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伴随着疫情一起来到的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封疫政策。中帝渐渐向群众暴露出其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中国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无产阶级的日子更是越来越水深火热，越来越敢于抗争，中帝对无产阶级、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及广大被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的镇压也与日俱增。这种镇压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逮捕、监禁等暴力手段，也体现在对社会舆论的管控等诸多方面。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是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关注度排第二的大约是人口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看见断崖式下跌的人口，看着他们未来的“人矿”日渐枯竭，如丧考妣；被他们当成“人矿”的无产阶级则对此冷眼以待，甚至反而还觉得出生人口仍然太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难道无产阶级就真的失去了生物繁衍的本能了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们受尽了各路垄断还是非垄断的资本家剥削压迫，以及各种各样的旧家长干涉婚姻自由，宁可自己单身，也绝不愿连累其他工人兄弟姐妹，为旧社会贡献哪怕一棵“韭菜”，更别提也成为旧家长，帮着资产阶级压迫他们子女。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这种舆论氛围下，非官媒出身的政经博主除了那些公开吹捧中帝的，不是在被封号，就是在被封号的路上，恍惚舆论场上只剩下了马前卒一个批评官方的反对派。然而这个反对派不仅没有被封号，反而越做越大，甚至影响力大到了能操控上市公司股价的地步*。
但要说这位博主最为人熟知，甚至快被各路网友当“烂梗”玩的概念却是他重新提出来的“社会化抚养”。他的社会化抚养概念到底怎么样？于天天被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而言怎么样？于正在衡水制高中受苦受难的学生怎么样？又于官僚垄断资本和民间资本怎么样？
一、抚养的社会化的确是历史发展趋势
首先，笔者的确承认社会化抚养是历史大趋势，也认同马前卒指出的社会化抚养在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了，也承认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扫盲而建设的公立学校也是社会化抚养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逐渐代替封建主义成为私有制的最新形态和主要形态，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在历史上打破了封建宗族的藩篱，让相距乃至万里且素不相识的劳动者通过生产的社会化联系起来，从而大幅度扩展了分工的可能性，由此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要培养出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下的劳动者——无产者，必然和培养出小农不一样：小农面朝黄土背朝天，甚至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变化都不大，他们的后代可以在“也傍桑阴学种瓜”*的过程中，模仿父母长辈，在与父母长辈共同劳作、生活的情况下自发地学会如何种田，如何和宗族内的各种亲族打交道；而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是更加复杂，更加陌生的生存环境，且这个生存环境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生更多新的变化。无产阶级如果不系统地接受一定的学校教育，不学会读写算术，这些现在看来算基本技能的能力，就很难学会如何在充满了陌生人的大城市生存，更别提如何为资本家“贡献”剩余价值。深知这一点的资本家再无论如何不愿意，也不得不拿出一部分资金，把教育普及到无产阶级那里去。
而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只能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它的规模会比资本主义的更大，劳动者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面对的新情况、新挑战也会更多，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将接受社会化的抚养。当然比起资本家被迫提供给工人子弟的那些社会化抚养，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抚养才能实现“多快好省”，才能让学生学到如何作为一个劳动者接管整个社会。
二、社会化抚养与旧家庭的矛盾
