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魏派与金草派在批魏VS保魏的辩论中，纠结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权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
保魏派认为“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也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是1976年10月6日！”“认清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临界点，挖根求源，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典型的历史偶然论，一个晚上政权就突变了，哪有这样的事？
按照保魏派的观点，1976年10月6日是政权演变的临界点，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就是华国锋，其谬误之处不仅在于把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始作俑者这顶贵冠放在了政治能量远远小于邓某某的华国锋身上，更在于掩盖了邓某某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保魏派在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始作俑者问题上使猫狸换太子之术，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目的──搞机会主义：用猫狸换下太子，就可以“用邓批江”，而江只是个政治木偶，批江不批邓，什么都干不成。“用邓批江”是前几年一群老牌机会主义者（多为离休老干部）鼓吹的“革命”策略（实质上是保皇策略），现在保魏派鼓吹1976年政权演变临界点论，其作用只能是行新的保皇策略。抱持1976年政权演变临界点论，不仅找不到中国产生官僚资产阶级的源头，反而会找到保皇的源头。
猫狸换太子是保魏派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机会主义路线，走“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出发点，这是把一大批老左派成员引向保邓、保皇的危险论调，实质上是一种投降论调、保皇论调，因此，对保魏派的1976年政权演变临界点论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
金草派认为：“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虽然发生了华国锋的叛变，逮捕了四个人，但他用的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欺骗手法。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大部分人虽然没有识破他在逮捕四个人问题上的欺骗而使他的政变阴谋得逞，但他们还是拥护和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还是基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惯性运转的。这是当时存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这样，‘镇压了一部分、扶起了一部分、收买了一部分、欺骗了一部分、堵口了一部分’，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迅速量变，使得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是中国共产党内迅速的部分质变，也就是量变的扩张。在这个量变过程中，原来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运转的党和国家的机器，在维持原来惯性运转的过程中，开始发生一个又一个的部分变化。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扩大，这个惯性运转阻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一直到三中全会，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正式上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这个变化终于发生了与原来方向截然相反的彻底变化。”、“二十八年来，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就从这个会议开始，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被完全废止，而代之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金草派在论述政权演变的临界点上，比保魏派进步的地方是抓住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邓某某。但把政权的演变归结于路线的改变──邓路线取代毛路线，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归结忽视了政权演变的阶级基础，即忽视了政权演变的必然性，夸大了政权演变的偶然性。在具体分析上，则侧重于“镇压了一部分、扶起了一部分、收买了一部分、欺骗了一部分、堵口了一部分”，即夸大官僚特权派的“权术”、“策略”，把这些“权术”、“策略”放大到了足以决定历史进程的地步，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而是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
“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迅速量变，使得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则是一种高层政治观的表现，即把历史进程的方向取决于高层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当时的阶级状况，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很幼稚的。
笔者个人认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形成既不是一个晚上的事，也不是两年零两个月的事，而是经历了从1976到1992长达16年的嬗变过程。嬗变的临界点是1989年6月开枪，最终成型的标志是1992年“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
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上的疯狂掠夺，二是政治上的极权专制。欲达此两个标准，邓某某采取三步走的策略：
一是打破供给制，具体步骤有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国有、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允许小型私营经济体出现。
二是打击体制内民主派（胡、赵），以1987搞下胡，1989搞下赵为标志。
三是以武力为后盾正式大规模地推行特权市场经济。
把政权嬗变的临界点是1989年6月开枪，根据是掌握镇压权的邓某某正式使用武力达到其所代表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政治、经济目的。阿斗江某某在1989开枪后虽然被扶上了头把交椅，但他对走特权市场经济并不热心，邓某某对此十分不满，于1992年春搞“政治南巡”，亮出了底牌，慑于镇压权的阿斗不得不充当邓某某的政治木偶，尽心竭力地落实邓某某授意的特权市场经济路线。
枪声就是信号，枪声说明了一切，把1989年6月开枪定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成型的临界点在政治上、逻辑上是经得住推敲的。
而对于1989民主运动的评价，则应该定位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所谓“特定历史条件”，是说当政治上的无产阶级还弱小时，它只能以争取宪政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官僚特权派开枪后，表扬体制内工人阶层“工人阶级靠得住”，这种表扬恰恰反映出在当时成份上的无产阶级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在23年后的今天，还分不清成份上的无产阶级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那就真是榆木脑袋了。1989民主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进行现代史上空前的低潮期，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下岗有理”的奇特现象，与此同时中国进入“腐败有理”时代，整个社会滑入贫富分化、吏治腐败、道德滑坡的深渊。
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成型了，它到底是由什么性质的政权嬗变而来呢？保魏派与金草派都认为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嬗变而来的，这一解释是值得商榷的。
