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现实篇5)

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国家民族的意志,是现代文明健康社会永远不变的法则,也是腐败定性治理的法则。与东方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民主思想在认识腐败上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权力,“权力如果失去了监督制约,天使也会变成魔鬼。”在此,西方告诉东方人,腐败的根本是权力,是权力的副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是监督制约权力问题。这一点对于“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的发展显得犹为重要。无论曾如何,只要是不受人民监督制约的集权专权,腐败是必然的,这是人性所决定的。那种建立在人人都清明廉洁的思想理论,显然是对人性的无知,是一元化思想的骗局,因为世界永远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多样性的世界多样性的人类社会,没有监督制约,就没有公平公正,这是多元的基本定理。应对未来的生存、发展、复兴,中华民族的思维逻辑必须从人学说中挣脱出来,走出公平等于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混淆为一的主观谬想,客观地面对融入适应民学说的多元世界,这之中更应多元的重新认识权力。从治理社会腐败的角度看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三权鼎立,轮流坐庄”,不正是体现了上述为内容的形式吗?西方能够控制腐败就是权力已然发展到了民学说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上的“包公”们就显得如此愚钝。探讨成克杰及其他案件的细节,就会发现莫不与权力有关,而且是在封建专制一路呵护促成的,期间并不是没有完善的制度,只不过制度是成克杰手中“王道”权力的奴仆。既立之,也废之,社会一切的“产权证”“承包证”“土地证”等都可以是“王道”权力于鼓掌的玩物。

官僚是越腐败越要“高薪养殖”,而低阶层则是鞭打催马的另一种思维逻辑,似乎中国落后、企业低效率都是人民的罪过,这种极端“王道”的惟我独尊人学说是对社会的极不公平,尤其一旦摇身科学泰斗,毫无疑问将对社会形成巨大的破坏力。面对道貌岸然的塔尖科学,无法想象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仰天感叹其深刻哲理的情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他们又怎不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呢?要知道,人不仅是吃肉的动物,而且还是有着自己情感、思想、权利的动物,难道吃鱼肉、穿绸缎、打手机的奴仆就不是奴仆了吗?拿着钥匙的丫环就不是丫环了吗?人误科学只能是一时,而所谓的科学理论耽误的却是国家民族几百几千年,也许,终有一天国家民族会为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成绩付出倒退百年的惨痛代价。狭隘的人学说,极端自我的思维逻辑,岂不是国家民族最终都会成为统治阶级“养廉”之食物吗?如此还不如赤裸裸“改革”到奴隶社会!但要记住一点,今天的强势集团正是昨天的弱势群体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才登上了今天高傲的社会地位,老天爷的眼睛不瞎。免费奉送北大学者:“没有错误的人民,只有错误的统治者!”。

初级现代化的“必然腐败论”和“高薪养廉论”是人学说的孪生产物,其目的都是为社会腐败蔓延而开脱自己的无能,是用绝对性混淆普遍性,其极具欺骗迷惑性。有如无能的医生面对自己治愈不了的病,又没有承认自己无能的勇气或根本就不想承认,为掩饰自己束手无策的尴尬,用人总是要死的绝对观念告诉病人“回家等死去吧!”。自己无能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换作其他医生换作其它医术医治本是正常的,可自己无能却封建专制,和“十年浩劫”一样,“民主”不过是封建专制治理专制封建。腐败之所以难题,不在于存在本身,而在于预防、治理理念得不到创新发展。西方及美国紧紧抓住腐败的本质——权力,踏踏实实地为社会权力配备起逐步发展相对完善的民主法制意识及文化,形成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权力有效相互制约的社会体制机制,表现的是预防第一,治理第二的理念,而中国却是就现象论现象,停留在传统习惯的治理理念上和空泛的口号上,仍然乞求天将降“包公”于治理大任,简单地施以“抓、罚、杀”过时陈腐的手法,表现为只有“治”而没有“理”,更没有预防的理念,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制造,这种手法是最原始、最落后,历史证明也是最无效的方法。这种恐怕没有再比朱元璋更重典的落后观念是必须“文化革命”的。

