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是任何主义不能包办、代替的
作者: 非非客
日期: 2004-06-21 09:56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是任何主义不能包办、代替的
老石
随信寄去《国际先驱导报》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专刊一份，它可能是这次各报刊纪念专刊中最具“文革”特色的。在南方的火车上曾吸引了整车厢返校的学生们，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波士顿这样著名的美国大学城，现在的年青人还有这种“毛泽东情结”，想不到在今日英国的各大城市里居然以毛泽东为时尚，又尤其是年青人。更难以相信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当年的思想解放受中国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震憾性的效果后，他们再读到此刊所载中央党校张志明教授写的那篇《毛泽东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等文章后，一些人就能和你一起讨论文中所谈毛泽东、“文革”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前途的关系。我觉得像这样的切入口较能教育一些年青人，或许比我们自己的文章更容易被他们接受，这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参考消息》报社主办），我在本市的各地报摊上买了三十份，近日又从报社邮购了三十份，他们还有库存，联系电话是010-63071967。后三十份，我打了电话后，钱还没有寄过去，报纸就寄来了，看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就是信任的基础。记得在东北出差，即使在治安状况最不好的城市（晚上整个城市看不到一个警察）一些市民告诉我：出租车里只要挂有毛主席的像，你就敢坐，他们说，他至少是想学好的，就是现在在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里，只要看到那些小商店、小饭店里挂有毛主席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今天，在郑州等一些内地城市里，几乎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你都可以看到戴毛主席像的人，即使你难以计算在大道上来往汽车里挂毛主席像的比例，至少可以说，每一分钟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不过，和九十年代初由大车司机带起的那次不同， 这次还主要是非出租车的小车，更崇拜毛主席的广大工农还受到经济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还没有能佩戴上他们更愿意佩戴的像章，就像这次“毛泽东日”的签名活动，亿万最愿意签的民众，也受到条件限制一样。攀岩俱乐部的一位青年朋友告诉我，一些年青人戴毛主席像章和老年人不一样，是当“护身符”用的，但也同样包含有信仰。小布什曾在清华教训我们：美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低劣的世界知识，当然不可能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状况。年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告诉我，在你们××市，（基督）新教徒已占到全市人口的1/10，包括其他人所讲的天主教在某些地区的蔓延之势及其他宗教发展情况，这些都可能是事实。官方或许是为了取悦西方，也宣称中国有宗教信仰的已达一亿人，那么还有十几亿人没信教也不等于没信仰，所谓只信钱其他什么都不信，是有意操作引导的。信教的大多数人也同样信仰毛主席（这是我们在各地和广大信佛、信真主、信天主的人们的接触中明确感到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衰叹，中国人的素质低是由于自古以来就没有宗教传统，联系今天中国社会的堕落，他们认为没有宗教的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一种完全不同文化传统的宗教——譬如基督教，可以作为西方的战略考虑，决不可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重新创立一种适合中国的大宗教，需要较长的时间（世界上几大宗教中最年轻的伊斯兰教也有近1400年历史）一次又在讨论宗教的积极作用时，一位应属“自由派”的女士说：毛主席的“老三篇”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嘛，一语道破，使人豁然开朗，是的，除了鬼神迷信，宗教正面倡导的那些积极东西，“老三篇”都有了——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有两年多个宗教团体参加的全球宗教会议，唯一达成的共识，只是道德——，用现代人的话说，“老三篇”提出的那些要求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果说，文革前夕的大学毛著运动至少还有西方史上宗教改革的意义，那么，“老三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又为什么需要我们再去寻神弄鬼呢？中国人不一定需要宗教，却同样需要信仰，这种信仰还应该生长于本土文化的，才真正具有生命力。许多人在总结“八九”时承认，像“自由女神”和《圣经》那些东西，在中国就不会在欧洲那样的影响力。也是同样的道理。读过《圣经》的毛主席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而且文字也很优美，是文学名著”。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主席那样的西方文化素养，包括审美。母庸讳言，说“《资本论》是工人的《圣经》”，至少在中国工人中是不切实际的，正如马克思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是家里的《圣经》，并不等于是所有德国工人家都有这种感受。毛主席说：“马克思的书较深，不好懂”。在今日中国，除了三十年前“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青年工人理论队伍，还给今日留下一点读过《资本论》的人外，现今中国工人中读过《资本论》的恐怕难占到百万分之几，能说几句马克思语录的中国工人也极其有限。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工人，农民都十分熟悉许多毛主席语录（也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并得心应手地运用它，这才是中国民众的“《圣经》”，大多数中国人直接信仰的只是毛主席的思想。
