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分析认为，当垄断经济占据了控制地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帝国主义。就这点来说，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资本主义过去100年的发展中，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但它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新发展足够重要，以至于构成了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时期。 列宁，以及随后的毛泽东，基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发展出了解放他们国家被剥削人民的战略，而他们国家正是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表明，被压迫国家的被奴役人民的确能够解放自己，走上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经济和政治的自主发展。这两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表明，革命理论及其指导下产生的正确策略是多么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二十多年后爆发了。战后，许多前殖民地通过斗争取得了独立，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以便发展自己的经济来满足人民需要。尽管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所有战争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拉丁美洲大量公开或秘密的军事侵略，到持续进行了超过十五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此外，许多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一直在打内战，这大多是过去殖民统治和当下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战争和饥荒使得无数人流离失所，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
自1979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把它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1991年，经过35年的修正主义统治，苏联解体，随之东欧国家经济解体。对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逐渐消失，但这些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剥夺仍在继续，甚至是加剧了。在过去一百年中，资本主义经历了反复出现的、更大更深重的危机。今天许多人断定，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既有的帝国主义列强展开竞争。
在我们研究涉及中国的这一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些什么？中国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吗？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和美国的竞争将会如何收场？我们是否应该主要关注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本文并不着眼于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将着重论述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和中国在这一阶段的作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就有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策略来同它抗争。这一策略不仅基于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基于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策略也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内阶级关系的理解基础上。
一、现阶段帝国主义——我们是怎样到这一步的？
1.帝国主义转向新阶段
在始于1929年，持续到二战爆发的“大萧条”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过剩产品的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压力。它们用高关税限制进口，同时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这些措施引起了混乱，从而大大减少了国际贸易，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战后，美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同它战争期间的盟国建立起了后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体系。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它们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建立固定汇率，并将其他所有货币跟美元绑定[1]。在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以降低进口关税，并减少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战后的这些货币和贸易体制，为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资本主义经济二十多年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制度框架。
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有独特的机会向欧洲和日本出口货物，以帮助他们的经济复苏，因此美国维持了几年的贸易顺差。但由于美国在海外的商业投资和它在世界各处军事基地的支出，其总体收支平衡开始变得不利。到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际账户的赤字增加，各国开始将美元兑换成美国持有的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随着美国失去其黄金储备，美元不可避免地从其固定汇率($35=1盎司黄金)贬值。在经历了两次贬值之后，在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主政的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
在1971年的这一宣布之前，美国政府曾短暂地实施过资本控制，限制美元的流出量。那时已有大量的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做生意，这些企业需要美元用于投资和日常交易。因为他们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将资金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他们决定将其利润以美元的形式存入美国开设在欧洲的银行（主要在伦敦）。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被称为“欧洲美元”)每年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欧洲美元从1971年的850亿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2.2万亿美元，随后增长到1988年的4万亿美元。大量在美国之外的这种“欧洲美元”，对于将美元打造成一种国际货币，并确立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2]。这是巨量美元涌入其他国家的开始，为美国提供了在国际金融中建立其领导地位的独特机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欧盟和日本都想要扩大其货币的影响力，以便在全球金融领域同美国竞争。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在本国以外的货币量都还不够大。
