩得是党的联邦的部分吗？整个最高章程不是还谈到协议的双方吗？最低章程不是谈到最后通牒，谈到只有取得加入党的各个部分的一致同意才能修改“主要条文”，而在这方面无论是地方组织还是区域组织都不能认为是党的一部分吗？你们自己说，协议的一方既不能是地方组织，也不能是区域组织，而只能是“象崩得这样的联合的部分”。你们自己举例子说，“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可以成为这样的联合部分，“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党内的话”，——你们聪明地这样补充说。那么，如果它们不在一个党内呢？如果你们所喜欢的各民族组织的联邦，党的所有其他部分都不喜欢，而且坚决拒绝呢？其实你们都很清楚，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自己也公开声明，你们不再提出在各民族联邦的基础上建立整个党的要求了。试问，你们究竟向谁提出最后通牒呢？是向崩得除外的全党提出的，这不是很明显吗？你们没有证明火星派的说法是造谣，而只是暴露了你们的遁词缺乏起码的逻辑。
但是，对不起——崩得分子反驳我们说——我们的最低章程本来就把联邦制也都删掉了！去掉这个“可怕的”字眼，在所谓从最高章程转到最低章程中间，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崩得对原则的冷淡，恐怕从来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这样天真。你们是教条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什么也不能促使你们承认联邦制的“组织原则”。而我们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把问题提到纯粹实际的基础上来”。你们不是不喜欢某些原则吗？真是些怪人！那我们完全可以不提什么原则，我们可以“把第1条写得使它不致成为一定组织原则的宣言”。“问题的关键不在章程前面有关原则的阐述上，而在根据犹太工人运动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条文上。”（9月9日（22日）专页第1页）
这番议论真是天真可爱到了极点，使人真想好好亲吻一下它的作者。这位崩得分子真的以为教条主义者只怕一些可怕的字眼，因此他判定：只要删掉这些字眼，那些具体的条文，教条主义者就根本不会懂得！于是崩得分子就苦心孤诣地制定最高章程，把最低章程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草拟最后通牒第1号、第2号……Oleum et operam perdidisti，amice！我的朋友，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和气力。尽管你们狡猾地（啊，惊人的狡猾！）拿掉了招牌，教条主义者还是可以从最低章程的“具体条文”中看出联邦制的原则来的。从要求不要把党的组成部分局限于任何区域范围上，从自封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注：现在崩得向我们肯定说：“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奇怪！为什么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词，不管是最低章程还是最高章程，都要放进去呢？在俄语里，这个词是有完全确定的意义的。在这里，它既是联邦制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宣言”。我们奉劝看不出民族主义和联邦制之间的联系的崩得分子考虑考虑这一点。］代表上，从要求有“代表”参加党中央委员会上，从不许党中央不经崩得中央同意就跟崩得各部分发生联系上，从要求只有经过党的各部分的同意才能改变主要条文上，都可以看出这一原则。
不，先生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一定组织原则的宣言上，而决不在具体条文上。关键在于选择哪条路，是把历史上形成的崩得的孤立状态合法化，还是在原则上抛弃它，公开地、明确地、坚决地、真诚地走上同全党愈来愈接近、愈来愈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道路？是保持隔绝状态，还是转向融合。这就是面临的抉择。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由崩得自愿地作出选择，因为正如我们在第33号上已经说过的，“爱情不能强求”。如果你们愿意转向融合，那就会放弃联邦制，接受自治。那时，你们就会了解，自治可以使融合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使改组可能带来的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同时使犹太工人运动不会因这个改组和融合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会大有所得。
如果你们不愿意转向融合，那就是坚持联邦制（不管是以最高形式还是最低形式，发表宣言还是不发表宣言），害怕“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崩得的不幸的隔绝状态奉为偶像，一听到消除隔绝状态就叫喊是消灭崩得，找论据为自己的隔绝状态进行辩护，而为了寻找论据，不是抓住犹太“民族”的锡安主义[23]思想不放，就是进行蛊惑宣传和造谣诽谤。
联邦制在理论上只能用民族主义思想来进行论证；我们奇怪的是，还要我们向崩得分子证明，正是那个通过关于存在犹太民族的宣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联邦制的宣言，并不是偶然的。
为了在实际上诋毁融合的思想，只有嗾使不觉悟的懦怯的分子去反对所谓要把各委员会“一刀切”、要它们“没有上面命令一步也别动弹的”《火星报》的“骇人听闻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组织计划。多么可怕！我们毫不怀疑，所有的委员会都会马上起来反抗这种“刺猬皮手套”和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拳头”等等……但是，先生们，你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个残暴的组织计划的呢？是从刊物上吗？你们为什么不加以引用呢？还是从最确实地了解这个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24]的一切详情细节的在党内专门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嘴里知道的呢？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因为只要有起码的逻辑，就不会把这样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一种是必要的要求，以便使中央“有可能了解每一个党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9页。——编者注］，一种是用来吓唬人的明显的诽谤之词，说什么中央要“包办一切”和“管制一切”。还有：“地方和中央之间”，将有一些“松散的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猜想：我们善良的崩得分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一点，将来有机会还需要跟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然而，最糟糕的是，不光地方，就连中央都要起来反抗。诚然，中央还没有诞生[25]，但那些长舌妇不仅确切地知道它的生日，而且知道这新生儿的整个命运。看来，这将是一个“受一帮著作家操纵的”中央。你看，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不花什么本钱的斗争手段吗？崩得分子在这方面不是头一份，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份。要揭露这个中央或组委会的错误，就要找到证据。要揭露某些人不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而是受别人的操纵，就要敢于出来公开控告，并向全党对这种控告负责！所有这些，代价都太大了，从任何意义上讲代价都太大了。而长舌妇的胡说八道却是不花什么本钱的……也许还有人上钩呢。一个人（或机关）受人“操纵”，随人摆布，成为《火星报》的走狗、傀儡和仆从，这个名声确实不大好听……我们可怜的未来的中央啊！它能求谁来保护自己不受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呢？也许可以求“独立的”和不会受到任何“怀疑”的崩得分子吧？
载于1903年10月1日《火星报》第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23—29页
注释：
[22]《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23。
[23]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犹太资产阶级中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把它看作是犹太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锡安主义即得名于此。锡安主义的中心思想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一个统一的犹太民族，具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因此要“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主义者鼓吹犹太劳动人民同犹太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诱使犹太劳动人民不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同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共同进行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26。
[24]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意为极端专横和残暴的统治。阿·安·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现。——27。