社会化抚养就意味着“拿走”父母一部分的抚养权，把它交给国家政府或者私人机构，由他们替父母教育他们的子女，这本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父权，因为这对子女来说意味着有了类似于工人可以选具体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还带给这些子女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学生身份，让他们得以认识更多和他们一样的子女——这一点更是拓展了他们的个人自由。而封建社会往往以亲缘为纽带，剥削压迫也常常发生在长晚辈之间，一个在封建社会有几亩田地的小农，可以要求他们的子女替他们种田，不用自己劳动就得到了子女产出的劳动果实。任何人都不情缘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他人占有，这些小农自己也不喜欢地主或者朝廷压榨他们，但是为了实现“养儿防老”的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家长制的框架内随意处置没法养活的婴儿，用“父母之恩”“忠孝廉耻”等歪理邪说*从小给幸存下来的子女洗脑。等这些子女也被他们“父母之命”“为人父母”了，也会继续将这套歪理洗脑给他们的子女，如此一代又一代封建社会，哪怕伴随着地主阶级狗咬狗的战争，以及农民起义战争也没有改变这套人口繁殖逻辑，直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抚养出现，学校才从父母手中全面接管了下一代被统治阶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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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养育之恩？呸！。
小农也未必完全排斥这种做法，因为他们的子女多读点书就能去大城市“赚大钱”，他们的老年生活就能更潇洒。他们也未必介意把对子女的生杀大权部分移交给这些机构，只要他们的子女能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更大价值”且更能被他们控制。
这一套精彩的旧家长和资本家狗咬狗的阶级斗争戏码没有在欧美国家充分上演，毕竟欧美国家的小农都已经被转变为了市民，而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从小农彻底变成了农业工人——他们在阶级属性上和其他无产阶级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成了无产者，都开始朝不保夕，谁能在乎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最终的必然还是阶级利益最优先，比起继续压榨和自己差不多“富有”的子女，还是和子女晚辈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来得靠谱一些。“如此斗争二百年，直到大厦崩塌”*，旧家庭的大厦就这样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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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
无产阶级身上的封建残余是在他们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被打散的。而东亚国家，比如中日韩三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时，要么全球的资本主义已经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末期，要么就是在帝国主义都发展到了近乎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离开竞争环境后到底有多少革命性，没有“友商”的充分竞争，只有更大的“老板”“甲方”——外国和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财阀、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压力的情况下，他们迅速选择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道路，跟着垄断大资本喝口汤比他们自己去开拓“蓝海”可要容易多了。
*此观点据传最早为刘少奇提出，但笔者未找到可靠记载。关于该观点如何流传出，可酌情参考造不如租租不如卖是谁说的。
于是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有动力，更没有义务去反封建残余，还会借着大资本的力量镇压工人造反。中日韩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甚至还发现了封建旧道德的洗脑作用，用这套为刚刚从小农转化为无产者熟悉的东西 “pua”* 他们的“子民”。
- PUA ，全称“Pick-up Artist”，原意是指“搭讪艺术家”，其原本是指男性接受过系统化学习、实践并不断更新提升、自我完善情商的行为，后来泛指很会吸引异性、让异性着迷的人和其相关行为。目前以组织的形式快速发展，以网络课程、线下培训等的方式来教唆人进行诈骗，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会成为PUA的受害者（引自百度百科，可在注意词条本身立场的前提下阅读）。
在中国情况则略有不同，这和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倒退来的独特国情有关。中国的小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建立了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上前进，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向无产阶级转变。但其中那些依然想当地主富农的坏分子却配合着党内走资派搞了“大跃进”“浮夸风”，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扛着红旗反红旗”，用革命词句包装过的封建道德强迫他人服从他们，谁不服从谁就是“反革命”，颇有些“身份政治”* 的意味。他们这些行径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达到的效果，更妨碍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于是最后他们和党内走资派配合上演了一出“地主还乡记”：前脚以华国锋、邓小平为代表的自称正统的“朝廷”下狱了“乱臣贼子”* ，后脚农村坏分子们就“顺应天时”“包产到户”，而真正“黄袍加身”*篡位上台的谋反者则配合地搞了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身份政治”全称“身份认同政治（英语：identity politics）”，指在社会上，人群因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性取向等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概念介绍引自维基百科。随着缺乏科学理论支撑，且仅自我认定即可作为性取向评判标准的 LGBT 理论思潮的流行等原因，身份政治已在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沦为统治阶级离间劳动人民的工具。
