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谨以此文纪念曾福华同志逝世30周年
目
录
一、相遇在新加坡华侨中学
二、对体育的共同爱好把我们拴在一起
三、政治觉悟处于萌芽阶段
四、风雨飘摇中的校园
五、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六、“孔雀东南飞”
七、国内外形势大好
八、重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九、“棉兰事件”再度重逢
十、政治大风暴悄然而至
十一、剃人头者 人必剃之
十二、最后一次相遇
结语：《光荣牺牲》
光阴荏苒，福华同志于上个世纪70年代被李光耀政权逮捕后，由于遭到严刑拷打和折磨，身心严重戕害，正当壮年就撒手人寰，距今已30年了。
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他和我还是欢蹦乱跳的年轻小伙子，在同一校园里，书声朗朗，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舒心日子；之后，为了逃避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初中临毕业，就被迫放弃学业，一起转入地下，随后又一起在各自岗位上，为人类最美好的事业坚持斗争的峥嵘岁月，恍如昨日，不似梦境，胜似梦境，令人感慨万千。
然而，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并未能使我忘却对他和许多已故好友的思念。他独特的坚强个性和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时时鼓舞着我继续前行。
一、相遇在新加坡华侨中学
上个世纪40年代末（1949年），福华从彭亨州首府——关丹前来新加坡华侨中学求学，报读初中一，时年16岁多。像当时许多马来亚青少年一样，日寇占领时代无书可读，入读时已经超龄。
据他后来说，他出身于一个中小胶园主家庭，家里拥有数依卡（英亩）的胶园，由大哥打理，日子还过得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树胶价格上涨，给他家庭带来较为可观的进账。
他另一个哥哥福荣，随后也来华中念书，比我们低一年级。还有一个小妹，在他转入地下后，也来新加坡入读中华女中。不过，有关他家庭的更多情况，我也没细问，所以知之不多。
福华的出生地——关丹，二战前原是个相对落后、寂寂无闻的市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挥师南侵马来亚。12月10日，其“神风敢死队”驾驶的战机正是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仅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就把号称“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两艘主力舰《反击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击沉在那里的海底。这一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战果，令英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令防守马来亚的英军士气受到重创，同时也让位处马来亚东海岸偏僻一隅的关丹小有名气。
事实上，不论抗日时期或是抗英时期，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就经常活跃在山高水深林密的彭亨州地区。当地不少青年男女（包括马族青年），在马共的影响和号召下，纷纷响应上山打游击去了。据我所知,同样出生于关丹的詹忠谦（即高老林），他的一位姐姐，在6-20事件发生后，即投身于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福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少年时代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经意间在其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已埋下日后生根发芽的革命种子。
1951年8月，新加坡英殖民当局悬赏5000元叻币通缉余柱业的通告在报上发表时，承他告诉我，余柱业曾在关丹居住，跟他家稔熟。可见，他早年就与这位日后成为马共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余柱业认识，对其战后作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的活动也有所了解。
在日寇占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由于生活所迫，小小年纪的他，曾在赌场里当发牌手，混口饭吃，因此而练就了一手洗牌的绝技，令日后凡是有机会和他一起玩牌消遣的朋友们，赞不绝口。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并未自甘堕落，沾染赌博恶习和流氓习气，而是洁身自好，作风正派，清白一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当然，硬是要说有什幺缺点的话，那就是在那动乱年代，跟许多无辜少年一样（包括我在内），受到不良风气影响，尚未成年，就学会了抽烟。
我则于1947年8月，先是从印尼苏北(Sumatra Utara)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Pematang Siantar），来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入读育才学校。1948年初，转读英华英文学校下午班。岁杪，前来新加坡，在加东勿洛的东岭英文学校学习。约两个月后，大姐回中国闹革命去了，留下我和三弟在那里。父母亲前来收拾“残局”时，我要求俩老让我转读华校。于是，靠着父亲的社会关系——杨溢璘校董的一封介绍信，我终于获得宝贵机会，于1949年3月作为走读生入读华侨中学。也就是说，比福华晚了两个月才来到华中。那时，我也快15岁了。
记忆中，华桥中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颇负盛名的学府，为陈嘉庚等热心华文教育的知名侨商于1919年所创办。它建在武吉知马路五英里处的一个山坡上，是当时新加坡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华文学校。学校建筑巍峨，坐落有序，环境优美，绿树小草，郁郁葱葱。除了排列整齐的课室，还有大礼堂（可供全校开会、演出、上音乐课）、以李光前名字命名的“光前楼”（内分图书馆和科学馆）、以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名字命名的“虎豹楼”；体育设施方面，有足球场，四、五个篮球场，练单双杠、跳马、跳远、三级跳和掷铁饼、铅球、标枪以及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场地和设备；还有供外地生寄宿的一栋双层宿舍大楼和一所单层宿舍平房，以及供寄宿生享用的饭堂、室内澡间和露天澡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地标建筑物——钟楼，居高临下，下面半山坡一大片草地后来建成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运动场，由马路边学校入口处上望，气势不凡。
顺便说一句，1956年下半年，为数上千名的全新华文中学生就曾在华中集中，进行绝食斗争，并在这个运动场举行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抗议和反对英殖民当局及其傀儡林有福政权封闭和解散中学联及其它工会组织、妇女团体，镇压反殖爱国民主运动的卑鄙无耻行径。
此外，当时华中校园里，于图书馆附近还遗留下二战期间英军使用的一两座残破不堪的旧兵营尚未清除，跟学校书声朗朗的清幽学习环境很不相配，实在有碍观瞻。
战后，华中师资雄厚，思想开明进步，不论是国文、史地、音乐、美术以及体育老师，多是从中国著名大专院校聘请过来的。他们中有倍受尊敬的薛永黍老校长、赵沨音乐老师（抗日战争年代，他在重庆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著名文化人郭沫若、《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以及《游击队之歌》作者贺绿汀等过从甚密，并在重庆各界举行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祝捷音乐会上，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指挥。1949年由华中被迫回中国后，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杜运燮老师（诗人，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实兆远，在当地中华学校初中毕业后，回中国读高中、大学。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语言系。大学期间，曾应召入飞虎队和中国驻印军任翻译）、汪金丁老师（日本南侵时期，与胡愈之、沈兹九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苏门答腊西部的巴耶贡务避难，后曾任新加坡民盟支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伯华老师（翻译家，俄罗斯作家A-托尔斯泰《两姐妹》、匈牙利作家培拉-伊诺斯《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的译者）等，人才荟萃，济济一堂。
为数近千名的华中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学生自治会，负责搞好同学间的联系，组织他们进行各种活动，如出板报、演出等，并代表与外校学生会的联络；近百名的寄宿生，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料理寄宿生的日常生活、膳食、财务，并负责聘请一位校友担任总务，统管采购、厨师、饭堂和清洁卫生人员的工作。可以这幺说，华中学生不仅要会读书，而且要学会自治能力、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而上述这些学生组织正好给同学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和条件。
遗憾的是，从40年代末起，随着马来亚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浪潮日益高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英国人深感其在新马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加紧对付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和新加坡地下组织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文教育的诸多限制和干涉，以及对进步教师的迫害。当福华和我先后来到华中时，学校里崇尚学习自由的风气开始遭到破坏，许多进步老师一个又一个先后被迫离开了学校。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新加坡，尚未有华文大学，华侨中学在许多人心目中，仍被看作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李光耀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把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誉为“……在新马说华语或方言的人眼里，等于英国的伊顿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政界人物的中学）和哈罗公学（一所培养英国上层阶级子弟的中学）。东南亚各地的华族家长都渴望在能力许可的情形下，把子女送到这两所中学寄宿就读”。（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85页）
由于孤陋寡闻，最初看到这段文字时，仅当作是溢美之词，而且，对这两所公学，也不甚了了，脑海里根本没什幺概念。后来偶尔读到一篇介绍印度崛起的文章，才知道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早年就曾负笈于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众所周知，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上，他与苏加诺总统、周恩来总理等一起，倡议“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对自己在19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犯的错误勇于表示悔意。由于他在为印度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活动中，吃过苦，坐过牢，功勋卓著，他在印度的威望和地位仅次于对英国统治者发起不合作运动、被尊为“圣雄”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
事实上，新马人民对尼赫鲁并不陌生。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1946年3月19日），印度还在英国人殖民统治下、尚未获得独立时，他就曾到访新加坡，并于当天下午，出席了有十数万新加坡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参加的欢迎大会。时任南侨总会和怡和轩主席的陈嘉庚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晚还在怡和轩为他接风洗尘。陈在致欢迎词中特别强调：“尼赫鲁先生不是印度大官，也不是印度的大富翁，我们欢迎他的原因在乎他的伟大人格。……”
后来逛书店，偶尔看到中国学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由杨立军编著、名为《伊顿公学的经典法则》的书籍。浏览了一下，发现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原来是由英皇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拥有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名校。它办学理念独特，校规极其严格，学杂费更非等闲之辈所能负担，因此，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
据介绍，学生从13岁入学起，就不仅开始教他们学知识，而且，更重要是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以及尊重他人、自信、友爱、忠诚、勇敢和独立的个性。学校毕业生当中包括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1769—1852，据说，在滑铁炉战役中曾打败拿破仑）、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7位英国首相、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获得者，以及英国皇室成员和来自海外的名门望族的子弟。
由此可见，李光耀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与上述英国两所公学相提并论，说明他内心世界对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助他登上统治宝座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从来就是不敢小觑的，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处处设防的。
当然，那时代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英国这两所公学的存在，做梦也不曾想过要与这两所公学毕业出来的重量级大人物攀比；我们中的大多数学生亦并非如那两所公学的学生，是什幺非富则贵、雄心勃勃、处心积虑跻身于高官厚禄行列的达官贵人或贵族的子弟，相反，而是出身于平民百姓，充满激情，满怀理想，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时刻准备做出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学子。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事过境迁，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贯主张“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对于如今年已古稀、头发斑白、不过是与他政见相左、但为新加坡的独立、自由、民主不敢自诩有功，却敢于自夸奋斗了一生的华文中学生，依然毫不留情面，毫不心慈手软。他的这种态度，与新加坡中学采用的历史教科书里称为实行反共政策的马来西亚政府相比，实在有悖于常理。
二、对体育的共同爱好把我们拴在一起
从1949年初直至1951年8月，福华和我就在华中这所最高学府度过那终生难忘的幸福的读书生活。在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统治的阴影笼罩下，看似风平浪静的校园里，一股反帝反殖的铁流在地下伺机而动。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认识到认识，彼此相知相惜，相互砥砺，相互影响，从普通学生逐步走上反帝反殖的革命道路。
记得初中一时，福华在甲班，我在戊班。作为外地生，我们都在学校寄宿，但不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最初，彼此并不认识。我和他一位关丹同乡刘金灶倒是住在一起，床挨着床，而且是同班同学。我和刘在学校交往的时间，跟福华一样长。
我们寄宿生睡的是简单的木板床，铺上普通的沙滩席或叫草席（当然个别有钱的外地生铺藤席），上面吊着一张蚊帐，晚上睡觉才放下来，以防蚊子叮咬。到了夜晚酣睡时，我如雷般的鼾声和他“咬牙切齿”声，此呼彼应，交相唱和。
金灶在福华一伙来自关丹的同学当中，是很有个人特性的一位。念初一时，他对美术就情有独钟，特别爱好书法和国画。他后来离开华中后，曾到新加坡南洋美专深造，师从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名画家刘抗。其实，刘抗那时已是我们的美术老师（在他之前的美术老师姓卢），他给我们当场示范表演的指画功夫，令同学们叹为观止。据说，金灶在后来蓬勃发展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中，曾以其所长，创作了不少反映和鼓舞新加坡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美术作品。
华中的寄宿生活丰富多彩，艺术氛围浓厚，作息时间严格。记忆中，每天早晨6点钟（星期日除外），天刚亮，宿舍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响起嘹亮的乐声，催促同学们起床。体育老师兼舍监李异南更是不辞辛苦，吹着哨子，走到每间宿舍，甚至每个同学床边，一面喊着：“同学们起床啦！”，一面耐着性子把想睡懒觉的同学拉起身来到操场做操。做完操，漱洗完毕，就到食堂吃早餐。然后上课，一直到中午12点下课。到食堂用完中餐之后，午休片刻，又继续上课。下午四五点，自由活动，是小伙子们大闹天空的时刻。晚上6点吃晚餐，7点过后到课室自习，约10点熄灯就寝。
上课和休息时间之余，宿舍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播放闻名世界的经典音乐作品。印象较为深刻的有：《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意大利著名歌剧《茶花女》和法国著名歌剧《卡门》里的选段，以及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等。不过，新加坡电台和三家娱乐场（快乐世界、新世界、大世界）茶座里风行的华语“时代曲”，则被主播的高班同学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之作而从未播放过。当时听了如此美妙、动人心弦的经典音乐，虽说还不完全懂得欣赏，但的确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更妙的是，那一年，临毕业的高三班同学，他们中有1955年选举中与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选区打擂台的民主党候选人蓝天，有其父原为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外交官、演戏特别在行的郑有国以及后来回到北京王大人胡同华侨服务旅行社担任负责人的陈德鸿，正是这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干的学长，在某一天晚上，在学校礼堂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剧目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写的喜剧《钦差大臣》（这是果戈里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死魂灵》）。这部喜剧针对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官场上阿谀奉承和拍马屁文化的种种丑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精彩之处，令同学们捧腹大笑之余，回味无穷，获益匪浅。由于华中是全男生学校，剧中女角特别邀请外面女校同学担纲。如果没记错，是一位后来在新加坡演艺界和广播界颇有名气的南洋女中同学，名叫张昭英。
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活泼好动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会聚集在运动场上，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所长，或打球，或跳远，或掷铅球，或玩单双杆，以舒展筋骨，锻炼身体。
这时候，福华和我就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篮球场上。可以说，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篮球场上开始的。他身高不到1米7，比我略矮，但身手矫捷，篮球和足球的基本功扎实，有其过人之处。我的基本功不如他，所以，常常向他请教。而他则非常热情，耐心把自己领悟到的几步“独门功夫”传授给我。果不其然，经他一点拨，我的球艺立即突飞猛进，真的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说他是我的篮球师父，一点都不夸张。
他在运动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大概也是和他生长在彭亨的关丹有关吧，因为，据我所知，那时候，彭亨的篮球和足球运动发展不错，其水平和实力跟霹雳、雪兰莪不相伯仲。他的另两位关丹同乡詹忠谦和周密，那时就是华中学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还有一位在育英学校念书、名叫潘先并的关丹同乡，自己从不打球，专爱当裁判。后来我们每次在校外打球，他一定前来当义务裁判。多年后，他终于梦想成真，成为早期新加坡唯一的篮球国际裁判，后来则“官升一级”，当了新加坡篮球裁判长。说来真巧，潘先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跟我一度当香港篮球队教练和ESPN美国NBA篮球评述员的三弟相遇，也成了莫逆之交。
事实上，福华他们这批关丹同学，差不多个个都爱打篮球，在校期间，曾自行组织了一支“关丹队”，我也“冒名顶替”，参与其中。记得“关丹队”组成后，第一次出征就是前往柔佛的新山，与宽柔中学校队切磋球艺。
福华在体育方面的“天赋”，以及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坚毅性格和顽强意志，在初中一下半年参加全校越野赛跑中表露无遗。
这场越野赛，以新柔长堤这一端为起点、学校校园为终点，全长足足有12英里（注：1英里=1.609344千米）。对于非长跑选手来说，没有充沛的气力和顽强的毅力，要想跑完这个赛程，绝非易事。然而，他作为初一甲班的参赛代表之一，非但不屈不挠地坚持跑完了全程，而且获得前十几名的佳绩。比起好些半途退出的高班同学（据我所见，有的还是学校的运动队代表），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其精神和毅力更令人钦佩。
我也作为戊班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比赛。结果，非常惭愧，拿了第三十多名，相形之下，比福华差了一大截。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戊班总成绩还不错，获得全校殿军，每人分得一枚奖章。不过，我的小腿肌肉，为此足足疼了几天，举步维艰，而福华则若无其事，步履如常。
正是对体育的共同爱好，在初中一下半年，把我们拴在了一起。从此，我们就像一对情人似的，朝夕相处，出双入对，感情如胶似漆，借用《易.系辞上》一句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来形容当时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
可以说，除了上课和自习时间，其余时间我们都是经常一起打球，一起活动，一块在露天水池旁洗“天体浴”。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们又会一起坐“绿巴”（Green Bus）到坡底的惹兰勿刹运动场看足球赛，或到芽笼快乐世界体育馆看篮球赛。当年，这些球赛除了是本地球队之间的联赛，经常有与来自外地，尤其是香港或印尼的球队的比赛。
看完球赛，往往乘便到那时就已遐尔闻名的小坡食街——白沙蒲，去饱餐一顿。这里有广东人的叉烧饭，潮州人的炒粿条、牛肉河粉，福建人的虾面、薄饼、蚝煎，以及正宗的海南鸡饭、猪肉沙爹等、令目前未能回归的游子如今想起来依然忍不住垂涎三尺的美食佳肴。
其时，还没发明什幺A-A制，所以我们从没计较饱餐过后由谁付钱，他囊空羞涩，我付，反过来他付，就这幺简单。当时，家里除学杂费，还给我们二三十块零用钱花，偶尔到坡底看看球，吃点东西，买些书，绰绰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看过一场精彩绝伦的乒乓球赛，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那是香港乒乓球代表队来新加坡远征，比赛在中峇鲁的大世界的场地进行。香港队的球员，都是由当时香港一流的乒乓球好手如薛绪初、傅传芳和姜永宁等组成。我们慕名特地赶往观赛。他们出神入化的球技，不论是薛的直板快攻和姜的横板削球，让在场的新加坡球迷，看得如醉如痴，大为叹服。据我所知，薛、傅、姜等后来都回到内地，为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时候，球场风气相当健康，铜臭味不那幺重，运动员的技术、体育精神和道德面貌，普遍获得观众的赞赏。我们每天读报，除了新闻版，体育版也是我们饶有兴趣阅读的版面之一。从报上，我们鲜有看过打假球、吹黑哨、吸兴奋剂(禁药)、行贿、斗殴、赌球等诸如此类既违法又有损体育精神、人格、国格以及败坏道德的丑闻，否则，我们下坡看比赛的“雅兴”，早就大打折扣了。
三、政治觉悟处于萌芽阶段
坦白说，1949年念初中一时，我们除了读书，还比较贪玩，政治觉悟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一年，是英国人宣布紧急状态后的第二年，华中校园里的地下活动以更隐蔽的方式在继续，在政治上对我们产生一定影响。
记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早晨，寄宿生听到高音喇叭传来催促起床的乐声后，如常聚集到操场正准备做操，不料抬头一望，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挂在迎面小矮坡的一棵大树上，迎风招展，同学们看了，情绪无比激动和兴奋。其时，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把刚诞生的新中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非但拒不承认，而且恨不得把她扼死在摇篮里。因此，学校当局得知后，自然紧张万分，赶紧叫校工把五星红旗取了下来。
与此同时，晚间自习完毕，同学们回到宿舍就寝，此时，自有一只“神秘之手”在黑夜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伸进学校的课室，把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报《自由报》或其它革命传单，偷偷地塞进同学们的课桌。翌日上午，同学们上课时，打开书桌一看，这些令英国人惊恐万状的秘密文件赫然摆在眼前，同学们既感到好奇又有点惊异。
尽管截至1949年底，英国人丝毫没有放松对新加坡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地下活动的打击和镇压，但是对其它进步文化和书籍的传播，似乎还“网开一面”，没有完全赶尽杀绝。
