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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着问寻归宿漂泊中拷问前途
————新工人艺术团:迷失还是崛起?
野草丛

新工人艺术团的新歌专辑《家在哪里》,主题是反映新工人的迷茫、对家的追问。迷茫感,实在是新生代工人中无处不在的。关于迷茫,我想起自己几年前遇到的一位青年工友。

新生代工人的迷茫与学界知识分子的理解

四年前我曾阴差阳错到了一个大型工厂仓库去做搬运工。搬运一个箱子大概四五十斤不算重(比如汽车散热器等汽配件),可是一大卡车的货物四个人配合卸货要连续作业四十分钟左右,对于我削瘦的体格就很要命了(平均每天装卸六七车货物,还有货物出入仓库的其他活儿)。正当我疑心我的体质更适合呆在电子厂时,我见到了比我还小几岁的工友龙(他刚满18岁),他比我更瘦、且矮几个个头,可是他干活却挺利索的,看我吃力的样子常常关切地问“累吗?”,我总是笑着说“不累”,那时我总是注意到他特别的眼神——泛着迷茫的却又明快、坚毅的眼神。我在那里没干多长时间,但也许既因为赞赏、也因为感动而时时鼓舞着我,那位青年工友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工业区岁月里,那双眼睛仍会让我回味,咀嚼,启发鼓舞着我。

那种眼神不只是迷茫,更直接反映着它所生长的现实生活——因为蕴涵着某种矛盾而有生命活力。如果不是真正作为工人一分子亲身经历,也许总是很难理解新生代工人的迷茫及其内在的矛盾,就像很多知识分子正误解了这种迷茫:他们以为这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还缺乏自我认同,这个阶级还没有形成。于是,一直孜孜追求“公民社会”的改良主义学界正好抓住这个认识,把社会抗争目标定位于“要求政府落实新工人在城市的公民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未完成的工人阶级化”得以完成。

大概是出于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希望,早在去年底,出自劳工NGO的一本工人研究书籍被学术界隆重推出(汪晖作序、众学者联袂推荐、专场发布会)——书的核心问题正是“家在哪里”,潜在而明显的中心论调就是要求政府让新工人能够留在城市发展。那本书就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作者吕途),我记得该书第三个推荐词就是孙恒同志以工友之家总干事的名义写的。当时我就猜想这是一场舆论宣传战的序幕。果不其然,今年开始几个月里许多与劳工有关的学界活动都紧扣相关主题,比如3月下旬卢晖临教授到深圳的讲座。新工人艺术团的新专辑“家在哪里”从中心思想到内容,都与学界行动协调一致。

争取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当然都没错,都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工人的迷茫不只是简单的迷茫,如果只读到迷茫,那就片面了,作为总体认识就可能是误读;作为探寻出路的指南,就可能是歧途。要理解这种迷茫,再回到我记忆中的那位青年工友,他的迷茫表现在他不知究竟要去何处工作,因为处处是资本的压迫:他说他早就不想在这里干了,最近一直在考虑辞工,“但是离开这里不知要到哪去。”但是他在工作中并不因为茫然而混乱,而是坚毅的,踏实的,值得工友信任的。他并不因为前途迷茫而乱了阵脚,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很先进的意识,他更是随同着无意识的阶级集体一起前进。至于去向何处,他自己是一团迷雾;但是他却是随同大家一同前进——这些工友在工作中彼此协作并且信任,只要在上着班,生活的巨轮就在滚滚向前,就在燃烧着、沸腾着,这一切都是真切、分明的。

这一点,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迷茫,也不同于小资阶层的迷茫。因为知识分子和小资的迷茫就是纯粹的空虚、彷徨、还有干冷苍白,甚至连看待现实都会模糊了,而工作中运转着的工人,即使迷茫,也在真实的前进,哪怕暂时是被迫前进,也是前进。

工人迷茫的本质

新工人的迷茫包含着种种矛盾,它不是“家在哪里”这个主题能概括的,但这个题目的确反映了事实,折射出了一部分本质。真正的本质是:改开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工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已经有很初步的朴素意识,但没有形成普遍自觉的、积极的意识。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阶级已形成,普遍自觉积极意识却还没形成。有人可能说,连阶级意识都没有完全形成,又怎么能说阶级已经形成呢?其实很简单:阶级首先是客观事实,不能仅仅以阶级意识定义。就像一个人已经出生了,但他还没有自我意识,只有本能和一些很初步的意识,但你总不能因为他还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就认为他还不存在吧?(“哲学”或许可以那样说,但你还是不能抹杀他的客观存在)