郑州一青年学者说得好，在国际共运中，我们也不能搞“崇洋迷外”。我们一些同志（决不是工农）已经习惯张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改成毛泽东主义者呢？在延安时，不就是改了一些例如“言必称希腊”的习惯吗？也正是在延安，我们党最早提出来就是“毛泽东主义”，当时主席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还不够成熟，不同意和马恩列斯并列，才用了“毛泽东思想”。到“文革”高潮时毛主席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丰富的独特的、完整的体系，也是毛主席的思想在全世界影响最大时，世界上大部地区都是用“毛泽东主义”对此，主席只是要求我们自己不要这样提，这是主席在世时的谦虚，在主席去世后就应该正名了，但是官方却十分警惕，胡乔木说，国外用“毛泽东主义”主要是指毛主席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这一限制和禁忌呢？用普里昌达的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漏洞。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在讨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西方左派“万炮齐轰”自由派的莫里斯·迈斯纳（他那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对它的评价过高。就像师东兵的书，对青年人负面影响必须重视）和施拉姆等三人的大辩论结束时，总结者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就是不能用马克思来衡量毛泽东，而只能用毛泽东来衡量马克思。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一些同志却难以接受，或者说是早已习惯了对这个“前提”的颠倒，就是说，在国际共运中，只能用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二十世纪的理论、实践。1977年，那些御用文人们就是用这种手段来“正本清源”，从而为复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排除障碍，并沿袭至今。
我们说，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二十世纪至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我们高举毛泽东主义的大旗，其中就是含有当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则不能包含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前半生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人民战争及其理论总结，后半生更辉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革”的广泛实践，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那么毛泽东主义也不止马克思主义一个来源，它至少还有深厚的经过革命性改造的优秀东方文化，还有马克思无法了解的他身后20世纪大不相同于19世纪的伟大革命实践（尤其是第三世界）及其各种理论总结。当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有可能形成毛泽东主义，问题只是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中国革命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鼓励中国的革命者在黑暗中不懈地摸索，或者也就只是一种学说。对中国革命是如此，对世界革命也是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左派运动（也称“文革”）”，为什么高举的是“三M主义”的大旗，而不是用马克思一面旗帜把毛泽东、马尔库塞包括进去。显然，后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贴切一些，而对于急于冲出“西方文化”的“闷笼”的那一代年青人来说，比较苏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那么清新，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希望。尽管这20多年的“主潮流”暂时向右转了，但是在西方各地，今天仍喜欢“毛泽东”的首先还是年青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永远是富于朝气的象征，仍然能唤起人们的万丈雄心（《导报》对美国“毛泽东情结”的报导）。
毛泽东主义吹向西方的那股清新的风，用哲学家的话说是有不同（西方）质的东西，这其中就有毛主义中经过革命性改造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又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生前没来的及深入研究过的东西，他也很客观地承认，他的《资本论》等，主要是对西欧地区的研究，甚至对俄罗斯等东欧地区也了解不多。又何止是马克思，近几百年来，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传教士尽了那么大的努力，但是，究竟有几个西方思想家较系统的读过中国古代的“经典”，大多数人甚至不屑一顾，除了个别文人还谈几句以外，在西方一般社会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个什么“孔子”的。应该说，在中西交流中是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封闭，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就近来说，就有相当多的报导，譬如《大家——文摘报》等报转载的有焉烈山评论的那篇《不知有邓，焉知泽民》的文章，写的是较其他欧美国家，几百年来和中国相互影响最大的法国，无论是那里学习的各国学者或者是法国教师，谈中国，人物就只知道毛泽东，至于什么“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三个代表的江泽民”，如此近的人物进化论你怎么宣传，也引不起他们的重视。在我们看来，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邓、江这些人只是被西方影响者，他们对西方则毫无影响。至于对西方如此大方的打开市场，甚至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配合，对傲慢的西方人来说，这是愿意追随它的任何人（当权者）都可能办到的事，他们并不在意经手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当然举这个例子和我们谈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无多大关系，邓、江这些人，或者没什么文化，或者卖弄点雕虫小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毫无地位的（正面），但是，从老、孔，一直到王夫之，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古典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一直未被西方重视呢？