[25]列宁在这里说“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诞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于1903年8月7日（2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27。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26]
（1903年10月13日〔26日〕以前）
在多次个别解释失败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自己有义务以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名义向你们发出正式通知。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参加编辑部和拒绝为《火星报》撰稿，《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拒绝撰稿，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抱敌对态度，这一切使这个所谓的“反对派”同全党的关系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消极地逃避党的工作，“抵制”党中央机关（例如从《火星报》第46号起停止为该报撰稿，以及布柳缅费尔德同志退出印刷所），硬用“集团”的名义同一位中央委员[27]谈话，违反党章规定激烈地攻击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中央机关的人选，坚持以更换人选作为停止抵制的条件，——所有这些行为不能认为是与党员的义务相符合的。所有这些行为几乎已达到直接破坏纪律的地步，并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党章中）关于委托中央委员会分配党的人力和经费的决议化为乌有。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醒所谓的“反对派”的全体成员注意他们的党员义务。不能而且也不应当由于对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而采取不正当的行动，不管这种不满是由个人的愤慨引起的，还是由在某个党员看来是严重的分歧引起的。如果有某些人认为中央机关犯了什么错误，那么所有这些党员就有义务向全党指出这些错误，首先是向中央机关本身指出这些错误。为了对党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样应当极其细心地研究这些意见，不论它们是谁提出来的。然而所谓的反对派既没有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直接而明确地指出什么错误或者对某件事情表示不满和反对；马尔托夫同志甚至拒绝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最高机关党总委员会，虽然只有在这个岗位上他才有可能向党揭露他在中央机关工作中所发现的错误。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坚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不会允许用非法的、秘密的（对党保守秘密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施加压力和进行抵制的方法来影响它所建立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只要党不解除它们的职务，它们将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委托给它们的全部任务。“抵制”这种做法丝毫不能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离开它们遵照党的代表大会的意旨所走的道路。这种做法只会给党的某些工作部门带来一些小麻烦和大损失。这种做法只能表明那些还要这么做的人不了解党员的义务，并且在违反党员的义务。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30—33页
注释：
[26]《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告反对派成员书草稿》有两个稿本。一个稿本（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第308—310页）没有结束部分。另一个就是本卷刊载的稿本，比较完整。这个号召履行党员义务的告反对派成员书本来是准备寄给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亚·尼·波特列索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孟什维克反对派领袖人物的，可能由于在1903年10月中旬召开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同孟什维克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没有发出。——29。
[27]这位中央委员是弗·威·林格尼克。——29。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903年10月14日〔27日〕
在开始报告以前，列宁谈了上次会议上的争论，即关于火星派分子在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可以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他是这样解释昨天的大会决议的：报告人只能在最低限度内涉及记录上没有记载的事实[33]。因此，当他谈到《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所举行的会议时，只打算谈表决的结果。
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叙述了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那一段时期的情况。他说，在负责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中，火星派分子占优势，因此它的活动是遵循火星派方针进行的。但还在大会筹备期间，就已暴露出组委会远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首先，这个委员会内有一个崩得分子，他竭力利用各种借口阻碍召开遵循火星派方针的代表大会；这位组委会委员始终执行他自己的路线。组委会里还有两个“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虽然他们也自称为火星派分子，他们在经过长时间谈判之后甚至声明拥护《火星报》，但是毕竟不能承认他们真是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参加组委会的火星派分子本身也不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指出组委会关于限权委托书问题的决定也很重要。这个问题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发生了，当时决定限权委托书必须取消。编辑部也很明确地表示对这个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这项决定对编辑部本身也是适用的。当时决定：在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上，任何党员和任何编辑部成员都不应当受他对委派他的组织所负的任何义务的约束。鉴于这项决定，我给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议程草案，并附有说明；这个草案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在这个草案第23条的页边，我作了各选3人到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说明。[34]同这一条有关的还有一件事。由于原来的编辑部由6人组成，所以一致同意通过下列决定：如果在大会期间需要召开编辑部会议而票数双方相等，那就邀请巴甫洛维奇同志作为有表决权的一员参加会议。
远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代表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了。组委会给他们提供了预先认识各位编辑的机会。很自然，火星派分子希望在代表大会上能够团结起来，步调一致。为此，同报到的代表进行了个别交谈，还召开会议以求得观点一致。在这些会议上，某些代表的面目便充分暴露了。例如在一次会议上，当我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35]以后，一位矿区的代表以波兰社会党[36]的观点发言，暴露了在看法上极端混乱。
这就是大会召开以前的情况。
现在我来说明一下，既然同盟选出了两名代表，那我怎么会成了同盟的唯一代表。本来《火星报》国内组织[37]也应该派遣两名代表，但是一个代表也没有到会。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召开的一次火星派的会议上决定：同盟选出的两个代表之一应该把代表委托书交给另外一个代表，而自己充当《火星报》组织的代表，持有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如果国内选出的代表到来，则将《火星报》组织的两张代表委托书交出一张给这个代表。由于同盟起的作用不大，我和马尔托夫自然都愿意当《火星报》的代表。这个争执我们用抽签方法解决了。
第一个预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代表大会主席团的选举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一些分歧（尽管分歧不大）。马尔托夫坚决主张选举9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崩得分子。而我则认为必须选出一个能够执行坚定不移的政策、在必要时甚至能够使用所谓“刺猬皮手套”的主席团。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巴甫洛维奇。