我们照常可以订阅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侨日报》以及胡愈之先生和夫人沈兹九主编的《风下》杂志；也可随意到《南侨日报》报馆楼下开设的、与上海书局关系密切的新南洋出版社，以及其它正派书店，购买各类进步书籍。新南洋出版社甚至接受读者委托，代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订购各种进步书刊。
华中学校自己开设的小卖部，也有不少好书出售，例如中国著名文化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先生的《患难余生记》、《萍综寄语》，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及《王震南征记》、《居里夫人》、《蔡特金》等简易读物。
学校图书馆里，藏书甚丰，中外文学名著，应有尽有。例如，中国作家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蚀》，萧军、萧红的《生死场》，郁达夫的散文集，徐志摩的诗集，甚至徐吁的《风萧萧》（此书描写二战期间，中、日、美三国的间谍活动），以及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飘》（电影中文名字：《乱世佳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三剑客》（又名《三个火枪手》），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当然，英殖民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读物，如马、恩、列、斯，以及中国革命家毛、刘等的著作，则在严加禁止之列。
上述校园内的地下活动和看报读书的良好风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培养了我们热爱学习的习惯，对我们日后的成长和进步，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中秋，华中寄宿生委员会联络南洋女中寄宿生在学校篮球场上，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共度佳节。会场布置，因陋就简，桌椅板凳，都是从宿舍食堂搬过来的。桌子摆上：花生饼干，水果汽水。男女同学，混合而坐。最初，由于不认识，彼此一时相对无语，但是，随着晚会开始，一个又一个精彩节目纷呈，生动活泼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原来的拘谨随之消失。
晚会上，两个高班同学表演的讲不纯正英语（即洋泾浜语）的节目，最受同学们欢迎。他们就像在说相声，一唱一和，一个说：“好久不见”，另一个就回应：“long time no see”；一个说：“不三不四”，另一个又回应：“not three not four”；一个说：“马马虎虎”，另一个立即回应：“horse horse tiger tiger”……同学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们当时的英语水平，虽说是“有限公司”，但至少还听得出来，这是高班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搞笑节目。有趣的是，“long time no see”这句当时拿来说笑被认为不合英语语法的口语，日后竟风行起来，连一些英美人士一见面打招呼时也说:“long time no see”，而不是说：“I have no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了。
犹记得，那晚，皓月当空，繁星点点，福华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兴味盎然的中秋晚会。那时，我们完全沉浸在热烈欢快的气氛当中，忘却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情怀，也没有古人那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罇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壮志。但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会尽欢而散之前，在高班同学引领下，同学们一起引吭高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激动人心的歌声，响彻校园的夜空，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直至而今。
正是在这种氛围底下，我被福华班上一位来自吉兰丹名叫赖金算的同学（也是寄宿生）看上了。有一天，他悄然出现在我面前，把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报《自由报》拿给我阅读，并表示要发展我成为“读者”（即抗英同盟初步发展对象之称谓。要想成为盟员，还需经过考验）。我表示愿意，接受了他给的《自由报》，随后便成了他联系下的“读者”。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福华和我虽说情同手足，但我始终没敢把此事告诉他，也未曾想过他是否也像我一样，已被发展为“读者”，因为这种事必需绝对保守秘密，就连父母或爱人都不能随便透露。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使我更加不敢“乱说乱动”了。话说，那一年快结束的某一天，我到丹绒巴葛码头准备与乘船途经新加坡的母亲见面。正当我在码头上独自徘徊、等待轮船到来的时刻，一个身穿警服的印籍“马打”（警察）走到我面前，对我进行盘查，并要我把随身携带的一个袋子打开来给他看。谁知不看犹可，一看里面全是书，而且全是华文书，他虽“目不识丁”，嗅觉却特灵，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二话没说，就把我载到罗宾逊路的罪犯调查部（有说是政治部）去接受审查。
在那里干等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中年华籍政治部特务才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首先问我年纪多大？哪里读书？这些书是哪里来的，又要送往哪里？我如实一一作答。我平生虽然没遇到过这种场面，心里并不发慌，因为，这些书都是市面上可买到的，而且，我是准备把它交给母亲带到印尼给我堂姐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她并不缺进步书籍）。他看问不出什幺名堂，打算放我一马之际，不料，从一本书里给他翻出一张小纸片，原来是我从《南侨日报》上剪下来的关于“第二国际”[注]的小资料。他当即紧张起来，便继续追问下去：这是什幺东西？从哪里来的？要做什幺用？我也照实作答，是从报上剪下来的，不做什幺用，是出于好奇而已。最后，他看问不出更多的东西，也看我还年轻吧，就让我走了。
回到学校，我“心有余悸”，倒不是怕个人有什幺“闪失”，而是怕自己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政治部的注意或监视，以至连累到与我有来往的同学。所以，我回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机会把此事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告知那位联系人，以便他有所警惕。不过，我和福华之间的交往，并没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因为我自认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幺“政治背景”，不怕受敌人监视。
1949年终于结束，学业方面，福华和我双双顺利通过初一年终考试。我们当时谁都没料到，即将迎来在华中校园里学习生活的第二个年头，会是一个多事的年头，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一个年头。
[注]“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成立于巴黎。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团结了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后分为三派：1.以德国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右派,即公开的修正主义者；2.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中派，实际上支持右派；3.以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的左派，他们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后来，由于第二国际日渐为右派和“中派”所控制，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违背国际主义原则，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致使第二国际最终陷于破产。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叛徒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指出：机会主义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料来源：〈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四、风雨飘摇中的校园
1950年，原来五班初中一学生升上初中二时，缩减为三班。福华依然编在甲班，同班同学当中有林清祥、庄焕庭、谢宜殿（庄、谢好像是柔佛丰盛港人，跟他们一起来华中念书的同乡中，有两位与我同班，我脑海里虽还记得他们的样子，但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我则编入乙班，同班同学当中有黄茂川，他初一时就和我同班，不久后因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被捕，随后即被驱逐出境。他哥哥黄茂宗是新加坡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也遭到与其弟相同的命运，这些情况我都是日后才听说的。还有一位傅揖炎同学，他和我同桌。他虽极力想掩饰自己，反而弄巧成拙，让人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有心读书的学生，果然上学期没念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另外还有一个丙班，丙班同学有些谁，我现在已无法回想起来了，只知道三班同学都分别在“虎豹楼”同一座建筑物里的教室上课。
尽管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我对初二上学期的读书生活，依然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教我们三班各科的老师基本上相同。其中一位教国文名叫唐锦云的女教师，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没记错，她同时在南洋女中执教，是华中同学戴勉和戴渊的母亲。
唐老师个子不高，身材纤细，身着旗袍，略涂口红，打扮入时，温文尔雅。她之所以给同学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不在于她的衣妆和打扮比较时髦，也不在于她是华中唯一女教师，鹤立鸡群，显得很突出，更不在于她讲的课特别好，深受同学欢迎，而是在于有一回上国文课时，讲解《水浒传》里，武松喝了几碗酒，醉醺醺过景阳岗打虎的故事，当她提到课文里的一个“鸟”字时，话音未落，自己却忍俊不禁，令我们这些阅历未深的同学，当时确实有点不知其然。后来经高班同学指点，才知道“鸟”字的新意。然而，令我们更为开心的是，这个“鸟”字，后来在女同学中间，也广为流传。一时间，“鸟”来“鸟”去之声，不绝于耳。
初二上半个学期，我们开始上代数，所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就叫《Algebra》。数学老师姓薛，是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年纪不大，头发卷曲，为人和蔼，跟同学的关系不错。他说的普通话夹着浓重的印尼语口音。不过，他只教了上半个学期，就离开了，下半个学期换了一位姓谢的老师。记忆所及，三班同学曾举行罢考，抗议他藉功课为名，刁难学生。
英文课老师姓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行事作风像“峇峇”，嘴上总是刁着一根烟斗。跟华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通病一样，他也比较偏重于讲授英语语法，对于教导学生在讲、读、看、听方面则不太重视，致使许多同学觉得学习英语，老是要死记英语语法里的各种时态，因而感到乏味和厌烦。另外，由于我们当时受到“左”的影响，把英语看作是殖民主义者推行其奴化教育的工具，心里也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有时甚至嘲弄讲英语的人，是在放洋屁。
不过，这位英文老师教的英语课本里，有好几篇课文是从《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里挑选出来的故事，如《兔和龟》（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狮子和老鼠》（The Lion and the Mouse）、《狐狸和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一捆木柴》（The Bundle of Sticks）、《牧羊童和狼》（The Shepherd-Boy and the Wolf）等，都是涵意深刻，富于人生哲理，启迪博大智能的寓言，引起我们莫大的兴趣，给我们留下历久不忘的记忆。
当然，中国寓言（包括成语故事）同样令我们感到莫大的兴趣；其涵意和睿智之博大精深，与外国寓言相比，不遑多让。例如：《井底蛙》、《瞎子摸象》、《黔之驴》、《愚公移山》等，都是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寓言。特别是《愚公移山》这篇小学时就读过、耳熟能详的寓言，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会上发表的闭幕词里，独具慧眼，将其精妙地用来激励和动员全党，学习愚公精神，挖山不止，坚信一定能感动上帝——人民，一齐起来把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挖掉，堪称一绝。其后，短短几年间，中国革命形势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之倾覆，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则进一步印证了他老人家思想的英明伟大。因此，可以说，中国寓言给予我们的影响和印象，其深刻程度更胜一筹。
体育老师和舍监则换了一位新老师，据说是刚从国内西南一所体育院校毕业出来的，名叫张修宪，比起李异南老师的矮小个子，身材显得较为魁梧。最初同学们对他有所保留，因怀疑他有“特殊背景”。福华和我对李异南老师较为好感，因他对各项体育运动（包括体操、田径、球类）都相当在行，尤其是篮球，打得不错。他为人和善，与同学的关系很好，而且身为舍监，对校内发生的地下秘密活动，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离开华中后，到《南洋商报》任职，并成为《南洋商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司职后卫。别看他个子矮小，弹跳力却奇佳，高大的对手和他抢篮板球，未必能赢他。南洋大学成立后，他又到南大当体育老师，并于1950年代中曾亲自率领南大学生篮球队到印尼爪哇岛的几个大城市巡回比赛。
这一年我们也开始上化学课，同学们的学习兴致很高，尤其是可以到科学馆，在老师指导下，用仪器进行各种实验，让同学们感到很新奇。化学老师好象姓罗（名字已记不得了），瘦弱身材，架着一幅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少说有八百度，笑脸常开，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他家人在坡底开有一家药房，所以认真教学外，不忘向我们介绍一种用巧克力糖衣包裹的钙片，说：服食钙片对身体健康和骨骼成长很有好处。同学们在长身体的时期，听了自然愿意不妨一试。
据我了解，初二时，福华对各门功课都能应付自如，惟独音乐课，让他“视为畏途”。因为他生来性格就比较内敛，也不爱唱歌，特别是要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令他分外紧张，往往会走调，结果就越加不敢开口唱了。加上当时教音乐课的老师刘恭熙（据我所知，他还兼南洋女中的音乐课），教唱的都是些相当难唱的外国歌曲，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每个同学都得学五线谱，这就令福华更为难了。其实，那时候，许多同学（包括福华）就连简谱都未必会看。
因为上述原因，每当考音乐课时，福华自然会紧张起来，一定要我陪他一起考唱歌（当时考唱歌分两人一组）。他觉得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壮起胆子，在刘老师钢琴伴奏面前，张着嘴小声唱，我则在他一旁放开喉咙，大声唱，于是，就这样双双“蒙混过关”。我想，这可说是我们之间“优势互补”的又一个项目。
半个多世纪过去，刘老师教我们唱的两首歌：《老黑奴》(Old Black Joe)和《野玫瑰》(Wild Rose)，依旧难忘。其中《老黑奴》这首美国歌曲，道尽了老黑奴劳苦辛酸悲恸的一生，歌中临尾时如泣如诉地反复吟咏：“我来了，我来了，我的苦难已受足，我听着他们声声呼唤老黑奴；我来了，我来了，我的苦难已受足，……”，听了无不为19世纪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迫害下的老黑奴凄惨命运和遭遇而动容。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经过黑人自身百多年来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坚决反对，黑人在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黑人在各个领域（政经军界、司法界、文教界、体育界、演艺界），星光灿烂，翘楚辈出。黑人在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令白人或其他族群，难望其项背，欣羡之余，不无担心未来的二三十年，白人的地位，会否被黑人取代。
2009年1月20日，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新鲜热辣的总统，将由黑人中的“超级政治明星”——奥巴马（Barak Obama）宣誓就任。姑不论他的政治背景如何，代表的又是哪个集团的利益，他的当选在全球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否仅仅昙花一现，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和普罗百姓都不能不张大双眼，密切注视这位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上任后，将给美国和当今世界，尤其是正遭受金融海啸冲击而陷入严重衰退的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改变和影响。无论如何，“奥巴马现象”，可以给普天下华人带来很多启示，值得深思和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我们对刘老师教唱的这两首外国歌，只觉得相当动听，并不知道原来大有来头。最近一查，才晓得《老黑奴》的词曲，乃出自19世纪有“通俗歌曲”开山祖师之称的美国作曲家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之手。他的另一首歌曲《哦，苏姗娜》（0 Susanna），在南洋各地也流传很广，但凡有马戏班演出的地方，就能听到它那轻快悦耳动听的曲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演唱《老黑奴》这首名曲，声情并茂，大受好评的，不是别人，而是出生于黑人牧师家庭的著名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罗伯逊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与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和平鸽》宣传画的著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ablo Piccaso，1881—1973）齐名。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罗伯逊因拒绝与美国反动当局合作，不顾威胁和阻挠，坚决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并发表进步演说，长期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另一首歌《野玫瑰》的词，是18至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原诗（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他早期重要作品之一；他的代表作诗剧《浮士德》及其它重要作品对德国及世界文学影响很大）。它的曲则是同一时代的著名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的代表作之一。中国著名女歌唱家宋祖英几年前在闻名世界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独唱音乐会时，为了给听众带来惊喜，特别用德文演唱了这首歌。听了她的演唱，情不自禁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和福华一起在华中上音乐课的情景。更没料到的是，最近观看台湾电影《海角7号》，居然从戏里一位乡野老叟拨动的琴弦里飞出这首曲子优美动听的旋律。
正是在上初中二时，我和福华那一班同学接触较多，认识了其中一位名叫林清祥的同学。从一开始，清祥就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个子中等，身材清瘦，嘴里镶有几颗金牙，为人谦和，笑容可掬，说话斯文，印象中的他，甚至有点腼腆。体育运动则非他的强项，偶尔见他投投篮，打打球。不过，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交往。
老实说，当时谁都没料到（我想连他自己也没料到），数年后，温文尔雅、羞答答的他，居然勇气十足，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十数万群众，以杰出非凡的睿智和口才，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语言，用华语、闽南语甚至马来语，发表热情如火、激动人心的演说，在争取新马独立的斗争中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其受群众欢迎的程度，连李光耀都自叹弗如。
如今，已记不起当年我们是怎幺认识的，只记得他并不住校，而是住在后港，和我的联系人有来往。在和我认识之前，他也许已从我的联系人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这一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利用课余时间，他约我谈话时，以庆祝马来亚民族解放军“2-1建军节”名义，向我募捐。情意拳拳，我当即拿出5元叻币给他以示支持。
我之所以能毫不犹豫“解囊相助”，除了因为我已是一位“读者”，事实上，还因为早在元旦那一天，《南侨日报》上刊载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的“新年贺词”，号召居住在海外各地的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当地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我读后深受启示和鼓舞，在内心深处已下定决心，要投身到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熔炉中去接受锻炼了。
不料，就在清祥向我募捐后没几天，福华突然向我“兴师问罪”来了。他生气地说：“你真不够朋友！我们之间情同手足，你却不信任我。”霎时间，我实在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何所指，要他说清楚。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清祥也找了他捐款，而且，还把我捐款的事跟他说了，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真没想到清祥会把我捐款的事告诉他，也许清祥认为我们是一对雷打不动的好朋友，但说无妨吧。
面对福华的诘问，我只好老实坦白交代，承认确有其事，并且冲动地对他说：“我不只捐了款，而且早已经是‘读者’。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发展你为‘读者’，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系人”。他听了没表示异议，所以，其后一段日子，我曾把自己当作是他的联系人。
经过这场“茶杯里的风波”，我们之间的友谊非但无损，而且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福华和我如今已经不仅仅是兴趣相投的好朋友，而且是有着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同志了。此后，福华和我在长达十数年之久的交往中，见面机会不多，彼此岗位又不同，囿于严密细则，就算难得一见，也是“欲语还休”。虽然如此，彼此之间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可以说，揭开我和福华之间相隔着的那层薄薄面纱的，不是别人，而是清祥。从此，清祥和我们在校念书期间，成了心意相通的好同学、好朋友，虽然此后彼此之间接触不多，但碰见时，点一点头，笑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踏入1950年，校园里的寄宿生生活转趋不宁静了。英国人对于发生在华中校园里的地下活动，特别是夜晚频频发生的散发秘密传单和悬挂红旗的事件，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恼火。它一再向校方施压，强令校方密切注意和监视某些同学的行动，严防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同时几乎每晚出动“棺材车”（即警车）驶入学校巡逻，企图抓拿所谓“不法分子”。然而，英国人尽管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地下活动非但屡禁不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令殖民当局异常恼怒。
于是，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在上半年的某一天上午，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和政治部特务到学校进行搜查，并把宿舍区，尤其是高班同学居住的宿舍，锁定为重点搜查的目标，妄图搜查出什幺“罪证”来，以便用作封闭学校和寄宿舍的借口。
只见英国人及其喽啰在宿舍区东奔西窜，翻箱倒柜，扰攘了两三个小时，结果，搜查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来，只好悻悻而去。
当时，福华和我跟所有寄宿生一样，既不能回宿舍取任何物件，只能站在一旁观望，任由这些政治部特务为所欲为。不过，老实说，我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因为打从决心投身于马来亚革命斗争事业时起，我就渴望多了解和认识马来亚的历史、社会、地理和现状，所以曾委托新南洋出版社向香港方面订购了一本名为《马来亚》的小册子，当时这本书正好放在福华的宿舍里，深怕让政治部特务发现后，给他带来麻烦。最后，幸好这些特务和警察提早“鸣锣收兵”，没搜查到他那里。
提起向香港订书这件事，不禁回想起清祥给我提供的又一件永生难忘的帮助。当年，作为外地生，在学校寄宿，又没有家在新加坡，所以身份证上，是借用父亲宗亲开的一家商店作为地址。从香港直接寄书到上述地址诸多不便，于是，我和清祥商量，可否把书寄到他在后港的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非常痛快地就答应下来。这件事折射出清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豪爽热情、乐于助人、无私无畏、勇于承担的超群品质。
1950年的新加坡，市面也很不平静。英国人虽然声称抓获了马共新加坡市委的负责人，但其白色恐怖统治，并没能彻底击溃马共及其领导下的秘密活动。就在年初，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用手榴弹袭击总督的事件；新加坡市委办的《自由报》在极其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坚持继续出版，夜深人静的时刻到处散发；半途拦截巴士没收身份证的事件屡屡发生；间或还发生纵火烧巴士的事件；锄奸行动也时有所闻。