十九世纪初，一个叫魏源的湖南人曾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十九世纪中后期，正赶上“全球化”的又一次高潮，也是中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地“交流”，却是建立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和百年后至今的这次“开放”一样，西方同样称之为“门户开放”，也就是说，只许你为他敞开大门，或是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做的，只能是为他敞开大门。他们即瞧不起你这民族，也瞧不起你的文化。当时大批的中国人（包括儿童）去欧、美、日学习，学回来的主要东西就是“挨打”，学生越虔诚，老师越狠。这个教师同样是指西方文化。——几百年来形成的扩张性的西方中心文化（这是一些真诚的西方学者、老师个人难以改变的）。
看来只是看人家、学人家是根本不够的，那个百年后，另一个湖南人——毛泽东，却成了第一个让国外的世界睁开眼睛看中国的中国人。较准确的评价或许应来自对手的客观。正如大家都熟悉的，直接经历了全球性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派运动”打击的尼克松，从美国总统的身份来到中国当面对毛主席讲：“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大概是当时西方的主流观点。这里，我还想引用当年主席去世时，西方主要政要对他的评价，即“盖棺论定”时来自西方权威的声音，对说明这点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专门发言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联合国大会主席在联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
安理会主席在9月10日的专门悼念会议上致悼词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联合国教科文执行局书记说：毛主席“是不仅为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向未来打开了门窗的世界性人物”。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的唁电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
英国首相卡拉汉的声明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保导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声明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说：“我认为母庸述，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唁电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后任总理科尔说：“毛是一位历史性人物，而且对本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甚至成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视的超级大国的领袖而感到自豪”。
荷兰首相登厄伊尔的唁电说：“历史将称颂他为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卢森堡大公让的唁电中说：“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的唁电中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生存条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了影响”。
挪威首相努尔德利声明说：“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主导地位”。
丹麦首相耶恩斯的唁电说：“毛泽东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会讲话中说：“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唁电说：“他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人类”。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说：“毛主席也改变了世界上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说：“由于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纪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说：“他无愧于全世界的信仰”。
美国总统福特9日当天的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特又发表声明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明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付首相、后来的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大藏相、后来的首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讲是难以估量的”。
新西兰总督布伦德尔的唁电中说：“现在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将肯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给毛主席以特殊和杰出的地位”。总理马尔登的唁电中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的记忆”。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毛主席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工党领袖尤伦说：“他的思想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形式的指南”。
——-上述摘录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它基本上囊括了整个西方世界或叫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不少是执政领导人和反对党领袖双方的，常识告诉我们主媒体应该和它们基本一致的，如果有所不同，在这方面只能是更激进一些。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是用那些遍及西方大部分城市的自发悼念集会、游行来表达的。用何炳棣教授的话说：“芝加哥的追悼大会不过是海内外万千个追悼大会里面的一个“。左派和广大第三世界更强烈的反映，近年国内许多左派的文章已有介绍，这里也不是我针对的对象，就不重复摘录了。而在抄录上述评价时，我想起国内”自由派“一位代表人物徐友渔在批评毛泽东和文革时曾说过，王若水等人和他都认为，毛泽东是想当世界领袖。