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无论怎讲，从纽约到上海，从伦敦到巴黎，今天的我们都能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我们不相信贡派天天谈论的“五十到一百年”神话，但持续了几十年的最黑暗的噩梦或许确实有望在我们这一代被终结。诚然，真正的暴风雨距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地平线上的乌云却已是隐约可见了。而对于任何想要去拥抱这暴风雨的革命青年而言，若是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较为清晰科学的认知的话，那必然是寸步难行的。不过你们目前看到的这篇文章却并没有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进行详细严谨的分析，甚至可能连非常初步的阶级分析也谈不上。当我在去年十一月份计划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只打算简单谈谈左派特别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中国的现状。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近期此起彼伏的各种群众运动使我在真正写作的时候衍生出了许多东西，最终我尝试在本文中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一定总结，并对未来的道路进行适当的展望。
我们都知道，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社会主义中国完蛋以来，掌握军政大权的修正主义者们很快形成了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并在革命的尸体上建立起了令希特勒汗颜的强大法西斯式资产阶级专政。随着上海民兵组织的被迫妥协（或者说得难听点“投降”）全中国各地的革命组织也迅速瓦解；在随后的法西斯暴政之下，无数的革命者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锒铛入狱，还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去见了马克思。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也有爆发过强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部分贡派老爷和红中网的老保先生自然是不会理解的）和零星的工人斗争，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自由的毛主义者；对于这个时期，我敢说即使是连美国都没如此黑暗。以上这种情况直到2008年才稍微得到改变。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中，随着过去一部分老革命者出狱（例如伟大的重庆革命者黄廉）、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存在、中国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毛主义者在中国好歹是“存在”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当任何人在中国谈到左派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些类似于今天俄罗斯“共产党”那样虚伪可笑的东西，可见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糟糕。在这一阶段中，一位叫阳和平 美国马列毛主义者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他的父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而他本人则是新世纪在中国宣传毛主义的第一批人，直到今天，他都还在身体力行的通过视频会议和理论写作等多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发展，并且在近期我们同以未明子为代表的工联主义和修正主义叛徒的斗争中发挥了旗手的作用。2008年兴起的那波左派运动直到2018年佳士运动失败后才真正宣告终结。（至于为什么以佳士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左派运动会失败我们会在后文讨论）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北大马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左派学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一度觉得特色党的统治确实是无懈可击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习惯简称中国当局为“特色”，称呼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为“特色党”）
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特色的官员很快暴露出了他们的无能（例如湖北省的省长在公开报告时几次搞错了“感染人数”、“口罩数量”和“医务人员人数”等最基本的数据）；统治阶级在面对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实上，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有几位武汉医生预警过有新型病毒正在传播，但是统治阶级居然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把他们给逮捕了！！！甚至当所有人都知道病毒正在传播的时候，他们依旧没有得到释放。这种事情在后面也有反复发生。我们都知道特色政府直到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依旧坚持最为极端且日益强化的法西斯式封控政策，但在十二月初的时候，由于地方财政的恶化、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英勇的群众斗争宣告了特色防疫政策的彻底破产，这迫使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政策；但是当局却采用了完全不负责的突然取消一切防疫政策的方式来回应群众的呼声，并且由于各地取消防疫的政策非常混乱毫无规范（比如直到十二月末，北京某个学校的家属居住区在全国都已经解封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封锁状态，直到居民起来反抗才宣告解封；类似的事情在全中国数不胜数），结果导致了全中国十多亿人遭到感染，无数穷人因此死亡，我本人也对此深有体会。当然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劳动者都不属于人类，顶多算得上是“多功能人型工具”，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宣称中国的防疫政策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我想美国的统治阶级应该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极端防疫政策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当2019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因此特色早期的各种封城、行踪报告和核酸检测等防疫政策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可以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时候的防疫政策基本上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这点在最迟2021末的封控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人们发现在大学里只有大学生必须严格执行所谓防疫政策而其他人员甚至包括游客都可以自由进出时人们感到了疑惑；当人们发现政府可以随意的使上海这样有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随时瘫痪时人们感到了无奈；当人们发现任何人只要穿上防疫人员的白色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侵犯他人基本人权（即使是从自由派对人权的理解而言也是）时人们感到了愤怒；而当人们发现政府可以因为所谓的“防疫政策”而不顾群众的生死时人民选择了奋起反抗。
