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史战争，一场政治战争、思想战争等文化战争。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既然战争，当然战略之，最好的教科书莫过于历史名著《三国演义》。
火烧赤壁，曹操大败，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财力顷刻间化为乌有。此时的曹操正经历着他有生以来的最大兵败，战略进攻被迫为战略防御，甚有兵败如山倒。面对孙权和刘备联盟咄咄逼人和内部不满情绪日渐兴起的严重势态，曹操感慨万千。书中“曹操大宴铜雀台”一节是这样表述的“……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是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者。”。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千七百年前曹操无奈的伤感，同时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曹操真实心理的袒露，不仅是曹操，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有如此心理，不仅是帝王，恐怕人皆有之，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权力终身制、遗传制的人为心理因素，其共同的心理表现为：“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是实祸也。”。但历史的事实却是一个个帝王连连死去，可中国依然存在中华民族依然生存发展，永远不会因某个帝王或某个政治集团的消亡而停止她自己前进的脚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离了谁，地球照转！”。
曹操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就说是完全正确的，其实，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缺乏超越阶级意识的政治文化，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信用文化。曹操的无奈感伤是中华民族统治者的通病，蒋介石有，毛泽东也有，邓小平更有。
谈到“赤壁战败”的原因后人有许多说法，在众多的原因中却忽视了影响甚至是决定曹操一生的政治原因，这就是如果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初期的政治优势——团结感召那些还对汉朝心存幻想的信奉人们和他们所形成的政治势力，那么在曹操已经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后，它就变成了是一副捆绑住自己政治手脚的镣铐。英国文化思想演绎的是克伦威尔，中华文化思想演绎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却不能令民心不能令历史，腐朽的刘氏王朝，其只会损害曹操自己的政治声誉，非但没有顺应人民变革图求，反错失了历史机遇，更给历史确立其地位出了难题。说其丞相，不是丞相，功高压主，却比帝王影响还大，完全入列超一流帝王；说其帝王，不是帝王，帝王的名分也只是在死后儿子曹丕所赐封的，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小尾巴总显得另类非正统。唉！难就难在曹操的历史影响太大了，已然对后世的当朝构成了潜移默化的威胁，哪朝帝王会“傻冒”导向宣传这种榜样呢？“天理”难容——当中华文化进入到需要树立一个批判的反面典型的文化时期（宋朝），三国历史这个对民间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刘备是皇帝名份，孙权是皇帝名份，就是那个真正废除汉帝的“汉贼誓不两立”的曹丕也有着皇帝的法统，那中华文化无论就影响还是就法统，就只能把曹操提溜出来，树立曹操这个文化的被批判的反面典型以警示后人了。真正“汉贼”的曹丕没他什么事，反而只是“挟了挟天子”的曹操却怎么就成了历史上最大奸贼，曹操冤枉死了，中华文化制造了历史最大冤案。与此相对照，当然是大树特树“刘备、诸葛亮、关羽、赵云、张飞”这样的文化思想典型，用以维护当朝者的统治权力和统治地位。也许曹操不爱那个皇帝（不爱那个党，不爱那个社会主义），但曹操一定爱他的国家爱他的民族，曹操“那是封建专制正统观念制造的最大冤案”，从秦始皇到曹操，从曹操到毛泽东，封建专制正统（文人）观念总是以道德化身（今天是以右派民主化身），不断编织造假（什么饿死三千万等等之类）制造着历史冤案，虽然维护了封建专制在中国文化思想几千年，但也致使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思想积习成弊积重难返（“鸦片战争”最终暴露），导致民主文化思想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要比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更为艰难，比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更大血的代价（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走出封建专制历史），在今天，刘备、诸葛亮、关羽……这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文化思想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楷模，不仅扼杀了民族的创新精神，已经对民主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文化思想的十分消极作用（就是反腐败，那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的法统自宋朝以后就是一部社会历史停滞倒退的法统，是一部严重阻挡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思想大监狱。不能适时抛弃旧有的并及时相应地更新其政治及政治战略和创立崭新社会是曹操“当断不断”的政治失误，军事不可能完成政治统一，大势所定即便没有赤壁之败也会有其它之败，试想苟延残喘的东汉还具备统一的历史使命吗（封建的共产党王朝还具备两岸的中国统一、中华复兴使命吗？）？腐朽衰落的东汉，真的如刘备口口声声所“兴汉”的还能重新凝聚民心吗？