- “乱臣贼子”，指被走资派军事政变拘捕后被污蔑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1]等罪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同志。引自 [1] 维基百科。
- “黄袍加身”，五代后周赵匡胤在陈桥兵变，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帝，后来赵匡胤未株杀后周皇族，反而善待。此处指走资派靠军事政变上台。
旧社会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原本80年代仍盛行的由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自由平等风气也在“严打”中被打压，甚至到了89学潮时期，还随着中修对抗争中的工人和学生的清洗，随着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实际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派的出局，仿佛“自由平等”还成了某种政治错误，取而代之的是效忠民族、国家、家庭等披着集体主义皮的封建主义和人身依附思想。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修正主义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法西斯”*。中修为了它统治稳固，不惜连资本主义曾经大力弘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也要大肆妖魔化，还要把资本主义曾经打击批判的封建道德，把孔家店请回来，用所谓的忠孝礼义来“以德治国”。
*此句是否为毛泽东本人所述历史真实性存疑，但该说法符合无产阶级立场且与事实相符，故借用。真实性问题，保皇派网站乌有之乡曾有人考证。
在维护统治上他们有动力这么做，在横征暴敛上他们更有。原本他们盗取的社会主义公立学校至少也是为了培养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发展的劳动者而设立的，可他们在乎的不是劳动者是否能独立生存，他们只在乎“白花花的银子”，只在乎能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培养合格的劳动者那可太费钱了，干脆减少教育投入，只要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至少能在电子厂里打螺丝那个程度就行。为了保证他们这个目的能顺利执行下去，也为了让他们吹出来的民族国家家庭的谎言能维持更久，他们甚至还限制私人办学，逼迫父母只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开的学校里去（医疗领域也有类似的逻辑）。
他们对待普通劳动者是完完全全当耗材，还美其名曰“人口红利”。为了让这“红利”快速爆发出来，好在篡权的走资派还没入土的时候就大赚特赚，他们搞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消灭了大量新生儿，逼得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只生一个好”。他们还克扣了国企老职工的养老金，还在工作的无产者上的“五险一金”事实上就是给他们的安置费，养老保险甚至完完全全就是税，用来养当时那批老人的税，这就是所谓“现收现付”制度。而医疗保险也基本上用在了得病最多的老年人身上。
以上他们在经济文化上的残暴统治延续到政治上就是官僚垄断资本几乎垄断了政坛，与之关系密切的民间大资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小微企业？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韭菜而已。
一个个被高强度剥削，失去了养老保障，又被封建残余道德的洗脑过的无产者，扭头揪起身后那唯一的儿女的耳朵，把这一个个无辜的孩子拽进了他们预设的人生轨迹上，好让他们的子女能乖乖给他们养老。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些普通劳动者本来应该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与中帝做斗争，但是他们在压迫子女的过程中充当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个虽然可怜，但死不足惜的懦夫。一个个阿Q，一个个混蛋数到天边都数不完的混蛋，共同编织起了这张绞杀子女的猎网。
*出自鲁迅《华盖集·杂感》，引自中华典藏网。
在这张猎网中最喘不过气的就是独生子女，整个家庭的封建压迫全部集中在了这一个孩子身上，他貌似得到了父母所有的“爱”，却连独立人格都不被允许拥有。更不幸的是，伴随着房地产泡沫兴起的是一个又一个彼此陌生的家庭组成的小区，而衰落的是一个又一个存在熟识邻里的村庄、家属院*。这些从小生长于只有天地间仿佛只有“自己”家的世界的孩子，没有发小，没有青梅竹马，上了学也整日被迫在题海中度过，唯一的朋友可能是隔着屏幕的网友，而透过屏幕，他们看见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当他们真的获取了自由呢？恐惧者回归了牢笼，自暴自弃，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啃老族”；前进者虽也历经艰辛，却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无论哪一种结局对于这些作恶多端的旧家长来说都是报应！
*家属院，指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学校等）附带的职工住宅区。