当然了，尽管即使连最落后的群众在那时也多少发现所谓防疫政策至少是不合理的时候，某些“伟大革命导师”（其中包括不少的“贡派”）却不这么认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虚伪的“左派”说“中国政府的封控政策相对于欧美的政策是非常优越的、是对人民负责的，并由此论证中国目前还存在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他们的这种说法只能反映他们的愚蠢无知罢了。我们现在甚至已经不用再理他们了，因为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他们。当然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路线斗争不止于此。我们经常就以下几个问题和他们爆发激烈冲突,例如：“中国是否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过现在甚至已经有人敢于公开的扭曲帝国主义的性质，大谈什么“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有所谓“进步的民族主义”要求了）
“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是否在当代中国适用？”（这个问题一般是和贡派争论，此外还涉及到“当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等等本质上相同的问题）
“台湾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这两个问题受客观环境限制即使在我们内部也讨论的很少，不过可以预见的是，等这两个问题真正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时候，肯定有不少的“左派”还是要当“爱国者”的）
女权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基本上被扭曲的变了形，但并不是美国“政治正确”式的扭曲，要分析这个问题的话恐怕得另外写一篇文章了）
当然了还有俄乌战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们已经分析的很好了。
事实上，中国先前极端的防疫政策和欧美国家放任不管的防疫政策虽然看起来不同，但从本质上而言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不同手段罢了，这些手段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这种转换也确实在中国发生了。中国统治阶级先前之所以可以采取极端的防疫方式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的统治阶级是通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掌握政权的，为了在一个革命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采用最为极端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形式也就是法西斯专政；因此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几乎是单独享有一切权力，掌控了社会主义中国遗留下来的强大组织能力和全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并拥有世界第一的工业产能，所以中国的统治阶级才有能力推行极端的防疫政策。第二，中国是不同于美国和英国这样产业空心化的国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制造业的国家，因此它的统治阶级才有意愿通过极端的防疫政策追求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从而使一切“回归正常”。
（参考：http://bu2021.xyz/t/topic/18120）
外对于很多地方官僚和企业而言，执行极端的防疫政策也有助于他们摄取更多的利润。然而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评论却又完全不同了，他们很多人宁可感染也不愿意停下工作，因为对于劳动者而言，停止工作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资料来源。于是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统治阶级强行推行极端防疫政策同广大劳动人民寻求解除相关政策之间的矛盾”。在左派内部，很多平日里空喊革命口号的假左派纷纷支持政府的极端防疫政策。（这其中包括了不少贡派的“同志”）这些人往往也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更不用说他们对待台湾问题的立场了。当群众在进行英勇斗争反抗反动政策的运动时，他们又污蔑运动是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说运动是自由派领导的因此左派应该反对运动。诚然，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上海和成都的运动确实受到了自由派的很大影响，但我不认为也不相信中国的自由派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巨大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斗争，他们没这个能力！而且即使我们退一步讲，假如运动真的是自由派领导的，我们也绝不该反对群众运动本身，而应该反对自由派对运动的误导才对。在极端的防疫政策下，除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以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支持这种反动政策的理由；不错，确实有一些无知的小市民被统治阶级的反动宣传吓破了胆，当真以为新冠病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存在，因此必须执行极端的防疫政策，但这样如孩童般天真“可爱”的人又有多少呢？在停止工作就吃不上饭的劳动者中这样的人又存在多少呢？在反动政权向人民进攻了三年后这样的蠢货到底有多少呢？自由派的先生们以及某些“同志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就搞不懂数字了。实际上，大部分人多少都是反感极端防疫政策的，只不过被秩序裹挟，敢怒不敢言罢了。