在尼克松将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之外的美元数额随着美国越来越高的国际账户赤字而进一步增多。在1960年代末短暂的资本控制(见以上)后，美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资本市场，因此资金可以很容易地流入和流出美国。此外，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大型的证券市场，其他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将他们的美元存放任意长的时间，这就使得美元成为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美元构成了世界外汇市场的大部分交易——其2014年的日均交易量达到5.3万亿美元。每天的这种大体量的美元交易，大部分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持有美元作为流动资产，并不断地将其兑换成其他货币和资产。在1971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最初被认为是美元弱点的赤字和债务，已成为其最强大的武器，赋予了美元当下的霸权地位和过度的特权，这是其他国家从没享有过的[3]。每一张在美国国外的美元，都是美国的债务。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义务偿还自己债务的国家。
二、现阶段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现阶段帝国主义有几点独特之处，将它同列宁所研究的较早阶段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这些特点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矛盾，同时，为了应对由这些矛盾产生的经济停滞和一再发生的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采取的新的策略 也是产生这些特征的因素。
1.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
从布雷顿会议后浮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新阶段,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与任何传统逻辑相反，当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及美国的赤字持续激增时，美元的地位却大大加强了。美元霸权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债务国，可以在贸易和全部国际收支中持续保持赤字。债权国家,如目前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和日本，但也包括德国、韩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都必须继续借给美国更多的钱。正是通过这些借款，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储蓄已经转移到了美国。这样的转移仍在继续，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贸易顺差来维持其增长，并且不得不接受远远多于他们所需要或想要的美元。
随着美国债台高筑，美元已成为世界上的国际货币；对所有国家来说，美元现在是交易的媒介、价值的单位、价值的储存方式，并且也是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主要形式。 美元从布雷顿协定最后的几年里（1960年代后期到1971年）没有国家愿意持有的货币，变成了如今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所有企业和个人都持有的货币。它的流动性很强，随时都可以很容易地兑换成其他货币，可以用于支付常用账户赤字或其他国际货币交易。兑换成美国政府债券和证券可以获得利息(尽管很低)。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以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为基础的。
尽管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解释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但金融资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而且仅仅在过去的40年里，它的力量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与去管制使得金融资本摆脱了政府管理。通过新的通讯技术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进行操纵，金融资本有了更多能力将各种危机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正如我们所目睹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一再发生和加剧的危机那样。
在这些危机中，美元的地位反而加强了——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美国持续通过印刷更多的美元、国库券和债券来增加其债务。通过其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美国一直在剥夺其他国家储蓄，使他们不能用于自身发展。全球美元储备从上世纪80年代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0万亿美元，这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债务。[4]
列宁在其帝国主义分析中强调了新兴垄断金融资本的作用。在过去的100年里，垄断金融资本的力量呈指数式增长。为了更大的金融收益，金融资本通过注入巨大的流动资金，将资产价格推高，从而造成债务膨胀以及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与危机。我们目睹了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危机。随后是90年代，自从90年代初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90年代后期东南亚、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危机，以及最近一直挥之不去的2007 - 2009年全球危机，还有南欧国家持续到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Lapavitsas)。此外，由金融资本创造的泡沫也引发了在住宅和商业建筑上的投机——在世界各地以疯狂的步伐兴建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高档酒店和其他旅游设施。这样的建设侵占了农田、森林、牧场和海岸，从而摧毁了农民、渔民、牧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生计，他们一度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金融泡沫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给这些经济体带来了不亚于全面战争的破坏。当金融资本沉迷于这些涨落，普通人则遭受了严重后果。
2.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增速放缓，资本积累停滞。1980年，里根与撒切尔之间达成了协议，即现在众所周知的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意图利用全球垄断资本扩张，以缓解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实施了一整套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政策，包括全球化、自由化(去管制)和私有化，并力推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措施。在战后的早些时候，尽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开放国境以引入外国商品和投资的压力，但许多国家的政府顶住了压力，希望建立更为独立的经济发展方式。然而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严重危机，这与他们所欠的外债有关。这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所设定的条件，否则就冒着拖欠贷款的风险(见下文)。当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给垄断资本带来了跨越国界的自由，从而去占领世界各个角落时，它也为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提供了条件。这一新的现实让全球垄断资本得以构建全球供应链，从而能够自由地制定生产和积累战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就有四个客户国(或地区):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被选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试验场。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地区)投资，唯一目的出口它们的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创造了一个神话，即当发展中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出口时，增长和繁荣肯定会随之而来。