劳动者被高强度剥削而收入甚微在宏观上就是所谓的“分配问题”，而高度的垄断也就意味着得权得势的少数人能奴役绝大多数人。这些已经事实上做了旧家长的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养老，也有可能更是贪图权财，打起了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上人他好跟着沾光的主意，哪怕他只有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要经历怎么样的摧残。中国自古就盛行“科举”，一种貌似公平的通过竞争来决定谁能成为剥削压迫者的制度。对此，中修也很明白，他们在篡权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取消工农兵大学生。然后他们限制大学录取率，把大学生塑造成“天之骄子”。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成了“马爸爸”“东哥”，成了达官贵人、专家学者，再不济也能在大城市当起了西装革履的“精英”，或者坐在办公室整日喝茶看报的小官吏。旧家长们闻风而动，纷纷逼迫自己唯一的孩子“卷”* 高考。最终在受官资的首都北京吸血最严重的河北省最先“卷”出了衡水制高中* ，然后很快风靡全国，无数莘莘学子成了“高中牲”，在受压迫却被洗脑的困境中日渐精神内耗，要么失疯，要么寻死——他们在迷失自我前甚至都不清楚所谓最亲近的人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少部分学生系统学习了马列毛主义，渐渐嗅出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在反抗中帝的过程中自发或自觉地与旧家长展开斗争——毕竟旧家长可不希望他们的子女走他们不理解且不能控制的道路，为此向中帝出卖他们的子女是必然的，为此，进步学生就不得不与他们的父母斗智斗勇。
*“卷”，全称“内卷”，本是一个学术名词，在学术文献中常用作“内卷化”。指系统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此定义参考了美国人类学家亞歷山大·古登威澤爾提出的“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转引自维基百科）。现被广泛用于形容各类于劳动者有害的竞争。
*关于衡水制高中形成和泛滥的分析，可参考《旧家庭、旧社会和衡水制高中》。
旧家长与社会化抚养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旧家长希望子女在社会化抚养过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更能为他们提供养老金，一方面学校教育事实上拿走了一部分他们的抚养权，让他们对子女的控制能力下降了，哪怕是衡水制高中的学生也有可能自发或自觉地突破学校的管控，与其他班级、年级的学生私下里沟通联络，子女摆脱他们控制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而这个矛盾的必然后果就是衡水制高中的泛滥，它的诞生一如国家的诞生那样，是旧家长控制子女的首席帮凶。
三、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的资产阶级实质
那么衡水制加工出来的考试机器们真的成才了吗？真的成为“人上人”了吗？当然没有。他们在高强度地被迫刷题中没有锻炼出任何实用能力，没有学会如何与他人社交，没有学会怎样自主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学到任何实用的劳动技能（同样处于中帝教育体系内的职业高中也同样脱离实际*），上了大学后，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只能先补高中落下的“社会课”——学会如何独立生活，而对于他们来说大学内的课程要么也像高中那么学，继续搞“题海战术”，继续考研，要么也只能简单了解——毕竟这些脱离实际的课程对他们以后从事的工作没有太多帮助。
- 可参考自媒体正面连接的报道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中帝的教育垄断也存在区域性。不仅大学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更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这些学生一般很难在自己从小长到大的县市内上大学，毕业后大概率会留在外地，而不会选择回乡，一方面因为家乡缺乏就业机会，一方面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对旧家长的厌恶而不愿意多见到这些人。
当他们过年回乡面对旧家长的催婚时，他们很容易陷入迷茫：他们在高中被禁止“早恋”，不知爱情为何物，甚至从小生活在只有父母长辈，没有青梅竹马也没有发小的生活中，连友情也不曾体会过，再看着父母一地鸡毛的婚姻，回忆着当年父母如何对待自己，最后再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干瘪的钱包，于是更加焦虑和迷茫，索性就搁置了任何结婚的计划。最终他们不自觉地反抗加上中帝自己的贪得无厌，中帝的后备“人口红利”迅速枯竭。他们看着他们所厌烦的专家学者、官老爷、“成功人士”满面愁容，又想起这些年来自觉或自发地与天，与地，与人斗的过程中，见识到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坏家伙，于是当他们的目光再次瞥向父母时，他们只会觉得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声吼出了“父母皆祸害”*。所谓“原生家庭” *问题也成了他们所热议的话题。无论讨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渐渐独立起来，变得敢于反抗旧家长。同时也因为对旧家长的仇恨，和对平等的恋爱和亲子关系的迷茫，以及自己本就不多的收入，不愿意结婚生育，不愿意延续这个时刻煎熬他们的“无间地狱”。
*“父母皆祸害”，由一个豆瓣同名小组最先提出。参考自维基百科。
- 原生家庭，又称核心家庭，是地球上人类最廣泛的家庭模式，指的是以異性婚姻或同性婚姻为基础，其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概念来自维基百科
我们的朋友马前卒就在这么一个时代粉墨登场，他知道现在年轻的无产者和学生厌恶自己曾经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希望有更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出现，而他也结合他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重新强调了“社会化抚养”。
