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对中修治下一般资本与垄断资本的博弈的描述较精彩。
孙大午事件与资产阶级宪政运动
区芳
孙大午是河北省徐水县人，现任私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中共党员）。「大午集团」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拥有17个工厂和种植园（职工总数一千多人）。1995年，该企业被国家工商局列入内地私企500强。2003年5月孙董遭刑事拘留。同年７月５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偷税」他和数名公司负责人受到正式逮捕。3个月后，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大午集团：私人资本的袖珍版
孙案与宪政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最浅显的解释，就是富豪孙大午与有产者——通过文化界——发动、领导的革新运动有着阶级血缘。归根结底，落实宪政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孙董们的政经利益。正如政治评论家张天蔚所说，「经济精英们越来越多地掌握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之后，必然产生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权力的诉求」[1]，宪政就是有产政治诉求的直接产物。这场上层革新有两大重点：一是确立对财产权的保护，二要限制过大的行政权。按发动者的预计，两项革新都应在法律程序的基础上完成。虽说在野的私人资本对宪政远比官僚资本热心，但革新成功的果实却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及国家机器。
谈到大午集团，它的历史和现状颇像一部袖珍版当代私人资本发展史。从贸易业到制造业，二十年苦心经营的民间老板已坐拥半壁江山（樊钢教授的《中国财富报告》认为57%的中国资本现在属于私人）。不过，私营经济的资源还没兑成政治权力，对「国策」的制定实施发言权不多（决定权更少），旧官僚集团及经济代表独占政权的局面基本未动，以权砸钱的例子仍层出不穷。让老板们肝儿颤的不仅有金融、税收陷马坑和鬼门关（「每个陷坑里都会弄一个罪」[2]），更有国家暴力的时刻威胁。主流学者愤懑指出「司法机构和非司法机构界定不清楚」已成工商界的噩梦，执政当局的「家法」（双规、双指）远高于国法，「以前只是针对党的官员，现在连民主党派、外商也被双规」[3]！人身自由没保障，生意随时可能叫停；官员们「找个借口把董事长关起来、把企业接管过来翻个底朝天」是家常便饭，也不必担什么责任。
官僚的胡作非为有着明确的利益动机。孙案辩护人许志永从集团利益冲突的角度解释本案的起因。他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建立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权力全方位地介入经济领域」[4]，不但打造了财雄势大的官僚资本，也让「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投靠权力以换取法外生存发展空间」。孙大午则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概括官商合流后的当局表现，他的产业自然也难逃权力垄断的罗网。
由于各种原因，大午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僵」。结果呢？「发展急需资金，但从银行很难贷到款」[5]，只好绕过官方渠道筹款。孙董「进去」后，县人行又出来指责前者「扰乱金融秩序」，从事非法集资影响当地信用社正常工作云云。高层出事后，公司灾祸连连：流动资金和账户被扣封、部分工厂停减产、几个在建项目停建或不能按期投产、损失金钱以百万计（还不算客户流失的间接损害）。
这段让孙大老板心酸愤怒的经历，其实是民间资本看惯的传奇话本。然而，宪政运动的急流使案子浮了起来，大午集团预定的黑色结局也就此改变。
私人资本为孙董「讨公道」
对孙案的评论中，宪政写手王怡怒斥金融垄断使得「除非你被既得权势集团‘招安’，否则你休想继续做大」。他警告官方别把「损害金融垄断者的利润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为一谈」，并呼吁防止垄断者「影响地方政府滥用刑事手段，去打压民营企业」[6]。王先生的呼吁得到私人资本及舆论的响应，「挺孙」戏大张旗鼓上演起来。
2003年10月31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柳传志公开为孙家打气，劝慰后者「不要因此乱了方寸」，要相信「民营企业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7]。柳老板的示威在媒体上到处流传，带动了一连串企业的声援活动。针对县人行对大午集团非法集资的指责，自由派老将茅于轼反问「（银行、信用社）自己干得不好，怨谁去？」[8]；孙大午「因言获罪」的说法传开后，一批舆论界人士发表了致总理的公开信，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9]。凤凰卫视为首的多家电子传媒竭力把孙董打扮成富而好仁的「道德型资本家」：为乡亲们修路办学治病；「为当地解决了就业问题」；「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10]。「挺孙」初战告捷，孙富翁顺利出狱，并有望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面道德旗帜。他的产业也从县政府「执行家法」的猛击下逐步恢复，民间资本似乎赢了一个回合。