8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经历了灾难性的外债危机，使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他们外债的来源是他们70年代从国际银行借来的钱，当时他们需要外汇来支付更高的石油价格，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垄断联盟控制了市场。大型国际银行——主要是美国的银行，同一些德国和日本的银行，充溢着OPEC成员国的大量存款，它们迫切要贷出去[5]。当这些债务缠身的国家难以偿还债务时，帝国主义国家就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如结构调整计划(SAP)，使其自由化，将其经济私有化，并从这些国家尽可能地榨取一切以偿还外债。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政府通过严厉的紧缩计划来削减对健康和教育补贴，并取消对穷人的食品、交通和其他补贴。结构调整计划还强迫这些国家取消对外资的任何限制，取消监管，并进行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经历了同样的磨难。经过几轮严格重组，这些发展中国家既遭受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痛苦，也不再有任何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的选择和能力。这些国家和刚刚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别无选择地加入以至完全整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积极参与到全球垄断资本设计的国际化大生产中。
生产的国际化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上，它可以分解成小部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基地进行。全球垄断资本根据其生产和市场战略来决定如何划分生产。但是，生产的国际化超出了工业生产范围，还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从粮食生产大国进口的粮食，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如水和劳动力，生产牛肉、鸡肉、鱼、虾、动物饲料、宠物食品、水果、蜂蜜、蔬菜和花卉等出口产品。
全球垄断资本把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渔民转变成了出口商品的生产者。例如,鱼在智利海岸是当地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现在被普瑞纳猫粮公司制成家庭宠物的鱼粉；墨西哥农民种出的蔬菜水果不再是国内消费,而主要用于出口到美国。印度，一个有着大量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的国家，正在向欧洲出口大豆作为动物饲料。
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结果是数千万的活跃农产品生产者被替换掉。由于这些出口工作的工资微薄，他们甚至买不起自己生产的食物，更不用说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贫穷国家的丰富资源已经从生产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转变为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与富裕国家的猫、狗和牛争夺基本的食物需求。此外，帝国主义全球化更赋予了垄断资本渗入所有生产空间的自由，包括过去属于公共领域的东西——如交通工具、公共设施(特别是水)，教育和健康领域——将公共产品转化为商品出售。通过实施新的知识产权法，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通过基因工程垄断了全世界的农作物种子。
除了工农业生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全球化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1月1日最终生效。尽管理论上来说，这个协议允许一个国家自行决定开放哪些服务部门，但实际上它经常面临来自WTO的压力，以及来自地区贸易协定和其他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压力，以开放其服务部门。一旦一个国家开放其服务部门，它就必须对所有的外国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它不能偏袒国内企业。该协议中包含的服务列表是巨大的，需要几页才能列出，但主要的类别包括商业服务、通信、建筑、分销(批发和零售)、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环境、金融(银行和证券)、医疗、观光与旅游、休闲(娱乐)、交通(航空、铁路和公路)。这些服务类别的生产已经全球化了，尤其是金融、教育、医疗、娱乐、通信和分销等领域。[6]
各国都增加了国际化生产的参与度，这是由全球价值链(GVCs)来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进口更多的外国输入品，来生产最终产品。1995年，全球有36%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进行。201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9%。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路径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依靠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WTO)以及美元的霸权。这些金融和贸易机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管理本国经济的能力，以及它们生产粮食养活本国人民的能力。这使得全球垄断资本能够控制全球几乎所有的生产性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参与国际化生产的国家必须为跨国公司(TNCs)在他们那儿的生产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跨国公司利用彼此竞争的优势，雇佣受过良好教育、有技能、而低工资的劳工，享受低税收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宽松的劳动法，以及对外资所有权和利润汇回的最低限制。此外，他们还享有将所有生产废料留在外国土地上的自由。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贸易、投资体制和美元霸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
发展中国家必须跟上出口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当他们从贸易顺差中获得越来越多美元的同时，他们不能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他们被迫将美元(或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放在他们的中央银行。当这些国家持有低利息的美国政府债券，同时又要为外国投资支付较高的回报率，这就相当于另一层剥削。资本积累的这一新策略是建立在生产国际化的基础上的，在全球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一体化了。如果没有美元霸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中国与全球垄断资本合作的承诺，这种整合的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新战略被证明对全球垄断资本最有利，而对世界各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却极为不利。
3.全球资本家阶级的相互联系
在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在革命之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二战后，民族资本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放弃了任何独立于全球垄断力量发展自身经济的尝试。相反，它们正与全球垄断力量紧密合作，在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中获得一部分利润。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垄断资本与资本家之间谈判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有关如何开展国际业务的规则基本已经制度化。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被迫与全球垄断资本分享市场和利润，但他们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回报。现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成功的资本家成为亿万富翁，他们的公司在财富500强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司并列。