除了5个崩得分子以外，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两个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以及几乎经常跟着他们投票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一个代表。这些人一开始就竭力拖延讨论。仅仅讨论大会的议事规程一项，就花了很多时间。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也争论不休，接连开了好几次会。一个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崩得分子，也同样拖延时间。他处处阻挠会议的进行，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同意该委员会（我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总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有人指出这样会使大会拖延的时候，这位崩得分子回答说，“就让它拖延好了”，并且表示准备在委员会内坚持开会，无论开多少时间都可以。因此代表资格审查的工作一直拖到深夜才结束。
在代表大会头几天的会议中，就发生了组委会事件。按照组委会所拟订的章程，只有“党的著名活动家”才能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被邀请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拒绝了“斗争”社提出的关于承认它的代表委托书的请求。在这个委员会内有两个组委会委员，他们坚决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当委员会的报告人把这项决定向代表大会传达时，引起了一场“赞成”和“反对”的长时间的争论。有一位火星派分子在会上发言，认为决不应当邀请“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因为这个社一味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钻空子，到处制造纠纷，等等。（托洛茨基：“你何必不说出发言人的姓名，这话是我说的。”帕·阿克雪里罗得：“显然，报告人认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不错，这样尖锐地评论“斗争”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是否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争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没有赶上大会开幕而刚刚到会的“南方工人”社代表[38]要求休会5分钟，以便了解有关争论问题的全部情况。在大会决定休会以后，组委会的委员在窗子旁边就地举行了会议。应当指出，还在大会开幕以前，组委会的某些委员就已经对编辑部有些不满。例如，组委会中的那个崩得代表，对于编辑部事先未经组委会许可而用自己的名义并代表组委会送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500马克作为选举经费这件事，就曾经感到非常愤慨。在不能及时同国内同志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本来是十分自然而没有过错的，但这个崩得分子认为这是国外编辑部不征求组委会同意而任意使用它的名义。当时有人甚至向组委会建议对编辑部提出警告，组委会也这样做了，因为《火星报》组织的一个原来的成员NN同志赞同这个崩得分子的意见。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马尔托夫的时候，他很气愤，说这真是“卑鄙无耻”。（马尔托夫：“不，我没有用过‘卑鄙无耻’这个词”）准确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当时马尔托夫还说，他“决不就此罢休”。我劝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好保持缄默，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组委会在窗子旁边开过会议以后，它的成员之一巴甫洛维奇同志便告诉主席团的其他两位委员说，根据那个迟到的“南方工人”社代表（也是组委会委员）的提议，组委会以多数票（除他反对外）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邀请“斗争”社的代表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巴甫洛维奇同志坚决反对这项决议，由于已经取消限权委托书，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大会上对这项决议提出异议。我们这些主席团成员以及编辑部成员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都感到非常气愤。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组委会委员NN同志，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自己曾反对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而现在在组委会的会议上却同意邀请他出席大会。现在他自己把梁赞诺夫拉到大会上来。这样我们就上了圈套。因此我们决定坚决反对组委会这项令人愤慨的决议。许多代表都表示反对这项决议。我在就这件事发言时说：“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在欧洲的代表大会上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我当时说这句话是指《火星报》组织的成员NN。当巴甫洛维奇同志通知大会说他反对组委会的这项决议时，“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认为这是破坏纪律，是瓦解组织的行为等等，并要求大会对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这种行为给以应有的惩罚。但是我们驳倒了所有这些说法。组委会的多数被击败了。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代表大会已经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后，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已无权干预大会的组成。邀请梁赞诺夫的提议被否决了。但是在大会闭幕以后，我还听到某些火星派分子质问为什么不批准“斗争”社的代表参加大会。（捷依奇：“我在大会上就说过这样的话。”）一点不错，在其他问题上（这我以后还会谈到），捷依奇同志有时也不和其他所有火星派分子一起投同样的票，例如在语言平等问题上就是这样。现在某些火星派分子还发表这样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见，认为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应当反映出党内的种种动摇倾向和幼稚观点。某些不坚定的动摇的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如果认为一切自称火星派分子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火星派分子，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还有些火星派分子甚至以火星派分子的称号为可耻。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给《火星报》设置种种障碍，阻挠《火星报》的活动。《火星报》已经享有声誉，火星派分子的称号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这并不妨碍许多人依然故我，还是《火星报》被许多委员会承认以前那个老样子。这类不可靠的火星派分子给《火星报》造成了许多危害。如果他们直接地公开地同《火星报》作斗争倒还好……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
党代表大会的第2项议程是讨论党纲。《工人事业》的支持者、崩得分子和在大会期间被取名为“泥潭派”的一些代表，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关于党纲的辩论拖延得令人难以置信。光是阿基莫夫一人就提出了不止10条修正案。争论几乎都发生在个别词上，发生在该使用这个还是那个连接词上。参加纲领草案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崩得分子完全有根据地问道：我们究竟审查谁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呢，还是阿基莫夫提出的？——当时要讨论的修正案实在太多了。这些修正案都是无足轻重的，结果党纲未作任何重大修改而被通过了。可是，关于党纲的辩论却用了将近20次会议。可见大会的工作效率由于各种反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采取反对立场而低到了什么程度。
继组委会事件之后，在大会上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关于语言平等的事件，或者象人们在大会上用讽刺的口吻所说的“关于舌头自由”的事件。（马尔托夫：“或者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笑声）不错，也可以叫作“关于驴子”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党纲草案中规定，全体公民，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等，都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崩得分子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在党纲中规定每个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以及在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内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一个能说会道的崩得分子在发言中拿国家种马场做例子，普列汉诺夫针对他的意见指出，谈论种马场没有必要，因为马不会讲话，“只有驴子才会讲话”。崩得分子为此感到不快，显然认为这是拿他们开玩笑。
