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一个死心踏地的资产阶级政客
六评林治波《普京的十大强国战略》
（原创作者 亦工农）
段落提纲：
一、一个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不信共产主义，信耶苏基督
二、德国间谍生涯和“东欧巨变”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
三、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
四、两次左派政变中坚决支持叶利钦和索布恰克
五、叶利钦精心选拔培养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六、俄罗斯共产党的死敌
七、系统地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
八、防止革命，防止逆转，死心踏地为资本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普京是个什么人？林治波在《普京的十大强国战略》中指鹿为马地说：普京有苏维埃情节，维护苏联利益，以公有制为主体，普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看来，林治波似乎认为普京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事实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普京其实是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派急先锋和得力干将；是一个的忠实资产阶级卫道士；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死敌；一个死心踏地的资产阶级政客。如若不信，请看事实。
一、一个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不信共产主义，信耶苏基督
俄罗斯的多数居民信奉东正教（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之一)。普京的母亲信教，在过去的苏维埃政权时代，人民必须接受无神论，是不准信教的，可是普京的母亲玛丽亚——一个普通的列宁格勒女工——却仍然秘密地为儿子到教堂洗礼。因此，普京出生后就受洗为东正教徒，并为他准备了一个小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至今一直挂在他的脖子上。这是普京在２０００年２月回答选民有关他的信仰时透露的。他还说，他在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时，曾经应以色列外长之邀访问耶路撒冷。普京此行专门带上母亲当年给他的十字架，在以色列东正教教堂的圣棺完成了这一十字架的圣化，实现了母亲的嘱托。早在苏联解体之前，普京即投身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民主派的得力干将。据俄国报纸透露，普京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退出了苏共，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有专家推测，那应该是在1991年7 月和12月之间，即叶利钦和索布恰克退出苏共之后和苏联正式解体之前。在国家经历巨变之后，昔日的信仰已经失去了支柱，普京不能没有一种新的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于是，东正教开始成为他的信仰，小时候他受洗时母亲给他的十字架，就有了新的意义。圣城的宗教传统和气氛给过了不惑之年的普京非常深刻的影响，他后来特地带全家再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并且从此开始定期到教堂做礼拜。普京承认自己是全心全意上教堂的，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养成上教堂的习惯。普京有个私人忏悔的神甫，他叫吉洪(舍夫库诺夫)，是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莫斯科奉献节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院长。每逢东正教的复活节期间，普京总要去某个寺院，与修士们谈话，给他们的寺院以某种承诺。普京上台后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普京还坦陈“东正教会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支柱”。
二、德国间谍生涯和“东欧巨变”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
普京1952年10月7日出生于列宁格勒。1975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经济学副博士。毕业后分配至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1985年至1990年间被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又叫东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使他得以就近观察联邦德国（西德）社会经济运作，普京虽然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切身的体验和了解，他了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模式，目睹了社会主义的东德落后于资本主义的西德的巨大差距。他亲眼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大批东德公民奔向西德，最终以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并入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他亲身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东欧巨变”，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垮台，振撼了他的心灵。通过这一历史熏陶和洗礼，从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普京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正如他的恩师、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有俄罗斯“民主教父”之称的索布恰克所说过：“新总统在东德当情报人员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在那里，普京经常同西方企业界和政府接触”，“他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了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模式，他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圈子中的一员”。
普京的“克格勃”经历现在是世人皆知的事了。但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是，普京本人并不以这个经历为荣。1990年，普京从民主德国回到列宁格勒后不久就向 “克格勃”打了辞职报告。1991年8月20日，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普京第二次打报告，坚决要求从“克格勃”辞职。他被批准辞职了。普京随后就跑去找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沙德汉说：“伊戈尔，我想坦白诚恳地讲讲我过去的工作。就是这样，为的是这不再是秘密，并且没有人再能够以此来威胁我。”普京和沙德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沙德汉将这次谈话录成了节目。在谈话中，他详细地询问了普京在“克格勃”的工作，问他做什么，什么时候在情报机构工作的。这一节目后来在列宁格勒电视台播放了。普京的辞职和并在电视台公开向观众“坦承”他的“克格勃”经历表明了他要在政治上进取的雄心。他不想自己的这段经历将来被人利用，影响仕途的升迁，所以后来每当有人对普京暗示他的过去时，他就会说：“都说了。没有什么有兴趣的。关于这一切大家都已知道了”。索布恰克曾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说，索布恰克的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理帮助很大。