面对这种情势，英国人如坐针毡，除了进一步加紧侦破和打击地下组织及其活动，终于露出其狰狞面目，采取更为蛮横无理的措施，钳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于9月下旬封闭了亲中报纸《南侨日报》和新南洋出版社等传播和报道进步文化、新闻的单位，并四处抓捕有关的负责人或勒令他们出境。
而在此之前，对华中也采取了更为野蛮无理的打压措施。记忆中，英国人曾派一批政治部特务前来学校，强行扣押两位高二班同学回去调查。随后，又勒令学校当局开除五十多名高二班同学，当中有黄明强（当时新加坡学委负责人、后为市委负责人）、詹忠谦（福华同乡，学委委员）、张允伏（学委委员）、林使宾（福华同乡，后来到马大念书，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曾前往印尼观察）、易润堂（此人后来仕途得意，成为李光耀身边的红人）、陈新嵘（被学校开除后与易润堂一起到《新报》工作，人民行动党上台后，由易牵线，曾担任李光耀的政务次长，后流亡印尼，现居泰南）等。
紧接着，英殖民当局变本加厉，索性勒令华中无限期停课，并永久关闭寄宿舍，禁止任何学生在校寄宿。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这些外地生完全措手不及，不但顿时无课可上，而且连落脚之地也顿失，一时间实在是方寸大乱。不用说，英国人的倒行逆施，不但不能令同学们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反而让同学们进一步认清其狰狞面目，更加坚定同学们反对其殖民统治的决心。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和福华暂别，先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一面等候复课消息，一面到当地一家华文中学（巴中）继续读书，以免学业中断。我和福华约好，一有复课消息，便立即通知我。福华和他的同乡周密则决定留在新加坡，等待复课。
约莫过了一两个月，终于等来了福华通知：学校即将复课，要我立马赶回新加坡。见面时，才知道这段日子，福华和周密就寄居在实龙岗路背后一条小巷里的一座寺庙。我心里未免有些奇怪，他们怎幺会住到庙里来了，莫非“与佛有缘”。后来，经他述说，才知道是他的一位姓郑的老乡（福建永春人），看他们有“难”，主动介绍他们去借宿的。
这位老乡，当年在新加坡妇孺皆知的和和饼干厂任职经理。时隔半个多世纪，已记不清他的容颜，只记得他长得较矮，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算是长辈，为人慷慨大方，热情好客，和蔼可亲。当时，他不仅带我们到和和饼干厂参观，有时晚上还请我们这几个“乡巴佬”到快乐世界见见世面，并在里面一家著名中餐馆就餐。这些点点滴滴琐事，折射出福华人缘极好，善于和群众打交道的优良作风。
经历了以上的风风雨雨，学校复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此时离初二下学期结束，只有两三个月时间了，拉下来的功课，同学们都得加把劲，赶快补上。三班的课室，从《虎豹楼》搬到学校地标建筑物——钟楼底下的教室。住的地方，福华一伙来自关丹的同学（包括我），就在学校附近与武吉知马路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杜尼安路，租了一间板屋，临时栖身。
由于这间板屋煮饭不方便，我们的膳食只得包给附近邻居料理。不过，早点还得自己准备。记得当年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武吉知马路，开有一家面包厂。每天下午四五点，福华和我就会结伴步行到那里买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准备当翌日的早餐。有趣的是，拿回家后，往往抵挡不住热烘烘香喷喷的面包的诱惑，不等明天，就涂上炼乳，先吃了再说。
复课后的学校，表面上恢复平静。学生宿舍封闭了,殖民当局最害怕见到的秘密传单和革命红旗，“销声匿迹”了，殖民当局以为华中校园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它们因此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这是殖民当局的如意算盘。实际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49年——1950年中），黄明强、詹忠谦等高班同学早已在学校里培养了“革命接班人”。记忆中，就在复课后不久，我们初二级三班同学曾联合起来，举行数学试罢考，抗议姓谢的数学老师，藉功课之名，为难同学。这次不怎幺起眼的行动，是我们三班同学在华中的“初试啼声”，不过，并没引起殖民当局和校方的注意和重视。福华和我由于参加罢考，失去了这次考试的分数，幸好，我们平时数学成绩还不错，所以期终考试总成绩（包括数学）还合格。
此外，有一位教中国历史的孙姓老师，上课无精打采，烟瘾很大，活像个“鸦片仙”。他照本宣科，使用那些站在反动统治者立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讲述中国近代史，引起接受了新思想的同学的质疑，我曾斗胆就书上的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请他解释。他却摆出一幅不屑的神情，用讥讽的口吻说：“以后就由你来写历史好了”。
在组织关系方面，福华和我之间，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据福华告诉我，在我回印尼等候复课时，一位念高一班的关丹同乡——陈万和，也来发展他为“读者”或是“盟员”。我听了初始楞了一下，后来仔细一想，觉得也没什幺不好，反正都是“自己人”，谁发展和联系不都一样。更何况我那时的确“自顾不暇”：失去组织关系已好几个月了。这件事，又不能向外人道，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
事情是这样的：较早前，我的联系人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新加坡了，至于离开原因，他表示不便说明，只说，不用多久组织就会派人来联系你，要我放心等待。与此同时，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夜晚，为了考验我，还曾要我和他到一处住宅区（好像是在宏茂桥一带），趁万籁俱寂，居民都安息的时候，挨门逐户，把革命传单塞进一排住宅的门缝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秘密活动，心情之紧张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那位联系人离开后，杳如黄鹤，说要来联系我的人始终不见踪影。我就像一只断线风筝，在空中随风飘荡。后来，我一直“心有不甘”，曾想方设法打听他的下落，但都不得要领。甚至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一有机会遇见来自他老家的朋友，我都不放过询问有关他的情况，不过，得到的回答总是令人失望。
此时，福华和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成熟，对国内外的时局很关心，特别是对内地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尤为关注。遗憾的是，由于英国人长期封锁消息，从公开报章上能读到的正面新闻实在少得可怜，因此，往往只能从敌人发出的负面新闻里，了解一鳞半爪。尽管如此，我们的兴致依然不减。
年中，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节节胜利，把李承晚傀儡军赶到斧山的新闻，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随后，美帝国主义者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一些仆从国家，派大军在仁川登陆，妄图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与此同时，还公然派出其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整个战局骤然逆转，令我们深感紧张和忧虑。
10月1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自恃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力量，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于10月19日占领平壌后，继续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甚至出动轰炸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扔炸弹。
在气焰嚣张的敌人面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支持下，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毅然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赴朝参战，结果，把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其飞扬跋扈、有“日本太上皇”之称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因战事失利罢官收场。这一轰动世界的国际新闻，极大地鼓舞了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热议的话题。
令人更为鼓舞的是，1950年底，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可耻行径，揭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的辱骂和诬蔑，派出了伍修权将军作为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伍将军在会上所作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针锋相对的发言，把美帝的侵略行径骂得狗血淋头（此四字乃伍将军发言稿原话，见《解密中国外交档案》），把美英等西方国家辱骂和诬蔑中国之词，驳斥得体无完肤，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真是人心大快。记得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以《伍修权咆哮成功湖》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有关的新闻和他的发言，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注：成功湖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
事实证明，从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就不再是可以任人鱼肉、宰割和欺凌的对象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的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了。
想想数十年来新中国在第一代领导人手上在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中，傲然屹立，并获得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支持和拥戴的事实，看看今天某些人所谓“弱国无外交”（即弱国腰板硬不起来）之说，不仅令人觉得这种论调幼稚、可笑、片面，难于自圆其说，而且简直是不顾历史、不顾事实、数典忘祖的一派胡言乱语。
五、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1951年，福华和我顺利升上初中三。他仍在甲班，我仍在乙班。跟初中二时一样，还有一个丙班，加起来，共三班。有一篇纪念林清祥的文章：《林清祥的政治生涯》里，提及我们初三班是这幺说的：“1951年，华中初中三共三班，有108位学生。108是个吉祥的数字，它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里的108条的好汉”。（见《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一文，作者：陈仁贵；译者：杨培根，载于《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如今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年仅十多岁的初三班同学（当然还有全新华文中学男女学生），的确像“水浒传”里的好汉那样，毫无畏惧，敢于造反，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傀儡的反，成为争取新马独立的好汉。他们中佼佼者的鲜活脸容，至今依然闪现于我脑海里。
不过，话说回来，福华和我作为初三班成员，当年实在未曾留意过初三班有多少条好汉，也未曾想过日后会成为其中一条好汉。我们只是注意到，初三班同学之间的隔阂日渐消除，关系日益密切，活动日渐增多。
三班里要数甲班出的好汉最多。记忆中，除福华、清祥外，还有方水双、龚清泉、庄焕庭、谢宜殿、卢业勋等；公开活动中最为突出的，自然要数清祥和水双了。如所周知，清祥和水双后来在反帝反殖争取新加坡独立运动中，双剑合璧，为维护和捍卫新加坡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曾跟殖民当局和盘剥工人的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双双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政坛上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如果没记错，福华和清泉则是甲班主席的当然人选。清泉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他老爸是“绿巴”董事，当年他就表现出响当当的辩才。不过，说实话，业勋这个一直保持低调、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同学，才是三班当中非晁盖则宋江的“领军人物”。大家都亲热地叫他“老卢”！
乙班同学里，记得的有佘文锁、杨考军、颜自强、杨闰钿、宋绵有、吴浩钧和一位廋高个篮球打得不错姓胡的同学。乙班主席是宋绵有，个子瘦长，作文不错，后来回中国去了，如健在，也许还在天津。
佘文锁和我同桌，几乎无所不谈。他是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甚至认为穿得越邋遢就越革命的人。这也难怪，他当时的家，就在奎因街开了一间旧机器修理铺，回家后要和油污打交道，从他身上有时还能闻出那股油污的气味。不过，他也有书卷气的一面：爱读书、看报、写文章，经常给报馆投稿，还把刊登了的文章给我看。就我所知，他原来是和清泉、老卢一伙的小学同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时，他也是活跃分子之一。据说，如今的他，已成为新加坡教授级人物，印尼问题专家之一。
丙班同学当中，较有印象的是陈世鉴以及一位名叫郭炳章（？）的同学。陈世鉴是丙班主席。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陈世鉴正是1957年在人民行动党内部搞“政变”、差那幺点就把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令李光耀大为恼火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郭同学身材魁梧，篮球打得不错，是校队队员之一，自然是初三联队队员之一，后来据说成为新加坡有名的殷实商人。
这一年，初三班的课室又从钟楼下面搬到钟楼左侧一排新盖的双层建筑物。甲班教室设在二楼尾端的一间，乙班在其隔壁，丙班以及初中二的教室在楼下。陈世鉴的弟弟——陈世聪，以及李永素、郑有日等，是初二班的积极分子。
福华一伙关丹同学（我已算是半个关丹人），此时也从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杜尼安路，搬到拐入南洋女中路口的武吉知马路约四英里半处。那里有一排双层店屋，我们租用了其中一间的楼上安身。楼下则为吉兰丹来的同学租用，他们当中有华中生，也有南中女同学。他（她）们都是沾亲带故的同乡，所以无所避忌。
还记得，我们一伙当中，计有陈万和、岑今汉、周密、福荣、福华、刘金灶、我以及一位姓詹的同学（詹忠谦的亲戚），共八条汉子。今汉、万和、周密当时都是高中生。万和就是前面提到过发展福华为“读者”和“盟员”的那位，他的数学一流。
楼上十几平米的空间隔成两间房，八条汉子分成两伙人，各占一房。房内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桌子，两张长椅，以及各自用装炼乳木箱制成的小柜，供放衣物、书籍之用。平时，两伙人就在各自房间里活动，晚上温习完功课，把桌椅收拾好，席地而睡。
跟以往寄宿生生活大为不同的是，一大早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餐，就得沿着武吉知马路步行约十分钟到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又得急急忙忙赶回家煮午餐。晚饭也得自己弄，虽然时间比较从容。其间，还得挤出时间回校打打球，锻炼身体。
记得当时烧饭煮菜的杂务，八条汉子都得亲自动手，“无一幸免”。我们分两人一组，负责每天的膳食。福华和谁同组，早已忘了。我则和周密一组。周密家庭清贫，父亲是位穷教书先生。幸得他早“当家”，对买菜煮饭驾轻就熟，手脚麻利，我跟着他学到了如何烧饭煮菜的基本功。那时，为了赶时间，中午来不及煮饭烧菜，一般都煮粥吃，越简单越好。由于人多，还买了印度人用以煮饭的最大号的平底铝锅来煮粥。至于当时谁理财，每人每月要交多少生活费，已记不得了。
回想起这段学习、生活的日子，既紧张活泼又团结互助。更为难得的是，那幺多条来自不同籍贯（万和、今汉是广府人、周密、福荣、福华是福建人、金灶好像是兴化人、姓詹的同学是海南人、我是客家人）、不同年龄、不同班级的汉子，拥挤在面积不过十几平米的狭窄空间里，彼此之间从没因各自生活习惯、兴趣、思想和性格的差异，引发过口角或争吵，更不用说大打出手之类不愉快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对于我们来说，与原来在学校寄宿的生活相比，无异于一次很好的磨练，其好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每日三餐、清洁卫生都得亲自动手，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一个四肢从来不锻炼的“少爷”了。
进入初三后，我们三班“好汉”的读书观念，也比以前积极，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到，要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再不能“吊儿郎当”了，必需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才能让他们信服。
教初三班国文的，是一位中年老师，还记得他姓王，名字忘了，忘不了他讲的课别具特色，生动有趣。他活似一位私塾先生，端坐在同学们面前，讲述古诗词时，兴头上来，便一面摇头晃脑，一面口中吟咏：“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完全陶醉于其间，忘乎所以，自得其乐之神情，溢于言表。同学们第一次目睹老师如此讲课，自然感到新奇和有趣。不过，同学们，就算比较调皮者，并没有讪笑他，反而很喜欢他，尊重他，因为他教同学们学会欣赏不少底蕴深厚、意境不凡的古诗词，使同学们对古文学的兴趣和欣赏能力都获得提高。
王老师吟咏的这首词，叫什幺名字，何人所作，实际上早已忘了，查遍《唐诗三百首》，并无所获；四处问人，也不得要领。后来，一家熟悉的书店老板推荐一本红旗出版社出版、周宏让主编、名为《跟毛泽东学文》的书给我，买了回家随手一翻，一首似曾相识的诗篇《琵琶行》映入眼帘，读了开头的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不禁喜出望外，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那首词吗！作者原来就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令我更为惊喜的是，全球亿万人敬仰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非常赏识这首词，他阅后写下的批语是：“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呼？”（原文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见《跟毛泽东学文》第131页）需要说明的是，“江州司马”指的正是白居易，因为他其时做谏官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故名。无独有偶，据《跟毛泽东学文》编者介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千古传诵的佳句，也是出自白居易16岁时写的一首词《赋得古原草送别》。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
记得，王老师还教了另外两首古诗词，一首是唐朝“诗圣”杜甫反对当时朝廷穷兵黩武的《兵车行》，另一首是毛泽东誉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兵车行》这首唐诗，不重温的话，差不多已忘光了，只有开头的一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还有印象。不过，岳飞大有气吞山河之势的名篇《满江红》，相信许多同学至今不仅仍然会背，而且仍然会唱：“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福华虽然唱得不很好，同样能把它背下来，因为这首传颂了八九百年的名篇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在古代诗词中没有一篇能和她媲美，尤其是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奴血”所抒发出来的那种豪迈气概，更是令人豪情万丈，热血沸腾。
另外,在王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下,我们的作文,尤其是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高不少,许多同学都获得80分以上的高分。
那时，为了进一步搞好与王老师的关系，三班一些同学在假日期间，曾经结伴到他在樟宜的住家拜访，令他很受感动，觉得我们确是“孺子可教”也！遗憾的是，福华和我都没料到，和王老师这段师生情，不久后就被迫中断了。据说，王老师后来对于反殖爱国学生运动，都举双手表示同情和支持。
初三班“冒尖”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首先，作为初三毕业班(1954级)，单是自己班里的事务和活动都排满了日程：要收集和编辑同学们和各种活动的资料、照片，准备将来出毕业特刊；参观工厂，如南益树胶厂和黄梨罐头厂、百事可乐厂、花莎尼汽水厂、和和饼干厂等，以增广见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同学们平生第一次参观在当时算是比较具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打开了眼界，初步了解了其生产过程，同时亲历其境，目睹工人们的劳动以及工厂的生产设备和环境。福华、我和每个同学都非常感兴趣，并且从参观过程中获得了书本上所没有的一些知识。
此外，当时学校体育主任决定举办校内篮球班际赛，我们初三班联合起来组成了初三联队，决定参赛。福华和我都获选初三联队员。与此同时，为了参加这次班际赛，需要制作一套初三联的球衣和球裤，这件事就交由金灶和我负责。记得金灶和我从奥运会的五环旗获得灵感，设计了一套印上三环紧扣和“初三联——1954”红色图案，并带红捆边的黄色球衣和左右两边各一条红杠杠的黄色球裤，拿到位于大坡大马路附近的吉灵街（吉灵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当年对淡米尔籍印族同胞侮辱性叫法）一家体育文具用品店制作。这套新球衣裤做好后，拿回来看，效果不错，队员们都满意。
眼看就要开赛了，连南中的一些女同学都约好要来给初三联队加油打气的时候，福华和我双双“出事”，书没得读了，新球衣和新球裤也没得穿上，留下无限感慨。
记忆中，初三班的对外活动，是从野餐开始，而且是由南华女中初中一同学主动来约请的。她们当中较活跃的有吕红帐、严明花、蔡石君等。最初，她们和福华那班来往较密。虽说算起来她们属“小妹妹”，但红帐却是初三班的“大哥”——老卢的爱人，也是明花、石君她们南华初一班的“大姐”，所以由红帐和老卢幕后“牵线搭桥”，让这些“小妹妹”出面来联络初三班搞野餐活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就我记忆所及，野餐活动早在念初一（1949年）时，各班级都有举办过，不过全是各班级自己搞的清一色男生野餐，没有与外校女生联合起来办。
明花和石君后来与初三班关系熟了，曾到福华一伙关丹同学在武吉知马路四英里半的居处做客。顺便说一句，明花哥哥——自强，和我同班。那时，我虽失去组织关系，但我“不甘寂寞”，总想为组织“添砖加瓦”，所以，晚上有空，偶尔会坐“绿巴”到坡底找他，想发展他为“读者”。后来才知道已有人“捷足先登”。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彼此之间的交往，我和他俩兄妹曾经一起到新加坡市政大厦前的大草坪走走，一面坐在南国夜空下纳凉，一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记得当时自强曾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万一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要怎幺样才能忍受皮肉之疼？才能不变节投降？”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未经斗争锻炼和殖民地牢狱之灾的“后生”，一时间真不知要怎样回答才能令他和自己都满意，想了片刻，才说：“主要靠坚定的思想信仰和斗争意志，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
南华女中同学打开初三班对外交往的大门后，紧接着，南洋女中的同学也来正式约请我们联合起来搞野餐活动了。当时她们还要初三班各派代表一名到南中去和她们的代表讨论有关事宜。记得担任甲班代表的是谢宜殿，乙班代表是我，丙班代表是谁已经没印象了。对方则是南中高级师范班的同学，按我当年推想，她们应该算是我们的“学姐”。作为高级师范班的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将是担当“百年树人”重任的教师。
有趣的是，后来与她们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们中好些同学都特别喜爱用动物名称给自己取个绰号，如“老鼠”、“野猫”、“野兔”、“野象”等，不一而足。仅此一点，不难想象她们当年是多幺天真、活泼、烂漫和充满青春气息的一群。而我们这些男的，年纪可能比她们小，却显得有点“老气横秋”。实际上，在其后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中，她们和南侨、南华、中华等女校同学一样，也是最积极、活跃、出众的一群。
接踵而来的野餐活动越搞越红火，参加者遍及全新华文中学各班级的男女同学。在这种情况下，南中的这一群同学和我们初三班同学，被较低班的同学看作是“老大姐”和“老大哥”，因此，他（她）们在搞野餐活动时，经常会邀请“老大姐”和“老大哥”的个别同学参与，给他（她）们打气，助威。
当年，每逢星期天，一辆又一辆满载着华校生去野餐的罗厘车，为了接送参加的同学，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朝着樟宜勿洛或榜鹅的目的地开去，车上青春激越、热情奔放的歌声随处飞扬。这种似曾相识的热闹情景，蔚然成风，引起沿途路人带着惊羡的目光驻足观赏。回程时，同学们玩得疲倦了，歌声仍然不断，尤其是《别离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别离悲哀，我们是现在的主人，伟大责任在身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好像不分别一样。……”的歌声，一直激励着鼓舞着同学们的士气！！
可以说，新加坡华文中学生正是从此时开始，以一种合情、合理、合法并适应年轻人特点、使殖民当局难于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和破坏的活动方式，冲破了殖民当局长期来以紧急状态法令这个紧箍咒，对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公开活动所施加的诸多野蛮无理的限制，为日后新加坡学生运动和其它反殖爱国民主进步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野餐活动同时彰显，那个时代的全新华文中学生，即便是初中一年级的中学生，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野餐活动的每一项准备工作，从联络异校，租车订餐，购买水果汽水，安排游戏节目以及其它组织工作，无不由负责主办班级年仅十多岁同学自己一手操办。