在语言平等问题上，第一次出现了分裂。除了崩得分子、工人事业派、“泥潭派”以外，赞成“舌头自由”的还有一些火星派分子。在这个问题表决时，捷依奇同志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奇、不满和气愤；他一会儿弃权，一会儿又投票反对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总算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友好地得到了解决。
一般说来，在大会的前半期所有火星派分子是一致行动的。当时，崩得分子说有人在制造反对他们的阴谋。一个崩得分子在发言中用“紧密的多数派”来形容代表大会。为了回答这种说法，我表示希望我们全党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多数派。［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8页。——编者注］
大会的后半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这时起开始了马尔托夫的历史性的转变。这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无足轻重的分歧了。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马尔托夫对当时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马尔托夫同志背离了他过去所遵循的路线。
议程的第5项是讨论党章。关于党章第1条，我同马尔托夫在委员会内就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坚持不同的条文。我提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但马尔托夫认为，除了前两个条件以外，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监督下进行工作就够了。我坚持自己的条文，并指出，除非放弃集中制的原则，否则我们决不能给党员下其他的定义。承认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是党员，就等于反对党的任何监督。马尔托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同《火星报》原则完全抵触的新原则。马尔托夫的条文扩大了党的范围。他的理由是：我们的党应当成为群众的党。他给各种机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把党的范围扩大到了完全模糊的地步。在目前条件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难划清革命者和空谈家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必须缩小党的概念。马尔托夫的错误在于：当已经发现甚至在代表大会上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搞阴谋的时候，他给各种坏分子敞开了党的大门。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机会主义。他的条文把杂音加进了党章：每个党员都应当受组织的监督，以便使中央有可能了解每一个党员。我的条文则是要促使组织起来。马尔托夫同志贬低了“党员”的概念，而我认为必须把它提得很高很高。《工人事业》、崩得和“泥潭派”都倒向马尔托夫一边，在他们的赞助下，他的党章第1条条文被通过了。
于是，马尔托夫就说有人散布关于他的“可耻的谣言”。但是，指出马尔托夫同谁联合，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当我同布鲁凯尔同志联合的时候，我自己也遭受过同样的谴责。当马尔托夫给我一张写着“看看是谁和你投同样的票”的纸条时，我丝毫不以为是侮辱。其实，我同布鲁凯尔的联合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可是马尔托夫同崩得的联合是长期的。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因为它意味着陷入泥潭。这一点我曾提醒过马尔托夫，而我们的反对者们则象一个人似地跟着马尔托夫走，以各种动听的理由为这个错误辩护。但最危险的并不是马尔托夫陷入了泥潭，而是他偶然陷入泥潭之后不设法爬上来，而且愈陷愈深。崩得分子觉得自己成了左右局势的人，因此便把自己的烙印打在党章上。
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多数派，只是这个多数派是由马尔托夫分子加“泥潭派”加《工人事业》和崩得中的紧密的少数派组成的联盟。这个紧密的多数派是反对火星派的。一个崩得分子看到火星派内部发生争吵便说：“当领袖们打架的时候进行争论，那是很痛快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崩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会场。他们乃是左右局势的人，他们还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很可能他们是受到限权委托书的约束。
党章第1条遭到破坏以后，我们不得不打个双结把被打破的罐子尽可能紧地扎起来。我们自然担心我们会受到暗算，陷于困境。因此有必要实行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以便保证党中央机关行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斗争。必须做到，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再发生组委会所发生的事情。必须组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忠实的火星派内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失败了。关于中央机关成员的相互增补的条款被否决了。在“泥潭派”支持下的马尔托夫所犯的错误，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时起，他们的联盟便完全形成了，而我们面对失败的威胁，不得不把我们的枪炮装上双倍的弹药。崩得和《工人事业》坐在那里运用自己的投票权决定大会的命运。因此就发生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现在来谈一谈《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主要是讨论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在《火星报》组织的整整四次会议上，都是就NN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一部分火星派分子主张对NN表示政治上不信任，但这不是就这个词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的，因为根本没有人把任何污辱之词加在NN头上，而只是就NN是否适于当火星派内阁成员这个特定的意义讲的。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在最后一次16人参加的会议上，有9人反对NN，4人赞成，其余的人弃权。在这次会议上也讨论了内阁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
马尔托夫和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名单”，我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不希望代表大会上的票数分散，因此决定提出一个折中的名单。我们作了种种让步：我同意把两个马尔托夫分子列入名单。少数派不同意这样做。此外，“南方工人”社的代表不愿意列入我们的名单，而同意列入马尔托夫派的名单。于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竟要由“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这个局外人来决定。在火星派分裂以后，我们不得不集合自己的同道者，大力进行鼓动。崩得的突然退出，立刻改变了整个形势。由于他们退出大会，又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成了多数派，因此我们把自己所需要的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这就是造成分裂的情况。马尔托夫知道我会坚持选举编辑部的主张，便向代表大会提出批准《火星报》全部原来的六位编辑部成员的问题，真是太笨拙了。这等于把选举编辑部的问题变成对编辑部的某些人表示不信任的问题。
选举在星期六5点钟结束。接下去我们开始讨论决议案。我们只剩下几个小时来进行这项工作了。由于“泥潭派”的阻碍和拖延，我们不得不从议程上取消许多重要项目；例如，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讨论所有策略问题。
大会对各个决议案的态度非常一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调和情绪占了优势。我们觉得，马尔托夫并没有把已经发生的分歧看作一个重大问题。当“南方工人”社的一个代表提出选举的合法性问题时，他甚至说少数派是服从大会的一切决议的。所有的决议案都和平地友好地通过了；只是在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上发生了分歧。这项决议案含糊不清，而且又表现出了机会主义。我们表示反对，并力争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项决议。
对代表大会的总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在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我们曾陷于不能工作的境地。结论是：“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样的朋友”，就是说摆脱冒牌火星派分子。马尔托夫完全不了解这种形势。他把他的错误立场提高为一种原则。马尔托夫关于多数派造成了“戒严状态”的断言，显然是同党的真正需要抵触的。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妨碍工作的分子，使他们不能给党造成损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党的中央机关之间要完全一致的原因。
