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陈女士的分析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女性遵从和同意男性审美标准。她拒绝将女性永远置于如此的地位，并详细描述了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社会构建。但她在这篇文章中最大的努力是揭示女影星的神秘感，并告诫女性不要将市场包装的电影明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模范。尽管她自己已经是一位电影明星，但陈女士在文章结尾建议，如果不能改革电影产业，那就应该放弃它。“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需要各行各业的努力。如果电影不能肩负起引导的责任，而被误认为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导致人们逃避现实，我们宁愿没有电影！”
陈女士的结论有些讽刺，因为正是通过她的明星地位，她才获得了社会认可和话语权。但通过剥去她周围的光环，这篇文章展现了作者的诚实和大胆。更重要的是，这篇年轻女演员写的文章明确表达了对父权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女权立场，并阐述了陈女士认为电影在改变男性主导社会、推动所有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方面发挥变革作用的愿景。这位女权主义电影明星的“宣言”在她十年后成为社会主义电影领导人时得以实践。
陈女士对她在电影《生死同心》中扮演的女主角进行的批评，使我们能够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对陈女士及其女权主义同伴的吸引力。陈女士扮演的角色赵玉华，在1920年代中期随恋人参加国民革命，当时国共两党结盟。陈女士批评了电影中“爱情革命”的五四主题已经过时，并呼吁观众加入拯救国家的行列。在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受过教育的女性已经在恋爱生活和选择配偶方面享有自治权，这一点是五四女权主义议程的显著目标。现在，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国家的拯救成为许多年轻女性主义者参与的核心问题，而不再是爱情和性别。这种关注的转变是历史的偶然性，可其性别意义出人意料地具有进步性。
陈女士的参与国家拯救运动，颠覆了将民族主义运动定义为主要由男性参与的性别观念，这一点被许多女权主义学者所承认。现代妇女试图打破性别界限，在历史上一直是男性专属的领域中争取平等权利。当高知名度的女性在中国的国家拯救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时，她们重新定义了有关性别空间的规范，同时也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性别主体性。在政治舞台上，陈女士和其他精英女性以多种形式和媒体表演性别，并以国家主义运动为契机。
陈女士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参与了各种公开活动。1935年，她与其他女明星合作，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妇女国家解救协会和青年妇女俱乐部。1936年底，她组织并带领一批妇女前往绥远前线探望部队，带着上海市民的捐款，在街头进行戏剧表演。之后从北方返回上海后，陈女士与宋庆龄和其他名人一起抗议国民政府对1937年全行各界国家解救协会七位领导人的逮捕。
陈女士与宋庆龄、申兹九和其他九位名人一起前往苏州法院，要求判因"爱国"而被逮捕的人无罪。除了在公共空间上进行的性别领导活动外，陈女士还承担起不引人注意的传统女性任务，以支持前线。正如申兹九在《妇女生活》杂志中报道的，拍摄完电影场景后，陈女士会前往何香凝的家做义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耀眼的明星静静地为士兵缝制冬装，双手熟练地卷着纱布，或者揉捏小棉球。晚上，她会跟随着一群人，登上将这些物品送往东边战场的卡车。"陈女士因为参与精英家庭中通常由家仆进行的体力劳动而受到赞赏，她跨越了阶级界限。在女性记者的广泛报道下，她在1937年已经成为国家舞台上的名人。
陈女士的私人生活大多被八卦媒体所遮掩，这些媒体流言蜚语着她丈夫的财富和他对她的抛弃。没有人猜到任泊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这就需要他经常离家和保持低调。陈女士个人生活中的一场深刻悲剧被埋藏得更深。在1935年初，当陈女士与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在香港时，性情暴躁的任泊生将他们一岁的孩子打死了。陷入绝望的年轻母亲带着剩下的儿子回到上海，并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他。他们的朋友被告知这个婴儿因突发疾病而去世。这场难以理解的悲剧给她的婚姻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陈女士继续从事演员工作、撰写政治文章，并为国家拯救运动进行宣传。她在独立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女战士的角色上锻造出自己的身份，同时在保姆的帮助下承担起儿子的责任。她的生活现在完全独立于她的出生家庭、丈夫的家庭和婚姻。像陈波儿这样的受过教育的女性从她们封闭的闺房走向公共空间的大规模运动，同时受到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启发和影响。而对于陈女士来说，马克思主义为她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她理解周围的世界并设想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转变和抵抗是给她所接纳的各种意识形态和作为革命女权主义者存在的核心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