为此，他先是出了许多视频收集了大量旧家庭、旧学校中学生的不幸案例，和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他对这些不幸事件和弊端做出的事实分析逻辑相对严密，内容比较科学，的确也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部分年轻人的好评。
当他看着年轻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时，他终究还是忍不住露出了他试图为中帝改良的狐狸尾巴。
他在他的《睡前消息541期：社会化抚养概论》*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社会化抚养思想，其中包含着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内容，他的目的很明显只是为中帝续命，挽救断崖式下跌的人口，而他所谓的社会化抚养中孩子到底该怎么培养出来他并不关心，反而强调了对他们的人身控制：
“强制参与原则适用于少数有问题的家庭。国家应该监测所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水平，在各方面都制定一个下限标准，作为强制社会化抚养的标准。
比如说，校医定期检查学生身体；心理老师每周和孩子谈话；社区随时关注家庭成员的相处模式。如果发现学生健康出问题，父母体罚孩子，对孩子施加过度的心理压力，或者是经常在子女面前吸烟酗酒赌博，就应该采取措施。
最初的措施可能是批评、上学习班，或者是给孩子带固定监听手环，逐步整改。如果父母始终不改变错误的教育方式，危及孩子的长期成长，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最基本的成长环境，就要立刻强制落实社会化抚养方案，甚至直接剥夺抚养权。之后要通过非常严格程序，才能允许孩子全面回归家庭。”
他的这套社会化抚养方案与控制学生人身自由的衡水制高中别无二致，只是他更要采用一些科技手段来控制，比如监测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带固定的监听手环，让这些设备扩展中帝和旧家长的耳眼，更好地监视未成年人——倘若这未成年人信了马列毛主义，那还不得自动被识别出来，然后被直接枪毙。当马前卒在谈论此种手段时，弹幕上飘过的是“西比拉系统”“心理测量者”*，在封疫强化到被群众推翻的整个过程中，群众越来越清楚这种大规模监控的危害，他却仍然以波拿巴主义的说辞，幻想或者硬说中帝仍然“无所不能”“无所不公”，仿佛用国家的，而不是地方的、企业的大规模监控就不是监控，就不会妨碍到个人生活，侵犯个人隐私权。
- 西比拉系统、心理测量者。均是虚渊玄编剧的赛博朋克题材作品《心理测量者》中的概念，该作品的故事背景是一个警察根据“心理健康状态”来处决犯人的现代化都市。
他的社会化抚养真正在意的只是资本家们需要的劳动力，而不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他怕的是人口断代导致的资本主义秩序崩塌：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过去几十年所有的现代化成果，都是因为我们完成了工业化，把农民变成工业社会的雇员，为全世界生产商品。去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3.69万人民币，相当于印度、越南孟加拉的三倍左右。从企业的视角看，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这些国家的三倍。
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奇怪，为什么集中在中国东南部的工厂不搬走，不去人力成本更低的的南亚和东南亚，甚至也不去中国的东北和西部。现在看来，除了逐渐积累的基础设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和工业体量。
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基本集中在东部七八个省，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产业带。在飞机两小时，高铁四、五个小时，汽车一天的交通范围内，几百条产业链挤在一起，相互交错缠绕。在这些产业链之间开工厂，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某一条生产线的独立运行成本很低，而是自身所属的产业链上下游都在身边，相关的大多数机械、电子、材料生产企业也在中国。如果想调整一下产品参数，只要肯花钱，一两天就能买到配件，请到上门的技术员。
如果把工厂搬出中国，去某个东南亚港口城市，可能节约了很多工资，甚至还因为靠近港口节约了日常物流成本。但是，如果想根据客户要求调整一下产品，或者是发现市场趋势变了要重组生产线，那就麻烦了。配件和新增的原料要跨国运输，雇来的技术员要办签证检疫，一两个月能弄好就不错，到时候市场风向可能又变到另一边了。所以，只要工厂还想参与市场竞争，还想搞技术升级，就不会随便搬出中国。”
而他对此居然也竟然大言不惭地谈到：
“这种产业配套优势导致中国劳动力享受了工资溢价，哪怕是最简单的蓝领工人，快递员，只要愿意卖力气，每月也有5000左右的工资。每个家庭有一两个人能拿蓝领工资，全家都可以享受现代化生活。可以说，中国的产业规模本身，就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我们不知道他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指什么，只是创造社会全部财富的是无产阶级，仅仅因为他们的生活比原来稍微好转就能认为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吗？不，只要他们不推翻中帝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好日子过，更别提在帝国主义垄断大资本统治下被如何奴役了。
他也毫不避讳地谈到了他的社会化抚养要多征税，要多剥削人民群众：
“E 中国财政已经很紧张了，地方政府都是借债运行，再搞社会化抚养，钱从哪里来？
这我要先反问一句——不搞社会化抚养，钱从哪里来？如果未来中国没有劳动力，谁来交税，谁来养老，谁承担产业链解体的责任？将来产业升级需要优秀人才，没人就只能投资源吸引外国移民，这些资源谁来出？
然后我要再反问一句，没搞社会化抚养，钱也没少花啊。大多数城市居民，本来在学校教育之外，就要拼命花钱送孩子参加额外的教育。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管了一下，学校稍微延长了一点在校时间，是向社会化抚养方向走了0.1步，高中阶段还是照旧。”