腐败比做社会肌体的疾病,人总是要疾病的(其实病本身就是正常生理的组成部分),社会肌体当然也疾病。既然都是疾病,就需要医治,这之中不仅有小病、大病、恶病之分,也有小医治、大医治、彻底医治之分,相对于人类,“新生和死亡”就是彻底的医治,同样对于社会,“新生和死亡”也是最大最好的医术最彻底的医治更是最彻底的改革。在病理中,中医认为疾病是因机体气血不通造成器官功能失去平衡所致,西医认为疾病是功能器官发生器质性病变或功能衰竭及影响所致,医治疾病的方法也就变成是改善整体功能器官体系平衡,竭力恢复功能器官原有器质功能,不能恢复的则控制或切除病变部分。社会疾病的医治与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是都具有上述医治的方式方法,这种医治手段受到人的生命和社会形态的局限,对一些器官功能系统疾病或先天器官功能缺陷疾病显得无能为力,换句话说就是只能恢复改善心脏与大脑原有的相互关系,而不可能破坏原有关系建立新的相互关系(至少目前不可能)。不同的是社会疾病的医治可以采取建立心脏与大脑新型相互关系为手段,当然,这意味着生命的死亡,但完结的是旧社会的生命,诞生出的却是新社会的新生命。建立在保持原有生命基础上的疾病医治手段,是改良,破坏原有生命重新创造新的生命的疾病医治手段,是改革(革命),改革比改良更具有风险性,也更具有失败的可能,显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中华民族这个生命几千年来最大的改革,那种经济改革开放政治闭关锁国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华民族这个生命现时代的最大改良。

表面看对于医治人体的疾病,改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治的了病的改良能救的了命吗?能改变得了五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命运吗?愚蠢的学者总是以幼稚的心态抱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革命性,文化角度,什么这破坏了;法学角度,什么那犯法了等等,于是找到了一两个虱子(哪场革命没有文化、法学等角度的错呢,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不都是有着过激行为,美国“南北战争”就造成了五十多万人的死亡,就是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军事政变不也是违法的吗?你怎么不否定一切呢?)终于能把现实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本来就是孔孟文化——猫论的错),统统归罪于近代革命,近代革命污名化,这种根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史是和根本否定“中华民国”发展历史一样,都是封建专制文化思想病态反应。可是愚蠢的学者就是不知道之所以革命,那是因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等改良已经走到了“马关条约”“二十一条”的死路;“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通钢事件”的死路,改良救治不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命运,革命不过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无奈而必然的社会历史选择。统治集团当权者死活不改良怎么办?社会历史就不前进发展了吗?民众就不能有革命的权利吗?如案板上的猪羊等着被任意宰割吗?如果说革命有错,那错也是统治集团当权者逼出来的,那也是革命不可能超越孔孟文化孔孟思想,如果能超越那还要革命干啥。在此向“通钢事件”中的伟大工人阶级表示敬佩,也向那位作为统治阶级替罪羊而献出生命的陈国军先生而遗憾,尤其作为个体生命而悲伤和无奈。在封建专制的淫威压迫下,工人阶级的民主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忍无可忍,统治阶级草菅民主视工人为草芥,再去要求工人(那些许多环保、安全等等事件中的受害者)舔着脸去下跪乞讨民主那对工人阶级未免太残忍了,对人民也太残忍了,就算是下跪乞讨,统治阶级就真能给你民主了吗?丢给你个“六个为什么”,就算是良心发现给了你民主,那下跪乞讨得来的没有人格尊严的民主没有自由平等公正的民主那还是民主吗?高兴了给了你点民主甜头,不高兴了再把封建专制还加给你,那你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抗日战争”“民主建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革”“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我们经历的不少了,真的我们不能再对“通钢”工人阶级要求什么了。统治阶级主动顺应人民的要求、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潮流,与人民互动的社会行为叫改革;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要求、阻挡社会发展、悖逆历史潮流,逼迫人民不得不行使暴力实现改革的社会行为叫革命,于是发现,改革不过是和平渐进方式的互动革命,革命不过是暴力激烈方式的强迫改革。但构成改革和革命要素中的人民、统治阶级、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等等内涵,都在具有具象性的同时也具有抽象性,都在具有具象和抽象统一的同时也具有对立性,甚至是严重对立,也就是说具象的人民、统治阶级、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等等不等于抽象的人民、统治阶级、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等等,两者总有偏差,比如,什么是人民?是不是某些人、某个阶级、某些阶级就是人民呢?因而某些人、某个阶级、某些阶级的革命,对于其他人其他阶级而言,就和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何况革命所有要素的那些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所以,革命中总有改革,改革中总有革命,革命中总有反革命,反革命中总有革命,……,总而言之,绝对的革命绝对的改革都是不存在的。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如果认为都是别人的事情,自己可以超脱其外,那么这样的改革或是革命必然走向反改革反革命,革命(改革)别(阶级)人的同时,也必须革命(改革)自身自阶级,形成互动,形成权利和权力互动。否则,就说统治阶级(主动)顺应人民要求,而你人民自身(文化素质)又不革命(改革)发展,守旧落后,那统治阶级顺应你人民什么呢?顺应你那不变的陈旧文化过去思想吗?顺应你那“孔孟之道”“汉贼誓不两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吗?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顺应给了人民,把官僚机构弱化,让人民做主,可人民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武斗就是武斗,人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思想什么要求什么目的什么,怎么可能会有革命或改革呢?人民不断要求,不断要求那固有的陈旧落后的要求,统治阶级也不断地来回地去顺应,这就是中国近代百多年不断的革命(改革),甚至中国千多年的改朝换代。不要都怪这都怪那(诸如“辛亥革命”“文革”等等),也不要全都怪罪蒋介石全都怪罪毛泽东,人民的每个人首先对着自己的良心想想,你在那些悲剧发生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你是不是就是那些悲剧发生的无意纵容和推波助澜者?人民本身是不是就是中国千百年不断革命不断失败的最大制造者呢?对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屡屡失败,对于中国近代那些悲剧的层出不穷,当然统治阶级是要负责任的,可最该负责任的是人民自己,要怪罪就先应该怪罪人民自己的内心。显然,只有在民主文化民主思想民主政治体制中才能形成权力互动形成统治阶级与人民互动的社会行为,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平渐进方式、最大限度地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反映人民、统治阶级、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等意义构成改革,而缺乏权力互动体制、缺乏民主思想民主文化保障和平渐进方式、缺乏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反映人民、统治阶级、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等意义的封建专制主义也许有个别明智的统治者个别方面领域的互动、和平、反映,也许有因其所形成的改革,但要做到整个统治阶级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利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必然都多多少少逼迫人民行使暴力实现改革的社会行为——革命,或者反革命。可见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可见封建专制社会不可能发生改革而革命发生则必然,更可见革命(改革)的定理:没有民主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性的革命(改革),更更可见伟大的毛主席用他一生的实践,为中华民族才探索出“批林批孔”。当然,在没有完全民主思想民主文化民主政治体制的转换之前,也就是说依然处在封建专制文化思想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中,革命就不完全具有改革性,革命就会持续不断地进行,直至民主思想民主文化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形成,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从几十年前的“农民运动”一直到今天的“通钢事件”,无论是伟大毛泽东,还是平常人你我他都搅和着挣扎在这个怪圈里循环无力自拔,这不是哪个阶级哪个人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不管是谁都有可能成为这出悲剧或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争不过命的命运。用改革否定革命,用改革取代革命,那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民主从来就不是施舍,也不是良心发现,更不是盛世太平,要靠人民你自己思想、智慧、力量、(民道)斗争赢得,只有这样得来的民主才是统治阶级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尊重的民主,尽管中国近现代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发散着封建专制的腐朽气息,但从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高度,那也是社会必须经历必须包容的。革命也好改造也罢,这个世界本没有绝对的革命,也本没有绝对的反革命,革命总是包含着反革命,反革命也总是包含着革命,往往自己认为是革命,可历史却认证是反革命;他人认为是反革命,可历史却认定是革命,不要那个“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意志”的革命,也不要把自己打扮成正统革命把反对者扣上反革命罪名的革命。一时时髦的口号,一时蛊惑的政权,一时人心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历史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本事,总是能从革命中喊叫得反革命,从反革命中喊叫得革命;从真理中博引得谬误,从谬误中博引得真理。革命不是自己认为是与否、对与错,而是历史认为将是什么。人为不想革命就可以不革命?你可以不革命,可以唾弃文化革命,但怕的是老天爷革你的命,老天爷革你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是量变,是进化;革命是质变,是演化,其实等待人类最佳医治手段的永远是那“新生和死亡”的改革(革命),真不敢想象,人类如果没有“新生和死亡”的医术(革命),那今天的人类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同样对于医治社会疾病,改良作为最佳选择则有着东亚病夫之蒙昧。

