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蜀地”对于刘备来说，军事上仍然存在有陷入长期消耗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刘备率领大军“进至‘涪城’，与刘璋相见，各叙兄弟之情。饮宴毕，各回寨中安歇。庞统入见刘备曰：“以统之计，莫若来日设宴，请季玉赴席；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掷杯为号，就筵上杀之；一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比着“西安事变”，两事件虽然间隔一千七百多年，可事件的背景却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刘备和刘璋的背后有孙权、张鲁、曹操，其中曹操最为虎视眈眈，并远在千里窥视着刘备和刘璋的一举一动，而“西安事变”的毛泽东、蒋介石及张学良的背后却是比曹操更为危险的大日本帝国。更深入到崇祯的大明和李自成的大顺之争，最终渔利的反而是冷眼旁观的“后金”。确实主要责任在于腐败的明朝统治阶级，可新生的大顺统治阶级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这些历史教训对于一心要复兴的中华民族尤为铭记在心。为此，刘备断然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看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并不是曹操的醉话。果真如庞统所言行事，那可确实是毁了刘备一生的政治声誉，入蜀之行也因此失去名正言顺的政治优势，着实掉进了个大泥潭而坠入政治深渊。也许，这就是曹操最初送“蜀地”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利用刘备可能的政治失误，取得自己除暴安民的政治优势，堂而皇之地入主“蜀地”。可见，刘备是在用政治解决其军事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是以政治家的风范出现在“蜀人”面前。相形见拙的是庞统。总是抱怨这小学文化水平那外行领导内行，可现今知识分子掌权了又怎么样？本科、硕士、博士又知识了哪些？贪腐得更坏，坏事得更绝，徒有虚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通病。尽管如此，“双刘”的利益冲突之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事实上，从刘备入蜀的第一天开始，“蜀地”的政治平衡就已经被打破，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不过是早晚的事。在随后的战争中，刘备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赢得了大多数“蜀”地将领、地方官吏和人民的信任，成功地将自己的基业植根于巴山蜀水。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缺乏政治的军事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战争，是杀戮和自我毁灭，军事战争是茫茫大海中的船，政治是这船上的舵。在这一回合中，刘备无疑是胜利者，但要说到高枕无忧，恐怕还为时尚早。
从孙权注重建立一只强大的水军武装来看，这只水军不利于大规模的陆地作战，惟有依托江河水势进行防御作战，似乎展示了孙权的政治抱负远不如刘备。刘备是曹操最具危险的潜在政治对手，凭借“蜀地”的富饶广袤，再加上政治才能，一旦羽翼丰满，日后刘备必定成为逐鹿中原最为强劲者之一。于是，作为三方战略交汇点的荆州在此刻就显得尤为突出。突出就突出在荆州是孙权战略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门户；是刘备日后战略进攻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桥头堡滩头阵地；是曹操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赤壁之祸，但只要曹操不去触及荆州，荆州则又是孙权与刘备之间嵌入的政治楔子。综合因素可以看出，荆州交付孙权是曹操的最佳战略选择。荆州一词在后续章回里消失的原因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原因，都是因此时曹操的战略决策。
基于以上认识，不难理解第六十一回“孙权遗书退老瞒”曹操与孙权的书信传情。就在刘备“入蜀”行动实施中，也是孙权有意趁机夺取荆州之时，恰逢曹操兴兵下江南，很显然，从中得利的是刘备的入蜀行动，不知这是有心还是无意？其实，这是曹操的一石二鸟之计：其一计，此时刘备的主力仍在荆州及周围地区，孙权不可能轻易取下荆州，反而会使刘备警觉，破坏自己的战略构想。其二计，通过僵持的军情战事，刘备无力相助，逼孙权不得不与己建立起某种相互联系的渠道，达到相互信任的政治目的，为日后的战略展开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果真如曹操预想，军事上的僵持迫使孙权写给曹操书信一封：“孤与丞相，此引皆汉朝臣宰。丞相不思报国安民，乃妄动干戈，残虐生灵，岂仁人之所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书背后又批两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这是一封寓意含而不露的信，首先“孤与丞相，此引皆汉朝臣宰”就传达了自己承认曹操地位的信息，而且信的通篇语气是温中带硬不卑不亢，是下属对上司的善意劝谏，具有打破僵局主动议和之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的后两句：“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表面看是警告和威胁，但毕竟“皖城”不是“赤壁”，可见深层次则有挑动曹操最大伤痛转移其视线之用心。书背后又批两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更是一种暗示，暗示孙权和曹操有着共同关心的东西，对此自己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袖手旁观。看罢来信，曹操自是心领神会，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曹、孙达成了初步谅解。然而，曹操真正矛头指向的却是远在千里的刘备。