社会历史会倒退过去吗？这种政治失误有其难以克服的不知不觉的历史、文化渊源性，或许是出于对汉武帝的崇敬，无形之中既影响又束缚了曹操思想的发展，也注定了是中华民族不可能逾越的历史、文化。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本没有学者文人所吹嘘那样大的至关作用，董卓就曾先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结果并没有成大事相反却招来杀身之祸，更为讽刺的是，被封建专制所视为所竭力维护的那个所谓兴汉大旗的正统皇帝，不就是被其认为大奸逆董卓所废旧立新的那个皇帝吗（于是，不禁要问，既然董卓立的皇帝可以是兴汉的正统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就不能立一个新皇帝或立自己为新皇帝为正统呢？人民就为什么不能立自己为民皇帝为正统呢？）？行为过程的董卓无道悖逆，可无道悖逆的结果的“汉献帝”皇帝却道德正统，不觉得（刘备、诸葛亮）逻辑荒诞，中华文化思想荒谬？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失败事例不仅仅于一此，还有近代“军阀混战”的那个清朝小朝廷，谁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大业了？倒是张勋和日本人去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的人学说，权术等于政治，似乎权力越大政治家的品位越高，其实这是对政治的一种认识误解，历史证明，大多高官其实是不懂政治。政治是统帅，是军事的统帅，是经济的统帅，听起来有点“文革”味道，可它确实是真理，而且文化更是政治、思想的统帅。立国首先是立文化思想的国。在创建新中国的历史过程，政治的主体是政治集团，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表现为“党指挥枪”，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的主体就变成是全中国人民，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就应当适时地转变为“人民指挥枪”，可见，毛泽东一生也终没能摆脱掉那个“天子”的束缚，和他的老师曹操都存在有同样的政治失误，尽管都有所意识。历史的局限性，后人无权指责怀疑毛泽东和曹操的天才，也许，正是从曹操的政治失误中得到了启示，才成就了后来的李渊、赵匡胤、朱元璋等一番伟业，他们都是及时地摆脱“挟天子以令诸侯”立自己为封建专制皇帝正统而得以开朝拓史。想必毛泽东的后人们应该比李渊、赵匡胤、朱元璋等有所作为也有所聪明——废除一切皇帝，立人民自己为民皇帝，为新中华文化思想之正统道德。
休生养息，攘外安内，成了此时期曹操走出谷底的最高政治战略，任何有悖于此的一切军事战略战术，即便是军事的胜利，都极有可能招致最终政治失败的结局。这是因为，军事战争就是最为现代“信息化”的军事战争，说破了大天也只是“破”，是破坏的“破”，是破坏破坏的“破”，破坏秩序、破坏社会、破坏结构等等，因而，军事再怎么发展再怎么先进其本质也不可能替代“立”，建立秩序、建立社会、建立结构等等，“立”决定“破”的意义，政治、思想决定军事战争的胜负，同样道理，政治、思想决定于文化。总之，军事决定的只是战斗（战术）的胜负，政治、思想决定的是战争（战略）的胜负，文化决定的是历史（战略）的胜负。从战术的角度而言可允许一定限度范围的政治服务于军事需要，但在战略上军事只能是以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军事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必须要有自己准确的政治定位、文化定位。这是因为军事的对象是客观，而政治的对象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观，再强大的军事机器再先进的军事思想，在人类、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潮势中，只能是望洋兴叹，而一旦把全人类世界这个最大的政治把全民族人民这个最大的政治作为自己的军事对手，逆“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行，那么离自己最终的历史失败也就为期不远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天意不可违。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立”就是因当时“国联”这个政治“立”的失败这个文化的失败而导致的更大规模的“破”以维持其“破”的平衡。从这一角度，希特勒所追求的也是“国联”，但这是个比“国联”更为封建专制的“国联”，也是毫无人性的暴政“国联”，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封建专制“国联”与民主法制“国联”之间的文化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性（人类社会发展意义）其实是“国联”封建专制与“国联”民主法制的文化大对立文化大冲突，而“联合国”正是于这大对立大冲突而文化诞生。当然也是“德意志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阶段性“立”的失败既民主文化民主思想（人文化革命）“立”的失败所导致的“破”。相反，同样是“联合国”这个政治“立”这个文化的成功，却注定了后来“冷战”形式的“破”。总之，任何军事大战，不管其性质和结论如何，总是“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与“各区域历史文化大革命”与“各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相互文化作用的政治产物（对于德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民族而言，这两次世界大战又是其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的“秦汉一统”，只不过人们意识到这种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以至人类感到几乎再也付不起了），也总是“破”和“立”的对立统一。有人疑惑“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类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也许留给人类的历史意义就是“联合国”政治事实的建立发展，就是“联合国”这个人类文化的建立发展。