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加上游戏节目丰富多彩，还有众多内容健康、旋律优美、容易上口而且适合年轻人特点的歌曲，可以大唱特唱，尽情地唱，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野餐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同学们玩得开心到乐而忘返甚至是乐此不疲的地步。
我们玩的游戏节目内容如此丰富，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差不多记不全了。不过，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提及当年我们华文中学生在野餐时玩过的深受同学欢迎的一个游戏，叫“抓领袖”，倒是提醒了我。请看，他是这幺说的：“我看过他们在野餐会上玩‘抓领袖’的游戏：二三十个学生围成圆圈，人人都摸鼻子、拉耳朵或拉衣袖，目的是要抓领袖者认出带头改变信号，使其它学生也立即跟着改变的人。队员合作的话，领袖不是那幺容易被抓到的。”（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20页）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不惜花费笔墨提及华校生那个年代所玩的“抓领袖”游戏，当然不是因为他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个游戏，而是因为他想借题发挥，说明“亲共分子”在日后的群众运动中之所以能善于操纵群众大会和指挥群众行动，把一切都编排得很好，靠的就是通过玩这种游戏学会了控制舞台的技术。他甚至认为，林清祥后来之所以能声名鹊起，除了靠自己的演讲，靠的就是这种控制舞台的技术。李资政的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了，游戏就是游戏，果真有如此大的作用，是我们这些游戏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记得我们还玩过一个叫“传红包”的游戏。与“抓领袖”一样，数十位同学先围坐一团，然后由一位同学背对着集体，或放音乐，或敲锣打鼓，让“红包”在数十位参加者当中传来传去，经过一定时间（约数圈）后，乐声或锣鼓声就会突然中止，此时，“红包”落到哪个同学手里，他就得拆开“红包”第一层纸，看看里面写的要求，然后按照要求，出来表演节目，或唱歌，或讲故事、或猜谜语，或说笑话。因为这样，每个同学都怕“红包”传到自己手里时，乐声或锣鼓声突然中止，于是，往往不接稳，就抛给下手，“红包”便越传越快，同学们的情绪就越高涨。可以说，这个游戏紧张、刺激和好玩之程度，绝不输给“抓领袖”。
此外，还有一个游戏节目，叫“传口令”。先选出一位负责发口令的同学，接着把参加者分成若干队。游戏开始，由负责发口令的同学把口令低声告诉向他（她）小步跑来的队长，他们听了之后，又急忙往回跑，把口令低声传给自己的下一个队员，就这样一个传一个，传至最后一个接受口令的队员，他一听，不管听清楚与否，便拔脚向发口令的同学跑去，把口令复述一遍，结果看哪队传的又准又快，谁就赢得比赛。这个游戏也很好玩，一个简单的口令往往传到最后竟然“错误百出”，令同学们开心不迭。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听说有人给这个游戏扣上进行军事训练的“大帽子”。
除了游戏，我们还跳一种源于苏联又由中国“引进”的舞蹈，就是边跳边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行个礼来握握手……”的集体舞。至于“交际舞”，我们是“敬而远之”。
其实野餐活动中所有这些文娱节目，都是为了搞搞气氛，使同学们玩得开心、愉快、尽兴，别无他意。而且，这些节目如果没记错，都是从介绍青年人玩游戏的书上“移植”过来的，并非我们所创造。
说实在，更能鼓舞人心的，是那些深受同学欢迎，后来在全新华文中学生的野餐活动和各种场合，大放异彩的众多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歌曲：有解放前后中国年轻人爱唱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唱》、《跌倒算什幺》（这首歌可能是由《坐牢算什么》改过来的）、《朱大嫂送鸡蛋》、《读书郎》、《古怪歌》、《茶馆小调》、《坏东西》、《傻大姐》以及王洛宾的多首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康定情歌》、《都达尔与玛丽亚》、《掀起你的盖头来》、《沙里洪巴》等，有台湾民歌：《高山青》（后来在《阿里山风云》电视剧里改名为《阿里山姑娘》）、《我爱我的台湾》，有苏联歌曲：《光荣牺牲》、《贝加尔湖之歌》、《喀秋莎》、《海港之夜》、《青年团员之歌》、《快乐的人们》、《深深的海洋》等，英国民歌《当我们在一起》，苏格兰民歌《友谊万岁》，还有印尼马达族民歌以及一首上面提到野餐归途上必唱的《别离歌》。
这些歌曲当中，有的在日后反殖爱国运动中成为鼓舞斗志、影响深远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我爱我的马来亚》（由《我爱我的台湾》改编）、《在森林和原野》等。世事沧桑，提起这些歌，相信参加过当年野餐活动和独立斗争的朋友，依然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至于马来亚本身的革命歌曲，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只能在私底下传唱，记得有两首：《树胶花开》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歌》，在同学们当中，广为流传。
令人捧腹的是，《在森林和原野》这首旋律优美动听，轻快活泼，深受同学们喜爱的丹麦民歌，其歌词原文是这样的：“在森林和原野是多幺逍遥，亲爱的少女呀，你在想什幺？摘下一朵美丽可爱的鲜花，这是多幺美丽呀多幺美丽呀！鸟儿们都在歌唱，鸟儿们都在舞蹈，少女呀你为什幺悲伤又苦恼。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亲爱的少女呀，你来猜猜看。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烦恼苦闷完全消散，快乐又悠闲。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来到。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来到”，我们从《外国民歌选》“引进”时，为了使这首歌的格调高一些，就信手把歌词中几处“少女”的字眼，稍稍改为“朋友”，谁知这一改，给人们以更大的想象空间，竟收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同学们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喜爱。数年后，殖民当局“如梦方醒”，把这首歌与马共游击队同英殖民军展开的丛林战挂钩，判定她是一首鼓吹马共领导的森林战的歌曲，因此，在其《宪报》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为“禁歌”。由此可见，当年英殖民当局的神经，脆弱到何等地步！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读书郎》这首在上个世纪40年代许多孩子耳熟能详的歌曲，其词曲作者宋扬，数年前已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据介绍，他年轻时即投身中国革命，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1944年秋，他在广西参加抗敌演出四队工作，由于日军战机轰炸，转移途中不幸负伤，到一家陆军医院治疗时，刚巧医院附近有所小学，每天看到小学生背着书包经过病房门前去上学，有一天，忽然灵感如泉，一夜间便写出这首不仅在当时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广为流传，而且在南洋各地（包括新马、印尼）华校生当中热烈传唱的《读书郎》的词曲：“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
《古怪歌》则是他创作的另一首深受欢迎的革命歌曲。这首歌以轻松、诙谐、具有民谣风的词曲，对国民党统治下蒋管区种种贪污、腐败、结党营私、欺压老百姓的黑暗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记得歌中是这样唱的：“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啊，……古怪多啊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月亮西边出啊，太阳东边落啊，天上棱罗地下裁啊，河里的石头滚上坡，滚上坡。……”，这是《古怪歌》的第一段歌词，其实第二、第三段歌词，更为精彩。就时空来说，这支歌距今至少已有六十年历史,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已进入21世纪所谓全球化时代，抚今追昔，唱一唱《古怪歌》，她的韵味和针砭时弊的力量依然十足，丝毫不减当年。
福华在野餐活动方面，虽说不是很活跃，不过，在主持甲班工作以及接下来的其它活动中，如救济火城火灾灾民的赈灾工作方面，已崭露头角。记得这一年某一天黄昏时分，一位名叫王如明的高班同学（与黄明强同班），前来我们在武吉知马四英里半的住处找福华，要他去联络南中同学一起研究救济火城灾民的赈灾活动。福华听了有点为难，一来他和她们并不熟悉，其次，他比较不习惯单独和女同学打交道，再说这位王学长来得太突然了，跟我们也“非亲非故”，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虽如此，那时我们年轻，“热情可嘉”，也顾不了许多，于是，福华和我商量后，由于我和她们几个认识，决定由我出面。王学长自然赞成，还趁热打铁，要我即刻动身去找她们。
可是，我们连她们住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后来，灵机一动，想起楼下住着几位来自吉兰丹的南中同学，便向她们打听。结果，通过她们终于打听到“野的一群”中的一位的住址。我没多加考虑，便冒冒失失连夜坐“绿巴”到坡底上门去找。幸好她不仅没给我“闭门羹”吃，知道我的来意后，还热情地领我到某个地方与“野的一群”里几个主要同学见面。彼此就赈灾问题，特别是就如何在全新华文中学生当中开展和部署救灾活动进行商议后，时间也晚了，我怕搭不上最后一班“绿巴”回家，就赶紧和她们道别。回到住处，我把商议结果告诉福华，日后，初三班的救灾工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
说起王明如学长，他的“趣闻轶事”还蛮多的。其一，因为他的头长得特别大，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喜欢拿他开玩笑，称他“大头”，他也“受之无愧”；其二，他曾发表文章，公开鼓吹追女子的“公鸡论”。据他自己介绍，他正是像公鸡追母鸡那样，死缠硬磨，穷追到底，几经周折，终于把爱人追到手，因此，他的“公鸡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趣闻轶事”，而是他向福华和我谈起他跟马共总书记陈平很熟悉的故事。当时，听他这么说，以为他在吹牛，我们都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
时隔半个多世纪，读了陈平回忆录第二章的记述，才晓得总书记本姓王名文华，他父亲南来初期，曾在新加坡一家经营汽车和自行车零件生意名叫万丰隆的公司打工，当学徒。后来几经努力，才“自立门户”，在霹雳实兆远甘文阁36号店铺开了一间万丰隆分店。据回忆录介绍，万丰隆老板姓王，是总书记父亲同一个王姓村子里的老乡，而我后来听说，王如明就是万丰隆老板的公子，难怪他当年敢于对我们夸说，跟陈平很熟稔了。
此外，这期间，各校同学还热衷于举办电影招待会的活动。记得那时几乎每周举办一次，门票收入作为赈灾等公益事业用途。地点多是在位于惹兰勿刹路附近的《丽士》（REX）戏院。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同学们只能挑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的西片和国语片放映。记得西片方面，有《百万英镑》、《乱世佳人》等。如没记错，还有一部苏联片（片名忘了,只记得其主题曲《贝加尔湖之歌》）。国语片方面，放映了好几部，其中之一叫《清宫秘史》。当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部揭露清廷秘史并由著名导演朱石麟和著名演员周旋、舒适主演的宫闱片，理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怎么样，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不料，数年后，这部电影受到严厉批判，批判文章的题目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着实吓了我们一大跳。
从参加和组织野餐、救济火城火灾灾民到组织电影招待会的活动，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反殖爱国学生运动已开始浮出水面。殖民当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正密切窥伺着。它在学校里安插的“职业学生”，也不断把学校的情况和学生中活跃分子的活动向其报告。我们虽说有所防备，但这些活动毕竟触动了殖民当局的根本利益，于是，就在这一年（1951年）8月的某一天，拿华侨中学的一批同学（主要是初三班）开刀了。
记得那一天上午，刚上完一节课，我走出二楼教室到走廊休憩时，望着宽阔校园郁郁葱葱的景色，不料，见到一辆黑色“棺材车”（警车）正从入口处的小路缓缓驶入学校，然后停在钟楼校长办公室下面。我忽然感觉不妙，想必有事发生，便走下楼去，正想往校长室看个究竟，还没走几步，就与一位认识的校工相遇。他对我说：“张泰永，校长要你到他的办公室”。说完，继续往前走。我迟疑片刻，也掉头往回走，正好福华急匆匆迎面走来。原来，他也被“传召”。
我们一商量，觉得事态严重，因为他当时在武吉知马四英里半住处用炼乳箱做成的小柜子里藏有组织文件，我则有刚油印好的一大叠新歌纸（其中有一首苏联歌曲《假如明天战争》），留在柜子里，准备下一次野餐活动发给同学们传唱。我们一致认为，这些材料万一被发现，肯定是“凶多吉少”。
就在我们踌躇不决之际，很凑巧，老卢往我们走来，我们赶紧把情况告诉他，要他给我们出主意。他听了我们的话，果断地表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听了，也没问清楚该跑到哪里，就拔脚往小食部（在李异南老师住所附近）的后山方向飞跑，然后沿着学校边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山路，小跑到位于武吉知马路约五英里半处的路口。
坦白说，作为外地生，此时此刻，该往何处躲藏，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头脑里一片空白。兴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抑或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从坡底开来的“绿巴”停在附近的车站面前，没想到，从车上走下来一位皮肤黝黑、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矮个，仔细一看，那不正是福华、清祥同班同学——龚清泉吗！福华和我就像见到救星似的，顿时喜出望外。原来他在车上已经看到福华和我正在路旁犹疑张望，特意从车上下来和我们会合的。
福华和我都没留意到，那一天上午清泉并没来校上课。据他说，殖民地警察和特务在昨天晚上已经对一批华中学生展开逮捕行动。他知道，清祥已在家被捕，他则幸运逃过一劫。日后，我才获悉，就在同一天晚上，殖民地警察和特务也曾到我身份证上填写的地址（大坡福建街父亲同乡的店里），大肆搜查，准备逮捕我。结果，扑了一个空，只好来学校抓人。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我们问清泉怎幺办？幸好，这位“智多星”早已“成竹在胸”，建议我们和他一起坐上“绿巴”，前往义顺方向半路一个同学的果园，再商量下一步行动。
中午过后，几位同学来到果园，有果园主人薛济团同学，一位好像是初二班同学黄维勇，还有我同班同学杨考军。令我们大感意外的是，福华的同乡周密也来了。我们实在没想到他也在黑名单之列，因为据我们了解，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平时除爱打打篮球，绝少参加学生方面的活动。印象中的他，为了毕业后，能帮家庭增加收入，一直是位“循规蹈矩”、有点胆小怕事的学生。此外，除初三班同学，据说，还有初二班同学，如果没记错，李永素也“榜上有名”。
经过商量和讨论，决定福华和周密由维勇带走，并安排他们安身之处。清泉和我，则由考军带到武吉知马路接近新柔长堤的乡村家里暂避。就这样，在殖民当局的迫害下，已在念高中打算毕业后出来谋生帮助家庭的周密，美梦成空；临初中毕业的福华、清泉和我，中断了在华中校园两年多难于忘怀的读书生活。从此，年仅十多岁的我们，开始了在新加坡“浪迹天涯”的地下生活，真正成了“梁山好汉”，成了反帝反殖争取马来亚（含新加坡）独立的斗士。（注：1948年6月20日英帝宣布实施紧急状态，马共被迫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当年北马一家华文报曾以“昔日梁山好汉重上梁山”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有关新闻，那时笔者仍在怡保念书）
英殖民当局原来企图通过对华中同学这一逮捕行动，对已开始露出反殖苗头的全新华文中学生的活动进行恐吓和打压，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我们拒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传为“佳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同学们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受到极大鼓舞。一位女校同学日后告诉我，她们得知消息后，当即做好准备，万一英帝来逮捕她们，她们将仿效我们，坚决拒捕。
随后的事实证明，面对年仅十几岁的华文中学生的英勇斗争，新加坡英殖民当局相当头疼，有点束手无策：软，自然不行；高压嘛，又怕受到舆论（包括英国舆论）的谴责和笑话。在这种情况下，以林清祥（他在被拘留约一星期后获释）为代表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运动，乘胜奋起，从紧接而来的反对中学会考，反对服兵役（5-13斗争），成立中学联和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开始，一直到投身于工人运动和宪制斗争，并在乡村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组织配合下，开展了有各族群众参加、席卷全新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运动，在新加坡历史上书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
六、“孔雀东南飞”
坦白说，福华和我被英殖民当局“相中”的时候，不论他或我从没认为自己是领导学生反殖斗争的领袖。我们充其量仅是抛头露面的活跃分子。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没人在背后给予什幺具体指示，完全是出于反殖爱国的满腔热忱。特别是我，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说的不好听点，就像是只“无头苍蝇”乱飞乱跳。
福华和我，果园分手后，从此“孔雀东南飞”。初时，他不知我的去向，我也不知他身处何方。我和清泉在考军家里住了约一个星期，也呆不下去了。因为他父亲看我们两个年轻人，不读书不工作，白天老是躲在家里不出门，心生疑虑，便对考军说，他怀疑我们是“山老鼠”。最初我还“傻头傻脑”，不知“山老鼠”何所指，问清泉，才知道是指在山里打游击的马共分子。这时候，幸得清泉这个“智多星”想出点子，把我带下坡底安顿。后来，又由他说动他老爸在樟宜六英里的胶园深处盖了一间亚答木板屋，我便随他一家人（包括他父母亲、哥哥等）到那里躲藏。
清泉祖籍福建兴化，我和他一家子，虽然初始语言不通，但相处愉快。他老爸抽大烟，比较严肃，加上父子间交谈时，声量都很大，好像在吵架，令我有点“望而生畏”；母亲是位很传统的中国妇女，慈祥和蔼，跟我有说有笑，还亲手做又细又滑的兴化米粉给我们吃；哥哥对弟弟言听计从，为人正派，对我们很友善。不幸的是，多年后，从报章上获悉，哥哥为了救老爸，活活被黑社会烧死。起因据说与绿巴公司内部纠纷有关。所幸没有祸及清泉。之后，听说清泉和隔壁一位郎中的闺女结为连理。应该感谢的是，当时我处境拮据，全无收入，所以，在他家藏匿约半年时间里，生活费分文没交，全由清泉家人负担。
正是在这里，初三班“大哥”——老卢常来找清泉联系。我抓住机会，把我和组织失去联系经年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帮我恢复组织关系。他要我写份详细报告，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然后交他转给组织。于是，通过他，我才得以重投组织怀抱。
也是在这里，出乎我的意料，又遇上了初二班同学——傅揖炎。其实，我在念初二时，从他的某些特异举动，多少就猜到他可能是自己人。在他面前，论参加革命的历史和资格，我算是后进。在当时组织内，他是抄写秘密文件的高手之一，他的蝇头小字，不但写得又细又美，而且力度十足，可以复写五六份，张张清晰,令我十分羡慕。我就是向他学习抄写文件和美术字的。
另外，他对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尤其是对中外诗歌，情有独钟。通过他，我才懂得了一些中国作家的名字，如胡也频、丁玲，中国文艺理论家和诗人胡风，诗人艾青、田间、袁水拍（解放前，以马凡陀笔名发表了大量诗歌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黑暗现实），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美国诗人惠特曼，智利诗人聂鲁达，还有一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及其一首许多热血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自己也写了不少诗作，记得有一首好像名为《克里姆林宫顶上的一颗红星》，表达了当年革命青年对国际共运中心——苏联的热爱和景仰。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他还给我讲述了中国大文豪鲁迅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里，由相识到相知、相惜，结为患难与共的战友的故事。据他说，《海上述林》一书，就是鲁迅先生得知瞿秋白英勇就义后，为了寄托对战友的哀思，不顾自己病危，出资出力，以“诸夏怀霜社”名义，编辑出版的瞿秋白的译作（有关鲁迅临终前编辑、校阅、出版亡友遗稿的感人故事，可上http：//www.cReader.com查看《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海上述林>》一文）。
坦白说，那时我对瞿秋白的来历知之甚少，只读过他写的一些杂文，由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不便以自己名字发表，就以鲁迅使用的几个笔名在公开报纸发表。可以说，瞿秋白的杂文，思想之深邃，水平之高超，语言之锋利，已可与鲁迅的“并驾齐驱”，读了令人“迷离扑朔”，击赏不已。
约数月后，不知出于什幺原因，组织又把我调离这里，从此我与清泉就没再见面，傅揖炎后来与我如影随形，最后去了中国。据说，他们还健在。
我走后，转到位于新加坡郊区三巴旺一带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此时，我已获悉福华和周密藏匿在汤逊路上半段四五条石附近的乡村里，距离励德小学有好几条石远。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获悉他们的藏匿地点的，反正那时年纪轻，真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只要说一声在某某地方，不能用图，照样闯去找。
只记得当年从坡底坐巴士往三巴旺地区，半途可先在他那一带停车，下车后，走约一二十分钟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便可抵达他藏匿处。他这一带地区的村民，和三巴旺地区的村民一样，几乎是福建人，以种树胶为生，部分村民为了增加收入，还兼养猪当副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当然不能与今日号称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相比，乡村地区非常落后，没电灯（点煤油灯或臭土灯，家境较好的点大光灯），没自来水，没电话，居民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福华和周密在这里居住的是一间较大的木板屋，建在地势较高的坡上，屋后是茅草丛生的小山岗。福华当时曾对我说，要是敌人夜间来抓人，他们准备爬过后窗，钻进茅草丛里逃跑。
他们的居室非常简陋，除了床、桌椅，还有一个用来夜间解手的大瓮（原来可能是腌咸菜用）。那时候,乡村居民在屋内很少盖有什幺厕所，可是到了三更半夜，屋外漆黑一团，多数村民尤其是妇女，都不敢到外面上厕所，怕遇上蛇、蝎子、蜈蚣等有毒爬虫，有的还怕“鬼”或坏人，所以只好在屋内放个大瓮解决。再说，这些污秽对当时村民来说，又是种菜的“上佳”免费肥料。坦白说，我们这些刚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哥”，初时确实有点不习惯，不过，日子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并且觉得这未尝不是贴近和体验劳动人民生活的难得机会。
如果没弄错，福华的爱人李红枣，就住在临近地势较低的一间村屋。她也是福建人，跟福华、周密虽不是同乡，但在语言上的沟通完全没问题。记忆中，红枣有个姐姐或是妹妹，家里有一个猪栏，养有几头猪。福华和周密闲暇的时候，为了搞好跟邻居的关系，常到她家串门或帮忙。有一次，我去探望福华时，他曾带我到红枣家做客，顺便观看姐妹俩养猪。就我所知，那时（1952年下半年）姐妹俩对福华和周密已萌生爱意。福华那时用阿Fat的代号称呼我，所以红枣如果有印象，也只知道有一个叫阿Fat的朋友。
我已记不清去过他那里有多少次了，有一天福华告诉我，除了从公路坐巴士来，从我教书的三巴旺地区的乡村，经一条山路穿过胶园也可走到他那里，需时只要半个多钟头。不过，我始终没试过。
正是在这里和他几次见面期间，我才进一步发现福华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好习惯，就是每看完一个段落，就会把书放下来，放在身上，然后闭目思考，慢慢咀嚼和消化书中的内容，务求融会贯通。之后，又把书拿起来看，又放下思考，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直至把一本书看完。因此，他看书不求快，不求多，只求精，真正掌握精神实质，尤其是理论书。这点，充分反映出福华谦虚求知的学习态度。
可以说，他真正开始涉猎理论著作以及阅读各类革命小说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此时的他，只能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记得在我“出事”之前，母亲已走水（即跑单帮），乘船往来于棉兰和雅加达之间，途中一定会在新加坡短暂停留。水客们就会利用这个空隙上岸做买卖。母亲除了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在我的请求下，还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替组织秘密运送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包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社会发展简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众多的中国和苏联革命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李有才板话》、《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我曾拿其中一些理论书和小说给他看。
另外，那时候，中国在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提倡学习世界语，他和我以极大的兴趣讨论和学习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至于在此时期，他阅读过多少组织文件，什幺组织文件，我们都严守纪律，避而不谈。
值得一提的是，福华转入地下蛰居乡村期间，我还发现他生活上更加严于律己，比在校时更加艰苦朴素。就以抽烟来说，那时香烟牌子名目繁多，价钱贵贱不一，“555”牌算是上等烟了，一般人抽的多是“海军”牌和“星”牌中等烟，而他抽的却是低下阶层抽的“黑桃”牌次等烟。
可惜的是，正当我们有机会一起切磋学习心得的时候，一道《严密细则》通知下来，明令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一切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来往必须终止，就这样，此后我“军令难违”，不敢私底下再去见他。更何况，不久后（大约1952年底、1953年初），组织上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要去完成，因此，我不仅离开了三巴旺的励德小学，而且，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这个花季少年时期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情同手足的好同学加好同志。从此之后，福华和我真的是“天各一方”，我就算有机会回来新加坡活动，也没敢去找他。
