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理论、主义，认识上有着“王道”与“民道”的天壤之别。认识是唯心和唯物的对立统一，可见就是“王道”唯心还是“民道”唯心的不同，都能直接决定着所形成的唯心和唯物对立统一的不同，也构成认识不同；就是同一理论同一主义也会因“王道”与“民道”心灵眼镜的不同有着大相径庭不同解读的版本，最终影响到问题的不同。这是上世纪“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论争，却是就“王道”而“王道”的思想争论，今天不同的是就“民道”这个思想战略而阐述。道理都明白，可隐藏在其背后的“道”（“王道”或“民道”）的启蒙作用却未必人人皆知。
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前五年胜利实现，这确实是中华民族了不起的进步发展。但能就此认为是本质性、革命性和历史性的？这点从“道”的角度倒是值得商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什么人，怎样的看法，甚至偏激性的，想必对于中华民族今后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大有益处的，社会声音都是赞美辞藻沉浸在沾沾自喜，反倒觉得不正常不现实了。成功中知失败，失败中知成功，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倾诉不同于“王道”赞美的、不同于具象感觉的“民道”另类观点、知觉另类观点。
一
促成“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的诸多因素中，剔除几千多亿美元的外债（甚至更多。至于那外汇储备两万亿美元，一个处处造假谎言猖獗的社会，危机前外贸依存度百分之七十，形势不妙了又说其实只有百分之二十，哪真哪假你信，反正我不信）及外债影响的外延和多于外债几倍以合资、独资形式的外资投入等因素，加上数字统计上的水分因素，浓缩出真正属于中华民族创造的又有多少呢？相对于今后百年千年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大战略而言，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未必就一定是件好事，当然，也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但在此时提出另类观察视角就一定是件好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仅仅是使用了些外国人的钱而已！如果仅仅认为那是一堆可以购买东西能驱使鬼推磨的钞票（其实在你自己眼里是钱，在美国不过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印刷品而已），无疑是对美元实质的无知，更是否认美元客观现实所带来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其冲击力量。钞票代表的是国国家主权文化国家民族能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其实质是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形式表现的名字，是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综合体现，这其中就包括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一向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今天大骂美国开动印钞机，美国有病让全世界买单，而这正是美国民族历经二百多年建立世界强国所得到的红利，是全世界必须为“一战”“二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美国付出的历史红利，这就是世界强国的红利，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律。可见，建立超国家主权货币，首先必须建立起超国家主权政治、思想、经济等超国家主权文化加以支撑，不是什么人无知吹牛印张印刷品拿来就是超国家主权货币了，更别自以为有了两万多亿外汇储备的印刷品，就得意地比美国更有钱了甚至还要做美国的救世主了，愚蠢不愚蠢。也可见，就凭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思想，能撼得动美元世界霸主地位吗？能挑战得了美国民主法制文化思想在“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吗？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财富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外来哪个国家民族恩赐的结果，同样，中华民族的社会财富也只能由中华民族自己来创造。靠遍地是西方各国品牌的汽车、纺织服装出口的廉价、出卖资源权益的污染、鼓吹土地房产的大泡沫，中国强国的崛起岂不历史大笑话。“改革开放”的重心不是改革而是开放两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是改革而是开放，改革不过是被开放而推动的为开放而被动服务的，开放是主动式，改革是被动式，这注定了“改革开放”中的改革两字是那么虚无飘渺，是那么陪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装饰，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改革的总体设计思想是什么？不知道！改革的总体设计蓝图（宪法）是什么？不知道！唯一可知道的是GDP翻两番翻四番。
与其说引进外资，还不如说引进政治、经济、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更为确切，不是马克思而是外资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成就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百分之七八十理应归功于美国西方社会，就连让美国西方社会情愿接受中国的这个开放基础那也是毛泽东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所打下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几的“开放”之功才可算在你那邓小平的头上，至于那看似历史自觉的改革成就，中国人连脸皮都不用要了的真能吹真敢吹，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创新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都知道“经济特区”建有四个，同样的政策但成功的却只能说是深圳一个，为什么是这样呢？显然不是什么政策的伟大原因，而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香港把与美国西方的对接转移到深圳，深圳扮演的不过是香港的郊区而已，没有香港比邻的深圳，那还会是奇迹的深圳吗？然而，一旦香港曾经的问题在深圳显现时，那个“伟大”老人在南海又该怎么画圈呢？看来只能画圈把深圳圈进给香港，再“改革开放”到比特区还特区的香港特区。如果深圳从小鱼村到大城市的发展奇迹，能证明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伟大的话，感谢邓小平的话，那么上海从小农村发展到东亚金融中心的奇迹、香港从香料港口到国际大都市的奇迹并还带出一个深圳奇迹，又能证明的是什么呢？