曹操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军事战争仅仅成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显然，曹操对军事战争意义的理解，已经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高度蕴涵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说到军事战争简称战争，自然联想到尸横遍野、田园荒芜一幅凄凉景像。尽管历代人们都痛恨战争，可战争依然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历史，就是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仍然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政治集团可以否认自己从未使用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见战争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份子，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每时每刻，尤其是所处于的“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生命力经久不衰，必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这是任何正视客观实际的人们都不能否认的真理——人类世界作为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整体，战争它具备了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所有要素和特性（流动、交换等等），在宇宙的眼中，战争就和所有事物一样，都是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的载体。如同其它事物一样，战争也具有两面性：合理性的一面，非理性的另一面，正义中有非正义，非正义中也有正义，于是，战争作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种形式与和平而共生共存；战争也具有文化性，其文化内涵随着人类社会和意识的发展深入而不断发展进化。总而言之，战争具有意识性——战争“演化论”和战争“进化论”。如果给战争下定义，战争就是人与人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最激烈的方式，是以征服对手或剥夺其生存权为目的，以不择手段，无规则，暴力血腥为特点的表现形式。严格说这不是广义的战争，而是狭义的战争。狭义战争的内涵是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不断进化，战争的个人随意性逐渐演化为有约束的针对性；不择手段逐渐演化为有选择的手段；无规则无道德逐渐演化为有规则有道德；暴力血腥逐渐演化为人性人权。设想这种演化到高级，至少是战争与和平的对立统一，那军事战争就变成是有一整套法规、手段合理合法、有人性有人权的文化表现形式，战争的意义也随之远远超出传统战争的内核，而变成民学说的战争内容形式——文化等于战争与历史的乘积，战争等于经济、政治、思想、军事等的乘积，相互间的关系一目了然。需说明的是，不管军事还是政治还是思想还是经济等等，作为战争或是文化，其实都是“省力不省功”的——“竞争”。现实省力，历史就会大付出，现实不省力，历史付出就会小许多；军事省力，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就会大付出，军事不省力，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就相应地付出少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似乎也省却了现实很多力气，但这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的巨大付出是不可能的理想，是历史漫长的战争付出。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战争，也没有绝对的竞争，战争与竞争总是相对而言，战争包含有竞争，竞争也包含有战争；战争总有其竞争的另一面性，竞争也总有其战争的另一面性，每一历史付出都是必须，不会因为的你热爱和平否定战争而就不需要付出了，就是“太平盛世”，该战争付出的总是要付出的，历史一点都不会少。也因此，民主法制就是一种战争与竞争、战争与和平对立统一的社会“战争礼制”，在这民主法制的“战争礼制”中，如果说民主体现的是竞争、和平，那么法制无疑体现的就是战争。广义战争包含有竞争包含有和平、包含有正义包含有非正义、包含有侵略包含有反侵略，可见凡是试图消灭战争的想法或无视战争与和平对立统一的想法，都是极为愚蠢的，人类进化的过程、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战争的过程，战争发展的过程，战争不可能被消灭，人类只能为适应战争而建立战争的“战争礼制”，所能主导的也只是尽可能地把战争过程战争发展过程演绎的更为民主法制。广义战争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存在于每个人时时刻刻的行为中，是不断进化与演化革命，演绎成为今天的民主思想民主文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化，没有民主的市场化，那是胡扯八道的市场化，那么跨越历史时空的历史广义战争又是什么呢？