如今的无产阶级已在中帝的残酷剥削下时刻准备着与中帝殊死一搏，他却要在这里号召无产阶级为他的社会化抚养贡献税收，延续中帝的寿命。是，的确，你曾经号称“无产阶级要对自己狠一点”，后半句，我们帮你补上：任你们资产阶级剥削。不过话说回来，你那前半句字面意义上也确实没错，无产阶级是要对自己狠一点，狠下心来不怕牺牲也要推翻中修帝国主义！乃至消灭一切私有制！
怪不得有人会问他：
“A马督工的社会实践理论，为什么从不和自己的追随者做社会试验呢？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送进去？”
这种把子女看作个人附属物的看法的确是支持家长制的，但考虑到家长制仍然是政治正确，仍然没被推翻，这种问法换句话说就是“将心比心”。无论他的回答如何避重就轻，对方的问题都包含了一个质问：“你到底居什么心？”。
而他也事实上不反对旧家庭，他只是反对这种低效率剥削压迫子女的旧家庭，他与其他旧家长没有本质区别（马前卒也有一个儿子），最多比他们多“逆练”*了一点政治经济学罢了，当他看见他所谓的社会化抚养“亟待拯救”的孩子不满衡水制的压迫开始反抗时，他选择的是污蔑山河四省人民要分裂祖国？
- 逆练，概念疑似最早出自金庸小说《神雕侠侣》，其中欧阳锋逆练高深的武功结果把自己练出了问题。现有时也形容歪曲某种思想，得出与这个思想所应该得出的结论的反全想法的结论。可参考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829507/answer/1437388928。
为此他偷换了家庭、家族、核心家庭的概念：
“至于说家庭解体的危险，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当代人说的家庭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人谈到婚姻和小家庭的时候，首先要排除的一个要素就是爱情。因为从家族或者大家庭的角度看，婚姻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合同，是上一辈人谈判的结果。所以父母可以替子女全权决定结婚对象，不需要征求子女的同意……
小家庭的的基本逻辑，是男女双方寻找快乐，和自己感觉到舒适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谈不上生育；但如果找到了，“生活快乐”就成了需要保护的一种状态，多生孩子，拼命培训孩子必然会影响当下的快乐。所以要少生。这种以快乐为基础的现代婚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生育的。“
他这个所谓的“小家庭”，不过是他片面理解的爱情罢了。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一定要涉及个人财产的分配关系，一《婚姻法》*中规定夫妻离婚如何划分财产的规定更是成为了离婚官司中扯皮的重要依据。尚且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需要抚养者，为此他就不得不依附于其中一个家长。这就是剥削压榨他人的私有制。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则毫不避讳地指出：
家庭就是要消亡的！
以中国现在社会矛盾激化速度来看，他的这套社会化抚养方案只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更加激烈，学生对学校对家庭对中帝彻底放弃幻想，扭头直奔无产阶级的队列。被他迷惑的学生或许会表示支持，但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支持他。
四、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抚养
最后稍微谈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化抚养。
我们的朋友马前卒认为社会化抚养是唯一解决方案，这不假。但他的社会化抚养方案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化抚养方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用燃烧自己生命的办法延续帝国主义生命，以换取成为旧家长资格的做法，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
虽然现在尚无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化抚养方案上无论具体怎么选择，都会把为社会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学校教育不仅不会大力提倡考试导向，而是要让教育的内容逐渐与实际接轨。而一共伟大的无产阶级斗士们推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教育革命”，打倒那些只懂得用考试约束学生的反动知识权威，学生还要逐渐学着自己掌握课内课外的知识，并与工农兵群众广泛串联，然后工农兵学员则去大学里学习更多知识。像是遇罗克*那样维护小知识分子知识特权的家伙就要打倒。
- 遇罗克《出身论》。
教育革命中，先进学子们结成红卫兵组织揪斗封建残余，反抗旧家长，混入队伍的保皇派们高喊着“爹是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为自己正名，说造反派是“刁民”，结果却被造反派红卫兵一把抓住小辫子打倒，造反派红卫兵同样喊出十四个大字：
“爹是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
这就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就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抚养！
感觉残暴？不好意思，阶级斗争从来如此。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不归路，既然剥削阶级的国家的统治阶级能残酷镇压人民群众，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作为统治阶级也应该反过来残酷镇压走资派。
最后，正如马前卒先生自己也承认的那样：
“社会主义的孩子，再多也能养好！”
以及他的助手静静提的逆否命题：
“再少的孩子也养不好的，一定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