那么，上述西方主要政要的评价可以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世界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人类的领袖”（由此是否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并非最优秀的民族和他的差距），如再去看一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你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重要的还不在于当时、当代、历史，而是对“未来”的“世世代代难以估量的影响”。某位反对党领袖这样说毛主席：“自从耶稣基督以来，没有那一个人象他这样地影响过人类”。使我想起2001年12月26日，即毛主席108周年诞辰时，“人民网”曾讨论毛主席和耶稣哪个更伟大的问题，主倾向是认为今日人们所说的耶稣，实际上是二千多年来人们抄作的耶稣。第二天在议论此事时，上海一位著名学者曹锦清的评论最简单明了：“耶稣总共活了33岁，实际上只传教布道了三年”。就象国外一位专栏作家说的：“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真正说他留下比毛更大的业绩：。或者如印度苏·萨卡尔所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毛那样在他的人生中博得那么多人的忠诚和崇敬”。对于生活在当代世界的几十亿人来说，无论自己的直接记忆，或者是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地之间较方便的交往留下的较为详细的资料，至少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几千年至今的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在他去世、即“盖棺论定”时，会有像对毛主席这么高的评价，会有全世界如此大的悼念规模，或许今后的历史——条件变化——也不会再有，用得上“空前绝后”一词，就在世时就已经影响世界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毛主席评得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人”。
当然，上述择要抄录的西方政要的评价，决不是说这些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同毛主席的思想，而只是较量后的客观承认，用当时一家西方通讯社的评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对毛主席及其中国攻击最厉害的，此时是对他评价最高的。这就是西方人的“斗争哲学”、“实用哲学”。最近国内某些“反毛专家”在海外媒体上评价这次中国民间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更热的现象时也承认，毛泽东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无对手。我在这里主要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上述评价中有很大成份是毛主席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个世界和今后的世界的强烈的影响，也正是随着毛主席、毛泽东主义对西方影响的力度，才有了一阵阵的真正的“汉学热”、“东方热”。这是过去几百年间西方那些“伟大的传教士”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也不是他们愿意办的）。它也应该为当代中国一茬又一茬热心向国外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在一次比一次更收效甚微的教训中借助的经验。对于讲究实力的西方人来说，一个富于革命精神的、充满朝气的毛泽东是可以，也只有他能够带来中国自老、孔以来先哲们的优秀文化思想遗产，从而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遗产（也包括来自西方自身的）一起，从根本上改造现今世界积弊太甚的“西方中心”的思想文化格局。但是在我们向国外的世界、尤其是向西方的传播中，只能用毛泽东介绍老、孔等，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将弱化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也使传播者们重蹈一代又一代新儒教大师们的复辙，甚至陷进“保守主义”的泥潭。在铨释毛泽东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必须特别强调前者对后者的革命性改造。后者的主流的面向是“趋古”的——无论是儒家的“崇先王”、“赞三代”，或者老、庄的“弃世”、“绝世”态度，或者佛家的“回头是岸”等等。因而在“全球化”的有力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近百年前，就曾被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近百年来，尽管人们（包括民国或今日官方）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仍难恢复元气，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毛泽东主义是真正面向未来的，是为未来的理想而奋斗的，却又立足在最有积极性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实践基础上的，后一点也是和维护等级制的主流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前年，我在接受美国有线（CNN）驻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采访时，曾强调指出，今天，中国工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物质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尊严。毛泽东时代使广大工农民众在几千年来的阶级社会中，或者叫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中，第一次拥有了平等做人的尊严，这当然是传统文化不会使他们意识到的。因而，毛泽东主义不仅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太浓厚的精英色彩，恢复其人民性），并给其带来生气，而且也可以给深深陷进实用主义泥坑里的西方社会的文化带来出路、希望。就象汤因比寄予毛泽东和“文革”能给人类带出一条生路的期望，即避免东、西方的弊病，又能结合东、西方的优点。