大会前半期与后半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整个大会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四大类，这就是：（1）组委会事件；（2）关于语言平等的争论；（3）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4）党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的斗争。
在大会前半期，我们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组委会、崩得、《工人事业》以及“泥潭派”，大会的后半期马尔托夫偶然陷入了泥潭。可是现在，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已经不是偶然陷入泥潭，而是真正陷入泥潭了。（掌声）
注释：
[33]这个决议是根据尔·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决定请列宁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的报告中涉及他们认为需要涉及的一切东西。”——38。
[3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草案中，第23条后来被列宁改为第24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7页）。——39。
[35]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后来由列宁整理成一篇文章《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发表于1903年7月15日《火星报》第44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8—226页）。——39。
[36]这个代表是约·尼·莫申斯基。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9。
[37]《火星报》国内组织是指在俄国活动的火星派的组织。早在《火星报》筹办时期和创刊后的第一年（1900年12月—1901年12月），《火星报》代办员网就在俄国建立。《火星报》代办员有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克拉西科夫、亚·米·斯托帕尼、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亚·德·瞿鲁巴、尼·埃·鲍曼、伊·瓦·巴布什金等。在彼得堡、普斯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等城市还建立了《火星报》协助小组。当时，火星派活动的内容是：筹集出版经费，投寄通讯稿，运送和传播报纸，解决在俄国印刷《火星报》的技术问题；火星派小组和代办员主要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很少来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范围的扩大，列宁提出了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的计划（参看《从何着手？》和《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和第6卷第1—183页））。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弗·威·林格尼克、米·亚·西尔文、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等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除确定了《火星报》组织成员之间以及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联系的方式、筹集经费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外，还规定了火星派在对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地方报刊的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为了实现使各委员会加入《火星报》组织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派人到俄国各个地区去进行工作。结果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宣称自己拥护《火星报》。《火星报》国内组织积极参加了组织委员会，为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火星报》国内组织不再存在。——39。
[38]指大会代表叶·雅·列文（叶戈罗夫）。——41。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
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
崩得用这个标题发表了《工人呼声报》[45]第34号上一篇文章的译文。这篇文章和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唱的是同样的调子，可以看作是对决定的正式说明。文章试图系统地阐述各种论据，以便得出崩得“应当成为党的联邦部分”这一结论。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开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联合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联合呢？1898年的宣言[46]认为自治原则是实现联合的基础。作者分析了这个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把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仅仅了解为鼓动方式问题（适应犹太人的特殊语言、特殊心理、特殊文化），那将是技术性的（？）自治。但这样的自治意味着取消任何独立性，因为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都享有这种自治权，而把崩得和委员会划等号就是否认自治。如果把自治了解为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的自治，那么取消崩得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的任何独立性也是荒谬的；在纲领性问题上的独立性一定要以崩得本身在党中央机关里的代表权为前提，即不是以自治而是以联邦为前提。崩得在党内地位的牢固的基础，应当到俄国犹太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个历史向我们表明，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所有组织融合成了一个联盟——崩得，它的活动范围从立陶宛扩大到波兰，然后又扩大到俄国南部。可见，历史破除了一切地域壁障，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原则就是：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不是什么凭空臆造（？）的东西，而是全部犹太工人运动历史的产物。而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自然只能在党内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才能加入党，因为犹太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全世界无产者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各民族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的犹太民族的一部分。最后，联邦最好地表现了党的各部分之间的紧密团结，因为联邦的主要标志就是党的每个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党的事务；这样，党的各个部分都感到自己有平等的权利。自治则以党的各个部分没有权利、对共同事务漠不关心、以及相互间的不信任、摩擦和冲突为前提。
作者的论据就是这样，我们转述的几乎完全是他的原话。这种论据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一个是一般性的理由，就是说，自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从党的各部分紧密团结的角度看来是不适宜的；一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最后，认为犹太无产阶级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可见，作者打算依据的既有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有历史的教训，也有民族的思想。作者努力（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从各个方面来分析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阐述就把崩得在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明朗化了。