中国医治社会疾病的历史,虽然也有改朝换代的“新生和死亡”的改革,但总体文化思想还是改良的历史,“包公”是这一历史的杰出代表人物。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初期改良还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那么在明朝以后的封建社会末期改良则就具有反社会前进性。仅仅是就病变部分切除的改良方法,切过来割过去,终有一天会意识到大脑和心脏等已不可再切除,否则将直接威胁到自身的能力和安全,“包公”的命运及历史使命自然也就到此完结,甚至比腐败落得更为悲惨的命运,于是无奈地选择“高薪养廉论”能拖一天就一天的等死,等着历史的“新生和死亡”改革。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掉入了至今也没能走出的怪圈,不是改朝换代的封建专制改造专制封建,就是“文革”的孔孟思想革命孔孟文化;不是“文革”的孔孟思想革命孔孟文化,就是“改革开放”的孔孟文化改良孔孟思想……,自然“高薪养廉论”并不是今天的发明首创,是重蹈历史的怪圈。

只要医治疾病就必然存在着对机体的伤害(革命、改良两面性),如何做到两者兼得,正是体现医术高超的地方,而高超的医术莫过于预防,莫过于保持器官功能和相互间的关系。可见,改革(革命)也不是可以随处滥用的,是与改良相对立统一的,这个对立统一体就是预防。连接各功能器官关系为整体的是气血,产生疾病的也是气血,而社会权力就是社会机体的气血。启蒙运动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就是创立民族的民主文化思想体系,就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这正是预防更重要性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