国内外一些对毛泽东主义持“传统观”的学者，只是强调毛主席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的熟悉，以及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广阔领域里的深厚功底，却忽视了他对国外世界远非一般的了解和影响。毛主席是在少年时代“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后，又在青年时代“读了七年西方人的书”，然后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锋利刀子解剖性的认识了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从青年时代开始，包括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直至晚年的年老体衰，甚至一度失明，在大半个世纪里，主席时时刻刻关注着、认识着整个世界。他倡办了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包括不同世界观的、别具一格的《参考消息》，一直要求中国人民不仅要关心国家大事，还要放眼世界，他自己甚至临终前，每天至少还要看那二大本《参考资料》。从青年时代起，许多重大的世界事件都曾被他准确地预言。十分强调物质基础的马克思却囿于时空等基本条件的限制，一直在野，经常被逐，当时只能影响欧美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对其的研究是国际共运中一笔极其可贵的财富。苏俄的“十月革命”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列宁本人却由于过早去世没能为世界革命的实践更好地利用一个已经执政的大国的地位和力量。斯大林离世时，已经为苏联奠定了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科学技术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他狭獈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扭曲了他的视野和作为。从“先锋队”理论走向只强调“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错误路线，到一个“红色”官僚特权阶级的变质，从而为国际共运的一场大悲剧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祸根。当然，这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七十多天艰苦卓绝的“巴黎公社”给无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崇高和原则。七十多年来，国家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舒适的苏联，留给历史的更多是教训，至今还没有看到俄东地区的革命力量从教训中认真总结出来的东西，这其中是否也有“西方中心”的局限。在文学、艺术上十分辉煌的俄罗斯及整个斯拉夫地区，在哲学思想上却相对逊色得多，也没有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并非来自斯拉夫中心的卢卡奇等人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也同样局限在“西方文化中心”的框架内。
毛主席比马克思长寿了二十年，比列宁长寿近30年，也正是他晚年的这二、三十年在这位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革命导师，人民领袖的领导下，没有经过现代大工业条件培养，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直接走过来的中国人民，从被人极度轻视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使所有敌人害怕，使一切革命力量受到鼓舞的一个强大的革命民族，在物质还比较匮乏、经济技术仍落后的条件下，建设起一个直接影响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上的超级大国（我们的托派朋友只攻击毛泽东执政上的受限，他们自己却始终难以有如此大的作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其基本特点不同于十九世纪欧美工人阶级斗争的二十世纪各种革命运动，也极大的丰富了，毛泽东主义。同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高潮也带来中西方的第二次、也是更大规模的一次交流，而且是一次真正的交流，所谓“真正”地主要标志，是中国第一次平等地走出了，世界上无论是美国和其他过去的列强，或者是有色人种的小国，都平等地走了进来，“毛的中国”也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做出了榜样。如果说这次交流也有某些不平等的话，那首先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出超”，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挡不住的毛泽东主义的传播，也包括蒋介石控制的极度恐怖的、紧张的我国台湾。平衡于十九世纪后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二次极偏“入超”，这个“出超”，对中国今日仍能保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处境，对今后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出路，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十世纪末，当美、英、法、德、意领导人欧洲聚会庆祝西方五大国第一次全部为“左派”（资产阶级的）掌权的时候，西方媒体也揭出了他们当年都是“68”分子的老底，用中国话说，都是“造反派”出身，不过是后来投靠资产阶级，当了他们的总统、总理、首相（我并不否定担任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所有左派，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来中国先到毛主席纪念堂并称自己终生都崇拜毛主席，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直站在下层劳动人民一边）。那么，没有浮出水面的（或许是限于我们的信息）的那一代人呢？那一代人今日的思想呢？几十年分化肯定是很大的（国内当年的造反派队伍至今也是如此），可以感觉到的是当代世界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潮都与毛泽东主义当年在全世界的“泛滥”有着各式各样的渊源关系，只是还没看到国内（或者说中文的）较系统的整理。
例如近年学术界左、右派都热的福柯（所谓“三人行，必谈福柯”），其生前好友，一位英国学者在写他思路历程的《求真意志》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翻译出版的各种福柯传中最好的一种）中认为，福柯受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中国女学者林春在《读书》发表的文章中干脆点破。福柯是和毛泽东一脉相承的，我们在翻福柯难读懂的著作中好象也感到，福柯的知识一权力观，下层“微观”是否有和毛主席的知识有阶级性，人民群众中蕰芷着极大的潜力相通的东西。再如，据汪晖介绍，德里达一来到中国就先去毛主席纪念堂，在纪念堂用照相机怎么也“肯定”不了后（拍不出来一张），只好说“毛主席真神了”，我们在他面前都不算了。这个故事在《读书》2001年第12期的《编辑手记》中也有叙述，问题是这位后结构主义的大师是搞“言语中心”的，是强调“踪迹”的，那么，他第一次来中国又首先到这个特别有意义的地方，他表达这段话的“踪迹”是什么？再如，另一个对中国“后学”影响很大的杰姆逊（也译詹明信）著书（见“见先锋译丛的《六十年代》）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左派运动中最丰富的思想就是“毛主义”，他多次谈到这个观点，但是除了看到一位加拿大学者（好像是“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的有所介绍外，我还没看到中国学者就此展开的系统的介绍。