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美国革命联盟《红色文件7》 1974
八、请真正的资产阶级站起来好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广泛地谈论了厂长、经理和技术人员在“改革”中所起的日益增加的作用。虽则他们一向是，而且今天也仍然是苏联资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掌权的人。真正的国家金融资本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和党的官员，他们控制着中央国家机器。为了清楚明白起见，不妨把较低级的厂长、经理们看作是隶属于国家官僚和党的高级官员的工业资本家；高级官僚和党的官员，则是高踞在苏修统治阶级顶端的肥狗、主体，其权力的基础是对经济的国家垄断控制。
采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经过“改革”，中央计划还是保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控制经济的大权也继续在他们的手中，归根结蒂，还是他们这些人主持计划过程。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改革”的确对厂长的管理权和企业的独立性作了某些让步，而在金钱上，厂长经理则属于最受这些“改革”之惠的人们之列。但是我们不能不着重指出，“改革”中的若干“权力分散”，只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和他们手下人之间的联盟。这一切在柯西金宣布“改革”的讲话中都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是这么说的：“提请全会考虑的各项建议，其出发点就是集中的计划管理在发展我们的经济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偏离了这个原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丧失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提供的各种优越性。”[88]柯西金的意思就是给予各个个别企业的任何独立性，都是仅仅为了全面加强国家的地位。虽然在许多方面形式上“解除”了计划的限制改革”了的企业仍然继续隶属于中央当局。
一九六八年，在权威的经济刊物《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头子A·巴楚林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计划性和积极性之间的最佳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每一个企业的集体利益就可以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这是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决不意味着把计划经济的方法丢掉，转而采用自由市场的机制的各种技术，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器。”[89]
少数厂长经理，原来还心存幻想，以为权力已经移到他们手里，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一点。自从“改革”条例颁布以来，厂长经理们对于中央各部“管得太细”的抱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亠九七〇年对二百四十一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企业主管人作了调查，被征询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六表示，就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厂长的权力而言，改革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抱怨，他们的企业在“改革”的条件下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企业的独立性不够。[90]
因此，必须再一次强调，苏联不是处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标志着进一步的倒退到资本主义。事实上，今日的苏联经济的这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在“改革”中引进市场因素的某些方面，并未特别予以重视，尽管有些分析家把这些方面看作是苏联重新建立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环节。例如，我们并不着重有关生产发展基金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企业可以不受计划的约束以它的利润进行投资。尽管不可小看，这笔基金在大多数企业中只占固定资本总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这还不足以使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任何重大的投资。一九六九年由企业留作投资和奖励支付之用的利润平均只达百分之十五。[91]
在一定的程度上，“改革”也规定了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建立了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有人把这一点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重现的关键。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地无足轻重的发展。在一九六九年的末期，开设的小型批发商店只有四百六十家，总营业额八亿卢布。这个数字在生产资料的成交总额中只占百分之一弱。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仍是由中央政府根据计划调拨和支付的。[92]
我们认为，“改革”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在本章第六节中所讨论的那些方面。其中包括有：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作为生产目的，随后按照价值规律支配而重新改组经济，以及规定基金收费，从而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这些措施无疑地会使市场范畴恢复到一个统治的地位，但是它们并不取决于或者表明对于计划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摒弃。它们只是表明，就工人阶级为广大群众的利益掌管经济并且经营经济这一点而言，已经不复再存在这样“自觉的”控制了。
因此，认为“加强市场就是加强资本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作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自有它的国家垄断经济。在这个经济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利润的生产。这种现象反过来，又是无产阶级丧失政权而直接造成的。无论如何，举例来说，这种经济跟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相比，又是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后者是南斯拉夫经济的特征。
铁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夺取政权之后，南斯拉夫几乎立即就放弃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能在那里发展。南斯拉夫人所建立的是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也许是现存的这一类型的经济的最后几个样本之一。在国家监督之下，国外垄断和国内垄断，都受到国家的控制，无数的中小企业，据说是在“工人自治”之下来进行经营的，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相对地（和绝对地无政府的）自由竞争。国家和党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计划也儿乎不起什么作用。
比起出现在苏联的那种集中的国家垄断来，这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更具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它表明南斯拉夫处于比苏联远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南斯拉夫人之所以能“成功”，纯粹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设法巧妙地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
事实上，苏联经济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如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经常称苏联为“社会法西斯”的原因。在纳粹统治下，所有德帝国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都隶属于纳粹党所管理的国家官僚机器。为了报答它们放弃掉的某些“独立性”，各大公司又在若干方面受到酬谢。当然，首要的一条就是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运动的凶恶镇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经济“公司化”，它使成千上万家的较小的竞争性企业惨遭灭顶。[93]
在纳粹经济中，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由国家运用它对军事开支的控制，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和势力来加以限制的。这种经济当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国家起着领导作用。