而当极端的防疫政策阻碍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妨碍到统治阶级中部分集团自己的利益时连他们自己都多少产生了一些“动摇”，不过他们的这种“动摇”面对全中国的整个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秩序是起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例如石家庄就曾在十一月十三号短暂的取消过极端的防疫政策，但仅仅在两天后又恢复了相关政策）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早在2022年年初，因为河南郑州的银行拒绝储户们的提款要求，导致大量储户破产。那时就已经有大量手无寸铁的群众高举毛主义画像前往郑州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结果却在毛主席像下遭到了武装到牙齿的反动警察的殴打与逮捕，随后当局更是采用了向所有存款500,000人民币以上的储户精确发送“黄码”的方式来阻扰群众前往郑州。（健康码有三种颜色，绿色代表正常人员，黄色代表新冠病毒密切接触人士，红色则代表感染者和高度危险人士；被赋黄码和红码的人无法正常出行，甚至在很多地方必须被集中隔离）特色当局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败坏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公信力。随后不久，在十一月份，同样是在郑州，富士康的工人们破坏核酸亭，与当局镇压单位进行冲突，冲向市中心的政府部门……一次简单地经济上的斗争居然能够在中国大陆演变至此，由此可见现代中国工人的斗争性多强，革命潜力有多么巨大。这对于我们中国大陆上的所有左派无疑都是巨大的鼓舞，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却在这样的运动中“消失不见”，只留下了富士康的工人们独自浴血奋战，正如布站的同志所说“对此我们实在是无比羞愧。”十一月二十四号，由于反动的防疫政策使消防通道被封锁，导致许多无辜的乌鲁木齐市民被大火活活烧死彻底激化了矛盾，全国各地都被“点燃”了！反对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从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不久之后，不可一世的特色政权居然妥协了，反动的防疫政策终于彻底破产了！这个时候有的左派又以为极端防疫政策被终结了一切就正常了，就可以接受现状了。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反对极端防疫的胜利只不过是解决了一个阶段性的社会矛盾罢了，真正的斗争还在前头。有些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同志总结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左派应该采取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成果，展望未来”，而绝不应该就此满足，停止斗争。事实果真如此，在今年一月八号的时候因为经济衰退，重庆大渡口的许多工人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时候被企业突然裁员；相关企业不顾工人死活拒绝向工人支付工资，于是一场新的工人斗争又开始了，大渡口的工人聚集了起来，面对众多试图镇压运动的反动警察工人们毫不畏惧，用石头把警察打的溃不成军。然而这个时候我们这些马列毛主义者依旧“消失不见”，希望美国同志们千万不要学习我们。为什么最近中国的一系列运动是突破性的进展呢？我觉得主要有三点：第一，工人阶级广泛的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并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性。第二，最近的一系列运动规模是自1989年以来最大的。第三，这是自从1976年以来，中国人民面对统治阶级的进攻第二次采取大规模反击的策略，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上一次还是90s的农民运动，那次运动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废除了农业税，但农民阶级在今天的中国早就不存在了，因此重要性远比不上最近的一系列运动）
有的中国左派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过于强大，进步力量过于弱小；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等待时机”。不错，革命者也的确会分析敌人有多么强大，我们有多么弱小，但革命者的分析与妥协派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革命者是为了克服困难而分析困难，而妥协派则是为了逃避困难而分析困难。诚然，中国的法西斯专政固然十分强大，因为它毕竟是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在其他国家，当资产阶级认为有必要建立“法西斯政权”的时候，往往都是在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一般的资产阶级秩序濒于崩溃的时候，往往是到了“不是希特勒，就是台尔曼”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会这么做；而在中国，党内修正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若是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又不至沦为国际资本的傀儡，那么建立法西斯政权便是其唯一选择。但是，当这套强大的法西斯秩序建立以后，当代的中国官僚却越来越相信他们只要躲在这秩序背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长期以来采取一种他们特有的傲慢态度对待群众的诉求与任何不满的声音。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开动法西斯国家的暴力机器他们就能镇压一切；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开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有人就会相信他们的鬼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可以依靠这套老一辈修正主义分子留给他们的法西斯秩序直到永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论做什么都自然是会依赖法西斯秩序的，而他们愈是依赖法西斯秩序，就愈是使自己与群众隔绝，就愈是使自己变得无能与无知，而他们的无能又反过来迫使他们越来越只能依靠前人留下来的法西斯秩序才能维护统治。另外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各个产业情况的不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也非常尖锐。这种矛盾在2012年的时候集中爆发过一次，而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中共二十大上则又向全世界暴露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血腥争斗。