难道实践证明的是殖民政策、屈辱卖国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吗？是那些屈辱的卖国条约的伟大吗？只有殖民、卖国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吗？难道还要感谢“道光”、“慈嬉”等那些伟大的“设计师”吗？相同的思维相同的逻辑，既然深圳奇迹可以证明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那当然香港、上海、青岛等奇迹也可以证明“中国还需要再被殖民三百年”了，只许邓小平放火怎么可能不许刘小波点灯呢？只许邓小平的深圳奇迹可以证明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怎么就不许刘小波的香港、上海、青岛奇迹可以证明“中国还需要再被殖民三百年”呢？刘小波不过是邓之“猫论”的忠实实践者的具体应用而已，应用到政治、文化思想领域而已（不管民族独立、殖民，只要发展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至于邓小平与刘小波的不同之处，也仅仅在于，邓小平的“猫论”是经济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却是政治的“去他妈的什么黑猫白猫，去他妈的什么抓住老鼠，惟有老子我自己就是好猫”，而刘小波突破了邓小平的政治、文化思想底线，天真幼稚地错误领会了邓小平“猫论”，连政治、文化思想也都“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这当然是邓小平（们）绝不容许的。实际上，刘小波还算好的了，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把“邓猫论”发扬光大到生活、刑事、道德领域的“不管卖淫贩毒、不管杀人抢劫、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赚到了钱就是好猫；不管撞人不撞人，我爸是李刚”真的就已经还算是有那么点知识分子仅存的廉耻心了。其实，深圳奇迹除了经济奇迹以外，政治、思想、文化毫无奇迹可言，这种奇迹与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论是深圳奇迹，还是香港、上海奇迹，邓小平、刘小波之流只看到的是表面现象的经济，问题是深圳奇迹能够发展贵州、甘肃等整个中国民族吗（别说远的，就连广东境内的粤北都发展不了）？香港、上海奇迹能够掩去中国、印度、美国（美国的发展强大恰恰是从摆脱殖民争得民族独立开始的）、亚非拉被殖民历史的屈辱悲惨吗？世界上哪个国家民族是通过被殖民而发展经济的？殖民主义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关键就在于，如果民族独立自由仅仅理解为是封建专制的民族独立自由，就像萨达姆家（党）族世袭的那样封建专制的统治，那这样的民族独立自由与殖民主义有什么区别？被外族殖民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和被一人、一党、一家族殖民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民主文化思想的民族独立自由那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民主文化思想的民族独立自由比有着民主文化思想的殖民主义更让人不可接受，历史证明，外族殖民的北魏、元朝、清朝和民族独立自由的宋朝、明朝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国民党蒋介石封建专制统治比英法租界殖民统治更坏，于是，民族独立自由（封建专制）和殖民主义那剩下的区别也就仅仅在于：1，谁能否增进民主文化。公正地说，西方殖民主义是比民族独立自由的封建专制更增进了民主文化更发展了民主思想，是选择“王道”的民族独立自由，还是选择“民道”的殖民主义呢？显然，刘小波宁肯选择“民道”的殖民主义，也不愿意选择“王道”的民族独立自由，不仅刘小波是这样，共产党早期也曾宁肯选择苏联，也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统治。民族自尊心驱使人们从主观心理上排斥殖民主义，可从人的客观生理感受上又愿意接受殖民主义，或者说接受殖民主义的民主文化民主思想，近代百年，从反清到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不都曾得到英法租界的民主文化思想的哺育吗？不都是这些革命一时的起源地一时的堡垒一时的根据地吗？孙中山、鲁迅等等甚至共产党中央机关不都寻求过英法租界的庇护吗？如同嘴上反对美国，可人人又都愿意移居美国一样，中国那些有钱人带着财富在封建专制的不断战乱中不都是打破脑袋往英法租界里钻吗？同样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就是宁肯选择殖民主义的清朝，也不选择民族独立自由的明朝。殖民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多次革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外族和本民族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增进的民主文化发展的民主思想是局部的狭隘的不是本民族文化思想革命性的。2，区别仅仅在于谁能否发展经济，“不管独立、殖民，只要发展经济就是好猫”。然而就是深圳奇迹、香港和上海奇迹那也只能说是世界二三流水平，难道邓小平、刘小波等的中国民族追求的只是世界二三流民族吗？做二三流的民族，中国这样一流庞大体必然面临被解体做与二三流民族相适应的二三流国家的危险。不同的是毛泽东看到的却是殖民主义、经济（香港、上海、深圳奇迹）背后本质的文化思想革命因素，与其被动地被文化思想革命（被殖民），等待别人革自己文化思想的命，还不如主动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革命，自己革自己文化思想的命，追求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一流民族之列，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不同于邓小平、刘小波的毛泽东。深圳奇迹也好，香港、上海奇迹也罢，更深入文化革命因素，他们都只是学到了西方文化的形式，而远没有学到西方文化的灵魂，何况“改革开放”。但有一点，邓小平你谁都可以不感谢自己贪天之功，但你怎么地也应该感谢成就你的美国西方社会，给美国西方社会颁发一个“最高国家改革开放”金质大奖，不是有人要给“改革开放”建立丰碑吗，那丰碑就应该邓小平手书上“没有您们，我该怎么活下去？！”。