这里有一个误区应特别引起人们的警觉，这就是往往把军事当成政治或政治的延伸，因无法“立”而只能用不断的更大规模的“破”来维持其“破”的平衡。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战争变成了杀戮，战争引发更大的战争，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收拾的全面战争，就像是一个谎言（战争）不得不用一百个一千个谎言（战争）维持其真理一样。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日本国的军人政治等，无一例外的是都具有把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典型，缺乏顺应“文化革命”的政治“立”，使军事战争变成是到处树敌的政治战争，军事战争增加更大的政治负担，政治负担又引发更大的军事冲突，结果是军事战争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只能落得政治失败车毁人亡的全面大灾难。历史证明，就是再强的弩，也终有之末，于是，赢得战争固然不易，可驾驭战争更难。政治与军事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共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共性决定两者的关系中有统一的一面，差异性则注定关系中对立的另一面。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的对立统一，决非易事。
拿破仑是军事天才，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也是军事巨人，但他们也是政治上的侏儒，更是文化的庸才，他们可以创造军事上令人叹服的奇迹，但决不会赢得历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长征”作为军事失败的产物，不能完全归罪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其实“长征”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政治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事实，就已经决定了红军军事战略战术的排它唯一性，没有稳定的地盘从何而谈国字，总不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装进包里背在肩上到处打游击吧，游击战术也就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不仅军事，与后来的民主建国相比，这个几乎无人知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太缺乏一个国家所应具有的人民民意政治基础了，其政治失败更是必然的，因而也决定其军事失败的必然。自“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国家民族政治，这就迫使红军必须改变他的政治战略，脱离国家民族政治注定了一九三五年之前的共产党必败无疑，利用蒋介石内部军阀大混战的政治形势，红军得以发展到幅员广阔，可一旦政治形势进入国家统一民族救亡，蒋介石专心致力围剿红军，重新寻找政治出路必然成了红军的长征。长征仅仅作为军事长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长征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本质的政治长征。从长征开始的近十万人到陕北的几千人，无论长征途中有“强渡大渡河”的战争奇迹，也有“爬雪山过草地”的人间奇迹，可总的趋势是不可遏止失败的下滑曲线。相反，“长征”本身所具有的军事失败性，由于途中政治战略升华为国家政治的“北上抗日”、马克思主义升华为国家民主主义（国家公有制），而变成了军事战略胜利的大进军，到了陕北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新政治，积极促成了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因而彻底扭转了失败总趋势，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扬升势头，尽管也有仅次于“湘江战役”失败的西征军大失败，“长征”的军事失败也因此是为适应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的需求而必要付出的战术代价（政治投资）——“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注意，不是长征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命运，长征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思想、军事失败的产物，是长征途中所确立的“北上抗日”政治战略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决定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命运，否则，长征是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别说贵州、四川建立不了根据地，就算能幸运逃到了陕北，也赤化不了西北，面临国民党第六次围剿，那一两万红军疲惫之师又该往哪里长征呢（幸亏发生了“西安事变”及时阻止破坏了这次已准备好的围剿，与前五次围剿相比，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这不正体现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最高境界吗？）？何况接着还有第八次第九次围剿呢？长征又何时有个完呢？那样长征不过就是覆辙历史的石达开而已（奇怪的是，在金一南将军的眼里，长征竟然成了众人竞相争功邀宠的历史功绩了），西路军渡黄河西征的惨败就是整个红军的前车之鉴。