但是这种局面充满了矛盾，并且在十二年中把德帝国主义引向了毁灭。同样是这些矛盾，今天使苏联的经济走上绝路，没有任何“改革”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矛盾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必然要引起离心力（分散化）同向心力（集中化）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和垄断。这两种倾向同时并存，这一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消灭。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的发展加剧了竞争，两者共同存在。
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都面临着这种矛盾。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日益加深地成为价值规律的奴隶。这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无政府的，经济领域里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统治者们既不能也不愿依靠群众，必须乞灵于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但是这就意味着市场力量的不受约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使逐个的企业恢复其“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六五年的“改革”标志着对离心倾向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但是，另一方面存在着国家政权的集中化的力量，即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一切的党的手里。这个向心力是垄断的力量，但它是比“老牌”帝国主义更为高度发展的垄断，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国家垄断所包含的高度集中化是同恢复了的资本主义直接相矛盾的，因为生产的自发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后还有市场对后者都有“自然的”引力。
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被迫一会儿采取分散的措施，一会儿采取集中的措施，永远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根源也就在于这个矛盾。如果一九六五年的“改革”，可以看成是对离心力量的局部让步，那末，从那个时候起的政策，就标志着中央的控制已经重新强加于那些现在理应是“独立的”企业之上。
随着一九七三年的工业改组，问题就变得更明显了。这个最新措施标志着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从组织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使“生产联合公司”成为基本的经济单位。这个机构基本上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相类似。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苏联经济的真正资本主义性质。
苏联在一九六一年开始试验把几个企业合并为联合大企业。首先是在西乌克兰的里沃夫的制鞋和皮革工业中出现的两个联合大企业，它们是根据参加合并的企业的主动创议而组成的。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共有五百九十二个联合大企业。由于一九六五年后企业向“改革”的过渡，企业的兼并运动因而放慢了进度，到一九七一年，约有六百五十个生产联合公司已在进行日常活动，被合并了的企业有二千七百个，相当于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五。[94]
生产联合公司所取得的经验，很快就使得苏修头头们看清这些合并起来的公司在新的条件下是更加易于管理的。他们发现通过合并减少了中小企业的数目以后，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实行控制，而同时又能在利润挂帅的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例如，早在一九六七年，费多连科就已声言：“大的合并企业比小企业处于更能适应全国需要的地位，可以集中基金来设立新的车间、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可为生产新产品而重新分配费用，在联合公司的范围内总结先进技能、工艺技术和引进新技术，调节物资储备，规定内部（转让）价格，集中部分供销业务。”[95]
这确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并且还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以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单个企业为基础”的概念不过是表面文章，它同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苏联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适应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所指出的：“指望在单个的相当于西方的一家工厂的企业一级作出必要的决定，那是荒谬的。一个杜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附属工厂厂长能够作得出什么决定呢？这些巨型公司要比苏联的不少工业部还要大得多，而集中的程度也不见得低。”[96]
社会帝国主义者一旦认识到这个情况，就很快抓住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不放。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他们宣布所有工业企业都将合并成为生产联合公司。一九六五年“改革”所给予企业的权力现在都移交给联合公司了。根据不同情况，合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和地方来进行。根据这次宣布，新方案将在一九七五年底生效。
这项花招对苏联的经济活动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还须拭目以待。但它清楚地表明，社会帝国主义者未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矛盾。当然，他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正象中国人强调指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它受“同样的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九、综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苏联经济
概括一下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情况，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资产阶级设法控制了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并从这里开始将这个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复辟过程中关键性的转折点。
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资产阶级首先通过分裂工人阶级的集中统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当赫鲁晓夫将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时，集体农业的集中指导遭到了破坏。工业部门的计划管理被分割为一系列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围绕着恢复以利润为动力的原则以及根据商品生产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公开鼓励，朝着这个方向的试验也已着手进行。
政治上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竭力破坏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权力。他对马列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发动了系统性的攻击，他对斯大林的谩骂不过是用作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的烟幕。在他的统治下，资产阶级自由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肆泛滥。
赫鲁晓夫将大批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开除出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这些战士在各级领导中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代替。赫鲁晓夫最后发展到将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把一些行政琐事加在一些正直的党的干部身上，从而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政治作用，致使这些人处于被动局面而丧失斗志。
赫鲁晓夫的作用就是对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破坏社会主义，从而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纷纷出笼。
但是，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反过来又产生其辩证的反面——否定之否定。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按照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对经济进行的彻底改组中可以看出。