过于依赖外资其实是过于依赖西方政治、思想等西方文化，因此，过于依赖外资的经济是“白血病”经济，外资及所带来的文化“透析”的是“改革开放”，“析透”的也是马克思共产党，如果和前苏联一样是得不到美国西方社会的外资“透析”，再加上没有毛泽东在天之灵强有力的思想支撑（文化大革命），恐怕马克思共产党在中国的垮台，要比前苏联更早发生，当然要是在没有尝到美国西方社会“透析”的甜头之前，基于中国浓厚的封建专制文化思想，马克思共产党在中国也可能走入到更加封闭暴力的封建专制（朝鲜、古巴）。民主哪怕是一点点的民主，又一次（前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拯救了马克思共产党在中国。也许，能形象说明此问题的典型事例就是车运超载——高速公路建设——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所形成的三角关系：车运超载就是中国的经济GDP，而被改装的超载车就是广大的民众，高速公路建设就是政治、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就是官僚管理体制机制。虽然车运超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红红火火，高速公路兴建体现出政治、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兴旺繁荣，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展现出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僚腐败钱包的双丰收是事实，但决定这一切相互关系的核心没有变，都需要外部资金即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大量注入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谁有能力老救济你呢？救急不就贫，直到有一天外资的西方文化累得不肯为此付费的话，那么马克思共产党在中国离垮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可炫耀的也就只剩下中国人民背负的历史欠帐，这也将是事实。三十年前，美国西方用他们经济转型后所过剩淘汰的技术设备产业，帮助中国实现了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升级转型的结构调整，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再一次提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的升级换代。于是要高投入，高投入干什么呢？要购买技术购买设备购买企业要承接产业，可到那里去买呢？去伊朗、俄罗斯、非洲购买技术、设备、企业承接他们的产业吗？显然还是要去美国西方购买承接。这时问题出来了，美国西方还会和三十年前一样，帮助中国再一次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吗？好吧，不考虑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纯粹经济利益，美国西方在目前没有实现向更高层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前，会把中国提升到和自己一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吗？是的，只要有一点头脑都是不可能把现有（还没有过时）技术设备企业产业卖给中国的，何况美国西方现在正处于转变阵痛中的经济危机，更何况与中国有着那么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打心眼里就相互不信任，哪还有闲心顾暇你中国，就像掉进了大坑里都想拼命爬出坑的一群人，甚至谁都恨不得踹上别人一脚。近一时期，中国几次大手笔购买美国西方各国企业的碰壁失败，就已经证明了这一切；最近的南海问题、黄海军演等都凸现出“改革开放”愈发投鼠忌器。不光中国自身有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问题，世界经济也有战略结构调整的世界性命题，汇率战、保护主义等等反映的就是世界性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这个经济全球化深层次问题，而中国只想得到经济全球化好处，当然了也确实是从美国金融大泡沫中捞得到了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部分泡沫，可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了，汇率战打上了中国，中国又不理解了中国又不高兴了中国又没有了前阵子那经济全球化的兴高采烈了。有什么不理解的，又有什么不高兴的，美国金融大泡沫既然破灭，你的那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就是其中泡沫的部分能不随之破灭吗？当然随之破灭！既然你选择了经济全球化的优势，那么你就必须也选择了经济全球化的劣势；既然你选择了美国经济的利益，那么你就必须为美国经济的后果买单负责，天下没有经济全球化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免费的午餐！有什么可骂的，又有什么可委屈的，既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你今天的乘凉代价就不过是为昨天的选择而负责罢了。因而，便有了高调的内生、内需、科技、创新，可从前三十年苏俄帮助中国实现第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后三十年美国西方帮助中国实现第二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内生、内需、科技、创新，而且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由内生、内需、科技、创新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能够承受其巨大的付出和牺牲，尤其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只凭一国之力是不可完成的历史命题，无疑这涉及中国思想、政治、军事等文化的战略发展问题，没有先进强大的政治、思想、军事等文化的支撑，由自身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那不过是中国在水中捞月。如此中央叫唤的响，底下无多少人喝彩，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就是有钱，两万亿美元外汇的储备，也只有能买些美国国债，在美国西方没有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更高层次转变之前，甭说是已经喊了十几年了，就是再喊二十年也无济于事，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买不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回到前面丰碑上的邓手书，应该再加上一句，求求您了，再救我一次吧！经济发展是这样，治理官僚腐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方面抓几个腐败官僚以示公众，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在生产制造官僚腐败成百上千，最终还是要由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背负官僚腐败的历史奢侈。把“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寄予西方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显然与马克思理论不相符，靠施舍和金钱买来的民族复兴那不是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理论与现实、主义与问题出现如此逻辑矛盾，这个民族的造血机能就一定出了大问题，相应地也就需要不断抽取外来资金血液的“透析”，“透析”必然又会加剧“透析”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造血机能，自然也就是社会“白血病”的病根，可见，“开放”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所能起到的仅仅是“透析”的作用，远不能救治中华民族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