正是马克思理念使得红军失去了“福建革命”的机遇（如果用抗日统一战线的眼光看待“福建革命”，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福建革命”，只可惜，“抗日先遣队”是假的，至少不是思想理念的，因而周恩来错失了历史给他的机遇，反之，持之以恒马列主义的观点，甭说是“福建革命”，就是“西安事变”，历史机遇也会丧失），也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让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了“西安事变”机遇，并把握住了随之而涌来的历史潮头，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得益的不是马列，而恰恰是搁置马列的“北上抗日”政治战略，“抗日战争”更战略着“解放战争”的政治、思想，而张国焘的军事失败也正是没有或错误政治战略（赤化西北革命）所决定的。政治战略决定军事战略，当赤化贵州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政治战略已经确立，无论是娄山关的大捷，还是兵逼贵阳的奇迹，事实上都实现不了赤化贵州建立红色根据地政治战略，就算听从了林彪的建议，避免了鲁班场战役的失败，可赤化贵州你总要面对歼灭周浑元所部吧，就算是歼灭了周浑元所部，可外围几十万敌军逐渐形成的包围进攻，你又该怎么办？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给养，不断打来打去，不断消耗伤亡，依托用蒋介石话说的绝地能耗得过蒋介石吗？又能耗多久呢？那个根本无法实现的赤化贵州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政治战略，注定了军事，胜利是一时的；失败是必然的，你总不能六渡赤水、十渡赤水、十八渡赤水没完没了地渡来渡去吧？反过来说，恰恰是审时度势地及时放弃了赤化贵州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政治战略，跳出了其政治战略的禁锢，“四渡赤水”才因而显示出其生命所在显示其出神入化。其实，“四渡赤水”期间的战术战役之争，表面是军事实质是政治之争，把一个政治战略问题交给林彪、彭德怀等一帮不懂政治的军事将领和一帮照本宣科的苏俄派去表决，本身就是荒唐的，当然也就必然如毛泽东所说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如此尴尬，从赤化贵州到赤化四川再到赤化西北，红军总是不断持续地调整改变政治战略，也艰苦探索着那条正确的政治道路，毛泽东与林彪、彭德怀，与张国焘也随之一路不断军事之争，终于，毛泽东带领红军带领共产党人找到了“北上抗日”进而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战略，使之摆脱了失败的阴影不断走向胜利。长征是红军不断探索寻找正确政治战略的政治战略长征，“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不断探索寻找正确新文化思想的文化思想长征，共产党人经历磨难找到了自己的正确政治战略，可中华民族经历千多年的磨难，找到了自己的新文化思想吗？能探索到自己的新文化思想吗？同样在没有找到自己国家民族新文化新思想之前，注定了这个国家民族，“太平盛世”是一时的，失败的下滑趋势是必然的是不可遏止的。当然，即使红军长征失败，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历史发展而言，那也只是被打散成为流寇，散落各地聚聚分分，就像南方留守的红军，不可能被消灭，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包括抗日战争形势的到来，红军依然有重新聚起大旗的可能性，前提条件依然是正确的政治战略，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此设想一下，毛泽东若不是跟随红军长征而是留守南方，只要坚守到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抗日战争），毛泽东就一定会再一次崛起，长征途中被打散的红军也会千转百折地回头重新聚集到毛泽东的麾下，再一次打出属于毛泽东自己的一片天下，就如毛泽东所说，“我重新再打出一片根据地，欢迎你们长征的红军回来！”细想之，这不正是新四军的发展史吗？其实呀，历史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暗暗地告诉了我们，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反观历史，坚持马列必然失败，“长征”正是共产党舍弃马列小舞台赢得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跃龙门，是红军“崛起复兴”的军事、政治门槛，是老天爷给毛泽东设下的定数。一百个军事（经济）家不如一个政治家；一百个政治家不如一个思想家，张国焘的“北大”文凭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相比就是如此拙劣。“二战”中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其胜任与否不在于军事才能，而在于将不同国家、不同思想、不同文化背景的盟军团结一致，发挥出整体力量的政治才能。所以西方国家文官是军事最高管理和决策者，对军人且也是制度保护，军人参与政治，无疑政治风口浪尖，或被政治玩军事或用军事玩政治，不懂政治的军事家与不懂文化思想的政治家一样，往往历史结局是倒霉的。
军事孙悟空终究逃脱不了政治如来佛的手心，于是，历史名将的背后总有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只有在这大“势”下，军事家的“力”才会有“势”成其“势力”有其历史地位。作为战略家首先是政治家，这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与经济等内在联系——战略是“势”，战术为“力”，结合则“势力”所决定的，其次才是军事家或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等，治国也是如此，发展经济更是如此。都是出汉中，诸葛亮六次兵败，一寸关中土地都没得到，刘邦出一次就得到关中，进而得到天下，这就是政治与军事的不同，离开政治大谈专家治国论，离开政治变革大谈经济改革，无疑是有“力”无“势”。军事家和政治家两者兼备就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军事战略家，曹操和毛泽东就是这等历史人物。毛泽东天师曹操，老师的老师汉武帝——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