它广泛存在于人类世界、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各个历史时代中，是不断的“文化革命”，是历史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战争是所有战争最大战略的战争，是一切战争都围绕其发展而衍生的战争，是所有战争的本质性战争。其实，在“道”或“上帝”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战争一说，与和平一样都是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存活发展的一种文化，也根本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都不过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化合（整合）中活跃对立统一的原子或分子，都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事物两面性。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之分只是相对于时代相对于人类的意识而言，但人类的意识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随着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内涵也会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更会随着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就像当今的历史和时代，无法判定一千多年前的楚汉相争和几百年前的北宋与大辽、南宋与蒙古、明朝与大清诸多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其中的哪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哪场战争又是反侵略战争呢？就像“抗美援朝”战争，在当时的历史对中国而言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具有正义性具有反侵略性，可用今天金氏家族世袭的封建专制历史看，或未来韩国统一朝鲜民族的历史看，这场“抗美援朝”就成了封建专制文化思想对民主文化思想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朝鲜的金氏家族世袭封建专制王朝历史事实，已经让那场六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性地人类性地蒙羞；社会主义世界性的失败，已经让十八万中国年轻无价的生命牺牲的意义荡然无存。因此又同时，人类意识也有相对持之以恒的东西，这就是人性人权和文化，于是，随着历史的沧海桑田，战争（包括经济）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侵略性和反侵略性逐渐变的模糊不清，而战争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的却是文化性，文化性展开的却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发展史、东亚（各区域）文化发展史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文化革命。“一战”也好，“二战”也罢，就是英德、法德、英法、英美乃至欧美和东亚的中日、中俄、日俄、中美等历史及历史文化革命所交织汇集的这种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近代历史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呢？当世界人类及东亚民族融为一体时，那个历史的人们又会以怎样的感受认知近代历史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不同于今天人们的认识（和秦始皇是暴君、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一样）。历史性地判断一场战争其唯一标准就是发展人性、发展人权、发展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发展人类文化，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否则，就是再怎么正义、再怎么反侵略，“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也是无情的，历史更不会怜悯，假如，“抗美援朝”战争在今天再一次发生，今日之朝鲜已不是六十年前之朝鲜，今日之中国也已不是六十年前之中国，“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将无情抛弃中国，历史更不会怜悯中国，失去那曾有的政治民意、失去那曾有的文化思想法理的这一次“抗美援朝”战争，尽管有些中国人叫嚣叫嚣得慷慨激扬，中国必将失败的惨不忍睹。通俗地讲就是，越腐败战争败的越惨；越封建专制战争败的越惨，就像“伊拉克战争”钻进地洞里的萨达姆那样。如果说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进步必将战胜反动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其中中华民族的正义性中就必然包含着某种或人类或民族或阶级的邪恶，可见，就是正义也有个人类、国家、民族、阶级等不同之分别，也同样包含非正义，失败之当然。