这也有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坚持了党政的集中领导——但这一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巩固由党政高级官员组成的新的国家金融资本家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谓“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掩护。党被拼凑起来，甚至得到了加强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组织上的代表。
至于经济，分散经营的情况由于经济“改革”，给予各单个企业很大的回旋余地看来仍然存在。然而，“改革”的真正目的是，由国家垄断集团根据已经安排就绪的资本主义路线实行系统化的控制。实际上，“改革”只是加强了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实权。这一点从下列事实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赫鲁晓夫时代，国家行政机关的任用人数基本稳定，到了一九六四至一九七〇年期间，国家行政机关任用人数逐年增加，共增加了五十一万六千人，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三。[97]随着一九七三年生产联合公司的出现，分散经营也就进一步加强了。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给经济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那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系统性“改革”，根据垄断资本主义始终如一的原则，在稳定和改组经济方面倒是取得了成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尽可能多的成功）。
这一否定之否定必须牢牢掌握。第一个否定：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资产阶级攻击马列主义，着手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上一片混乱，政治上自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为标志（虽然他们的统治同赫鲁晓夫的统治之间在政治上没有一堵墙可以截然分开），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主义遭到了攻击，“纪律”和“控制”作为当代的口号又出现了，经济被系统地恢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崭新的基础上，在完全变化了的条件下。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并没有使我们再次回到社会主义，却相反地标志着一个正在作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建立在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改组。
“合二而一”，不认识复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看不到这一辩证过程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那末至少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误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集权主义的表现，当作是回到了社会主义原则。持有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评论家所提出来的。他们给那些目前的苏联统治者带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帽子。
第二个错误是将赫鲁晓夫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全部内容。从这一观点岀发，资本主义复辟成了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不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的重建。这种分析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因素，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也可能同集权主义同时并存（过去纳粹德国即是一例）。
按照这个观点，就要把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说成是比苏联更加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在杜布切克的“市场社会主义”下，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正在企图摆脱苏联的统治正是为了要向资本主义更快地前进。按照这个逻辑作出结论，这种观点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出现看作是历史行程简单的倒退。人们还尽可以说苏联不过是在历史上向后转，现正在从社会主义通过垄断资本主义退到竞争性资本主义，因而还可以再退到封建主义。尽管这正可能是苏联一些唯心主义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但这种推理的荒谬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怎样来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让某一个无阶级的“官僚”集团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统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维持这种统治，这些“官僚”必须组织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如果这种官僚主义方法占上风，并变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过程的政治特征；如果是一个脱离和不依靠群众的官僚集团来决定如何进行这一过程；那末，这一切将必然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行事的。
归根到底，修正主义者只能依靠价值规律，把它作为组织生产的“杠杆”。他们必须使工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他们唯一的商品，即劳动力。修正主义者也必须求助于工人在竞争中所表现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同时以政权作为高高在上的、压迫工人的力量，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手中的武器来加以支持。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某种组织生产的方式，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这种生产的，他们别无抉择，只得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价值规律受到修改，意味着垄断者可以将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到实际价值之上，但这并没有消灭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事实上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一旦采取了这条道路，那末，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计划关系也必须由价值规律来进行调节。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利润挂帅。
一旦生产不再由真正的以工人群众的需要为基础，不由社会主义计划（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所制定的）来调节时，那末，它就只能由资本主义市场来调节，即由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东西来调节。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存在时，包括旨在保证主要垄断工业的贏利率的国家“计划”在内，甚至在这时，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其中特别是价值规律（市场的盲目力量）将仍然起支配作用。这就意味着，那些控制了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数量剩余产品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必然将发展。
今天苏联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竞争主要不是发生在工业资本家之间（企业和农庄的经理主席等等，虽然在这一级也确实有竞争），而是主要发生在控制不同部门、地区和工业部门等的党政高级官员之间。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苏联经济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纳粹德国相比较，在纳粹时期，钢、煤等各经济部门是在国家的控制下组织成托拉斯和辛迪加，而国家则用信贷作为主要调节器。但是激烈的竞争也存在于各个托拉斯和辛迪加内互相争夺的资本家之间，存在于那些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还存在于控制这些不同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信贷机构各部门的资本家之间。