七、国内外形势大发展
我返回印尼执行新任务的时候，正是国际共运巨人斯大林逝世前后，国际形势依然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的方向发展：1953年7月27日，在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坚强有力打击下，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与朝、中军队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3月至5月，越南人民军在抗法战争中，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发动了奠边府战役，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解放了奠边府，迫使法国政府于同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从1950年代初起，印尼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反帝反殖争取真正民族独立的斗争浪潮更加高涨；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其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地在亚非拉燃烧。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斗争形势下，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马大学生会派出代表团参加，新加坡中学联代表团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在国际形势影响下，马来亚（含新加坡）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变化。实际上，二战后的大英帝国，昔日风光不再，它所统治下的殖民地一个又一个宣告独立，其殖民主义体系在全球已开始土崩瓦解。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战上奋起抗争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双重打击下，英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量在马来亚（含新加坡）强行恢复的殖民统治，也难于按照旧的方式维持下去了。因此，它谋求在政治上做些改良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挑选、培养和扶持可靠的代理人，以延续其殖民统治，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
于是，它开始在新加坡推行其控制下的所谓林德宪制改革报告，让更多深受英国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熏陶的政客出来组织政党，也半闭着眼让左派分子浮出水面，从事各种公开活动和宪制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一网打尽；而在马来亚内地，它继续推行其有限度自治的大选，让代表封建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政客出来参加竞选，并宣称愿意与大选的获胜者讨论马来亚的独立问题。
正是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为了顺应马来亚各族人民企盼早日实现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1955年12月28-29日，以陈平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三人代表团（团员为陈田和拉昔-迈汀），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毅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与刚刚在1955年7月赢得马来亚联邦大选的巫、华、印联盟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以及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吉打北部的小镇——华玲，举行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
会上，为了使这次谈判能达成协议，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庄严提出，只要联（合）邦政府获得内部安全和国防的控制权，马共得到承认，马共成员不受监禁和审查，马共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放下武器。然而，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东姑-阿都拉曼不但断然拒绝了陈平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和正当要求，反而顽固坚持马共必须接受其提出的等同于投降的“大赦”条件，遭到马共方面理所当然的回绝，致使全马人民企盼获得成功的华玲和谈，最后功亏一篑。
尽管如此，华玲和谈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极大地鼓舞了马来亚（含新加坡）各族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同时成功迫使英殖民主义者随后做出让步,制定了提前给予马来亚独立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尽管陈平等马共代表领导的游击队要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里翻山涉水，转战各地，过着动荡不安、粮食断绝、缺医少药的艰难危险的生活条件下，与用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数十万英殖民军交手，但是他们在华玲的现身，让马来亚人民有机会从和谈的报道和图片上看到，被英殖民当局用巨额赏金通缉并肆意诋毁为“共党恐怖分子头目”刚过而立之年的形象，却是那么朴实年轻，平易近人，神采奕奕，丰采照人，尤其是陈平同志在谈判桌上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投降和耻辱，誓言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声明，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在马来亚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华玲和谈的政治意义和马共领导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在马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斗争中的作用，已经浓墨重彩地载入马来亚独立斗争史册。如今,这一点业已成为马来西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当年还没有电视，我们又流亡印尼，新加坡报纸往往要迟两三天才能收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华玲和谈的进展，并尽绵力为这次和谈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记得，当时《觉醒周刊》进入创刊第三个年头，销量已达三四千份，在印尼华社和华人读者中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为了配合这次和谈，笔者特意请流亡印尼的星市委负责人——黄明强，写了一篇评华玲和谈的文章，同时，请画家老洪画了一幅政治漫画，发表在《觉醒周刊》和地下刊物《马来亚通讯》（有关《马来亚通讯》的式样，见陈剑主编《浪尖逐梦》第8页）。明强的评论，内容已忘，老洪的漫画，印象深刻。记得画面上，摆在东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一条是战，而英殖民主义者则骑在东姑背上，指手画脚，要他继续走战争之路。
有趣的是，在我们阅读到的众多有关和谈的新闻报道中，发现一则报道说，国内一家戏院在播放新闻片时，放映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而当画面上出现陈平等马共代表的镜头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叫声，使英殖民当局十分尴尬和紧张，立即下令禁止放映云云，令我们雀跃万分。
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华玲和谈的纪录片，并对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人在华玲和谈上拒绝投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立场，大加赞赏，说：“这是英雄。”随后，他老人家还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见《我肩负的使命》第103-105页“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编写：阿成[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福华身处斗争一线的新加坡，亲历新马国内政治气候的迅速变化，并且能够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的众多媒体，消息自然比处于“后方”的我灵通，他的感受和认识当然比我深刻。不过，对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坦白说，全无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他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组织上跟他的同乡和学长——詹忠谦并肩战斗。据说，在我离开后的一段时期，他仍在乡间居住，过着长期埋伏、默默耕耘的地下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松懈自己的斗志，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时时刻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他在乡间筹备和开办夜校和幼儿班，让村民和儿童有机会接受起码的教育，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的这一举措，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同道中人纷纷效法。
在宪制斗争蓬蓬勃勃发展时，他和原来在地下活动的许多干部，几乎倾巢而出，以半公开半秘密身份，参加到一些群众团体进行活动，予以配合。1959年新加坡大选期间，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人民行动党一些支部的选举活动，为人民行动党在是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进一步登上最高政治权力中心，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福华虽然性格内敛，沉着，不易冲动，但他同时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对群众、对同志，特别是对老人和儿童热爱有加。有趣的是，他在和儿童戏耍的时候，有时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像个“老顽童”似的，喜欢讲一些“俏皮话”逗孩子们，流露出他性格上纯真的一面，说他是尊老爱幼的模范，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我完全相信与他相处过的群众、同志以及孩子们都会喜欢他。他后来在组织内能独当一面，在斗争中能发挥更大作用，跟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分不开的。
八、重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随着新马形势的发展，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李光耀集团自恃有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的支持，对日益壮大的左派力量开始过桥抽板，反目成仇，并磨刀霍霍，非去之不快不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出乎我的意料，福华于1962年上半年悄然出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而在他之前，詹忠谦已先行撤退到这里。我们的“顶头上司”——余柱业，特别允许他们和我见面。
说起忠谦这位福华的同乡，福华和我一向把他当学长和老大哥看待。1949年，我们读初中一时，他已读高中一。忠谦身材高大，1米8以上，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高个子”。他爱好打篮球、足球和乒乓球，是华中学校篮球队的中锋，而且，是“左撇子”，打起篮球或乒乓球实在与众不同，和他交手，如不适应，只好“甘拜下风”。另外，忠谦为人斯文谦和，说话细声细语，与人争执和谈笑时，稍大声点，他的脸蛋会立即变成“红脸关公”，与他的高大身材相比，很不相称。
犹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在华中读书时期，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不点”。转入地下初期，有一次经过东陵一带遇见他，虽然相隔一条马路，彼此一眼就认出对方，他像一位兄长一样，一面对我微笑，一面举起一只手对着我指指点点，像是提醒我要多加小心。再一次是我执行组织交代的任务，到达一处地点接人，院里晒衣绳上挂着一件熟悉的球衣，我猜想他当时可能就匿藏在里面，看着我这个“小不点”怎样工作。
日后，他除了是学委之一，也是新加坡组织内数一数二的“笔杆子”。据说公开斗争中许多好评如潮声讨敌人的檄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他人生际遇坎坷不平，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心中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他的“悲剧性”结局，可以说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但与他“遇人不淑”以及性格上优柔寡断的软弱一面，不无关系。即便如此，我对他依然十分尊敬，对他英年早逝无限惋惜和感叹。
此外，忠谦还有一位姐姐，是我大姐在南中时相当要好的同学，后来回中国参加工作了。这点，我在学校寄宿时就听他说过。因此，追溯起来，我跟忠谦和福华的关系，可说是“源远流长”。
如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这个做“主人”的，该如何好好招待他们呢？！惭愧的是，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是“好看不中吃”，在同志间不兴请客吃饭，所以，福华这次印尼之行，我本人没请他和忠谦吃过一顿饭。不过，我并没忘记他们都是体育爱好者，而且我想他俩在地下斗争环境里大概也有十来年没摸过球了吧！因此，我便以体育项目来“宴客”：第一个项目，就是带他俩到当时位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背后的蓝白篮球队的篮球场投投球，过把瘾。他俩的球艺毕竟荒疏了那幺久，投起篮来一时半刻自然不能“得心应手”。但是，他们的兴致依然不减当年；第二个项目，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当时正巧第四届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我弄来三张门票，请他俩一起去观看这届亚运会的压轴戏：足球决赛（决赛队伍已记不起来）和闭幕式。
决赛和闭幕式是在由中国政府援助兴建的史纳央（Stadion Senayan）运动场举行。全场可容纳八万名观众的座位，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球赛精彩、紧张、刺激，观众的掌声和喊叫声此起彼落，我们也看得如痴如醉。对我们来说，就当时而言，这是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的国际足球赛。相比之下，闭幕式的看头，就没那幺吸引了。
散场后，带着满意的心情，我们随着人流走到路旁等“奥不列”（Opelet，一种可供6-7人坐的小客车）回家。可是，由于等车的人太多了，三个人不能一块上，我让忠谦带着福华先走，我则殿后，等下一辆车子。不久车子来了，我赶紧争着挤上去，不料就在此时我身边左右两侧，有一群扒手把我团团围住，然后把我手上戴着的手表强行抢了去，我不甘心被抢，想从他们手上夺回来。当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路灯昏暗，第一个抢我手表的扒手想从我手底下把手表递给他的同伙，殊不知，当我在黑暗中在手底下跟他们争夺时，抢来抢去的结果，手表竟让我从他们手上夺回我手里，我一拿回手表，说时迟那时快，就急忙跳上“奥不列”。初时那些扒手还“蒙在鼓里”，以为手表已交到自己同伙手里呢，等他们弄清真相以后，“奥不列”已开走了。
说起这次（第四届）亚运会的举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斗争得很激烈。由于当时的亚运会以及奥运会都是在亲西方的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新中国体育组织长期被排斥在外，1962年6、7月在印尼举行的第四届亚运会，按照规定，东道国印尼必需邀请台湾参加。如果不邀请，不但可能受到亚运会联合会其它成员的反对，导致亚运会开不成，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早就蠢蠢欲动的印尼国内右派势力可能乘机闹事。另一方面，印尼又是当时跟中国最友好的一个邦交国，如果对台湾的邀请成为事实，中国方面认为在政治上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中国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为此曾写信给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求印尼从两国人民、两国关系和对印尼的国际影响考虑，不应邀请台湾参加。据说，陈毅副总理也曾多次找印尼驻中国大使谈话。
印尼当局最初确实感到左右为难，考虑再三后，决定以印中两国人民和两国关系以及印尼的根本利益和国际影响为重，使出至今仍然成谜的一个“怪招”，令台湾当局派出的体育人员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法入境，以至与这次亚运会“擦肩而过”。因为这样，“亚运会联合会领导人由印度人桑迪（Guru Dutt Sondhi，他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为首，以反对政治干涉体育为理由，坚持不承认雅加达举办的是正式的亚运会……”，“国际奥委会那时在美国人布伦戴奇的领导下，一贯打着政治不得干预体育的口号来推行反人民的政治，对印尼的做法当然认为是大逆不道，宣布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并无限期中止对印尼奥委会的承认。民族自尊心很强的苏加诺总统不能容忍国际体坛的粗暴干预，在9月份发起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于是，从那时起，我国就大力支持印尼创立新兴力量运动会。”（见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据说，何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奥成功的功臣之一）
福华和我适逢其会，亲历了国际体育战线上的一场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真是三生有幸。第二年（1963年）11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不顾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反对和威吓，于雅加达成功举办。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中国政府派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这也是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参加综合性的大型国际运动会。他们在这次新运会上取得了60多枚金牌的骄人成绩。身为元帅的贺龙副总理（曾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以贵宾身份出席了这次新运会。据《何振梁》一书作者梁丽娟说：“新兴力量运动会冲破了西方垄断的体坛，鼓舞了亚非拉新取得独立国家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志，给国际体坛带来了新风气，灌输了新精神，在世界体坛引起了震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说:‘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可惜的是，福华因任务在身，已离开雅加达，重返斗争第一线，不能亲临新运会。老方和我都曾应当地一家华文报纸《忠诚报》邀请，权当了几天的体育记者，采访这次新运会，他写足球，我报篮球。另外，当年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前来的，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新闻媒体和记者。还记得，身兼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中新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张帆（20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战争年代，以笔当枪，出生入死于战场和敌占区，成为著名战地记者），不忘老朋友，特意请《忠诚报》友人转达致意，约请见面。
从围绕在第四届亚运会到新兴力量运动会成功举办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反映出国际体坛上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就像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一样，异常尖锐、激烈。可笑的是，后来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居然认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左”的思想的产物，毫无功绩可言；在全球化的今天，体育和政治无关，国际奥委会已是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大小国家、超越政治的纯体育组织了。这些人以一时的表面现象代替冷酷的客观现实，以良好的愿望代替无情的斗争，凭主观想象和自我感觉办事，实在是天真幼稚得令人吃惊。
可是，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绝非如此。过去，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奥委会）排斥新中国，却一贯高调反对政治干预体育，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政治干预体育，又以体育干涉内政，把北京奥运会当作软化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的政治筹码。有位哲人早就说过，如果说人不是政治动物，至少可说是社会动物。用孙中山先生最简单的话说，政治就是关于众人生活的事。事实上，谁都离不开政治，也没有一件事离得开政治。人类社会要实现即便是孙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议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恐怕也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40多年过去，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奥委会这个国际体育组织在做法上不能不“与时俱进”，但是作为长期在西方世界控制下的国际体育组织，它仍然摆脱不了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势力占优的政治现实。更何况奥委会成员，龙蛇混杂，在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于在决定由哪个国家主办奥运会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置身于奥委会之外的“神通广大”的“组织”，可以通过收买、贿赂等各种肮脏卑鄙手段，影响投票结果。
其实奥运会就是奥运会，一场世界体坛的盛会，举办过的大小国家（城市）不少，应以平常心待之；所谓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奥运火炬的传递；弘扬奥运精神，其热情固然可嘉，搞奥运崇拜，则大可不必。各国政要，愿来者无任欢迎，不愿来者悉听尊便，不必为此感到脸上无光，曲意逢迎。为时半个月的奥运会，能够在严密的保安下顺利进行，终归有曲终人散、落下帷幕的那一刻，届时，各国运动健儿在美好的歌声中，互相祝愿：“See you 2012！”（2012年再会！）或“See you London！”（伦敦再见！），北京奥运会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回说这次福华印尼之行，老余允许我们相见，当然绝非出于我们是老相识的缘故。实际上，他是希望福华可以趁来印尼汇报和讨论工作之便，从我这里多了解一些印尼的政治情况，特别是多了解一些印共经历1948年9月18日“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大屠杀之后，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努力，于1950年代初在以总书记艾迪（D.N.Aidit）为首的几个年轻得力助手（包括第二把手鲁克曼Lukman、第三把手约多Njoto）的领导下，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样，逐步在国内发展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的历程。有关的谈话，大概在1962年6、7月第四届亚运会举行前后进行。
后来，印共在建党45周年（即1965年5月23日）时，宣称自己已是拥有三百万党员、二千万同情者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仅次于中、苏两党的第三大党、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大党。印共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各兄弟党和朋友们刮目相看和无限敬佩之余，同时也令国内外反动势力恨之入骨，非要把她铲除不可。让人十分痛心的是，随后事态的发展说明，当狂飙骤起、风云变幻的时刻，这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远非是一个成熟的党，以至遭到极其惨重的挫败。不过，那是后话，而且问题很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老实说，当老余要我向福华介绍印尼革命经验时，我的态度是不够谦虚的，毫不推谢就接受了下来，于是在福华面前“班门弄斧”，把自以为来印尼后学到的印共关于印尼社会和印尼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苏加诺总统倡导的“纳沙贡”（NASAKOM即团结Nasionalis民族主义、Agama宗教、Komunis共产主义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向他做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也讲了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斗争策略，但是，对对立一方，即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尤其是右派军人的能量，显然估计不足。如今回想起来，心里实在有愧，也不知有无给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也让我想起在印尼政界深孚众望、资历很深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先生。大概是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们几个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起东南亚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他说，这些国家（包括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太年轻了。事先，我们完全没料到他会对我们几个更为年轻的年轻人，说出这番话，所以听了很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对我们说。其时，由于毫无思想准备，他不多说，我们也不敢深究，就一直把他的话闷在肚子里。