再如国内一位研究“文革”的右派学者一提到阿尔都塞对沟通毛泽东主义对西方思想的影响作用时，几乎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在我们左派这边，除了阿的《读<资本论>》掀起一阵小热（也有不少阿的其他著作）外，但是就看不到他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及其相关介绍。此外，另有一些是否限于官方的封锁。六十年代，苏联的理论家曾把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和毛泽东放到一起批判，卢、葛和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在中国也早有“内部出版”，主席就一点没看过嘛。被崇尚英美“分析主义哲学”的人们誉为二十世纪第一号哲学家的罗素晚年把自己四卷本的《西方哲学史》专门送给毛主席（主席青年时代就熟悉他，尽管当时青年毛泽东更欣赏杜威。罗本人也一直热衷于世界上进步事业），萨特一再写信给毛主席，这些主席就没有一句话吗？尼克松等西方政要来访华前都十分重视马尔罗（曾任法国文化部长，另一种版本的“三M”之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回忆录，可我们见不到中国自己公布的有关资料。——总之，搞清这些（还远不止这些）对于我们期待的21世纪的世界革命，将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曾经提出反“全球化”体系四大运动（依次为毛泽东主义运动，新社会运动，人权运动和社会论坛运动）的沃勒斯坦预言道：如果说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十月革命准备了条件的话，那么20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为21世纪的世界革命准备了条件。尼共（毛主义）总书记普里昌达明确表示，要用毛泽东主义来统一国际共运的斗争。贾仕武纪念主席110周年的文章《21世纪人民解放的旗帜》，当然指的是世界人民。或者用青年学者韩德强在西安的大学演讲中回答提问者说的话：“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
首先是中国的未来。就世界已有的格局来说，也综合各种因素，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的未来，就难以有世界的非西方全球化的另一种未来。俄罗斯即使重新掘起，目前也只能在西方的框架内，也只有分化西方世界的价值，俄国的革命人民也需要毛泽东主义来总结过去近80年的经验教训。印度尽管有许多积极因素（也使没来过中国的沃勒斯坦更寄期望）。如印共（马列）执政的三个邦结合自己的特点，学习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扫盲，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的群众性方向，以及其他邦各个“人民战争派”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但是毕竟长期殖民地的传统太重，毕竟整个国家、民族没经历一场大革命的洗礼，还难以成为当一个能起带头作用的革命性民族。一些访美回来的学者告诉我，美国那些思想库、基金会要他们特别警惕中国民间毛泽东主义的崛起，他们认为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这当然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美国《时代》周刊为总结已过去的一千年所编《人类1000年》(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中对100个影响千年历史进程的人物中的马克思的评价的最后二句是：他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是他对剥削制度的批判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应该说，后一句是到位的。而前一句都充满了贬低、嘲弄，以及“胜利者”的傲慢。但是，同是这本书却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带领亿万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东方的这个巨大探索大概是他的后资本主义不能包括进去的。它对毛泽东评价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对全世界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当然是指已经开始的又一个一千年，编者显然是忧心肿肿的。几年前，我曾应《时代》驻北京分社社长的邀请参观过他的分社，一进大厅，立即看到满墙都是曾在《时代》封面上登载过的大量的毛主席画像（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报道过此事，看来当时太轻视人家了，也没把上《时代》封面看成上多有脸面的事），其中有的是其和夫人江青在一起的，也有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少量画像。一位美国其他刊物的青年记者提醒我：他们可不是崇拜毛。我说，是怕毛主席，又不得不正视来中国就是和“毛”打交道。美国人似乎更懂，一个中国是分为以儒教为代表（影响力）的传统中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影响力）的现代中国的，用张广天作客新浪的话说：“前二千年是孔子，未来二千年是毛泽东”。这是无论任何人的刻意贬低、咒骂都改变不了的，还是用黄克诚引用的那句老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份《导报》的一版在十分吸引人的大幅毛主席画像（立像后面是乱云飞渡的背景）上用大字刊出：“12月26日，世界出了个毛泽东”。我由此想起一位朋友多年前曾在一个展览会上的留言：“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诞生了毛泽东”，这样，我们民族也就有一个必须承担起人类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史责任的问题。年前，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有幸拜会了被称为“台湾的良知”、“台湾的灵魂”、“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先生，我们一起畅谈了两岸近代至今的革命斗争，在谈到毛主席、毛泽东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及其我们的这一历史责任时，陈先生十分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么长久地不愿离开。无论今后台海要经历什么样的风云曲折，都不会改变两岸的革命者这一共同的信念：真正能够统一中国的只能是毛泽东主义，也一定是毛泽东主义。“我们决不放弃”这一历史责任，也是两岸的中国革命者共同的承诺。