上述的矛盾,正是新生代工人之所以迷茫的根源!工人寻求自觉意识——包括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本阶级自我组织,其实也就是在问寻着自己的阶级归宿,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工人追问“家在哪里”多少曲折反映着问寻自身阶级归宿的努力。工人对“家”的问寻,城乡之间的二元抉择还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融合于怎样的社会群体、生活方式及社会意识(阶级归宿)的问题。举一个简单例子,我自己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是工人,他们有的生活在沿海城市,有的生活在内地城市,有的生活在老家附近的县城、或新扩建城镇里,但他们都仍然是工人,其中不乏有人正在设法或已经在工作所在城镇买房。即使劳工界名人们没有呼吁,新兴城镇的兴建和城市扩建也早已进行着,越来越多农民工和新生代工人在这些新建扩建城区里买房,因为有需求有市场就迟早会推动相应价格的房屋建设。

我想说的是,要求社会及政府让新工人在城市容身,其实不是工界的核心问题,如果把工作上着重这一点,就会轻视了工界真正的核心问题——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作生活、抗争与阶级意识进化。

新专辑《家在哪里》:多大程度反映了工人现状矛盾?

扯了老半天,这些与新工人的文艺有什么关系呢?新工人艺术团自定的方向是:“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换句话说:反映现实矛盾,推动矛盾解决。所以,新工人文艺首先对新工人的认识要清醒准确,也就是准确的呐喊。可是,恕我直言,新工人艺术团的这张新专辑更多只是反映了片面的事实——就新工人的迷茫来说,比较欠缺有机表现内在矛盾,总体基调给人感觉:好像新工人都很迷茫、都希望有个真正生活的家,这就把新工人的迷茫倾向描绘成简单的迷茫,较为轻视迷茫的另一面是与自己工友兄弟姐妹坚强前行。结果,就像是先入为主预定好了那样,一张符合劳工界改良主义政治正确的音乐专辑出炉了,加入了探求新工人公民权的微妙大合唱。可是,文艺却因为没有充分反映生活的矛盾,而缺乏张力,缺少了一大截对前进着的新工人的感染力。

其实专辑最后那首许多唱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的处理很微妙,它似乎是为了中和整张专集苦难的基调(迷茫和对漂泊的叹息),但它却不是说明工人即使迷茫中却还有坚毅和斗志,看歌词,它更像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迷茫工人的倡议和鼓动,这种鼓动看起来很热血,但我感觉对于工人来说,听完整首专辑,再听这首就觉得有些抽象,有些高亢,好像从专辑的总基调中突兀出来似的。既然工人连安稳的家都没有,既然如此多忧伤和叹息,又凭什么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坚强的理由从何而来?“要记住离家时阿妈的拥抱/记住自己行囊中要走的路”,这些理由其实效力并不强,更有力的理由应该是自己或好友经历的打工风风雨雨。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聚在一起是一团火
散开之后是满天的星星

歌词很豪迈,歌声很有力,如果作为进步青年的鼓动歌曲是特别激动人心的,但用以劝告工人,却又显得过于高亢。“聚在一起是一团火”,凭什么呢?很多工人在一起,还只是一盘散沙。如果能恰当地歌颂工人的集体抗争,那么的确就很容易理解“聚在一起是一团火”了,虽然“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革命诗词还是过于高亢了些。可惜即使在这首整个专辑最有力的歌曲,也没提到工人的抗争。

专辑唱出工人对家的问寻,不能不说都是事实,但由于这种表达是片面的、局限的,也就大为限制了艺术的精神高度。放在专辑第一首的孙恒的《春天故乡》,北方民歌调子和现代曲风结合,旋律调子和音乐处理都很有意思。然而有两句歌词却成了问题:

从乡村到城市,找不到安身的地方,
脚步越来越慌张,内心越来越迷茫。

尤其是“脚步越来越慌张”,让我更为困惑:广大工友已经因为自身归宿迷茫,到了慌张的程度吗?我们的工人难道真的迷茫得乱了阵脚吗?在写这篇评论之前,我还真反复琢磨了这个问题!其实我很难说出工人群体有多大程度是“脚步越来越慌张”。我也是太年轻,阅历太有限,说老实话,还很少见过迷茫到了“脚步越来越慌张”的在职工人。我并不否认这样的工人是有。我也见过几种情况,一种是失业了的工人,没有多少储蓄,钱快花完了,那时确实是“脚步越来越慌张”,这样的年轻工友我见过很多;还有一种是家里出了大事或者自己出了大病,花掉了大半储蓄甚至全部打工所得、还要借债(我亲戚里就有这样的事),那时确实也是“脚步越来越慌张”;有时,即使是一个在职工人,家里出了大事,辞工难辞,急了就半个月工资不要,一走了之,那脚步也是很慌张的。但这些情况都不是因为对“没有安身之地”的迷茫而慌张。但我不排除这样的工人可能、也许、大概在某个范围(比如北京的某个外来工聚居区、比如40-50岁或快要干不动的年龄段)越来越多。可是总体来说,我倾向认为迷茫到这种程度的新生代工人是少见的,更多新工人仍然是既迷茫着也怀着某种坚强积极的态度。迷茫更多是对于前途和归宿,坚强积极来自工作与团结互助。