事隔半个世纪，回想他讲这番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当然，他不至于不知道，对一个人和一个党来说，年龄不是一个根本问题的道理，因为，每个人、每个党的茁壮成长，都必需经历由小到大、由幼稚到成熟、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现在看来，他当时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凭着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认为，年纪轻固然有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思想敏锐的优点，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阅历未深、欠缺斗争历练、思想不够成熟、作风浮躁的缺点，因而在面对和处理重大复杂问题时，可能不够稳重和周全。显然，他这一看法与当时印共几位年轻领导人在处理党内几位元老问题有关。
记得1950年代初，印共中央曾对陈粦如(Tan Ling Djie)和曾任共产国际代表、印共创始人之一的阿里明(Alimin)进行批判，接着，还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之后又把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
对印共中央这一做法，萧并不认同，甚至很有意见。而萧年轻时，正是在陈和另一位激进华裔人士蔡锡胤（Tjoa Sik Ien）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并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或名《红星照耀中国》）。此后，萧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包括日据时代和抗荷时期），继续受陈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影响。1948年“茉莉芬事件”后，萧也比较赞同陈提出的关于印共发展方向和国内议会斗争的一套理论。总之，萧自始至终一直“以陈为师”。
据萧的儿子萧忠仁所著《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48年年底，也就是“茉莉芬事件”发生后不久，约多与艾迪和鲁克曼一起被选入印共中央政治局。后来，是他们在印共理论刊物《红星》（Bintang Merah）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陈粦如和阿里明背离了慕梭所制定的新道路。当时，艾迪27岁，鲁克曼30岁，约多25岁。（见第94页）
《萧玉灿传》一书还透露，从1951年起，即陈被批判后，就一直住在萧家，萧的孩子们都称他为伯伯。（见第40页）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萧于同年11月4日被拘留。接着，陈也没能幸免，于1966年被军人集团拘留于泗水（Surabaya），6个月后，因挨饿而患脚气病，惨死在拘留所，享年65岁。（见第270-271页）
萧则被监禁近十年后，于1975年9月获准回家软禁，1978年8月才正式获释，前后被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关了近13年，虽没遭严刑拷打，却历尽磨难。同年9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与妻子启程前往荷兰就医。在荷兰治疗期间，萧不顾重病在身和医生劝告，为了说服定居于欧洲陷入四分五裂、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的印尼流亡者，放弃前嫌，团结一致，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开会做报告。与此同时，他继续鼓吹自己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乃印尼必由之路的主张；开展筹集资金活动，以协助刚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及其家属的生活，以及推动要求释放印尼政治犯的运动。1981年11月20日，萧打算在莱顿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向一批印尼问题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之前几分钟，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开人世，享年67岁。一代杰出的印尼华人政治领袖的忠魂，就此直上重霄九。
有关他的恩师——陈粦如的职务有两种说法，其一：在1948年9月1日，即“茉莉芬事件”发生前夕印共召开的党大会上，刚由苏联回国的慕梭（Musso）被选为印共主席，陈为总书记；其二：慕梭为总书记，陈为副总书记。至于阿里明，大家比较熟悉，他跟马来亚革命的渊源可追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据说，他是推动马共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一个。1946年，他和泰共领导人途经吉隆坡作短暂停留时，由陈平同志引见，曾与莱特会面。事后，他们曾向陈平同志表示，与这个自称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素未谋面，引起陈平对莱特真实身份进一步的怀疑。（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Chapter 9，Page 157）
九、“棉兰事件”再度重逢
1964年中，我们有两个干部按照组织指示，前往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一带开辟新据点，以便时机成熟时作为派遣干部回马进行地下工作的交通站。不料，在由棉兰（Medan，苏北首府）出发去亚齐（Aceh）途中，意外地遭到当地军警盘查，从他们身上搜出一些“可疑”的物件和文件（据说，还有通信地址等），引起这些军警的怀疑，遂把他们当作马来西亚间谍给拘留起来。由于从他们身上获得线索，另外几个仍在棉兰待命的干部也被随后赶来的当地军警一起逮捕。这就是后来在组织内称为“棉兰事件”的简单经过。
当消息传来时，老余等负责人都在雅加达。他们随即紧张起来，忙作一团，赶紧采取行动把居住在雅加达有可能直接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以及重要文件、物品等转移到安全地点。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棉兰事件”中已被拘留的两个干部，一方面准备派人到棉兰协助转移尚未落网的另几个干部（当时并不知道，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跟着被拘留了），以及到廖内（Riau或称丹绒槟榔Tanjong Pinang）把老方负责的点的一批干部撤退到雅加达。
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怎么办？当时在雅加达，老余信得过的干部，除方之外，没有更好的人选。在“蜀中无大将”的情形下，虽说，我和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被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一个人就算坐飞机，也“分身无术”两头跑。于是，我向老余建议，棉兰那条线由我堂弟去，他虽不是我们的干部，但和我一起工作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信得过，而且，他是苏北人，熟悉棉兰情况，一年前刚和我一起应邀到棉兰，协助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创办印尼文《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负责组建并培养该报经理和发行部人才，认识了当地华人社会一些名流；我则到廖内去，虽说那里我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但我毕竟在印尼东奔西跑了十年有多，习惯了，有一定社会经验，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应对能力也较强。老余接受了我的意见，随即分头给我们布置任务。
据后来所知，我堂弟根据指示，的确以第一时间赶到了棉兰那个点，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因为就在他到达前几天，那几个干部已被“捷足先登”的当地军警捉走了。结果，他只见到这几个干部的家属，了解了情况后，随即前往棉兰华侨总会（简称华总，当地亲中华侨社团）找认识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事情缘由，请华总想办法通过关系加以营救。不过，华总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便出面，建议他找当地印共的关系。刚好，此时的《希望日报》已办成苏北省印共喉舌，里面编辑部人员差不多全是印共干部，总编辑陈富强（Tan Fu Keong），是一位完全不懂华文、只懂印尼文、荷文、英文，接受萧思想影响的干部。1960年代初，曾担任萧在雅加达创办的《共和国报》（Republik）的主编，他也是一年前和我们一起应邀到棉兰创办该报的熟人，所以，我堂弟便径直找富强，并通过他与印共苏北省委打交道，请他们帮忙营救。他们了解情况后，的确曾加以协助。最后，据说由恰巧前来巡视苏北省委工作的印共第三把手约多出面与当地政府交涉。结果，由于当地军警死不肯放人，只能争取到把这些被拘留的干部（准确的说，共6人，而不是7人）转送至雅加达关押。
据老余在《浪尖逐梦》一书回忆，这些干部被遣送到雅加达后，组织曾通过印共的领袖约多去找苏加诺总统。后来，尽管苏加诺总统下了手令要放人，军方就是不放。（见第199页）由此可见，印尼社会政治情况复杂的一面。
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苏哈多反动军人集团滥捕滥杀，把许多被捕的左派人士和他们关在一起，后来由于“人满为患”，他们几经搬迁，最后被迁至管理比较松懈的普通监狱关押，加上当时印尼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狱卒乘机刮钱，对他们的底细也不甚了了，在这种情况下，由方（当时老余因“解盟”出事，被反动派关押，最后被迫离开了印尼）负责和设“计”，用钱买通狱卒，把这些干部一个又一个以出来度假的名义营救了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棉兰事件”的发生不完全是偶然的，正如老余在《浪尖逐梦》里说的：“我们去印尼这么久，好几十个人过去，一般都是平安无事的”，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即棉兰事件。（见第198页）的确，从1953年开始撤退一批干部一直到1962年底前后撤退数十位干部以及家属到印尼，过程都相当顺利，顶多是有惊无险，因此，久而久之，“敌情”观念未免有所减弱了。
其实，棉兰作为苏北首府，不论战前荷兰统治时期、日本占领时期以及战后荷兰卷土重来时期，都是外来侵略者统治整个苏门答腊的大本营所在地，其行政管理架构、军警特务系统非常完善、严密。印尼独立后，棉兰作为苏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继了旧日严密统治管理系统及其原班人马，“牛鬼蛇神”依然相当活跃。
另方面，苏北地区也是当地左派、华人华侨与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来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方。战前、日治时代、战后历史上，革命者为了宣传反抗殖民统治、进行抗日斗争、争取印尼独立惨遭迫害、逮捕、驱逐甚至屠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当地华人华侨社会过去除了有“自成一国”、不怎么会说印尼语的特点外（不过，许多优秀的印尼语翻译人才都出自离棉兰约120公里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嗅觉比起印尼其它地方（包括首都雅加达）都要敏锐，二战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左右两派彼此以“红屁股”和“蓝屁股”之称划线，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另外，还有个别华人死心塌地充当当地政府的线人和“暗排”，情况十分复杂。
实际上，我们的同志踏入“贵境”的那一刻，就已进入在你周围的人们的“眼帘”。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熟人掩护，随时可能招致怀疑和麻烦，甚至意外。在棉兰活动过的同志，对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应该有所了解，对进行地下活动的严密细则也应该不会忘记，所以，在“棉兰事件”中从那些被捕干部身上竟然搜出“读得滚瓜烂熟”的“材料”以及其它可疑“物件”甚至文件，以至招致被拘捕的后果，的确与那两个干部“不小心”有关系，但与有关负责人思想上麻痹大意也不无关系。幸好这一事件最终没有给组织造成更大损失，被拘留的干部最后也回到组织怀抱，这一结局可说是“喜剧”收场，但它的教训值得吸取和牢记。
我前往廖内的任务，由方自己向我布置，他详细告诉我到了那里该如何去那个点，找谁，如何取得对方信任。出发的那天早上，方还到机场送行。不料，“好事多磨”，飞机升空没多久，机翼螺旋桨居然出现一些问题（当时印尼内陆机使用的多是二战期间美军运输机DAKOTA改装成的客机），机师怕发生意外，立即把飞机折返机场。当时，方一直望着腾空而去的飞机，正想离开时，他大概放心不下，转头多望了一眼，于是，让他目睹了飞机忽然折返的那一幕情景。幸好飞机经检修后并无大碍，约十数分钟后便再次起飞，最后终于在当天中午时分平安降落当地机场。
从机场坐车前往市区用了约半个小时，到达市区后，先去找旅店，把行李放下，便按照方的指示，去拜访一位余和方原来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做事的朋友，没想到他居然也是《觉醒》的代理，因此，大家聊起来，便有“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之感。承他告诉我，如何乘车前往方要我去“撤干”的点。
那个点位于离市区约4英里的小山坡上，坐车用了十来分钟。到达后，我沿着一条乡间红泥路一面往前走，一面搜寻要找的目标。走约十分钟，终于望见一间表面上看来与乡间极其普通的Warung（小杂货店）无异的亚答屋，周围居民都是当地印尼人，是华人行迹罕见的地方。店里摆满了平民百姓所需的油、盐、米、酱、醋、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点。
踏入店门口，看到一位身材比我瘦小、年纪跟我相仿的年轻人在整理货架上的物品。我走上前向他买了一包印尼烟，他以惊异的眼神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心里可能想，这种穿着打扮的华人怎么会跑到“穷山沟”里来？从他的神情，我知道他在猜疑什么，便单刀直入问他：“老何在不在？我有要紧事找他（老何是方交代我去找的那个点负责人，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反殖爱国人士林福寿的弟弟——林福坤）。”他一听便瞪大双眼打量着我，良久，才说：“你从哪里来？找他什么事？”随后又说：“我就是老何。”于是，我把方派我来的缘由简单说了一遍，并说，他若不信，不妨请福华出来一起相见（实际上，临走前，方已告诉我，福华现就呆在那里）。取得他的信任后，他带我走进店的后间，同时把福华叫出来相见，一起听取关于“棉兰事件”的简单介绍以及方要将那个点的大部分干部和家属撤退到雅加达的紧急指示。
这就是福华和我第二次在印尼重逢的经过，只是这次的地点在廖内。我和他们见面后，立即赶回市区，前往一家船运代理公司，了解最近的船期和购买船票事宜，以便安排需要撤退的干部和家属能尽快离开。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来到船运公司时，竟然遇上一位年轻熟人，一位在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首府坤甸（Pontianak）活动时认识的商人的店员。交谈之下，才知道数月前他已辞退那边的工作前来此处发展，就在船运公司里担任一个要职。
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因为那时往来雅加达和廖内之间的船票非常难买，尤其是客房的船票，没有特殊关系，就是出高价，也难于买到，而要撤退的人员当中，有几个女同志（包括方的爱人、天明的爱人）和她们的年幼小孩（可能是海英、海燕等），需要有间客房方便照顾。这一难题，有了这位熟人相助，自然迎刃而解。后来，由于他的协助，我们果真顺利地买到了第一时间离开当地的船票（包括一张客房船票）。
就在等待船期期间，福华曾下到市区我下榻的旅店来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顺便与我这位老友叙旧。屈指一算，从1962年6、7月亚运会后一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两年多，这时我们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多少话，由于岗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欲语还休。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他做了什么，有无潜回新加坡执行任务。记忆中，我们似乎连结婚了没有，有无孩子之类的家常话，都避而不谈。所以，我那时并不确切知道，他于1960年就与红枣结为连理，以后也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身负重任，福华需要在地下斗争环境里两边跑，过着一种常人难于想象的动荡不安、浪迹天涯、充满艰险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可以说，福华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跟家里人实际上是聚少离多。
犹记得，那时我随身带着中国著名文学家司马文森（1916-1968，曾任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后期创作的一本长篇小说路上看，书名叫《风雨桐江》，内容反映作者老家（福建泉州）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福华也是福建人，我想他一定会对这本充满乡土气息的革命小说倍感亲切和兴趣，便送给他留念。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文森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抗战时期写的《南洋淘金记》、50年代初在香港编写摄制的《火凤凰》等进步电影，当年在新马华人社会和中学生中间很受欢迎。
几天后，我和他们一行人终于如期乘船回雅加达，不过，考虑到不要让我过于暴露，所以，在船上我只可以在暗地里帮助照顾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需要时由福华和我联系（因老何留下来坚持守点）。一路上总算风平浪静，无惊无险，抵达目的地之后，就交回给方负责他们的一切，我此行的任务总算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福华继续留在雅加达，不过，他和我之间并无直接往来。
最近看了纪念福华的一些文章，才知道福华1962年6、7月和我第一次重逢、离开雅加达之后，的确曾返回新加坡。我估计，时间应该是在1962年底，其时李光耀集团自恃得到英帝和联邦反动势力撑腰，从公开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闹分裂，一直到企图通过举行新马强行合并的全民投票，假手并联合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反动势力，进一步打击左派力量，其“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新加坡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政治局势随时会发生逆转，福华回新正是为了执行组织关于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负责安排已暴露身份因而可能遭到逮捕的干部迅速撤离的具体工作。
这是一项紧急、复杂而又艰难、危险的任务，因为需要撤离的干部（包括一些家属在内）多达数十人，虽说新加坡与印尼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由新加坡乘快艇到廖内只需约一个多小时，又有后方同志（据说是黄明强负责、雷木诚协助）坐镇丹绒槟榔接应，但在新加坡白色恐怖环境下，回去后执行任务，自身的安全首先已是一个丝毫大意不得的问题，而且要在短短时间内联系那些干部，然后安排他们分批分次地穿越新加坡海警巡逻艇严密监视和巡查的海域，迅速撤离至安全地点，绝非易事。
不仅如此，据说，当时需撤离人员当中有个别人由于某些人的“游说”，劝他们不要去印尼，以至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要经过说服，才下定决心服从组织安排。由此可见，福华在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方面，立场坚定，又善于做说服教育工作，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组织工作能力很强的好干部，无愧于后来流亡队伍同志给他的“兵头”称号。
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打着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李光耀政权，果然不出所料，在与英国人和东姑密谋之后，透过一天前在吉隆坡举行会议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于1963年2月2日发动了所谓“冷藏行动”，向反对他一意孤行、强行实施“新马合并方案”的左派力量开刀，逮捕了113位包括林清祥在内的左派政党和团体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幸好中央领导和新加坡党组织洞悉其奸，早就部署了撤干行动计划，因而使一批优秀干部得以在“冷藏行动”之前安全撤离新加坡，为革命保存了宝贵力量。（可参看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Chapter 17，page 278-2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60年代初起就喋喋不休、处心积虑、四处推销其“新马合并方案”和马来西亚计划的李光耀，在左派力量遭到镇压后，于1963年9月遂其所愿，加入了马来西亚，而正当他本人自以为得计、踌躇满志之时，不料，应验了一句谚语说的话：“强扭的瓜不甜”。1965年7月，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决定要将他“休”掉（逐出马来西亚）了，他们之间的“蜜月期”，为时不到两年就宣告结束了。约一个月后的8月9日，在英国人同意和默许下，李光耀和东姑终于分别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从此新马被“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据说，李光耀当时一时难于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深感“愧对国人”，为此“痛哭流涕”。
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反对李光耀在各种条件尚未成熟之前，违背新马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行实施新马合并、加入马来西亚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而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分手收场，当然是各自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激烈冲突使然，也跟一国难容两“虎”（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不无关系。
十、政治大风暴悄然而至
1965年，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湛蓝，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热，烈日下，流经首都市中心的芝利翁河（Sungai Ciliwung）依然无声无息地流淌，三三两两的当地妇女，不顾河水的浑浊和路人的目光，像平时一样在河畔洗衣、冲凉，两旁的大马路，车辆和行人，熙熙攘攘，首都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也像平时一样正常运转。
引人注目的是，从1962年起直至1965年，解放西伊利安（Irian Barat）军事行动的展开和对抗马来西亚行动的不断升级，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和外汇，加上1957-1958年从荷兰资本接管过来的国营企业全都落入陆军高级军官手里，成为他们损公肥私、聚敛财富、他人莫近的“禁脔”，使国家收入连年减少，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严重，印尼盾（rupiah）不断贬值，百物腾贵，经济情况因而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愈益困难。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左右两派的角力日趋突出和表面化。政治气氛的白热化，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议题转到政治议题上来。
在国内，从1963年起，苏加诺总统为了落实他倡导的团结国内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成立了“纳沙贡内阁”，印共三个主要领导人（艾迪、鲁克曼和约多）作为KOM（共产主义）的当然代表都当了阁员。尽管当时他们在内阁里担任的只是起象征性作用的国务部长职务，但是，到了1965年，印共在内阁中的力量获得进一步加强，跟总统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据《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65年5月，原人民青年团领导人斯蒂亚地-雷克索普罗佐（Setiadi Reksoprodjo）被任命为电力和能源部长。约多在内阁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甚至成了苏加诺的心腹之一，经常起草苏加诺的重要演说。”（见第254页）此外，印共党员干部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国会以及其它一些政府机构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使右派军人集团更为紧张不安的是，印共提出建立一支由武装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第五军（Angkatan ke 5），以协助共和国武装部队维持治安和击退外来进攻的方案，得到苏加诺以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的支持，只有以陆军参谋长雅尼（Yani）为代表的右派军人集团一再表示坚决反对。（见第253页）
在对外方面，苏加诺更加坚定地奉行反帝反殖、支持亚非拉人民斗争的独立自主（bebas dan aktif）外交政策。他宁可退出亚运会和奥运会，在新中国支持下创立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甚至主张召开排除西方国家在外的新兴力量国际会议，与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控制的联合国对着干。他在1965年8月17日国庆演说中，进一步提出建立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反帝轴心的主张。
