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上的事物因观察者的文化背景、视角不同，其结论相对或民学说或人学说，千差万别构成科学之民、生命之民丰富多彩。宇宙世界喻为大象，人类认识哪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永远是那寓言摸大象的盲者，自然有触摸头的、腿的、肚子的等等形形色色不同，当然也有各自角度的真理性和其他角度的谬误性。触摸到大象腿的就认为摸着大象头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不是民而是人。在这里任何人（思想）都具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也有其谬误性的另一面，宇宙的无限性决定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谬误。没有多元就没有生命，对立统一着多元不同人（思想）和谐生命的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
刻意思想观点的对与错是非常之难，人们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摸索实践才能明辨是非，就这正确过了头也就不那么正确了。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统一认识，倒不如建立社会判断文化，判断出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发展的相对认识。社会判断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民之科学技术，更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社会是“民道”的社会，“民道”社会的事物判断价值取向属于民权的范畴，人民是一切的最终评判者。不能说人民的评判结论就一定符合事物的本质，但就技术而言，“民道”是人类社会判断文化的最佳选择。
就战略而言，凝聚一个民族国家的黏合剂，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深入民众心灵里的文化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当然是孔孟文化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上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并不是其人心血来潮一己之见，是有着深刻的中华文化思想背景，贯穿于几千年来中华之“命运”，一代西学精英、“改革开放”的楷模最终还是回到了复辟帝制。其间的“约法斗争”实质是新兴的“孙毛文化”与根深蒂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孔孟文化”之间的斗争，是多难“民道”与历史悠久“王道”的斗争，可见，孙中山“约法斗争”的失败绝非偶然。“约法”不过是约束专制集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约法斗争”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谈不上结束。就战术而言，战略最终要体现在统治集团的组织表达，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理论基础是：离开专制集权统治，中国必将陷入“动乱”。不知觉没觉出这国民劣根性今天依然耳熟能详——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三权分立”等等，其实潜台词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专制不变”，总而言之就是谁都得“改革开放”，就是我的统治地位权力不能变。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这种理论——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党专政，为此而创造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奇谈怪论，甚至不惜把共产党塑造成“青面獠牙”“共产共妻”，同样今天千变主义万化理论也有其宗不变的核心——唯共产党独尊，不然，“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相同手法把全盘西化恐怖成亡国灭种。战术的需要，需要统治集团成为民族国家的黏合剂（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战略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强势统治集团这个战术与之相适应，而民主法制文化思想战略需要的是定期的可变化的可调整的顺应民意要求的统治集团这个战术以实现战略），但是，一旦民族国家战略（文化思想）的改变，统治集团的战术内涵就必须随之改变，否则，或腐败或弱势，统治集团这个黏合剂不仅不黏合反而成为民族国家的分化剂风化剂。不管是昨天的国民党还是今天的腐败共产党，都演绎着已经凝聚不了中国已经黏合不了中华民族，相反却正就在分化着中国分裂着中华民族。显然导致民主在中国发生混乱失败的原因，不是袁世凯、国民党、共产党所想象的那样是民主，而是民主法制文化“民道”思想还没有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深入到民众的心灵，还没有取代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成为民族国家的大战略，是民众缺乏民主法制文化“民道”思想素养因而才真正导致了民主在中国的混乱失败，当然也必然导致毛泽东所尝试实践的“文革”的混乱失败。管它白理论还是黑主义，我只要的是维护坚持我的封建统治地位专制权力！袁世凯是死了，可他的思想并没有一同死去。在袁世凯死后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历史时期似乎验证复辟帝制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的社会及经济也由复辟帝制的失败而陷入大动乱大倒退，就是从结束社会动乱的角度似乎也证实了袁世凯的预言，结束混乱局面的或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或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集权专政。历史构筑的是现实大战略，现实构筑的也必将是未来大战略，中国的文化思想注定了本质战略的国情，这就是几千年历史所赋予中国的封建专制“命运”。
客观公正地说，袁世凯复辟帝制是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或者可以说是正确的。但符合中国国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就是最好的吗（袁世凯诈尸论）？正确的意义未必就一定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正确！中国国情也有自己的两面性，“王道”国之国情和“民道”国之国情。思想一元也好，多元也罢，自有它自身发展规律，不是能不能的事，更不是王道盛气凌人的能不能，就算是能不能，那也应该是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能不能；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那是共产党自己的事，跟国家人民没关系，至于社会人民选择什么主义指导，那也是国家人民自己的事，跟共产党也没关系，显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正确性只具有时代战术性，符合的是“王道”中国之国情，但绝对不符合的是“民道”中国之国情，从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看待中国发展战略，再由中国发展战略看待袁世凯复辟帝制，那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情论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同时也认识到北洋军阀混战历史积极意义的一面——“文化革命”的“春秋战国”，至少破除旧文化、旧思想和为新文化新思想建立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不破不立。既然“辛亥革命”的“文化革命”还不够彻底深入，那么“文化革命”只好再重新来过，北洋军阀混战历史时期标志的就是这场“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正是这个“春秋战国”所揭开的又一次“文化革命”。在这里不仅体现了历史战略与时代战术的对立统一关系，更反应了国情与世界情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要在国情与世界情、历史战略与时代战术两坐标寻找形成交叉的结合点。