据说，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党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是直接参与共同事务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它们是无权的，因而不参与整个党的生活。这种论调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数学家所说的数学上的诡辩，比如证明（用乍一看来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证明）二二得五，部分大于整体等等，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数学上的诡辩还编成了集子出版，这种集子对小学生会有些用处。但对企图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人，我们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向他们说明这样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诡辩：对“党的一部分”一词，在同一段论断中间，前半段和后半段理解就不相同。在谈联邦的时候，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不同地区的组织的总和；在谈到自治的时候，又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每个单个的地方组织。如果把这两个仿佛相同的概念放到一个三段论法里，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二得五。如果崩得分子还不清楚他们的诡辩的实质，那他们看一看自己的最高章程，就可以看到：正是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地方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是间接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才是直接的。不，我们的联邦主义者们最好不要再谈什么“紧密的团结”了！如果否认联邦意味着党的各个部分互相隔绝而自治意味着它们的融合这个原理，那只会惹人发笑。
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自治和技术性的自治，从而证明自治的“逻辑上的混乱”，这种做法也并不高明。这种分法本身就十分荒唐。为什么在犹太工人中进行鼓动的特殊方式问题可以叫作技术性问题呢？语言、心理、生活条件的特点跟技术有什么相干呢？在比方涉及要求犹太人享有公民平等权利的一些纲领性问题上怎么能谈独立性呢？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只提出全体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基本要求，不管职业、地区、民族、种族的差别如何。而由于这些差别，同样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这个要求，在某一地区进行鼓动时，要反对某一种不平等，在另一地区或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鼓动时，就要反对另一种不平等，等等。同样一个纲领性条文，在国内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文化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关系的不同，运用起来也就不同，等等。就同样一个纲领性要求进行的鼓动，也要适应所有这些差别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因此，在专门涉及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上，自治就意味着要由相应的组织自行确定：为实现共同纲领而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采取什么鼓动方式。整个党、党的中央机关制定的是纲领和策略的共同的基本原则；至于实际贯彻和宣传这些原则的各种不同方式，则由隶属于中央的各党组织根据地区、种族、民族、文化等差别而自行规定。
试问，这种自治的概念难道还不清楚吗？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和技术性的两种岂不完全是故弄玄虚吗？
请看我们所探讨的这本小册子是怎样“从逻辑上分析”自治这个概念的。小册子在谈到作为1898年宣言的基础的自治原则时写道：“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原文如此！！〉一些被认为是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一般问题一开始，崩得的自治也就宣告结束……所以，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是双重的：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和一般的党委员会相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要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维尔纳的犹太工人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乌法的巴什基尔工人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要求。这是否就是“从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呢？提出一些消灭特殊形式的不平等的特殊要求，来贯彻关于权利平等的共同要求，这难道是什么从一般问题中分离出特殊问题吗？特殊要求不是从纲领的共同要求中分离出来，提出这些要求正是为了实现纲领的共同要求。专门涉及维尔纳的犹太人的问题同专门涉及乌法的巴什基尔人的问题二者倒是可以分离的。全党的任务，党中央的任务，就是综合他们的要求，体现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他们职业的、种族的、区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等等特殊的利益）。这个问题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崩得分子所以把这个问题弄得一团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反而一再表现出逻辑混乱。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要求与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为是“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党纲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是一系列特殊问题和要求的综合；党纲的每一条对全体无产阶级都是共同的，同时又根据无产者的职业、生活条件、语言等等的不同而分成一些特殊问题。崩得分子对崩得地位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感到困惑，这种矛盾性和两重性据说就表现在：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只要稍稍考虑一下，他们就会了解到，这种“两重性”在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员身上都是绝对存在的：他们在特殊问题上，作为某一职业的从业者、某个民族的一员、某一地区的居民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则“失去了本来面目”，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员一样。根据1898年的章程，崩得的自治和图拉委员会的自治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自治的范围稍有不同，前者比后者略微广泛一些。崩得想用下面的论调来推翻上述结论，他们说：“既然崩得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有独立性，那为什么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就没有任何独立性呢？”这种论调只能是惊人的逻辑混乱。这种把特殊问题与一般问题的对比搞成“某些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对比，是崩得式的“逻辑分析”的无与伦比的范例！这些人根本不理解，这就等于把某些苹果的不同的色香味与“其他”苹果的数量拿来对比。先生们，我们敢向你们担保，不仅某些苹果，而且每个苹果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色香味。先生们，不仅在“某些”而且在毫无例外的一切纲领性问题上，都给你们以独立性，但这只是指根据犹太无产阶级的特点运用这些问题而言。因此，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劝您还是先学学逻辑学吧！[47]
崩得分子的第二个论据是援引历史，据说是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
首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小册子的作者自己也说：“其他组织〈崩得除外〉在这方面的工作〈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的工作〉不是没有成绩，就是成绩微不足道。”这就是说，他自己承认，其他组织还是做了工作，所以崩得并不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至于对这个工作的成绩的评价，当然谁也不能相信崩得本身的见解；而且，谁都知道，崩得曾经阻挠其他组织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只要举出崩得反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党委会向犹太工人发传单这一人所共知的事件[48]就够了），——可见，即使成绩真是微不足道，崩得本身也应当担负一部分责任。