这些资本家的利益，甚至他们的生存，都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不同民族的资本家不再是他们国家的“民族资本家”，就像在帝国主义初期所定义的那样。他们不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4.资本主义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可解决并不断加深的矛盾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家阶级(有时与地主阶级合作)是资本主义国家背后的主要力量。这些国家必须在当前帝国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持秩序，保证生产和积累的不间断进行。具体来说，它必须能够将工资和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对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视而不见，阻止任何可能扰乱生产的劳工组织。尽管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所使用的战略和战术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帝国主义在这个阶段的新情况是：为了满足全球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欲望,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竞争，将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到推到极端,以便被选为全球供应长链的生产基地。
三、帝国主义新阶段的中国及中国人民
1.中国角色
自1980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生产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与全球资本紧密合作，在全球产业链上建立了中国的地位。这个位置一经确立，中国就认真参与国际化生产。中国工业劳动力的规模（从2004年的4000万增加到2014年的8000万）大大增加了全球劳动力供给，加剧了所有国家工资下行压力。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已经占领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服装、玩具、鞋子、电子产品、组装电脑、iPhone和iPad，还生产手表、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播放器和录音机、电路板和摩托车。在国际化生产的进程中，全球垄断资本也能够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例如钢铁、电脑）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为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生产汽车零部件和组装汽车的空间。
中国除了为全球生产提供空间外，中国消费者还为全球耐用消费品和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尽管中国人整体消费不到中国生产的40％，但中国新生城市中产阶级（约占人口的10％）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市场来消耗国际资本主义系统过剩产品。 2016年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了2400万辆汽车，比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高出37％，仅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额就超过了1979年的全球汽车市场。中国的顶级富豪（不到人口的1%）他们购买高端定制的服装、手提包、鞋子、以及昂贵的葡萄酒，进口赛车并入住豪华酒店，构成世界奢侈品和服务市场的重要份额。
过去三十五年来，中国在缓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似乎无尽的劳动力供给，一个全球资本投资的充足空间，一个吸纳大量全球消费品的市场。中国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给全球垄断资本提供了非凡的发展机遇，从而增强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特别是美国。此外，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廉价消费品降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活成本。
中国的高速GD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平均超过10％)有助于提高全球资本主义的增长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大大缓解了三十五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危机。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要结束了。由于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放缓，以及过度建设的生产设施、基础设施和住房达到过饱和，其目前的官方增长率已降至6-7％（实际数字可能更低）。中国有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一个阻力（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因为它必须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并想出如何继续回收美元避免金融危机。
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被认为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一方面，在这个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经历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经历。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差异。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它发展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军事。这些差异使得中国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之后，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中国政府非常希望效仿美国的做法，尽管规模要小得多，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投资于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并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政府也试图建立其他国际机构，如金砖国家投资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替代品。
但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以外的国家不能取消资本管制（让资金自由进出），同时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8]在不开放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希望人民币国际化是无法实现的。中国试图维持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足以伤害出口，同时要注意不要贬值人民币，造成资本外逃。人民币于2015年8月轻微贬值，外汇持有量随后由四万亿美元下降至三万亿美元，这引起了进一步资本外逃的担心。这种担心阻止了中国追求开放的资本市场。中国现在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了国际化扩张计划。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全能的美元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当前的帝国主义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它没有理由或者有能力挑战现在的帝国主义制度。