“我们决不放弃”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坚决地捍卫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无论是用什么立场来表达，他下面这句话都有千钧的份量：“在中国，唯一能够凝聚起全社会反抗力量的，不幸的是只有三个字：毛泽东”。这个“唯一”，也是对外对抗霸权或全球资本主义肢解我中国的野心、整个中华民族“唯一”能够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这个“唯一”，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革命斗争的用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得到的结论，也是亿万中国人民在大半个世纪的国内外的巨大舞台上，在历史上仅有的机会所进行的最伟大革命实践中铸就的中国革命的魂魄，这是任何神、任何人、任何主义都不能包办、替代的。
今年4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了三个“深入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里“毛泽东思想”找不到了，当然是被“马克思主义”包含进去了，这就是我们长期被官方话语控制而习惯使用的“马列毛”所必须发展的趋势。一个“毛泽东思想”，一个“马列毛”，官方对此的限制和强调，只是为了贬低、淡化毛泽东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当年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仅仅准确一个马克思的“法权”、“权利”，就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复僻资本主义扫清了一个重要障碍。将来，包括党内“自由派”的头子要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来应对中国的变化时，打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用的还是这个手段。《用托洛茨基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也首先是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解释权。七十年前几乎毁掉中国革命全部希望而争着啃的“洋教条”，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吗？只用“洋教”或者主要靠“洋教”只能彻底毁掉中国革命的一切希望，不管是再优秀的外来东西，适应本土后，只能是另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常识和教训。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成功经验，舍此成功的经验，重蹈失败的教训，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去犯“傻”吗？对于中国的革命，或者只有革命成功才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主义是其命根子，如前所叙，既然在中国唯一能够凝聚起全社会革命力量的只有毛主席、毛泽东主义。那么，在中国反毛，就是解除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涣散革命队伍。清华一个同学说在中国反毛就是反革命。青年学者李民骐在美国一次纪念毛主席的大会上也说，今日中国是要对根据毛主席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的，都是应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能否把毛泽东主义置于领导中国革命的最神圣地位，是验证各种“革命者”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我们对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去年秋冬以来，一些老同志挺身而去，在一些青年毛派的配合下，发起“毛泽东日”的倡议活动，办起《毛泽东旗帜网》，逐步容忍了他们过去认为激烈的一些观点的发表。在各地的大批老同志又率先戴起了毛主席像，也以此重新密切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中、青年同志们学习的。相比较而言，来自“新左派”方面的情况例显得有些冷清，这是和自由派论战的硝烟散去后就开始出现的情况。去年《思潮——中国“新左派”的兴起及其影响》一书如此受到欢迎——-那么大的发行量，很快在大多数城市脱销——，应该使他们从中受到鼓励。书中有不少宣传毛泽东主义的东西（包括自由派的揭发），正面肯定文革的东西，而有些东西，例如汪晖论毛泽东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只具有一般阅读水平的读者还希望进一步通俗化的说明，也包括李陀过去发表的《丁玲》等文章，如果结合起葛兰西的“争夺话语霸权”，是不是都能给中国革命一个积极的促进（或许是我这个外行人说错了）。我曾问一个“新左派”的好朋友，能否搞清“新左派”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作为知识分子，持左翼立场，批评是其天职。作为毛泽东本人，也有时代，执政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局限，正确的批评也会有利于毛泽东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我个人认为“新左派”是否有一个选择，是只担任左翼批评者的角色，还是为中国革命，前途承担起责任，如果是后者，也有一个如何对待“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前途中的地位问题，或者叫大局问题。如前所叙，还有大量的有关理论工作有待他们去理顺。
对于许多老同志、知识分子，或者许多人的家庭来说，“文革”中激烈、反复的斗争，会给他们留下创伤，留下不少恩恩怨怨。就我个人来说，文革初期、中期以及文革后每一次挨整入狱的首要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那些右派文人们说，当年我倒真的公开唱过反调，而你们不少人当时却都在趋炎附势。在“文革”高潮刚过去后，我和一些“68年”人也有用马列去怀疑、否定毛的幼稚。几年前，我曾对黄纪苏、祝东力等朋友们说过，有人说，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我也相信这点，但是，我要投入中国革命，则只有选择跟他（毛主席）走。这是所有的革命者都会做出的、负责任的选择。在毛泽东主义领导下的人类这一最壮丽的革命事业面前，我们个人的一点委屈、恩怨是微不足道的。在几代革命者的共同努力下，用毛泽东主义重新凝聚起来的浩浩荡荡的中国革命队伍，在世界各地的革命队伍相互支持下，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一定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最重要转折关头，承担起责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事业进行到底。
——本文是作者致云南×老师一封信的第二部分，准备在网上发表时作了补充和修改。作者不是搞理论的，文中肯定有不少不准确和错误的东西，恳请朋友们批评和指正。
[ 本帖最后由 靳草观点 于 2010-2-8 10: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