文艺应该力求准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哪怕并不去回答,把问题从生活里澄清出来,留给听众,就有启迪的意义。专辑里好几首歌的旋律调子都很好听,可是恰恰在反映现实矛盾上很不足,总是一面倒地强调单纯的迷茫和忧伤,只看到生活不见抗争,不见生机。不过还有一首歌,我感觉是专集中歌词唯一较为辩证的,而它旋律也很好听,就是姜国良的《蒲公英》,这首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乐感和伴奏,都类似南方打工者中的流行歌曲,在我听来有种亲切感。这首歌唱出了无尽的无奈感,却也唱出了漂泊带来“新的生活”和“美丽的故事”,这就使得歌曲有现实生活的张力,最后抒情段唱出问题“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就更能启发听者。

反复听这张专辑,有时我疑心,新工人艺术工作者们是否不知不觉地把它自身等同了工人阶级?于是,这些本来服务于工人的文艺者,的确是出于好心善意,却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最强烈的感受,当成了工人阶级最强烈的感受唱出来?在听孙恒的《家在哪里?》这首歌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

孙恒这首歌从头到尾唱的是他们一群朋友开创的劳工社会事业——从打工子弟学校到皮村的整个工人文化根据地。这个小小的根据地从初创到发展,经历了十余年风雨,近几年却面临取缔停办的现实威胁。于是就有了他们发出了“家在哪里”的感慨。而这个标题也是整张专辑的标题,也就意味着孙恒他们把他们的劳工文化根据地的命运与工人阶级仍然迷茫着找不见归宿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象征意义的处理没有问题,两种命运的确相似,因为都面临政府拆迁的威压。然而劳工服务者长期扎根的文化根据地,与工人的临时出租房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只有少数工人会数年或更久地呆在一个社区里租房子住,更多得多的工人会多次流动。这就导致了面临政府拆迁时,长期的暂住者与短期的暂住者的态度很大不同。长期暂住者显然会更加留恋、无奈和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但短期暂住者离开时却会更洒脱、看得更开,甚至有的人离开时还会有解脱感,因为他可能同时决定离开附近的原先所在工厂,决定暂时换个地方玩一阵再说。

不过,孙恒不愧是一个有理想有远见的领军人物,他虽然为自己开创的劳工文化根据地大声呐喊,但他没有忘记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奋斗者的理想并不局限于那小小的一块根据地,在同样这首歌里他唱到:

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学上。
唱了几首破歌,也不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所有人都能开口歌唱。

的确,我不能说孙恒抛开了理想、用皮村打工文化取代了工人大众的文化,但是孙恒及其朋友却像是把自家文化事业面临困境的焦虑感,投射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需求上。

总结来说,“家在哪里”的问题只是折射了工人对自身阶级归宿的问寻,只是基于对新工人迷茫的片面理解。其结果,是成功配合了工界主流学界的改良主义大计,却少了生活矛盾的张力与生长于现实的鲜活的抗争精神。

新工人艺术团:迷失还是崛起?

其实,再扯远一点——新工人艺术团今年春节力推的第二届打工春晚,我耐着性子看了大半,却也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好像是艺术团因此更出名了。但,真的是“崛起”了吗?据小崔还是谁说,下一次打工春晚要争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我对这种希望登上中央殿堂的激情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与前几年广东的一群闹哄哄的“打工诗人”竭力靠拢作协、对高官、精英、名流们阿谀奉承有什么区别?当然,其实我并不介意艺术团为了生存与政府、商业、半政治化的学界都搞好关系,那些都不是问题,我并不用政治标准去衡量文艺者。

我的标准很简单:文艺应该全面准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尤其是立志为劳动者歌唱的民众文艺。如果最终只能唱出少数群体的焦虑、甚或沦落到只歌颂少数的鲜花,却不再能充分表现漫山遍野的、卑微平凡的、却富有生机的野草,即使获得(哪怕工人的)无数掌声,那多半也无助于工人自己的进步,只能供工人下班之余的一般消遣(同样消遣可以看毛片、读垃圾电子书)。言重了!请海涵。

最后再说几句好话吧——我还是很怀念《团结一心讨工钱》(出自2004年第1张专辑)的动人激情,还是在心里默唱着振奋人心的《劳动者赞歌》(出自2007年第2张专辑),还是受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出自2009年第3张专辑)的鼓舞,还是赞赏《开胸验肺》(出自2010年第4张专辑)虽然形式粗糙却勇猛的抗争精神,还是怀着与《有一天》(出自2011年第5张专辑)唱出的同样的劳动者当家做主理想。我不指望这篇批评尖锐的文艺评论入围乐评比赛,只是希望新工人歌手们能看到这篇批评,希望今后能重拾好的传统,更为劳动者的抗争鼓与呼,更展示劳动者出于生活的时新的力量,而不只是苦难和片面的迷茫。

2013、4、25

文艺里面有阶级斗争,希望为新工人亮嗓子的歌者抓住这把锋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