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性别关系转变遭遇严重挫折
这篇《红旗》杂志的文章让全国妇联陷入了危机。由于《红旗》代表着党中央的高层权威，全国妇联的高层领导决定《新中国妇女》杂志的主编们应该准备一篇公开发表的自我批评文章。当时担任副主编的侯迪（Hou Di）在值夜班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凌晨五点给她打电话，询问她们是否已经完成了用于自我批评的文章。在致敬董边的文章中，侯迪详细描述了董边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时的非凡反应。“面对令人恐惧的突袭，董边愤怒了。但她表现得很冷静。她既没有屈服于压力，也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抱怨。”在三次向新闻工作同志谈论《红旗》文章的会议中，董边从未提到这两个论坛的决策已获得全国妇联秘书处的批准，也没有提到新闻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和论坛的编辑团体的责任。她只强调，如果最终党的领导干部认为这两个论坛犯了政治错误，她将全权负责。显然，侯迪并不认为董边愿意接受这种被迫的自我批评是屈服于压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勇敢的自我牺牲行为，为了保护她的同事们。
侯迪对董边高尚品格的赞赏无意中揭示了在政治危机时期全国妇联内部的一些动态。显然，全国妇联的高层领导干部既没有要求更高级别的党内监督机关调查《红旗》杂志文章所提出的指控，也没有站出来为他们批准“有问题”的论坛和写下结论性编辑文章负责。尽管包括蔡畅在内的全国妇联高层领导都支持这些论坛，但现在她们把责任推给了被指责的论坛的主要负责人董边。有人可能将这样的胆怯举动解读为避免与党中央公开对抗的策略，因为这可能对全国妇联产生负面影响。但不管她们考虑了什么，全国妇联领导层对危机的反应充分展示了男性主导的党中央和以性别为基础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1964年的政治氛围。至少从全国妇联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对抗《红旗》的谴责根本没有可能。当我们将其与当时全国妇联的执行主席章蕴的不作为进行比较时，内部政治动态的变化有多么剧烈就变得更加明显。1951年，作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席的章蕴公开批评她上海党委领导人对妇女工作发表不当言论时采取了行动，而现在她却保持沉默。
这次危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了。1965年初，全国妇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提交了一份报告，而彭真负责的工作之一就是妇女解放工作。该报告称全国妇联接受了《红旗》杂志的批评，并计划自我批评。董边被指派起草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她对于写这篇不情愿的文章感到十分茫然，当她被召见与彭真交谈时，更是一筹莫展。谈话结束后，彭真让董边和全国妇联秘书长留下来，然后告诉她们他已经阅读了报告，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董边对这个“无罪”的裁决感到非常高兴，她直接去了蔡畅的家，这个好消息也让蔡畅面露微笑。暂时地，事件告一段落。
然而，这一事件的影响并没有止步于此。尤其突出的是，《新中国妇女》杂志在《红旗》的攻击之后放弃了讨论论坛形式。由于陈伯达指责《新中国妇女》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是基于选自读者来信的多元观点，可以理解的是，杂志的编辑们得出结论：即使是为了批评和辩论的目的，呈现“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也不再安全。因此，辩论形式被取消了。虽然《新中国妇女》仍保留有关儿童教育、婚姻、家庭、计划生育和妇女健康等专栏，但在陈伯达发表文章后，该杂志内容中出现的大部分主题都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关于性别特定问题的公开辩论被强调女性热衷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及女性对革命的忠诚，包括教育孩子成为革命接班人的文章所取代。编辑们仍然能够坚持她们的主题，即庆祝各行各业劳动妇女取得的杰出成就。然而，该杂志放弃了对“群众路线”的坚守，这个路线强调听取妇女的声音的重要性，随后也抛弃了对妇女多重角色和性别关系紧张之处的关注。尽管依然是一本女性杂志，但它严格遵主导政治话语设定的范围，“讨论”的内容对性别关系不太感兴趣。1964年，全国妇联受男性主导的党内政治严重削弱了这个自治的国家女权主义空间，而在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妇联。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不幸的论坛再次被挖掘出来，作为董必武“罪行”的证据。自1966年的第七期开始，《中国妇女》专门创设了一个专栏，谴责“黑帮成员董必武”。该专栏连续发表了三期。在对董必武所谓反革命行为的众多指控中，有一个特别突出：董必武被指责对那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妇女怀有深仇大恨。所谓的“证据”是，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妇女》只发表了33篇关于妇女工人、农民和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仅占总文章数的2.3%。而在1964年，董必武让媒体发表了两篇“大毒草”，但拒绝印刷计划中的一卷《妇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这两篇“毒草”的第一篇是《妇女为什么活着》，是论坛辩论的集结，第二篇是《夫妻之间》，是第二个论坛的附属卷，旨在革命性地转变夫妻关系。显然，在陈伯达的攻击之前，董必武对于分配资源用于传播与性别问题相关的文本并没有任何顾虑，即使当时政治上的趋势是赞扬毛主席著作的神奇力量。有了所有这些确凿证据，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将红旗事件确定为国家女权主义者努力在公共生活中以及特别是夫妻关系中改变性别关系的重要时刻被压制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