与此同时，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马来西亚计划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领导的“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Pemerintah Revolusioner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于这一年初在印尼首都宣告成立。在这之前（1963年初），文铭权、黄纪作等被英国人遣送到中国的砂拉越左派运动领袖，应印尼政府的邀请也已由中国秘密前来印尼，与越境过来西加里曼丹活动的成千名砂拉越热血青年在坤甸会合。文铭权重新担负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的最高领导职务，他一面着手整顿组织，加强砂盟的革命力量，为建党做好准备工作；一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北加合众国革命政府，以争取印尼政府的援助（如军事训练、武器弹药），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实现北加独立、自由和繁荣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炽热的政治气氛下，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继北京代表处于1965年2月成立之后，也于1965年3月在雅加达设立代表处。此时流亡印尼约十二年的余柱业公开露面，担任代表处副团长，于1950年代初就被迫流亡印尼的朋苏汀（Bung Sudin）为团员之一。“解盟”印尼代表处的主要任务，是公开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宣传，以扩大国外影响，并在印尼的马来亚侨民和留学生当中进行活动，争取他们支持和同情革命。
余的露面虽然使当地一些朋友知道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从而使与他公开上有来往的人多少沾上一点色彩，不过，由于我们之间的来往一直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并坚守地下工作的严密细则，因此，当老余等四位代表处成员在9-30事件发生后被印尼反动军人逮捕，并没有给在印尼流亡的队伍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苏加诺总统还强烈主张把美英等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煤气、轮胎等企业，如加德士（Caltex）、美孚真空（Stanvac）、丰年（Goodyear）进一步收归国有。
非常明显，在当时两大对立国际势力博弈的历史背景下，苏加诺总统坚持反帝反殖、日益亲共亲中的内外政策，对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印尼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因为这样，苏加诺和印共一直是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右派势力三番五次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一年的5月23日，迎来了印共成立45周年纪念日。印共在首都史纳央运动场举行了有约八万名群众参加的盛大庆祝集会。苏加诺总统在印共主席艾迪陪同下出现在主席台上。印尼一些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要员、政党人士、军人代表、社会人士也前来观礼。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也应邀前来印尼参加庆典。真可谓冠盖云集，盛极一时。
当开幕式开始，高奏印尼国歌和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由印尼总工会（SOBSI）、印尼农民阵线（BTI）、印尼妇女协会（Gerwani）、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等群众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排成整齐的方队，在铜乐队的先导下，绕场一周，此时鼓乐喧天，掌声如雷，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在这一盛大庆祝集会上，还表演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和极富地方特色的文娱节目，观众席上由上万名学生配合并成的色彩鲜艳、美丽夺目、鼓舞人心、变化多端的庆祝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围绕这次庆祝活动，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文娱晚会，随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的南京前线歌舞团，在晚会上表演了几个精彩的舞蹈节目，如果没记错，一个叫《飞夺泸定桥》，表现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不怕牺牲，不怕艰险，强渡大渡河时，抢夺天险泸定铁索桥的事迹，另一个叫《丰收舞》，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丰收季节，社员们边收割边跳舞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巧夺天工、五彩缤纷的舞台布景和灯光的独特设计，同样令当地观众赞叹不迭。
印共盛大庆祝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就像新雷第一声，惊动了大地。她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左派群众的斗志，进一步密切了与苏加诺为代表的中间力量的关系，国际友人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另一方面，使敌视印共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进一步刺激它们加紧勾结起来，密谋如何把印共“解决”掉。其实，右派将领对印共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大屠杀中几乎全党覆没的情况下，能在短短的十年（1957年）内东山再起，成为印尼第四大党，早就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他们一直在伺机行事，而且，为除后患，这一次非横下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员，把印共及其同路人赶尽杀绝不可。
当年笔者通过友人得到数十张请柬，交给老余，另外私下留了两张给忠谦和福华（因我知道他仍在雅加达）。所以，那一天，许多流亡印尼的同志，都获得机会见证了印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庆典。忠谦和福华观礼完毕，散场和我相见时，看得出大家心潮澎湃，感触良深，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当我们互道珍重时，谁都没意识到，一个即将改变共和国和印共命运、比04年夺去亚非多个国家数十万人性命的印度洋大海啸更为可怕的政治大风暴，已悄然而至。而更没料到的是，当风云突变，腥风血雨袭来的那一刻，印共这棵深深植根于印尼沃土上、枝繁叶茂、比中共历史早一年的参天大树，竟然在顷刻间，被连根拔除。
记得当时间到了1965年8月，传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长期患有糖尿病和肾病的苏加诺总统，8月4日病情突然恶化，经印共主席艾迪由北京带回的两个中医检查，确认他的病情严重，随时有性命危险，就算经医治后能康复，也可能瘫痪，不能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一高度机密的消息，却像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样，很快就传到敌对双方阵营那里，使博弈双方主帅的谋划由做好万一发生冲突的准备转为择机先发制人了。于是乎，首都的空气骤然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了。
没多久，便传出7位陆军将领成立了一个“将军委员会”（Dewan Jenderal）的消息。据说，“将军委员会”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印尼“建军节”时，利用前来首都参加检阅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总统和消灭印共。而印共方面，据说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要求具有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如在行政机关、立法议会、国营企业任职的干部），晚上不要回家过夜。看来，双方的较量已无法避免，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面对这种形势，印共和朋友们表现得很乐观，以为胜劵在握，犯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的严重错误；对苏加诺坚定革命的一面寄望过高，对他动摇软弱的一面估计不足；对顺利一面想得多，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一面，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和右派军人的能量，“心中无数”，忘记了“1948年茉莉芬事件”血的惨痛教训。
因此，当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事情的进展并不是按原先设想的那样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当死里逃生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五星上将喘过气来，与雅加达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以及右派政党和团体勾结起来，在美英帝国主义势力暗中配合下，进行疯狂反扑的时候，印共仍旧抱着不可原谅的等待观望态度，把局面的扭转完全寄托在苏加诺身上，丝毫不做任何的抵抗，以为此时此刻的苏加诺仍然能像过去那样，以他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排除那些誓要打倒他本人和彻底消灭印共、以报“一箭之仇”、乘机窃国篡权的右派将领的阻挠，使9-30运动给国内带来的巨大冲击，能以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和平解决。
此时此刻，尽管苏哈多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的坦克、装甲车和部队包围了总统府，占领了电台和首都各个重要战略要点，同时通过广播、报纸连篇累牍地大造舆论，进行反共宣传；臭名昭著的戴红贝雷帽穿迷彩服的陆军教导团和驻西爪哇（Jawa Barat）万隆的西利哇仪师团（Divisi Siliwangi）精锐部队，也星夜开进首都，联手部署疯狂的反扑镇压行动，而左派力量和群众则天天在期盼和等待苏加诺在茂物（Bogor，亚洲著名植物园所在地）总统行宫主持的内阁会议，能达成和平解决9-30运动的决定。苏加诺总统一如既往，在会议上一再强调其“纳沙贡”主张，甚至谴责某些右派将领镇压人民的残暴行径，并想方设法用各种言词淡化9-30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据说，印共第二、三把手鲁克曼和约多，也曾数度躲过右派军人耳目，冒死出席会议，希望化解危机。
结果，分秒必争的时间，一分一秒，日复一日过去，苏加诺和印共失去了把忠于总统的海、空军、部分陆军和警察以及进步力量紧急动员起来，给予反动势力以有力反击的宝贵时间和机会。茂物会议，最后无疾而终；苏加诺的政治解决方案和为此所做的一切，最终成了右派将领餐桌上一道有助消化的佐餐“笑料”。此时的苏加诺，处境很不妙，实际上成了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软禁下动弹不得的“空头总统”，跟随他的部长们，包括外长苏班里奥（Subandrio）和空军参谋长奥马尔-达尼（Omar Dhani）等，一个个厄运难逃，而印共领袖及其支持者则成了毫无招架能力的“待宰羊羔”。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地位终于不保，他在苏哈多右派将领的逼宫下，交出了“行政权力”，黯然下台，结束了自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告独立以来，由他统治了20多年后来被称为“旧秩序”（Order Lama）时代。第二天，即3月12日，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苏哈多，立即下令，正式解散印共及其属下所有群众组织，萧玉灿领导的华裔组织——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也被封闭，其属下的所有学校和一所大学被接管。
记得在风云突变的时刻，首都成天有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在美国驻印尼情报处唆使下和在右派军人集团的保护下，上街示威游行。他们包围总统府，高喊打倒苏加诺的口号；火烧和破坏印共总部及其属下的总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人民青年团；抢掠和破坏印共报馆、印刷厂、书店和人民文化协会（简称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欢乐合唱团（Ansambel Gembira）等进步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构和学校。据说，年轻学生的示威破坏活动获得美国情报处的经济支持，参加者除有免费饭盒、饮料吃喝，还可领取一笔赏金。
还记得，其时，美国情报处也曾派出一辆车子到“觉醒”门市部查看。幸好，好些天前，我们已把所有中、印文“红色书籍”，从橱窗里撤了下来，以致让美国情报处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些打正“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改编的印尼文连环画，有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Kalung)、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Kisot）、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以及《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 Crusoe）等，不下数十种，令他们看傻了眼，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这样，“觉醒”躲过一劫，没有像印共书店“革新基金会”（Yayasan Pembaruan）那样,即时遭捣毁、破坏，图书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反共歇斯底里在首都扩散。每当夜幕降临，右派军人集团就会派出军警和车辆到各个居民点，强令居民和他们一起前往他们锁定为共产党人活跃的乡村进行大包围，逐家逐户搜查，稍有可疑的，见一个捉一个，实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entah benar entah tidak）的残暴政策。笔者就曾在某天夜晚，先是被叫到一个学校集中,随后与附近居民一道被押上军车，最初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心情非常紧张，也很无奈，只好“听天由命”。后来才清楚，他们是要居民们“助阵”，跟随他们去包围一个“赤色”乡村（天亮后，才知道是在海口一带），进行反共“围剿”活动。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被安排在外围一个茅寮里望风，那些手持刀枪木棍的军警和暴徒则冲进村子里大肆搜捕和抢掠，另外，还布置几个军人在周围重要据点架起机关枪把守，严防有人拒捕，突围逃走。那是月黑风高之夜，无辜村民被抓走了多少人，被洗劫了多少财物，不得而知，而我们这些居民则整整给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分，才散队，自行回家。亲友们焦虑地等了一夜，见笔者终于安然无恙回来，才放下心头一块大石。
首都的反共歇斯底里和滥捕滥杀之风，很快就蔓延到印尼许多地方。刽子手们像是杀红了眼、毫无人性的野兽，大开杀戒。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中，在中爪哇（Jawa Tengah）、东爪哇（Jawa Timur）、峇厘岛（Pulau Bali）、苏北棉兰等地被杀害的印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包括不计其数手无寸铁的工人（其中有许多是苏北地区的种植园工人）、农民和华人，多达四百万人以上。有目击者说，一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连6-7岁的小女孩，一个都不放过，照杀不误，以至血流成河，尸体就漂浮在水面，惨不忍睹。
前面提到过的友人、棉兰《希望日报》总编辑陈富强，就是被当时苏北军区一位极端反共反华的右派将领——克马-伊德利斯（Kemal Idris）在该地区进行的所谓“剿共”行动中，惨遭杀害的数十万跟“9-30运动”毫无关连的无辜群众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位在棉兰附近的民礼（Binjai）教书、儿时就认识的先达同乡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许年更（许原为民礼青年会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参加印尼国籍协商会活动），也惨遭毒手。他（她）们遇害时，年仅三、四十岁，正值年轻有为的大好年华。令人更为悲愤的是，他（她）们的尸体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刽子手扔到哪里去了！？
后来，有人把1965-1966年发生在印尼的大屠杀，比做德国纳粹分子在二战期间（1930—1940年代）对犹太人进行的“The Holocaust”（大屠杀）。事实上，印尼这场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和灭绝人性，丝毫不比杀人魔王希特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无辜平民和战俘以及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居民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来得“逊色”。而对这场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罪责的，正是利用“9-30运动”，发动军事政变，窃国篡权，日后用独裁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苏哈多以及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克马-伊德利斯等右派将领。
此外，以苏哈多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唆使和怂恿一批年轻大中学生和暴徒到位于卡查玛达街（Jalan Gajamada）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门前示威，高叫反华口号，一些暴徒甚至于罔顾外交规定，冲进中国大使馆里面捣乱，并企图用武力把飘扬在使馆旗杆上的五星红旗降下来，肆意对中国进行侮辱。为了维护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荣誉，使馆人员跟暴徒们展开激烈的搏斗，令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恰好我正路过那里，亲眼目睹了反华分子拙劣的表演。暴徒们的野蛮行径，为当时在马路旁围观的群众所不齿。
紧接着，右派军人集团又制定了许多针对华人华侨的排华法令，下令解散了印尼全国各地所有的华侨社团，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只准陆军军人所办、为其反共反华张目的一家半页多印尼文、少于半页华文的不伦不类华文报存在），禁止使用中文和严禁中文书刊进口，强迫所有华人必须改用印尼姓名。
尤有甚者，右派军人集团为了进一步发泄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的仇恨情绪，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浊浪。他们诬蔑华人华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狗，是印共的后台老板，指使暴徒趁机抢掠和霸占华人华侨团体、商店的资产，并且，强行把长期来友善的印尼人民对中国的称呼，由“Tiongkok”篡改为“Cina”。
如此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由“Republik Rakyat Tiongkok”变为“Republik Rakyat Cina”（支那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或华人就由“Orang Tionghoa”和“Keturunan Tionghoa”变为“Orang Cina”（支那人）和“Keturunan Cina”（支那人后裔）了。对生活在印尼的数百万华人华侨来说，“Cina”和“Orang Cina”的称呼，非但刺耳，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很明显，这种篡改决不是什么语言文字学的问题，也决不是什么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为了挑动当地人民敌视和羞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挑衅性政治问题，是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的原则问题。众所周知，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尼三年多期间，“Cina”（支那）和“Orang Cina”（支那人）的称呼，才大行其道，以示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那时笔者虽少不更事，但对这一称呼的“内涵”还不至于蒙昧到一无所知的地步。
之后，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并不善罢甘休，他们以中国支持印共、干涉印尼内政为借口，不顾印中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历史的深厚情谊，片面地中断了印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从此，印尼华人华侨的处境更为险恶了。他们的华文姓名一律得改为印尼姓名。他们的后代只能读印尼文，不能选择读华文，也不会讲华语。他们的行动自由和过节的正当权利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就算入了印尼籍，也只能当二等公民，过着低人一等、受人歧视、忍气吞声的“Orang Cina”（支那人）的生活。不仅如此，每当印尼内部有什么动乱的时候，他们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任人宰割和鱼肉的“替罪羔羊”。当然个别与右派军人集团相勾结的上层华人除外。
1998年5月13日-15日，也就是苏哈多下台前夕，他和极端反华反共的纳苏蒂安为了转移印尼人民的斗争视线，再一次怂恿和唆使暴徒在右派军人保护下，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爪哇的梭罗、东爪哇的泗水、苏北的棉兰等地发动了一场针对华人华侨（即他们称为Orang Cina）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骚乱和破坏活动，造成印尼华人、华侨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据统计，仅雅加达一地，就有五千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焚毁，约一百五十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一千二百名华人被杀害。笔者一位居住在雅加达的老友的住宅被抢劫，他的女儿为了逃避暴徒的施暴，冒着生命危险，慌乱中爬上屋顶，结果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所幸保住了清白和性命，却保不住手脚受骨折。苏哈多右派将领集团及暴徒们排华反华的累累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非常明显，这是对“Orang Cina”这一挑衅性政治问题和必须严肃处理的原则问题，采取“绥靖政策”的恶果。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即便有一天印尼宪法上规定“Orang Cina”可以当总统了，也是白搭。“Orang Cina”问题，依然是埋在印尼华人身边一颗威力可怕的“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届时，少数华人可以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大多数华人则只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任由宰割！！
十一、剃人头者 人必剃之
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苏哈多这个杀人如麻，依靠美英帝国主义扶持，用独裁专制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的右派将领头子，在1997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对印尼政经社会带来的后果冲击下，终于在1998年5月21日，被群情激愤的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像突然爆发的默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位于东爪哇）那样威力巨大的抗议示威怒潮，把他从看似稳如泰山的总统宝座上拉下马了。
事实证明，在苏哈多治理下的所谓“新秩序”（Order Baru）时代，他的家族内外勾结，横行霸道，损公肥私，聚敛财富，裙带风盛行。在苏哈多的授意下，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四个儿女和一个媳妇任国会议员。苏哈多的显赫政治权力，也让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他们的配偶、族亲和表兄弟以及他的孙辈们，几乎垄断了印尼所有的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同时拥有许多企业和股权，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苏哈多家族商业王国。
据西方传媒披露，苏哈多家族拥有分属二十家大集团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共有四百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给印尼缓解金融危机巨额贷款的数额。苏哈多及其家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1997年为“花花公子”的小儿子汤米举行了极尽豪华奢侈为能事的“世纪大婚礼”，参加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广大平民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显示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印尼高居亚洲之冠。
