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和恰达耶夫的分歧
1836年10月19日普希金给恰达耶夫写了一封长信，明明白白的表示：俄国有自己完整而丰富的历史；俄国文化拥有独特的渊源，俄国文化绝不是在异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以自己惨重的牺牲换来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俄国人应当引此为荣。普希金向恰达耶夫历数了俄国历史上辉煌事件与划时代的人物。“毫无疑义分裂教派把我们欧洲的其余部分割裂，我们没有参加任何一次震撼欧洲的大事件，不过，我们有自己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鲸吞蒙古人入侵的广袤的地域。鞑靼人没敢迈过我们的西部边界，把我们留在了后方。他们又退回到自己的荒漠，基督文明因此而获救。”
对于普希金的不同意见，恰达耶夫表示“非常遗憾，我的朋友，我们没能将我们的生活道路结合在一起”。
两种“爱国主义观”的分歧
普希金和恰达耶夫的争论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从1812年开始的大半个19世纪，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的入侵及后来的胜利，唤起了俄罗斯沉睡的力量，激起了民族的自觉和自豪感，同时欧洲的进步也影响了农奴制的俄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二十年代代表社会觉醒的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却又给俄国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无所适从，看不到前途。当时的俄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生活有些古怪、不合所谓欧洲成分的现象，而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好还是坏、是丑还是美，一切问题开始从四面八方包围俄国社会并要求人们认识它们。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阶级是俄国的支配阶级，这个阶级对俄国有支配权，同时，它也要为俄国社会负责。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和恰达耶夫都出身于贵族阶级。这使他们自然地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俄国具有社会几乎是原发性的责任感，十九世纪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时期，他们还是在沙皇的羽翼之下，但他们又都在积极寻求解决俄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是向西方？还是向东方？两种道路的选择，形成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坚信俄国要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斯拉夫派则相信俄国的独特命运，就是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把彼得一世以前的“神圣”罗斯理想化。恰达耶夫是一位坚定的西方派，他旗帜鲜明的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他在《哲学书简》的第七封信中写道，“我们越是努力的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普希金则是斯拉夫派，他主张振兴和发扬俄罗斯的传统东正教文化和道德。
普希金与恰达耶夫之争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和继续。在这场争论中，普希金和恰达耶夫分别是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面目出现的。但是双方的观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双方之间互有渗透，这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赫尔岑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