3.对中国人民、资源、土地、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中国参与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资源、土地、环境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剥夺了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虽然中国有很强的生产能力，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得很好，而大多数中国人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宜居的环境和教育机会。留守儿童的农村家庭靠寄回来的钱过日子。从事出口行业和建筑行业（总计约3亿人）的年轻人每周6天长时间工作（每天10至12小时以上），工资微薄。他们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在压抑的状态下，遭到雇主野蛮对待，单方面扣减工资和/或拖延工资支付，或者拒绝支付工人享有的社会保险。尽管中国人的普遍生活水平已经上升，但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没有或很少有医疗保健/退休金，工作保障也很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沉重的老板关闭了他们的生意而逃跑。由于雇主的利润下降，对工人的虐待加剧。工人通过罢工和抗议的方式反抗不断恶化的状况，其数量从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5年的2650起。
资源枯竭和严重环境污染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中国获得淡水的渠道非常有限，是人均供水量最低的13个国家之一。中国六大河流中有85％的河水经过处理后仍不能饮用。 2013年，污染地下水的比例达到60％[9]。目前，中国600个主要城市中有400个城市的居民没有足够的用水。城市继续深入挖掘水源，导致地下水枯竭。中国水利部表示，这种做法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缺水，而且降低了水质，增加了地震和山体滑坡的风险[10]。中国的空气污染同样严重。在北方城市，空气污染达到了极其有毒的水平。危害最大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状物质（即PM2.5）的指数通常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最高水平的40倍。
为了提高GDP增长率，中国经济已经严重扭曲。政府和商业投资在2006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8.7％，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水平。然后，政府应对2008年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达58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项目都用于投资。因此，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超过50％[11]。大量的投资不仅造成工厂产能过剩，而且还造成各种基础设施、商业地产和住宅房屋的过剩。许多小城镇建成的四车道公路都是空置的，而有一排排的住宅、商业地产、道路、酒店和展览中心的城镇却空空如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生产能力和速度都处于领先地位，导致了中国已经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印象。然而仔细观察，支撑这一新兴现象的力量正在丧失。
四、展望未来
当我们仔细研究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看似不可阻挡的怪兽，通过全球垄断资本席卷全球，无情地撕裂人民、土地和环境。资本扩张带来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导致了过度生产，在土地上过度耕种，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在河流和海洋中过度捕捞，并将致命的化学品和废物倒入地面、空气和水中，对地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帝国主义极大地受益于垄断资本，但却破坏了世界大多数人口，消耗了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列宁在一百年前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现在它的衰败已经明显地加速了。然而，同时，仔细一看，这个怪胎系统也非常脆弱 — 建在一幢卡片房子（纸币美元）上。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到垄断金融资本因积累速度放缓而令人不满意。这将再次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流动性，从而使资产价格膨胀，并导致更广泛和更深的危机（Hudson，2012）。
全球资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融合在一起。同时，来自世界各地顽强的底层人民的抵抗，正在严重挑战帝国主义。因此，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物质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利。我们要分析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策划和组织反对它的斗争，并打败它。尽管客观条件很恶劣，但今天中国的劳工、环境斗争正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其规模和重要性，以及革命和社会主义遗传，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人们更加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独立作为最优先事项，为什么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种独立。
参考文献：
Eichengreen, Barry,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lleiner, Eric,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1990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dson, Michael, The Bubble and Beyond, Fictitious Capita; Debt Deflation and
Global Crisis, ISLET – Verlag, 2012
Lapavitsas, Costas, et al., Crisis in the Euro Zone, Verso, 2012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trograd 1917
注释:
[1] 美国承诺，中央银行可以将它们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2] 欧洲美元之所以不寻常的扩张，原因在于这些被称为“无国籍银行”的银行不受监管，不需像一般银行那样维持任何法定储备。但这些银行和他们的美元存款和贷款却被美国和英国政府合法化。(见Helleiner)
[3] 戴高乐的财政部长创造了“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个术语。见Eichengreen.
[4] 《经济学人》，2017年2月11日-2月17日刊，65页
[5] 这就是所谓的银行回收石油美元。
[6] 世界服务出口从1995年的1.2万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5万亿美元，到2014年达到4.9万亿美元。美国教育服务出口的一个例子是在非洲国家经营营利性小学的Bridge国际学院，见《经济学人》，2017年1月24日至2月3日刊，53-54页。
[7]See: China’s Growth Odyssey, Project Syndicate, the World’s Opinion page, February 17th, 2017见：“中国的增长奥德赛”，“项目联合组织”，“世界观点”，2017年2月17日
[8] Even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these three obj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is limited due to the power of global capital. Monetary policy that changes 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 affects the capital flow and thus the exchange rate. 由于全球资本的力量即使是美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货币政策改变利率水平，影响资本流动和汇率
[9] 经济学人，2014年5月（第44期），17-23页
[10] “China’s Water Shortage to Hit Danger Limit in 2030”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中国水资源短缺在2030年达到极限”参见《人民日报（网络版）》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11]See IMF working paper “Is China Over-Investing and Does it Matter?” 《中国是否过渡投资，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