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角度看来，孙大午首先是个成功（并渴望更多成功）的资本家，这是他最本质的东西。孙老板的言行，充满了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和做大利益的决心。公开言论中，他梦想有一天「想在哪里建房办工厂都行，不要怕浪费土地，不要以保护耕地为由限制农民发展，不要以金融稳定为由限制农村的小钱庄发展」[11]。把「农民」换成「我们农村老板」，这份宣言就完美了：资本自由流动、土地自由使用买卖租赁抵押和开放融资权等等，都是私人资本新跃进的必要前提。孙董直言不讳地要求官僚集团退出市场：「经济不是政府干的事，是企业家的事」[12]；他大声抱怨民间老板被排斥在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之外：「比如说立法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我有发言权的话我就从我这个角度说出来，既利于你好管理，也利于我的发展」；臃肿低效、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让他冒火，并提出「把一切多余的政府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使它成为‘小政府’」[13]。
孙先生扔了这么多犯忌的炮仗，难怪人们怀疑当局要治他的言论罪。实际上，他只是捅出来了成千上万老板的心里话。凶暴独大的有产波拿巴主义早让私人资本深恶痛绝，招致一片限制行政权的呼声。
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求限制政府权力？
主流自由派学者谈起宪政时，常可听到「限制」、「分权」（分权也是为了限制过滥的行政权）两个字眼。自由派认为宪政就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分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目标的政治体制」（王怡），「宪政的内容其实也不多，一个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在政府之上的某些组织的权力，另一个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哪些权利呢？「财产安全、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都是最核心，绝无半点商量余地的权利种类，其它的大量人权、公民权都是上述权利的衍生权利。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这些权利」（萧瀚）。
就这样，自由派让「财产安全」大大方方坐上人权聚义厅的头把交椅。只要对自由派的「战斗文集」稍加审视，就可发现财产权保护构成了这场宪政潮的核心，而保障「财产安全」的手段主要是限政：「通过约束政府，而使私人财产免受政府之侵害和剥夺」（秋风）。确实，现有政权「远没有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服务机关，而形成了压迫机关」[14]，民间老板常被官僚们呼来喝去「给以颜色」。夸张一点说，面对官威难测的国家大棒，孙董及同道们总处于一种「有头睡觉无头起床」的持续紧张中。
军政集团「家族党」横扫一切的经济特权，让私人资本更加肉痛不平。有人如此概括「家族党」的所作所为：「价格双轨制，他们是最大的倒爷–官倒；房地产热，他们握有土地审批权和优先的廉价购买权以及炒地权；炒股票，他们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别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信息……企业上市，他们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起码也是董事会成员；甚至在国营企业的脱困中，他们也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他们严格控制市场，率先得到与境外新经济巨头合作的机会」[15]。真是跋扈莫过于此！官僚资本霸占了如此多的财路，还不时伸手进私人资本的口袋「我收你做」，怎能不让庶民出身的工商人士吐血骂街？！
国内市场分割方面，国内大权力和国外大资本（如江绵恒与王文洋）的结盟，国内权力与权力（如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结盟至今对外资青眼相看，私人资本则常感到自己是后娘养的。入世以来，外资公司正在——即将——进入国内银行、电信、铁路与外贸行业，民间老板却只能在门缝里偷看几眼。官僚资本（准确说是它的某些行为和某些部分）成为宪政运动的一个主要讨伐对象，正是自然而又自然的！
产权保护与工人阶级
正如上面所说，保护财产权是宪政诉求的核心部分。自由派强调必须「特别地限制政府面对私人财产权时之权力的范围与深度的功能」（秋风），以确保「不受公共权力侵犯的个人自由的疆域。并在这个私人领域内尊重各种非人格的不平等（财产、智力、契约权利）」（王怡）。对工农大众来说，财产不平等意味着什么？政法大学副教授何兵告诉我们：「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17]。对大午集团成百上千的无名工人来说，双手就是他们的靠山；孙董在监牢里倍受关注时，他的工人正因为关厂减产而默默离去。何先生说的很对：「没有财产的独立，就没有人的独立」，孙董向工人赠送了《论语》而非工厂，因为他很清楚这两样东西在商业社会孰重孰轻。手停口就停的雇佣关系，使亿万工人深刻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进而依赖于孙大午们代表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在无所不在的剥削网中困顿终生。听了上面的话，自由派一定高叫「白手起家创业呀，懒虫！」，一亿六千万中国工人自己当老板的可能性有多大？看看孙董的乡亲们就知道了。十八年来「大午兄弟」当了亿万富翁，可他手下千多号人至今平均月薪五百多块！同时，孙董不厌其烦地推销自个儿的幸福理论：「有能力的人可以赚一万块钱，没能力的人可以赚一千块钱，但在基本生活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18]。好主意！如何实现呢？答曰「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利润、产业、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权以及工人组织权在孙先生眼里无足轻重：「希望不在工会、农会。为什么我谈到亚当斯和杰斐逊？工会农会是平民治国，精英治国也很重要」[16]，精英如何治国呢？答曰宪政。