回答由什么性质的政权嬗变而成，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文革会失败。
毛泽东去世，文革既失败。金草派总结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时第一句就是“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她久经考验的十分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后”。人人都明白，毛泽东去世是文革结束的必要条件，如果毛泽东是在1975年去世，文革就会在1975年结束；如果毛泽东是在1977年去世，文革就会在1977年结束，为什么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取决于一个政治人物的去世时间？因为这个政治人物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文革是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路发动的”，革来革去，“无产阶级专政”被革掉了，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无产阶级专政”被革掉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不是偶然现象，如何解释这一必然现象？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但他究竟是如何看到他所引领的这个政权呢？1966年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对江青讲：我是下了决心了。文革发动后，毛泽东先后打倒了两个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打倒的各级干部不计其数。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于他引领的这个政权未必是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看待的，看成是官僚特权阶层专政倒更符合实际。
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回忆当年造反时说：造反过程中觉得可能会失败。老造反派项观奇回忆：文革后半期，主席实际上处于守势。对于文革失败的结局，当年那些跟着领袖造反，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青年都预感到了。官僚特权阶层如此顽固，如此有生命力，连拥有极大权力的领袖都拿它没办法，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到底是什么阶级属性呢？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小资产阶级性质。
小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化的体制内工人阶层，小资产阶级专政的掌权阶层是官僚特权阶层。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出现了造反派首领官僚特权化，造反派首领、造反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这些现象可用当年流行的一句话形容──“造反派的脾气”。这种“造反派的脾气”，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这样造反派，是造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隔多年后，当年的老造90%以上都成了张宏良群体或类张宏良群体的一员，只有极少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积极投入到新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发起工作中。
文革失败后，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博弈，邓某某掌握了实权，引领中国一步一步地进入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时代，邓某某的得逞，是不是主要靠“权术”、“策略”呢？当然不是，从阶级分析角度看，邓某某的得逞从根本上讲是迎合了小资产阶级渴望发家致富的阶级天性。就掌权阶层而言，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特权阶层不断攫取社会财富，逐渐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总而言之，以阶级分析法解释历史的变迁是比较科学的，准确的，用路线取代法解释历史的变迁既不科学，也不准确，还容易招致他人的攻击和批判，因为路线取代法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
腐败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顽症，腐败就像是一颗恶性肿瘤，由小变大，使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功能衰竭，并最终要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命。从这一层面看，腐败是好事，好就好在能够促使越来越多的成份上的无产阶级成员觉悟，好就好在能够促进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对无产阶级运动而言，腐败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还是不多不少最好？当然是越多越好，腐败越多，说明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死期越近，腐败越多，说明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潮越近，这不正是政治上的无产阶级所期望的吗？腐败越多，越便于真正的左派发动群众反对腐败，在反对腐败的斗争中壮大政治上的无产阶级，在与官僚资产阶级博弈的过程中夺取权力，还政于民。
现在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是不是比1992年时容易多了，是不是比1992年时有把握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腐败。
开展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成熟了，但采取何种路线和策略呢？这就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上一头雾水，模糊不清，一事无成还算是好的，更大的可能是滑入保皇的泥坑；在实践上，如果脱离了客观的经济环境、阶级状况，就走进了象牙塔，去搞书生政治、死人政治，这是王明、博古的风格，是搞不出名堂的。
最近一年来，老左派内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这是新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将到来的先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核心正在成型的表现。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剔除了张宏良保皇派，现在进行的斗争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找出一条的符合历史要求的无产阶级斗争路线和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并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运动领导核心。
果然是变脸能手
这位和金草派互相吹捧的人昨天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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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魏巍的“11条”半斗争半保
皇，笔者在《要以扬弃的态度看待魏巍的“11条”》还是尽力维护其左翼斗士的形象，原因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反击官资保皇派对《魏巍11条》的利 用，争取部分敬仰魏巍的左翼网
民。
大家看看，二一居然委曲求
全，“尽力维护巍巍左翼斗士的形象”，O(∩_∩)O哈哈
~！！！！！敢问金草派，二一 此举算不算得三中全会派及其附庸？？？敢问二一，这就是你的人格所在？？？？
“虽然魏巍的“11条”半斗争半保皇，笔者在《要以扬弃的态度看待魏巍的“11条”》还是尽力维护其左翼斗士的形象，原因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反击官资保皇派对《魏巍11条》的利 用，争取部分敬仰魏巍的左翼网民。”──这就是活学活用他老人家的阳谋、策略。当思想斗争深化之后，魏巍这块破牌子只有反面教育价值时，就要彻底打碎它。
人格？你“红”色青年（印度阿三）配谈人格吗？你红色阿三（简称）敢否定笔者学习他老人家的阳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