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言，问题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内容，如果帝制的建立有利于和平建立“民道”的社会形态符合“民道”中国之国情，或这种时代战术从属并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百年千年的历史战略，就可以说复辟帝制不失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佳选择，只可惜，帝制在中国已经把中国毁坏的声名狼籍，深入人心，不管再怎样巧舌如簧，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帝制，至于复辟帝制仅仅是重操旧业，那随后混乱的“北洋军阀”时期更是唯一无奈的历史选择，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必然选择的“春秋战国”，一种蕴涵着大治的“春秋战国”。可见，革命之意义是创造新的中国之“命运”，文化大革命之意义是思想、政治等文化的本质性转型，不是简单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中国特色之换汤不换药。如此不仅约要民族具有非暴力的和平民主的文化思想，更要求统治阶级有自知自明和尊重人民权利的文化思想与之相配合相对立统一的文化及历史，这理念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注定了中国之“命运”不会有英国“君主立宪制”和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社会革命。当然，“明治维新”不能简单地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相提并论，或者说仅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秦汉一统”阶段的开始，只有与未来的“汉武帝”阶段才能组成历史完整的“君主立宪制”，日本民族历史上的这次“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其人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明治维新”它是一个不具有本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类似于中国近代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国家民族强盛还缺乏文化思想根基，只不过是建立在相对中国虚弱基础上的虚假强盛。
社会变革时期，必然是人们多种思想活跃和多种心情躁动的孕育，要保持期间的理性、秩序、和谐、发展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最为迫切的民之科学。因为混乱而逃避变化、否定变化，固守惟我独尊之“王道”，这种人学说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历史，更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胎死腹中。民都没有，又哪有主，这正是中国最本质的国情。
四
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始终围绕两大社会难题而不断轮回，腐败便是其中的难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在今天也以隐形的形式存在于腐败中，甚至可以说腐败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所遇到的最大社会顽症，以至于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出封建社会的泥沼。“五•四”青年振聋发聩呼唤着外来文化的民主，民主便和腐败在古老的中华演绎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慷慨悲歌，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说不完也争论不完的话题。民主与腐败这对夫妻至今依然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存在是有其必然性，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腐败问题的层出不穷又是腐败问题不断深入解决的历史。腐败在具有人类社会的共性同时，也具有人类社会阶段的个性，也就是说，腐败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的必然现象，但每个社会阶段的腐败形式特点又各具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和封建社会的腐败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同样社会主义的腐败也具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从腐败的发展历史，或就腐败的人类社会共性视角而言，腐败的实质是社会权力发展的问题，由此可以判断出，中国的腐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实质是个专制集权的问题，是属于封建社会个性的腐败，虽然民主不能解决所有腐败（没有绝对的腐败，当然也就没有绝对的解决）问题，但民主一定能抑制中国专制集权的腐败成因。如果说在中国民主与腐败这对夫妻缺少感情基础，那这个基础就是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更进一步说就是社会权力文化，而中华文化中华思想就是封建文化专制思想。
有位北大学者说过，“西方民主把腐败控制起来了，而印度或亚洲的民主却使腐败更加腐败”（相比较中国腐败程度世界排名第二的事实，印度还能算是腐败吗？此话没有多少可信度）。因而，他得出结论“民主不适合抑制中国的腐败”。总而言之，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确实有东西方不同的个性，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所具有的人类共性（普世价值），难道中华民族就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就理应不该享受民主的恩惠？这句话赤裸裸地展示出中华民族所缺乏严谨、公正的科学精神。在此，学者犯了前面说过的错误，这就是，难道中国的国情是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标准吗？中国的国情就一定正确吗？中国的国情要高于世界情吗？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之“命运”已经不单单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这单一“命运”了，还有着背后更大的人类世界之“命运”，是中华文化思想与人类文化思想对立统一形成之“命运”，这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也必须是人类文化思想和中华文化思想对立统一的文化大革命。既然民主适合台湾的中国国情，适合日本、韩国、蒙古儒文化的中国国情，难道惟独大陆的中国国情不食烟火油盐不浸吗？。
一方面渴望大量外资（包括台资）的注入“透析”，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为超脱中华民族的圣经。有利于自身封建专制权利，便国际接轨；而另一方面却又蔑视西方的民主文化民主思想，嗤之以鼻为落后腐朽。威胁到自身专制皇权，又民主不符合国情（袁世凯诈尸论），画张全盘西化的老虎恐吓人民，便又国情接轨。只看到市场却装傻视而不见民主，看不见市场中的民主，经济接轨政治却道岔，似乎外资及外资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不是民主文化民主思想所创造孕育的，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可这大馅饼一百多年来就是不掉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偏偏落到近邻的岛国，这样的偏见难道不觉得心理变态吗？这种政治的封建专制加上经济的资本市场等于什么？难道不是等于官僚加资本，等于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还有脸面笑话前人把建筑好的铁路买来再拆毁视之为巫术投入大海，这和把民主文化民主思想从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拆解下来称之为妖术投入大海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民主是什么？民主也是总市场的社会学概括，怎么可能文化、思想、政治与经济、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是相互独立毫不相关的皮肉呢？“师夷技长制夷”，西方只是科学技术先进，政治、思想等文化还是中国的先进(从不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思想的落后，更不敢承认自己政治的愚昧，不仅天朝大国，就是今天依然在自我陶醉)，这就是历史新、老“洋务运动”百多年不变的官僚资本主义思维逻辑，这就是毛泽东试图革命的思想枷锁，毛泽东的改革正就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文化、思想“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