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的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就是在这种得与失之间不停地更迭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为了让秦的江山能千秋万代长久下去，秦始皇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对敌对势力进行武力征服；二是制定严刑峻法，对治下的百姓严加管制；三是 “焚书坑儒”，消灭“异质思维”。做了这三件事之后，秦始皇称自己为始皇帝，想当然地把他的子子孙孙称作秦二世、秦三世、以至万世，哪里能想到刚传到第二世，貌似强大的秦朝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民给捅了个底朝天。
还有的皇帝为了防止朝代更替，相信所谓的谶言和梦境，并提前做好了防备：
比如曹操就做了一个“三马同槽”的梦，这个梦让他非常不安，于是加大了对“三马”（马腾、马超、马岱三父子）的打击力度，哪里知道“三马”指的根本不是马氏父子，而是后来的“三司马”父子——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曹氏的天下最终被“三司马”所夺。
再比如秦始皇。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谶言，叫做“亡秦者胡”， 秦始皇以为“胡”指的是“胡人”，因此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赋税徭役，在北方硬是建起了一条万里长城。但他没有想到这个“胡”竟然指的是他的儿子胡亥，秦朝短暂的生命也真的就完结在胡亥的手里。
就连李世民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也因为“女主武王”这句谶言而擅杀了大臣李君羡。李君羡当时的身份是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已经是四个“武”字了，更要命的是身为武将的他竟然叫了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五娘子”。这个“女”加上前面的四个“武”，终于让李世民起了杀心。但是李世民哪里知道后来“主”他大唐天下的竟然是他身边的武则天。
另外，历史上有的朝代为了防止外戚、宦官专权，还特地制定了宦官、外戚不得问政的规矩。甚至在汉武帝时为了防止外戚专权，有“立子杀母”一说——汉武遗诏，立太子刘弗陵（昭帝），而杀其生母钩弋夫人。当时有人就对此提出疑问，汉武帝解释说：“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再比如清朝汲取明朝宦官乱政的教训，自开国以来就对太监屡申禁令等等。
然而，无论是秦始皇、曹操、汉武帝这等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是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圣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能起多大作用，他们的江山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都没能走出“黄氏周期律”的范围。
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终于有人成功地解答出这一历史难题，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那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时，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窑洞家中作客。黄炎培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的“黄氏周期律”。
毛主席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其实，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早在五四之时就已经初具雏形，而后一直贯穿于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搞学潮罢工，还是后来的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看到毛泽东从来都不逞个人英雄主义，也不寻求上层权力支持，他走的是一条无一例外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就是毛泽东最朴素的民主思想。
进北京前，他加紧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被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所侵蚀，不要被糖衣炮弹所打倒，要把进京当成赶考，坚决不做李自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为此毛主席又在全国发起了一场“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毛泽东深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监督党员干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止“黄氏周期律”的发生。于是在“三反、五反”之后又接连推出了四清、反右以及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而且毛泽东坚信，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民主，要保证红色江山永固，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
为了让这个红色江山永固，毛泽东晚年不惜与他的许多老战友们分道扬镳。其实，这个江山长久不长久，跟他毛泽东有什么干系？要知道他毛泽东又不是封建皇帝，这个江山并不是他毛家的。退后一步讲，即便毛泽东是封建皇帝，他也没有可以继承江山的儿子，因为毛岸英早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而那些老战友的儿子们一个一个活得好好的，何以他们不急，你毛泽东一个人急？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确实在保自己的江山。毛泽东从来没有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他认为自己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所以他保的确实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红色江山。
毛泽东在他的生前致力于普及他的民主思想，致力于防止兴旺交替周期律的出现。毛泽东深知封建等级特权思想的顽固性，他试图通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式把权贵阶层改变过来，但没能成功。就在他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权贵阶层悍然发动了政变，从此以后，人民群众的“四大”民主权力没有了，“文革异己”被排除了，公仆又做起了老爷，人民又做回了草民。某大权贵说：“再也不用看他们（指广大人民群众）眼色行事了！”人民群众这个庞然大物突然之间就失去了一切法力，从此远离中国的政治舞台，变成了权贵们股掌上的玩物，中国也从此走进 “改开”新纪元。
以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舍小家顾大家，放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冲突时，共产党员往往是选择群众利益，而自愿放弃个人利益。正因为如此，《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自愿把自己的好马换给别人。正因为如此，当年的陈永贵自愿放弃条件较好的“好汉组”而加入“老少组”。
反之，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得失，那就要被斥责为“老落后”。《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就是一个老落后，他的自私在分马一节表现的最为突出。《沂蒙》中的李忠厚也是个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老落后，但就是这个老落后最后却牺牲在了支前路上。
再看看现在，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人民群众无一例外地都站在了个人利益一边。为什么近年来总是不断爆发群体事件？难道群体里的这些人的个人利益都受到了侵犯？显然不是！但当某个人的个体利益受到侵犯时，一群本不相干的人突然高度一致地站到了一起，于是就酿成了群体事件。
钱会云事件就是如此。当时死的是钱会云一个人，关那些村民什么事啊？但是，那些平时胆小怕事惯了的村民此时偏偏不再胆小怕事，偏偏要替钱会云主持公道，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与警方对抗，还打伤了几个民警。
瓮安事件也是如此。本来瓮安的百姓都是局外人，与这个小姑娘的自杀事件扯不上任何干系。可是这次事件竟成了瓮安的广大百姓向政府宣泄不满的火山口，霎时间，聚合起几万人的队伍来，县政府大院也遭到攻击。
还有内蒙莫日根事件，抚州钱明奇事件等等。几乎在所有群体和突发事件中，老百姓的心都不是向着政府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政府，而成了某些“党员”和“官员”的政府！
我的一位上级领导说：“当年苏共下台，老百姓没有一个站出来为苏共说话的。”今天，中共是不是也要步苏共后尘？到时候还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替中共说上一句话？我看相当困难！
为什么在毛泽东开出了正确的“方子”后，共产党还是不能走出“黄氏周期律”？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当今的党没有能够“照方抓药”。民主与“官主”（也有称为“党主”的）从来都是矛盾的：官主了，民就不能主了；民主了，官就不能主了。只要有官在，这个周期律就将继续下去。
所以，当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官改造为民。怎样把官改造为民？还是毛泽东的老办法——思想改造加劳动改造。要把官员的特权全都去掉，去掉高工资、高福利、公车私用、公款消费，并从重从严惩治腐败、消弱公权力等，直到有那么一天，官员与百姓没有任何区别了，也就不会再存在“黄氏周期律”了。
但愿当今的共产党能够抛弃官员，回归人民，摆脱“黄氏周期律”！
二0一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