战争，也有战争自己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也有战争自己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对立统一，总之，一切战争最终都将反映为历史的文化战争，具有自己的文化性，而文化战争反应的又是文化进步发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多尔滚、蒋介石，其历史文化功绩也无人可撼动，因此，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侵略与反侵略性只具有的是时代战术性，而战争的文化性却具有的是历史战略性。不懂政治的主，就是正义、反侵略也会弄的老鼠过街；而通晓政治的主，却有意将非正义中的正义放大，转化侵略性。人类追求和平没有错，但否定战争的理想和平那就大错而特错，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永久的战争，也没有绝对永久的和平，战争不是和平的最高境界，和平也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战争与和平总是对立统一，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战争；战争包含有和平，和平包含有战争，这种战争与和平的对立统一就是“竞争”，包含在文化“竞争”、“竞争”文化中——民主文化。民主文化既是和平文化也是战争文化，既对立统一之竞争文化。军事也好，政治、思想、经济等也罢，大体都是如此。政治成为军事战争的组成，无疑是军事战争的进化。
战略展开，曹操首先采取了战术上引诱刘备主力西移，造成荆州孤立无援的战略态势。为此，曹操亲率大军西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在打败地方军阀张鲁后，成功地进占汉中。此时，司马懿和刘晔劝曹操从速进取“益州”，其想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曹操的婉言拒绝。面对曹操大军的兵临城下，刘备相应地采取了以“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还东吴，促成孙权进犯合肥实现牵制曹操的政治战略，其中也隐含着收缩战线抽调主力入“蜀”的军事战略。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曹操没有进占“益州”的原因。面对孙权的大举进攻，曹操事前就已经远见早料有锦囊妙计授予合肥守军将领张辽，利用孙权的弱点，使得东吴军队大败于合肥城下。这一切曹操导演的运筹帷幄，可见，此次西征决不是一次孤立的战术战役行动，有其战略的通盘考虑。随后在曹军强大军事压迫下，终于迫使孙权正式求和：“许年纳岁贡”。尽管这种和约缺乏牢固的基础，没有多少可信度，但对曹操已经足够了。
回顾与孙权一系列的军事斗争，曹操完全抓住了孙权政治上的投机取巧明则保身心理，可见曹操对人的认识上也有其过人之处。西线战场，经过一系列战术战役，终于引诱刘备的政治、军事重心步步西移，并将其主力牢牢地牵制在汉中，从而初步实现了曹操的战略企图。曹军此次极不寻常“一打就败，一败就跑”的奇怪现象，与征讨地方军阀张鲁的所向披靡之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连刘备都感到诧异，不无忧心忡忡地问诸葛亮：“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当然，诸葛亮自有一番高谈阔论，但很明显这种高论十分自负，而且显然不符合戎马一生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曹操，由此也发现诸葛亮自身战略素质确实贫乏。
为积蓄力量而退却叫战略，为退却而退却叫逃跑，一千七百多年后“四渡赤水”中的战略战术，是曹操此次战略战术的翻版，只不过是“四渡赤水”演绎的更为出神入化
四
在曹操的战略中，汉中的战略地位与荆州的战略地位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紧接着，曹操不失时机地将矛头转向荆州。曹操差特使满宠，致书孙权：“吴魏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致生衅隙。魏王差某到此，约将军取荆州，魏王以兵临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侵。”曹操的政治、军事战略在这封书信中展示的再清晰不过。当然，孙权也不是平庸之辈自有孙权自己的考虑：军事上，荆州已成孤立无援之城，是夺取的最佳有利时机；政治上，在曹操政治、军事压迫下，刘备不可能而且鞭长莫及无力与己彻底决裂。至于后来的反目成仇，其真正原因是曹操的突然死亡，导致刘备错误地认为天下英雄惟有自己。此时已是暮年的刘备，被压抑了一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突然遇到有释放的机会，看到自己的政治大业漏出的曙光，那心情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到的，正是爆发的这种急迫的政治心理作用，最终导致后来那场“火烧连营”的灾难。刘备一生经历过数不尽的起起落落，但这一次对他自己奋斗终生的政治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远超出一生所有军事失败，“哀莫大于心死”。至于关羽的死，那不过是找的一种战争动员的借口罢了，也恰恰正是这种借口使出师缺乏“蜀地”民意基础其政治合法性广泛受到质疑，战争从一开始便具有了非正义性，失败的结局也就在劫难逃了。