其次，崩得援引的历史材料所包含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丝毫也不能证明他们的论据正确。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即崩得所指的那些事实，恰恰不能证实崩得的说法，而是相反。这些事实就是：崩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五年中间，是离开党的其他组织而完全独立自主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说来，在这期间，所有党组织之间的实际联系都是很少的，而崩得同党的其他部分的联系不仅比其他组织彼此之间的联系少得多，而且愈来愈少。是崩得自己削弱了这种联系，这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历史直接证明了的。1898年，崩得的成员属于国外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到1903年时，他们已经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外组织。崩得的独立性以及这种独立性的逐步加强，都是无庸置疑的。
从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崩得分子看来，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拜倒在这个事实面前，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事实，把它奉为原则，奉为使崩得的地位得到巩固基础的唯一原则，在党章中把这个原则固定下来，让党章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从这五年涣散的历史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把这种涣散状态固定下来，而是必须永远结束这种状态。难道还有谁能否认这是十足的涣散状态吗？在这期间，党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由此是不是要得出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乌拉尔、南方等等之间建立联邦的“原则”呢？？崩得分子自己都讲，从各部分在组织上联合起来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怎么能从不存在党的情况下形成的东西得出恢复组织统一问题的结论呢？不，先生们，你们援引这段造成隔绝状态的涣散的历史，只能证明这种隔绝状态的不正常。从党的组织瓦解的几年中得出组织“原则”，这种做法正和当年那些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经嘲笑他们，说他们乐意为鞭子进行辩护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鞭子［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4页。——编者注］。
可见，无论是对自治进行“逻辑分析”，还是援引历史，都根本不能为崩得的隔绝状态提供任何“原则”论据。但是，崩得的第三个论据，即举出关于犹太民族的思想，无疑是有原则性的。不过很遗憾，这种锡安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卡尔·考茨基说：“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地域是不能想象的。”（见《火星报》第42号及其抽印本《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第3页）不久以前，这位作者在考察奥地利民族问题时，试图为民族这个概念下个科学定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语言和地域（1903年《新时代》[49]第2期）。一位法籍犹太人，激进派分子阿尔弗勒德·纳凯在同反犹太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论战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他在谈到一个出名的锡安主义者时说：“假如贝尔纳·拉扎尔愿意自称是一个特殊民族的公民，那是他的事；但我声明，虽然我生来是犹太人……我却不承认犹太民族……我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而不属于其他任何民族……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特殊民族呢？虽然很久以前，他们无疑是个民族，然而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却要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而犹太人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其次，至少在目前世界联盟还没有扩大这个基地的时候，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而犹太人已经既没有地域，又没有共同的语言……贝尔纳·拉扎尔大概和我一样，一句犹太人的话也不懂，要是锡安主义得以实现的话，他要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congénères）做到相互理解也并不那么容易。”（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50]）“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根本不同于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特征根本不包含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那种标志（empreinte）。即使可以象德吕蒙那样承认犹太人是民族，那也是人为的民族。现代犹太人是他们祖先将近18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反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样，崩得分子就只有去制定一种俄国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的理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依地语，它的地域就是犹太区[51]。
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注：把犹太人的历史特点提到了首位的现代科学研究不仅否定了犹太人的民族特点，而且否定了犹太人的种族特点。卡·考茨基问道：“是不是能从犹太人的种族特性中得出犹太人的特点呢？”他回答说，我们甚至都搞不清楚，种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使用种族的概念，因为它不能给我们真正的答复，只会引起一些新的问题。只要考察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弄清造成他们的特性的原因。”就连勒南这样一位精通犹太人历史的专家也说：“犹太人的特点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由于种族特点（phénomènederace）形成的，远不如说是若干世纪来对他们发生影响的社会条件（nécessitéssociales）所造成的后果。”］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不久前的历史中以及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实际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衰落和政治自由的发展是跟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相辅而行的，是跟他们从依地语转到使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语言，以及受周围居民同化而得到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相辅而行的。难道我们还要再回到特殊论，宣布只有俄国是个例外吗？——而实际上由于犹太无产阶级的英勇精神和高度觉醒，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在俄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正是整个欧洲特别是俄国的反动势力起来反对犹太人的同化，竭力使他们永远处于隔绝状态，这样一个事实难道可以解释成偶然现象吗？
犹太人问题正是这样摆着的：是同化还是保持隔绝状态？——犹太“民族”思想有着明显的反动性质，不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一贯坚持这种思想的人（锡安主义者），还是企图把这种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思想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直接间接地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一种建立“犹太人居住区”[52]的情绪。勒南写道：“1791年的国民议会把犹太人的解放用法令规定了下来，但大会对种族问题研究得很少……19世纪的问题是要消灭一切‘犹太人居住区’，我对竭力恢复‘犹太人居住区’的人无法表示赞美。犹太种族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将来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同化以后，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单位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以后，还会作出过去曾经作出的贡献。”卡尔·考茨基在专门谈到俄国犹太人的问题时，说得更加肯定。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支持能够促使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消除的一切措施。”而崩得却反对这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它不是去消除犹太人的隔绝状态，而是通过散布犹太“民族”思想和犹太无产者与非犹太无产者建立联邦的方案去加剧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把这种隔绝状态固定下来。这是“崩得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应当由犹太社会民主党的忠实代表来加以纠正，而且一定会得到纠正。