形式上说，政治自由、代议民主、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等宪政权利，对社会的任何角落、任何个人都有效。然而「让钱生钱」的私有财产制使社会分裂成无法弥合的两部分，一部分「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产」（企业、证券、土地和巨额现金）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其它人有赞成、反对（「以道德的名义！」）和一死了之的权利，但决定必须执行。孙大午斩钉截铁地认为政治改革「必须由精英来制定，农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17]。按他的逻辑，大老板纵论天下时，那些只拿五百元或更少糊口钱的工人乡亲只有捧着《论语》「收声」的份。
把目光投向精英，我们会立即发现私人资本分权斗争的战场不是街头，而是已具足够力量「对官方利益集团的欲求进行反对和打击」的资本和产权市场。市场（而非雅科宾俱乐部的讲坛）在不断为私人资本「提供着最有效的武器和最合法的保障」[18]。为何老板不愿让大众介入？因为只有前者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产，只有他们有能力在资本市场搅得风生水起；工农大众在资本市场没有自家利益，他们的利益在车间田地，那是他们维权自卫摆脱饥饿的战场。利益不同，反压迫的方式就不同。本是同根生的朝野资本集团，能在捞世界的竞争中寻求妥协，在大政上也绝不会真正决裂。
上层合流的趋势
资产阶级内部不是（从未是）铁板一块。有产国家机器的重拳时而也会落在某些富豪集团身上，这是今天中国上层政治的现实。正是它催生了宪政运动。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应注意的是，尽管私人资本对执政者满肚子气，但自己人终归是自己人。自由派学界一直主动地把橄榄枝舞来舞去，希望促成「执政精英及权贵家族与民间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义精英和极少数有良知的执政精英之间的合作」（刘晓波）。说白了，就是在革新政治的前提下建立有产统一战线，以遏制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朝廷」也在求新求变，尝试着用各种手段（立法、部分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传媒业、入世）限制官僚妄为。就「保护私有财产入宪重要的一点就是约束政府这个主体的行为规范」[19]一事，朝野统治者达成充分谅解只是时间问题。可以预见的将来，私人资本会更大胆地要求限制行政权和争取立法权，新的「宪政江山」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全、更有信心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更愿意考虑长远的内外战略。
工农大众在宪政运动中有自己的利益和参与方式。无论如何，作为有产战车的螺丝钉，它客观上无法置身事外。不过，工农斗争与上层宪政的关系，共产主义者在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都需另开专题讨论，本文不啰嗦了。
31/01/2004
附注：
[1] 2003年3月17日《搜狐视线》张天蔚：「从‘老板从政’到民主政治」
[2] 2003年8月3日《搜狐财经》：「专家进言：孙大午事件背后的金融与法律问题」
[3] 杨支柱：「谈孙大午非法集资案」
[4] 搜狐财经2003年8月5日许志永：我们为什么要为孙大午辩护
[5] 2003年7月11日《南方都市报》「亿万富翁孙大午非法融资被捕」
[6] 2003年7月16日 王怡：「从孙大午案看民间融资困境和金融垄断」
[7] 2003年11月3日《北京青年报》孙大午资金链如何接续 柳传志亲笔传真表支持
[8] 万维读者网 2003年7月28日「茅于轼为富豪孙大午鸣冤」
[9] 2003年11月5日《联合早报》「孙大午等案激发中国各界精英纷起悍卫言论自由」
[10] 2003年11月7日南方网「孙大午的梦和痛」 11月27日凤凰宽频财经点对点第45、46期「富翁孙大午被捕事件」
[11] 2002年12月13日学而思网站：「孙大午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
[12] 中国农村研究网孙大午：「民主与自由、制度与法律」
[13] 中国农村研究网孙大午：「民主与自由、制度与法律」
[14] 2003年8月3日《搜狐财经 》： 「孙大午事件背后的金融与法律问题」
[15] 2001年3月20日刘晓波：「权贵家族与政治改革」
[16] 同注释11
[17] 同注释14
[18] 2002年6月30日王怡：「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19] 2003年12月29日新浪观察：「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所长：保护私有财产入宪首先制约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