苏联内部正在发生着基本上类似的情况，尽管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牵涉到的具体人和公司尚未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但一旦利润用来调节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国家信贷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那些主要从钢铁生产中牟取利润的部门同那些为钢铁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煤、石油、铁矿）的部门以及购买钢铁产品的那些部门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公司的创立，揭露了这种情况在苏联发展相当迅速。这些生产联合公司将必然为追求利润而相互竞争。比如说，一个专营钢铁生产的联合公司想把手伸到采煤上去。不久，生产联合公司将不仅是根据工业部门来建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代表互相竞争着的资本家集团，这些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是非常不相同的，好比相当于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这些竞争着的集团到时又为夺取在共产党里的政治势力和控制权而斗争。
要使这些竞争的资本家心平气和地分配财富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试着这样做，但他们对更大利润的无穷尽的追逐总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矛盾。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将被撕得粉碎。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即财富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直接结果。
正是这一矛盾已经严重破坏了苏联经济。在利润挂帅下，苏联资产阶级，正如各地的资产阶级一样，不可能有效地、迅速地并以平衡和全面的方式来发展苏联经济。有一个事例是很说明问题的二一九七二年，由于计划性差以及气候条件不利这两个原因凑在一起，使苏联出现了一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农业灾害，那时苏联迫切需要大量的收割机、卡车和干燥机来完成突击收割任务，然而，许多机器却因为缺乏零部件而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生产零部件不如生产机器那样有利可图。
同样的问题在一九七三年又出现了。当时苏联当局大肆宣传一个高达二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吨粮食产量的“空前大丰收”。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承认，由于农业设备的缺乏造成了大量这种“丰收庄稼”烂在田里，某些西方观察家估计，到手的庄稼仅达到一亿六千五百万吨左右。[98]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完全考虑到经济的全面需要的，因此这种混乱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特别当它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性的占用和按照利润原则进行的再投资，不但降低了产品的质量，而且也影响了产品的数量。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成了生产发展的桎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包括当前的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计划在内，苏联已经进行了发展经济的九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为止，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三以上，为世界上最高增长率。[99]然而，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间，总产值仅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四，比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点六的增长率略微下降[100]。不仅如此，根据美国政府的估计，非军事生产方面曾岀现过更为迅速下降的现象。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期间，非军事生产增长率同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点八及五十年代的将近百分之十相比，仅达百分之六点二[101]。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头三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进一步下降到仅为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七点八，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六点五和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点四。[102]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制订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得到改善。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使各种工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业获得“公平的”利润。但这一计划不能解决这一制度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矛盾必然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的计划指标几乎经常是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而今天在计划执行期间则经常要修改定额；降低指标。即使如此，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甚至还不能达到修改过的指标。下列统计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今天苏联经济的这种可悲的、危机笼罩的状态，统计数字记述了以一九七〇年为最后一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参见下表）。
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执行情况
最初指标 修正指标 实际产量
电力（10亿度） 830-850 807 740
天然气（10亿立方公尺） 225-240 215 200
煤（百万吨） 665-675 — 624
钢材（百万吨） 124-129 124 116
钢管（百万吨） 95-99 96 92
化肥（百万吨） 62-65 62 55.4
合成纤维（千吨） 780-830 707 623
汽车（千辆） 1360-1510 1360 916
农业机械（十亿户布） 2.5 — 2.1
水泥（百万吨） 100-105 — 95.2
纸张（百万吨） 5.0—5.3 5.0 4.2
纺织品（十亿平方公尺） 9.5-9.8 — 8.6
合成树脂塑料（百万吨） 2.1一2.3 1.8 1.7
摘自《亚非杂志》1974年第2期
这种停滞不前的经济反映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本质。帝国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生产力，因为随着工人阶级被掠夺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进一步成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资本，这样，使帝国主义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牟取最大限度利润就越来越困难了。利润必须通过出售所生产的商品而获得，而商品的主要市场就是工人阶级，因为穷困的工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某些产品实际上经常生产过剩，而另一些产品却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也使利润率不断下降，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在其内在必然性（他们制度的基本规律）的驱使下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新市场。
追逐最高利润这一动力，迫使竞争着的苏联资本家在能获得最高收益（利润率）的地方投资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换言之，社会帝国主义，象其他的帝国主义一样，必须将资本输出到其他国家，并随之在国外驻扎军队，干其他坏事以“保证”这些投资攫取有利的收益。他们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对手进行竞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资本市场而进行争夺。
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的矛盾“四溢”，在一种实实在在地、深刻的意义上变成了世界性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苏联确实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在社会主义外衣的掩盖下活动，但象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受着同样客观规律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