这个错误使崩得做出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前所未闻的事情，如煽动犹太无产者对非犹太无产者不信任，乱加猜疑，散布关于他们的谣言。下面就是从这本小册子引的一个例证：“这种谬论〈剥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党中央机关的代表权〉，只〈请注意这个词！〉能对犹太无产阶级公开进行宣扬。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命运，犹太无产阶级还必须为争取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不久以前，我们在一张锡安主义的传单上看到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传单的作者暴跳如雷地大肆反对《火星报》，认为《火星报》同崩得进行斗争说明它不愿承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平等”。而现在，崩得分子又来重复锡安主义的胡言乱语了！这完全是撒谎，因为我们不“只”对犹太人，而且也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等“宣扬”“剥夺代表权”，而且也号召波兰人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全体无产阶级接近、团结和融合。正因为如此，波兰社会党也大肆攻击我们！把自己为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为党组织的联邦制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为争取犹太人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这就是把思想、原则方面的斗争降低为猜忌、挑唆和煽动历史上形成的偏见。这显然说明崩得分子在斗争中没有真正的思想武器和原则武器。
※ ※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崩得的不论是逻辑上的、历史上的或是民族方面的论据，都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涣散时期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动摇性和某些组织的隔绝状态，这在崩得分子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他们不是把反对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由于涣散而加剧的）隔绝状态作为自己的口号，反而把它奉为原则，并用所谓自治有内在矛盾的诡辩以及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来进行论证。只有坚决地坦率地承认这个错误，宣布转向融合，才能使崩得离开它已经走上的这条错误道路。我们相信，犹太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代表，迟早会使崩得离开隔绝状态的道路而走上融合的道路。
载于1903年10月22日《火星报》第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65—76
注释：
[45]《工人呼声报》（《Die Arbeiterstimme》）是崩得的中央机关报，1897—1905年用依地语在俄国出版（第14号在国外出版），总共出了40号。1917年以崩得合法机关报（周报）形式重新出版，1918年停刊。——61。
[46]指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说，崩得“作为自治组织加入党，它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是独立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7页）。——61。
[47]这句话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书斋》，是魔鬼梅非斯特给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的忠告。——66。
[48]列宁在《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一文中叙述了这一事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99—104页）。——66。
[49]《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68。
[50]这里引的是阿尔弗勒德·纳凯的文章《德吕蒙和贝尔纳·拉扎尔》。该文载于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
《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gue》）是法国报纸，1875年在巴黎创刊。该报方针多次改变，后来成为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的报纸。1914年停刊。——68。
[51]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68。
[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划分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69。
没有发表的声明[58]
1903年11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03年11月2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普列汉诺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分子增补到编辑部里去的行动，表明普列汉诺夫已直接转到党代表大会少数派方面，而这个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它倾向于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从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个转变是在国外同盟的影响下不顾国内大多数党委员会坚决表明的决定而干出的一种直接违背党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中央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违背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特别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采取上述行动而利用了列宁同志的辞职，公然不讲信用，因为列宁同志提出辞职是有条件的，是为了谋求党内真正的和平。而马尔托夫分子却不接受11月25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59]，拒绝和平，用这种行动向多数派宣战。
因此，中央委员会采用革命的办法将党中央机关报掌握到自己手里，并且声明它将全力争取由全党的意志，而不是由国外同盟的意志或个别人的背叛行为来决定党的未来命运。
中央委员会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88页
注释：
[58]这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03年11月14日（27日）会议上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由于某些中央委员对孟什维克采取了调和态度，这项决议没有被通过。后来列宁给这份文献加了一个《没有发表的声明》的标题。——82。
[59]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1903年11月12日（25日）向孟什维克提出的。这一天，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列宁、弗·威·林格尼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叶·加尔佩林）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确定了对孟什维克采取的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
列宁还在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建议确定一个暂不向孟什维克宣布的最后通牒方案，即让步的最终界限，其内容包括：（1）增补四位原来的编辑部成员到《火星报》编辑部里去；（2）由中央选定两名反对派成员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3）恢复国外同盟过去的状况；（4）让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5）停止争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以上内容除第5条外，都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此外，通牒还提出允许反对派成员建立独立的著作家小组，并给予它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
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决定把全部原来的编辑部成员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而帮了孟什维克的大忙。于是，孟什维克便以嘲弄口吻拒绝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和孟什维克对它的答复，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57—259、267—271页）。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对最后通牒传了评价（见本卷第375页）。——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