也有些小智谋的孙权，还是心存疑虑地要求曹操命令襄阳、樊城的曹仁先起兵从旱路进攻荆州。孙权之意正中曹操下怀，自然是乐于接受。刘备得知曹操和孙权合谋欲取荆州，便与诸葛亮商议，自命不凡的诸葛亮说：“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胆寒，自然瓦解矣。”殊不知，此计帮助曹操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从荆州城里调出关羽的战术目的。诸葛亮做出如此低级错误的决策，可见其没有一点战略意识，智慧的化身更是历史的误读，与曹操的战略才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接到刘备的指令，关羽自然是尽心尽力起兵进攻樊城。可惜的是义薄云天英武一世的关羽稀哩糊涂地被错误决策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败走麦城”的千古遗憾。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其人其事，“二战”中德军元帅隆美尔的一生就是这一典型事例。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事实是，北非战场骁勇善战的隆美尔元帅也是“三国演义”的关羽，唏哩糊涂掉进了丘吉尔为美军登陆阿尔及利亚而精心设置的战略陷阱，托卜鲁克战役的胜利同样不过是关羽的“水淹七军”。何止于军事，一生轰轰烈烈伟业惊人，创造出许多被后人所传诵的千古绝唱，可以说决不是平庸之辈，但在平庸战略决策者的棋盘上却充当了可笑可悲的“庸子”，最终成为错误战略的殉葬品，演义了一幕幕慷慨悲歌。
满宠出使东吴后，奉曹操之命直接亲临樊城主战场，传达曹操的战略计划和掌控战役的发展进程。可见战役的发展都是曹操精心策划的“局”，襄阳的丢失只不过是这计划中的第一步。占领襄阳后，关羽完全被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孤军深入直扑樊城。这时，已昏了头的不只是关羽，或许还有刘备、诸葛亮。面对樊城的频频告急，曹操不得不派出援军，但又不能把关羽逼回荆州城，只得又实施一计，然而，这一计的结果却是他这个导演所始料不及的。
在曹操导演的这部战争大戏中，思想简单忠勇有佳的庞德的出场极具偶然性。如同不知剧情穿上戏装便登台，庞德宁折不弯的性格显然根本不适合戏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成为另类的战略牺牲品。看到毛遂自荐的庞德自告奋勇，还是多少知道点剧中情节的于禁和贾诩俩人连忙提醒曹操。可是庞德却误解了曹操的用意，执意不肯交出先锋官印。于是，曹操意味深长地叮嘱着庞德，“关某智勇双全，切不可轻敌。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宜谨守。”如此大的自由量，这哪里是在解围，明明是去旅游，解围被困的樊城并不是曹操所关心的。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于禁和贾诩俩人所担心的那样，战场上的庞德持血气之勇，诈败箭射险些打跑了关羽，促使其缩回荆州。这还了得！可把主将于禁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下令鸣金收兵。于禁的不进不退惹得不知其中缘故的庞德非常恼怒。为避免节外生枝，于禁不得不将庞德锁在山谷，使其不能轻举妄动，结果却招致了“水淹七军”之大祸。应该说这种“祸”只是战术的失，得却是战略上的，使得关羽更加利令智昏，错误的路越走越远，战略上因祸得福。戏的情节可以说是由于导演的失控角色的错乱而引发的，好在还不影响剧情的继续发展，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如果说庞德和关羽的命运多少还有一些同病相怜的令人惋惜，而于禁自然为后人所发泄愤怒的千古唾骂。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对战略家误解甚深，其实，真正该谴责的是那个自命不凡的诸葛亮。当孙权取得荆州，于禁从狱中回到许都，并没有被曹操弃置不用，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天知，地知，曹操知，于禁知”。与这场战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发生的“街亭之战”，一次“街亭之战”的战术失利，犹如“四两拨千斤”竟然彻底打垮了诸葛亮花费长时间消耗众多人力、物力、财力而精心“堆建”起的北伐战略，真不知应该是说诸葛亮愚蠢合适呢？还是应该说司马懿绝顶聪明合适呢？或许，“只会打胜仗，不会打天下（胜仗文化）”是对诸葛亮一生的客观评价。打胜仗和打天下是两个不同层次意义的事物，不能用打胜仗的角度评价打天下，也不能用打天下的角度评判打胜仗，有时败仗对于打天下而言就是胜仗，军事家是打胜仗，政治家却是在打天下，也许刘邦、朱元璋是个混混胜仗打得也不及项羽出彩，但他们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政治家他们懂得项羽所不会的打天下。同样，如果发展经济是打胜仗，那么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民族在打天下，一时一地太平盛世的经济发展容易，可要持续（战略）发展经济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个个国家民族都能做到的事情了，开创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先河更是比登天还要难，开创当今世界历史文化大革命先河的，世界二百多个国家民族也就是只有英国和美国区区两个国家民族。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区别，这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同。此后，曹操的表演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当关羽生擒于禁刀斩庞德的消息传到了许都，曹操“大惊失色”：“……倘彼率兵直至许都，如之奈何？孤欲迁都以避之。”赤壁的惨败没有打垮曹操的坚强意志，袁绍的百万大军更没能使许都挪动半步，关羽的一支孤军又怎能让曹操魂飞魄散呢？戏演过了，真的成了假的。在第二路“救援”大军临行前，曹操训示：“……看东南有应，然后征进。”显然曹操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与嘱咐庞德的话语相比此时的语气要严厉的多带有很强的命令性，明确无误地将“救援”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