资料还显示，苏哈多本人曾在《福布斯》杂志（Forbes，福布斯为美国最大型的出版和媒体集团，成立于1917年。《福布斯》杂志为其旗舰刊物，风行全球）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资产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另据总部设在柏林的全球性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腐败报告》排列出的全球十大贪污腐败政治领导人名单里，苏哈多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位居榜首。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苏哈多于1967年至1998年任职总统期间，挪用公款高达一百五十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六百九十五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权倾一时、被一些人称为“建设之父”的苏哈多，在他下野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利用特权，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罪行，一件件，一桩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而且，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下，他本人逃脱不了当被告，吃官司，受审判的可耻下场（尽管他一再以“健康欠佳”为由，拒绝前往最高检察院接受调查）；他的子女也被清扫出国会，儿媳、弟弟被司法部门审讯，其小儿子汤米因策划谋杀法官、私藏武器和畏罪潜逃等三项罪名于2002年被判监十五年。（由于苏哈多及其家族在军方和司法界的影响仍在，汤米服刑不到三分之一即出狱）
2008年1月27日，曾几何时、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苏哈多，敌不过下台后官司和病魔缠身的困扰和打击，终告还魂无术，寿终正寝。但他生前欠下印尼人民的钱债、血债官司，并不会就此了结。也就是说，他被控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案件，将继续受到法律的审判；仍在世的印尼大屠杀幸存者和数以万计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对他在9-30运动发生后所犯下的残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入调查和审判；亚齐民众和东帝汶人民也决不会饶恕他出兵镇压亚齐和东帝汶民众时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对他的一生，褒贬不一，于今世上，毫不奇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以反贪廉洁自居、被捧深谙儒教真谛的李光耀，却对苏哈多这个极端排华反华的刽子手和贪污犯，情有独钟，感激涕零。
李不但在苏哈多弥留之际，第一个飞去探望（其他两个前去探望的，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尔和文莱苏丹，但他们俩“三缄其口”，而东帝汶领导人则对西方传媒表示，只愿为一个垂死的人祈祷，但绝不会宽恕苏哈多派军屠杀东帝汶民众的罪行），而且，发表了一通“言人所不敢言”的讲话。李除了吹捧苏哈多“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对东南亚的稳定所起的作用，而且对“30年来同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没得到应有的尊敬，感到悲哀。”他甚至认为，苏哈多建设起来的资产价值是数以千万亿元计，几十亿元资产因贪渎的流失，又算得了什么。（见2008年2月5日“联合早报网”吴俊刚《褒扬苏哈托引起的疑虑》一文）
李光耀此言一出，不但立即引起印尼许多媒体的非议，就连新加坡也有不少人质疑其言论是否过了头，有人甚至表示，如果新加坡发生类似的贪污腐败行为，难道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
其实，不论从何种角度或站在何种立场来看，李光耀此言差矣。在反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双重标准，贪污就是贪污，就算你贪了一点，也是犯罪行为,也会令你自己和国家蒙羞，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你为公司或国家赚了多少钱，做了多少贡献，就可免了你的贪污罪，这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苏哈多身为“一国元首”，竟以身试法，明知故犯，再加上他及其家族利用职权所贪污和挪用的款项，数量是如此惊人，因此，不但不应为他“申冤”，相反，应给他“罪加一等”！!对于伦敦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动辄以法律对付对手的李资政，不至于连这点法律常识都阙如吧！
至于说到苏哈多对东南亚稳定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明眼人心里有数。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大概不会忘记，19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非洲人民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语，大意如此）；被称为美帝头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是于1971年7月9日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于1972年2月21日亲自到北京晋见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急忙来华访问，与中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紧接着，东南亚国家的菲律宾、泰国以及当时还在与获得中共支持的马共作战的马来西亚政府，像参加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接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也不甘落后，加入这支“团队”，于1976年赶赴北京访问，希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毛泽东1970年代初在外交上作出的震惊世界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相互争霸的夹缝中过日子的被动局面，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而且，牵动了整个地球，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使亚洲包括东南亚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获得了百年不遇的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谁能说：“是苏哈多对东南亚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谁又能说：“1978年前我们的敌人遍天下，1978年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呢？！这不都是睁眼说瞎话吗！！
印尼人民在1998年的5月，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以军队为后盾、获得拥有三千六百万党员的执政党——专业集团（GOLKA，Golongan Karya）支持、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关系、用铁腕手段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新秩序”时代的“军事强人”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当然不是偶然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认为，苏哈多集权统治的垮台，可用3个3来形容：
30年的鸦雀无声（从1966年3月到1998年5月，苏哈多统治印尼共32年）；
3个月的街头骚动（1998年3月10日苏哈多未经投票第七次当选总统，引发民众抗议，5月21日苏哈多下台）；
3天之内土崩瓦解（1998年5月19日至21日，苏哈多从公开表示不辞职到公开辞职）。（见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4日 博客网 庄礼伟）
以上用3个3来形容苏哈多独裁政权的猝死，是否非常贴切，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它至少给有兴趣者提供了可以进一步去想象的时间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把苏哈多打翻在地的年轻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所采用的手法，与当年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策动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推翻苏加诺所使用的伎俩如出一辙。据说，幕后几个主要搞手，还是当年受苏哈多利用的大中学生。所不同的是，当年他需要出动坦克、装甲车和军队相要挟，而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他就被群众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来。由此可见，此时此刻的苏哈多及其独裁统治，是何等不得人心！他和他的家族是何等令人憎恨！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这就是“剃人头者”，应得的“人必剃之”的报应。不过，苏哈多的独裁统治及其家族商业王国之覆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乏此类例子。古语有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统统都报”，未来的历史将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下面是苏哈多极盛时期其家族商业王国全貌：
长女西蒂：拥有一家交通运输公司和一个火力发电厂，同时拥有中亚银行
的股份。
长子薛狄：全国最大汽车集团的最大股东。
次子巴姆班：他控股的公司经营范围涉及电视、银行、酒店、石油化工、运
输和通讯等。
次女凯迪蒂：经营范围涵盖银行业和建筑业，取得建造苏门答腊通往马来西亚的大桥的合同。
幼子胡多莫：经营汽车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拥有香烟厂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的股权。
幼女胡塔美：其公司负责雅加达海岸填海工程。（节选）
（以上资料见http://news.QQ.com
2008年1月14日
《世界新闻报》）
十二、最 后 一 次 相 遇
1965年9-30运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和观望，最后考虑到我的安全，组织决定让我转入地下。从此，我又重新开始了数十载“浪迹天涯”的流亡生活。
1966年中，几经辗转，我再次来到廖内（丹绒槟榔）。没想到就在这里又一次和福华不期而遇。不过，此时此刻，宛如隔世，如今已是风雨如磐的岁月，白色恐怖阴霾笼罩着千岛之国。想起一年来印尼发生的骤变，我们相对无语，而我心中更是愧对老友。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北望中原，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神州大地闹翻了天。据说，这是一场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关系到要不要反帝反修和支持世界革命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要求人们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紧跟时代步伐，敢于造反，破旧立新，灭资兴无，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印共的惨败，从无线电波中传来了一篇又一篇革命言词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同时也传来了一个接一个深受景仰的领袖级人物消失、一个接一个新人物冒起的消息，以及一首又一首令人鼓舞的歌颂伟大领袖的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对身处印尼的流亡队伍，兴奋之余，在思想上、感情上无可避免地引起很大的震动。
我们中有些人，似乎从文化大革命和印共挫败中，深有感触，看到流亡队伍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于是，他们不顾当时身处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地下环境，不管自己手上有无政权和军队，从主观愿望出发，希冀仿效中国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小革命”，以解决内部思想矛盾、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防止流亡队伍中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使流亡队伍的思想更加革命化，为“打回老家去”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那时我们在廖内有两个点，一个是一年多前棉兰事件时我去过的那个点，另一个是后来新开辟的点。福华仍旧和老何（即福坤）他们一起住在旧点，我则和老方等人住在新点。可以这么说，流亡队伍的“文化小革命”，不是在接近斗争前线的廖内而是在苏哈多右派将领白色恐怖统治下的雅加达首先发动起来的。尽管如此，这股刚刚刮起来的“文化小革命”之风，不仅令人担忧，而且不能不对身处廖内的同志带来影响。
实际上，流亡队伍中，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清楚，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以及它所要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他们不联系印尼的具体情况以及同志们的实际，生搬硬套，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和红卫兵的极端做法，都运用于流亡队伍中来，搞串联，搞批斗。他们甚至于断章取义，动辄就以“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些对付阶级敌人的语录，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他们忘记了“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犯了错误的同志，改了就好”以及“不仅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等经过实践证明为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团结同志的原则和方法。
还有一些同志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问题上，片面理解，随心所欲，要求只有六七岁的孩子，要学《红灯记》里的铁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是乎当天蒙蒙亮，大人们都还在梦乡的时候，却要孩子起身干活；孩子生病发烧，不带去看医生，认为动不动看医生，是娇惯孩子，不利于培养孩子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在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问题上，个别同志，陷入哗众取宠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当时在流亡队伍中广泛流传一个笑话，说是有位同志负责买菜，到了巴杀耐着性子，专去挑选那些廉价但已不新鲜甚至于发臭的鱼，买回来给同志们吃。为此，闹了许多诸如此类的笑话，成为同志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他自己却依然自得其乐。有的当了母亲的女同志，由于奶水不足，需要买奶粉补充给婴儿喝，也被扣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帽子，甚至于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也引起争议和不快。更为严重的是，病鸡舍不得丢掉，照吃不误。幸好那时候还没出现“禽流感”，否则，后果如何，实在不堪设想。
在他们看来，革命者似乎不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身体似乎不是革命的本钱；讲健康似乎就是“保命哲学”。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算在深山老林里，环境再艰苦，再险恶，只要条件许可，也要让部队吃的饱，吃的健康，吃的有营养，否则，一支面黄肌廋的队伍如何跟敌人作战，如何长期生存，坚持斗争。当然，在敌人围剿，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许多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宁可饿死，决不投降的英雄事迹，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并非绝无仅有，他们的英勇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据我所知，就在“文化小革命”闹起来之初，福华和福坤等人正忙于学习和讨论组织文件，积极进行“热身”活动，为潜回新加坡，恢复遭到1963年“冷藏行动”严重打击的公开战线的斗争和地下组织的网络而努力。他们根本无暇去深究和关注这场“文化小革命”，所以，“文化小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冲击。
我和福华这次重逢，由于不是生活在一处，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加上他又重任在身，就算偶尔到我那个点与老方讨论工作，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本说不上几句话。记忆中，此时的他，显得更加自信、沉着，更加成熟、老练，更加坚定、稳重。他的外表也起了些微的变化，就是把原来长满浓密黑发的头，给剪成一个平头，看上去，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头”。
后来，他回新的确实日期，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启程前，在当时地下环境下，也轮不到我给老友饯行。至于他回去后的活动情况，我就更无从获悉。只知道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加坡左派阵营里原有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他在贯彻组织制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时，面对各种不同声音，左右为难。
正是在这场“鹬蚌相争”的内斗中，政治部特务极力钻空子，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使左派阵营的分裂益发不可收拾。许多左派群众和支持者因此而感到无所适从，对斗争前途失去信心。再加上李光耀政权一贯采用英国殖民者制定的那一套镇压人民的“内安法”，打击和对付凡是与他政见不合的进步人士，不经审讯就把他们无限期地拘留起来，结果，使原来势力足以向李光耀控制的人民行动党“叫板”的新加坡最强大的反对党——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一步步式微，最后终于在新加坡政坛上销声匿迹。从此以后，新加坡步入了李光耀控制下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时代，步入了议会里只剩几只“小猫”喵喵叫、徒遭世人对他专横打压反对派诸多诟病的时代。
据老方说，当时福华为了统一左派阵营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认识，曾通过撰写一些评论，在公开报纸发表，因而引起敌人注意，并追查文章出处和来邮地址。从这条线索，敌人终于察觉到他的行踪。福华的被捕，可能跟这件事有关，不过，真相是否如此，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实在不敢随意乱说。
1970年代初，我又远赴他方，离他更远了。从此，一直没有他被捕后的音讯。直到1970年代后期，从《革命之声》电台传来他被李光耀政权迫害致死的噩耗。没想到廖内一别，竟成了诀别，对这位老友未满46周岁，便英年早逝，心中的悲痛非笔墨所能形容。令我为他感到骄傲的是，《革命之声》电台还介绍了他在狱中，不顾重病在身，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最后光荣牺牲的事迹，并称他为烈士，号召同志们学习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直到时隔近30年后，我才对这位老友的被捕原因、狱中的英勇表现以及光荣牺牲的具体情况，略知一二。最近又有机会读到黄信芳同志撰写的《永远怀念我的引路人曾福华同志》的文章，使我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
现在已可肯定的是，福华不幸被捕，是由于内部有人妥协泄密，被捕日期是在1971年2月18日。他被捕后，关押在卫理路地下密室（单独禁闭），受尽严刑拷打，以至浑身是血，此外，狱方还常常逼他光着脚泡在冰水里，以至双脚冻伤，失去知觉。然而，这一切酷刑，并没能动摇他的坚定立场和革命意志，却使身体原本壮实的他，身心俱损。他身后留下的一件血衣，就是反动当局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的有力证物。后来他又患上肝病，常常呕吐，难于进食，身体变得衰弱不堪，但监狱当局却熟视无睹，不给予治疗。狱方毫无人性的态度，不但没有使他气馁和屈服，反而激起他更加机智地与狱方展开不懈的斗争，要求狱方给予他作为一个患者应得的入院检查治疗疾病的待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1971年2月18日被捕直至1978年3月15日获释，福华在狱中整整战斗了七个年头，经受了各种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他的英勇斗争和表现，令同狱难友深受感动，并且自始至终都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巨大的声援。
当时，与福华关在一起的就有一位著名的社阵领导人——傅树楷医生，他和其他难友亲身目睹了福华重病在身，如何顽强地、机智地同狱卒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后来，傅树楷医生眼看福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他亲自检查后，认为狱方必需立即把福华送院医治，否则会有性命危险。于是，傅树楷医生和同狱其他难友不怕遭到打击报复，联合起来向狱方交涉。但是，反动当局依然不予理会，全体难友忍无可忍，一致行动起来，绝食抗议，最后才迫使有关方面不得不答应把福华送院治疗。
遗憾的是，为时已晚，福华的病已被一再耽搁，此时的他，生命垂危，药石罔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动当局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才于1978年3月15日把他释放，送回家。十天后，即1978年3月26日夜，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同窗和战友就此离开了他所眷恋的故土，离开了和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亲人，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未竟事业。
据黄信方同志的文章说，福华的太太红枣连同弟弟才发，2002年间曾前往泰南访问了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篷公主村），他和她们难得一见，并趁此机会，要求她们回去后把福华的生平事迹和光荣战斗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传给他。她们回去后，果然很快就把资料送过来。如今福华的简要历史以及在新加坡裕廊公墓里“曾福华纪念碑”的照片，已经陈列于泰南邦朗和平村历史文物博物馆内，供后人和游人瞻仰和追思。我相信，这样做是符合福华生前愿望的。他家属提供的资料无疑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想，福华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的。
结语： 《 光 荣 牺 牲 》
记得半个多世纪前，福华和我还在华中校园里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经历那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时，我们曾学唱一首名为《光荣牺牲》的苏联歌：
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首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但非常悲壮，很有力量，给人以巨大鼓舞，在当年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野餐活动中广为传唱。
最近从一本歌书上发现，这首歌原来创作于19世纪，是为了纪念1876年一个在监狱里去世的大学生、革命运动参加者车尔尼夫写的，后来便成了革命者的葬礼进行曲。词作者为{苏}玛契切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在希特勒法西斯强盗面前英勇就义的。
今天，我就把这首歌当作一朵洁白无瑕的小花，献给半个多世纪前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为了马来亚（含新加坡）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同窗和老友——曾福华，以寄托对他的无尽思念和讴歌他的英雄事迹。
另外，福华和我在那个青春焕发的年代，也曾阅读过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像同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都被小说主人公保尔的英雄形象所深深打动。作家借保尔之口说的一段名言，一直是鼓舞和激励福华和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为人类美好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座右铭：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顾已逝年华时，不因虚度时光而悔恨，也不因一事无成而羞愧；这样，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就可以坦然地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人世间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福华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事业的一生。他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
如今，我们那一代人年已古稀，但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不仅无怨无悔，而且为自己做过的一切引以为荣。
当今世界，看似安稳太平，实际上，瞬息万变，矛盾重重；大小武装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类震惊国内外的突发事件、“地震”、“海啸”，层出不穷，令世人目不暇接，不得不面对之余，更加坚信：人类社会一定会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前进。一切不合理、不正义、不民主、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制度，一定要灭亡！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脱稿于2008-07-24夜
最后修改于2009年1月
张泰永
2009-7-20作者重新校阅了一次，改正了出版时校对上个别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