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看电视剧《开天辟地》，其中有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情节，看罢感触良深。
1927年3月21日，起义总指挥周恩来（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与罗亦农、赵世炎共同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北伐军已经进到上海附近，但蒋介石并不急于拿下上海，而是与各种势力紧密接触。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将与租界当局合作：“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4月2日，蒋介石邀集一批中央监察委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求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第二天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事件。
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到四一二事件，只有短短的22天。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控制长江下游以南地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外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汇集的中心，已是蒋介石的嘴边之物，蒋志在必得。这时候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是与蒋介石争夺政治空间，必然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忌恨，客观上蒋介石又拥有优势的武装力量，因此蒋介石撕破脸动武是逻辑上的必然，政治上的必然。因此从政治上、战略上看，在上海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一次左倾盲动，其后果是促使蒋介石加快了“清党”的步伐。
4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缴去1700多支枪，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组织20万工人罢工，并组织10万群众赴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0多人。
13日的请愿游行是一次政治上、战术上的盲动，在对方已经拔出屠刀的情况下，组织请愿游行还有什么意义？请愿对象是蒋介石收编的旧军阀余部，根本就是蚊子叮上泥菩萨──找错了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分庭抗礼。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另立国民党第二中央，根本原因是北伐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能量。
1926年4月1日，蒋介石等人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第三国际顾问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在没有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8项协定。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翼干部。
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鲍罗廷、陈独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很快，蒋介石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同时右翼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右翼势力把持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北伐，对第三国际来说是个战略上的错误。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的本意通过扶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创造对苏联有利的外交环境，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并且倒向西方列强，苏联对国民党的物质投入全部打了水漂。苏联不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坑苦了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可谓愚蠢至极。
第三国际和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结果是制造出新军阀，新军阀与旧军阀在政治上其实是半斤八两，1930年的蒋冯阎李战争与旧军阀之间的攻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国际和苏联长期不了解中国，支持蒋介石，蒋介石背叛他们，支持盛世才，盛世才背叛他们，甚至到了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还有划江而治的设想。
周恩来是很有才干的，连蒋介石都很欣赏并曾试图拉拢，但在第三国际操控中共的大背景下，周恩来难有大的建树，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周任前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任红军总政委），湘江战役损失惨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地位逐渐上升，周恩来对毛泽东是佩服加配合，以后两人长期合作。南宁会议前两年，周恩来在经济工作上与毛泽东不合拍，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对的，三年饥饿过后，毛泽东说：当初总理制定的经济计划多好啊，非正式地收回了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摔死后，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制造“风庆轮事件”，批“洋奴哲学”，批“高级走资派”，批“现代大儒”，批“周公”，声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借用孔子影射周恩来：“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影射周恩来：“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最近一年来，有人用“影帝”代指温家宝，手法与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毫无二致。
对江青的表现毛泽东写信回复：“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江青等人的行为在政治上是非如何暂且不论，从策略上看就十分愚蠢，周恩来是帮毛泽东维持大局的，江青等人批周则是破坏这个大局。早在60年代，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不搞策略，还搞屁政治。江青到底是领悟不了。
毛泽东指定温和的华国锋作接班人，便于江青等人团结是个重要因素。江青等人就是参悟不透，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在政治上跟华国锋过不去，愣把华国锋逼到那边去了。1976年毛泽东前脚刚走，江青四人后脚就进了班房。
策略是政治活动的生命，没有策略，搞政治寸步难行。泛左翼有些人带着一张嘴和一麻袋教条，念念有词，讲经论道，对中国的现实起不到丝毫作用；有的人在路线上有一定见识，但说起方案、方法就不行了，既没有可操作性，也与理论相脱节。
泛左翼有的人爱读马克思的原著，有的人爱读毛泽东的著作，读来读去，对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仍然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就是因为没有读懂20世纪中国现代史这部大书，至少是读得太少。
从20世纪初开始，每过30年中国就经历一次大变局，很多人都感到中国处于又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在21世纪新的变局中，战略上的正确感知和策略上的正确运用是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有时候进两步退一步，然后积累力量、创造条件再进两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