事实上早在“官渡之战”曹操就曾演出过这等骗人术。从“乌巢劫粮”前后曹操对待许攸态度上的落差可以看出，曹操真正看重的是许攸所带来的军事机密，而不是才能，除了“乌巢”辎重给养重地和守备兵力部署的情报价值别无价值可求，自然是随着“乌巢劫粮”胜利后许攸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落得个闲杂的无聊，最终激怒许褚被杀。由此可以判断出“曹营”真实的粮草供给状况并不是许攸所说的“粮已尽矣”，也更不是使者赍书所写的军粮告竭。或许这封书信只是曹操为摆脱两军久久相持对己不利的局面而使出调动袁绍分兵的一个计谋。果然接着还是散布谣言“声东击西”逐个击破。围绕粮草的做戏，没有把袁绍骗住反倒把许攸给蒙住了，对此曹操怎能不在心里轻视许攸呢？事实上“乌巢劫粮”是缓和些了战略态势，但并没解决反而会加剧曹操军粮的告竭（收降张郃、高览部，岂不是平添了粮草费用），更没根本打败袁绍（袁绍的失败，显然是其内部的政治出了问题），那么粮草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随后接着的“三路劫寨”“八路齐出”如果没有充裕粮草，这些场大战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接下来又是一路大战呢？显然，“粮已尽矣！”是不真实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暂时的也不足以像许攸所认为的那样对战略构成严重威胁，至少从随后能够进行多次大战的事实中可以证实粮草的问题是及时解决了。
东吴星夜奇袭荆州，徐晃率军激战于沔水，关羽兵败走上了“麦城”。此时此刻缺乏雄才大略的刘备和诸葛亮不知该作何感想？更为遗憾的是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从此开始走向衰亡，更为可惜的是诸葛亮没有曹操那种能扭转衰落大气势的政治战略才能。至此，曹操完全走出了“赤壁战败”的阴影，日渐强盛，同时，将最具威胁的刘备迫锁在“巴蜀”，使其失去日后入主中原的捷径，失去与孙权联合发挥整体作战功效的可能，以利于逐个击破，也胜利完成了分割孙权和刘备政治联盟的政治战略构想。这不是一个通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苍天给予曹操有足够的时间，那一定是联合孙权彻底消灭刘备，显然曹丕没有完成其最终的战略，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曹丕的战略改变，也就不会有刘备“火烧连营”的失败了。与曹操整体战略有条不紊的成功实施相比，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则完全是个没有战略指导“走一步，看一步”的失败例证，其结果是无谓地消耗尽了蜀国的国力，“不可思议”地使“蜀”先灭亡于“吴”。
五
曹操大败袁绍，“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在问。”显然，用“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那个曹操解释这个时期的曹操是解释不通的，也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曹操，一个是年轻狂妄政治无知的曹操，一个是成熟胸怀政治慧智的曹操，曹操经历了从年轻到成熟、从错误百出到事业有成这所有人包括历史伟人都必须要经历的成长过程，那么中华民族凭什么就因为年轻时错误的狂妄的个性张扬的行为“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而就此否定曹操一生？中华文化思想凭什么就因此把曹操一生都定性为奸雄枭雄？哪个人年轻时没有犯过错？哪个人年轻时没有过年少轻狂？哪个人年轻时没有过情绪化没有过情感冲动？哪个人成功的背后没有错？哪个伟大之中没有罪过？自己都做不到的凭什么求全责备？凭什么用现代人的价值观苛求古人呢？其实，与曹操中华文化的“调皮捣蛋”相比，诸葛亮不过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乖宝宝”而已，是知识分子狭隘导向的文化劳模。当然也把中华民族导向成了“东亚病夫”。
诸葛亮就顶三个臭皮匠，这是诸葛亮军事“进化论”与曹操军事“演化论”的本质性区别。综观曹操在赤壁战役惨败后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在军事与政治、战略与战术、胜利与失败相互间的跌宕起伏波涛汹涌中游弋地如此随心所欲驾轻就熟，其战略家的天赋、军事家的独到之处、政治家扭转乾坤的英雄本色都被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示了出来，这恰恰是那个总是事后诸葛亮的诸葛亮所不具有的。与曹操相反，小战（战术）聪明智慧，大战（战略）糊涂愚蠢，诸葛亮一生也只是在“七擒孟获”上政治才能灵光一现，奇怪的是蜀的胜仗总显示出诸葛亮的亲临指挥，而蜀的败仗如“夷陵之战”等却诸葛亮脱身脱得干干净净，事后总是夸夸其谈生怕人家质疑他的先知先明似的，一副活脱脱的功劳总是自己错误总是别人的似乎掩盖些什么。其实诸葛亮作为丞相尤其是作为刘禅的丞相（两战略糊涂蛋凑合了一块）就是个错误，也是错误的开始，但作为蜀国的师长、军长之类的诸葛亮还是个难得的人才，别说“蜀国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堪比蜀国第一大将。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欠缺的，诸葛亮在今天所遭遇到的尴尬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精英论的大破产。惟有遗憾的是出于历史的局限性曹操其文化思想历史内涵远不如军事战略才能显得那么杰出，显然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德国人所著的是一部微观战争论，一部军事“进化论”，《三国演义》而是中国人所演绎的宏观战争论，军事“演化论”，思想、政治、经济等文化是战争，战争也是思想、政治、经济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