无论如何，中国的统治阶级确实是已经“退化”了，相比于当年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们而言，当代的中国统治阶级无论从个人能力上要，还是从整个阶级来看都要显得无能的多，而这正是官僚们过度依赖专政机器而又有意无意的无视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统治下，各地区各产业发展不平衡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诚然，以上分析还略显粗糙，但基本的逻辑我觉得应该是阐述清楚了的。出于同样的逻辑，我猜测美国的统治阶级似乎也过于依赖美帝国主义过去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了，而这恐怕是导致他们“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此具有战斗性，而中国的统治阶级又并非全能的上帝，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长期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呢？我认为关键问题还是出在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从历史周期的角度观察中国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话我们会发现，目前整个运动还处于非常非常初期的阶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样，社会上已经多少出现了新一代的左派和至少是口头上的马列毛主义者，而且自从2020年后，左派的人数是有明显增加的。但我敢打包票的是，目前中国左派中，如果不是几乎全部的话，至少绝大部分所谓的左派和我们这种口头上的马列毛主义者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少之又少。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各种资产阶级绝对控制的网络平台上搞的很多所谓的“宣传工作”基本面向的不是工人群众，而是“左倾小资”，很多时候甚至干脆就是我们在“自娱自乐”罢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这里绝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理论很多来源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宣传手段就一定得照搬报纸和电报；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会是最佳的革命宣传工具和组织工具，这点我马上就要说到。而然战场上最好的武器也终究无法代替指导整场战争的战略思想。我们的问题绝不在于我们使用了现代的科技，而在于我们脱离了现代无产阶级，和工人的生产生活和我们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错，我们确实也曾参与过工人运动，五年前佳士工人运动我们就深度参与了。但是这场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尝试为什么会失败呢？为什么工人会如此反感学生参与呢？这些问题很多人是拒绝回答的，但我觉得确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无论是佳士运动，还是最近的一些列运动都暴露出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脱节。在佳士运动中，一开始四月份的时候，斗争主力确实是以七名积极分子为代表的工人群体，但很快工人就基本淡出了斗争。到八月份的时候佳士运动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场漫无目的、带有极强政治表演色彩的左派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的左派学生社团和各种左翼非政府组织纷纷起来表示对运动的支持，结果基本向统治阶级暴露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有的人甚至提出了明显超出运动当前阶段的政治要求。这就有点像美国1919年钢铁罢工和1920年煤矿罢工的时候，一部分共产党人不顾斗争发展的水平，强行提高运动的水平，硬说什么“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以工人阶级的专政来答复资产阶级的专政”。正如福斯特同志所说“这些说法从长远来看，从理论上来讲都无疑是正确的，但工人们却听不进去。”很显然问题就在于左派自己没有贯彻好群众路线，没有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果不其然，随着后来某些人的叛变投降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镇压打击，整个佳士运动也就彻底失败了，全国左派有组织的力量也遭到了重创，至今未能恢复，不过这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毕竟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原先的那些“组织”还是不要恢复的好。
至于以后怎么办，说实话我们确实还不清楚具体的路线，目前也不存在一个广泛接受的说法，因此以下内容仅仅只是我个人以及部分同志的一些初步意见，是真正意义上的“仅供参考”。
正如我们刚才间接提到过的那样，目前中国左派，甚至只是口头上的毛主义者从绝对数量上看都不能算少；从理论水平来看，中国的毛主义者不一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志逊色。因此我们部分人认为（我这里说的是马列毛主义者内部组织联系的事，而不是群众工作），如果能有一个理论水平较高的编辑部负责编写一份以网络为媒介的、能够吸引到工人和进步学生的、能够把马列毛主义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通俗杂志以及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马列毛主义网络论坛作为交流工具的话，那么也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虽然先前中国也有一些左派杂志，但它的主要内容是国外的各种运动，理论水平也比较欠缺因此很多人仅仅只是知道它的存在而少有稳定的读者。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论坛，但基本上只有极少数人才关注得到。而贡派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和所谓的组织则过于形式化并且充满了宗派主义色彩，经常因为一些极为次要的问题就把人打成右派而对于根本的策略问题却极为忽视，更别说那些露骨的假左派平台了。一句话，它们根本承担不起作为路线斗争阵地的作用，而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线斗争阵地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差不多也就该结束了。我们非常乐意听取你们分享经验或给出建议。最后让我稍微修改一下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中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东亚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整个东半球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中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上个世纪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