三、 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
早在苏联尚未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索布恰克担任列宁格勒（后改名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主席，后又担任市长，是俄罗斯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被誉为现代俄罗斯的“政治教父”。他与叶利钦（当时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波波夫（当时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后任市长）三人是民主派的三面旗帜。普京毕业于著名的列宁格勒大学，那里思想自由，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教书。索布恰克教授当时正执教于列宁格勒大学。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当时苏共的统治方式持批判态度。索布恰克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大学任课老师，同时也是两人进入政坛的“引路人”。1970年普京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命运中最大的“贵人”——经济学任课老师安纳托利·索布恰克。后者在法律系主讲经济学，普京就是在那里培养了民主的习惯。普京的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也是由索布恰克主持审查的，这篇论文得了“优”。毕业评语是“诚实、纪律性强、具有高度责任感”。
东欧巨变后，普京于1990年回国，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国际问题助理。随即参加了自由派的活动，曾是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和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重要成员，是民主派的得力干将。此时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他的恩师索布恰克经竞选担任列宁格勒市（后改名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主席，后担任市长，作为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索布恰克的忠实门生和得力助手，普京随即担任市苏维埃主席顾问。从1991年6月起，升任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委员会主席，从1994年起，兼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
在担任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副手期间，他与自由派人士有了广泛接触，并积累了必要的政治经验。市政府搬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大楼里——人们已经习惯将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权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据了三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楼办公。先前挂在斯莫尔尼宫所有办公室墙上的列宁和基洛夫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在回答大楼管理员该挂什么新画像的问题时，普京说他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普京自从政以来，总是一路平步青云，其中诀窍就4个字———实干、忠诚。索布恰克出差暂时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索布恰克总是给普京留下自己已经签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纸。这表明他对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视这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发现普京还没有签过字，索布恰克也从来不轻易签字同意。
普京确实对索布恰克十分忠诚。他成了索布恰克最可靠的助手，协助他决策并执行他所委托的任务。在索布恰克与权力最高层的争斗处于败势，甚至有遭监禁、审讯和生命危险时，普京都及时伸出了援手，最后还策划与安排了索布恰克的出逃巴黎休养治病。1996年，在索布恰克竞选市长时，普京领导市府的人员进行了“忠诚”宣誓，声明如果索布恰克不当选，他们将集体辞去市政府的职务，而在索布恰克竞选失败后，普京和许多人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为此，索布恰克十分感激普京： “他不仅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出卖我，而且寄信给最高机关，为我辩护。”上个世纪末的俄罗斯政局可谓是风雨飘摇。1996年，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州州长选举中败北，随即遭遇其政治对手的打击报复，面临着锒铛入狱的威胁。尽管新市长雅科夫列夫邀请普京留任，但是普京认为这是对恩师的背叛，谢绝了雅科夫列夫的提议，这也是对新市长的一种婉转的批评，因为雅科夫列夫也曾经是索布恰克的副手。此时的普京表现出了一个学生、一个部下对自己老师和上级的忠诚。他追随索布恰克离开了圣彼得堡市政府，并说了句后来被俄媒体广泛报道的话：“宁愿因忠诚被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
索布恰克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突然逝世前几天曾这样评价普京说：“他证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派、一个尊重市场的人，那时他是一名具有全局观、决断性并且有勇气的人。他无可挑剔。他从事过对外经济联络工作，然后成为我的第一助手，当我离开城市出差时，他代替我全面管理城市工作。让我们回忆一下，谁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圣彼得堡！从1990年到1995年我们这座城市一共成立了大约6000家合资企业，超过俄罗斯全部合资企业的一半。正是普京发起成立了合资企业领导人协会，帮助市政权创造更加宽松、适宜的经商环境。看，那时我们干了多少事！‘圣彼得堡奥的斯’是俄罗斯第一家合资生产电梯的工厂；依靠瑞典的贷款，成立了著名的‘波罗的海啤酒公司’；与芬兰企业合资成立了‘涅瓦’电缆厂；可口可乐分公司；宝洁公司等。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批外资银行 ——不是代表处，也不是分行，而是100%外资的独立子行。顺便说一句，它们相当大程度上巩固了城市的银行体系。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后，当莫斯科的银行纷纷垮掉的时候，我们的银行还依旧岿然不动。是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萨拉托夫州开始了俄罗斯国内第一次向企业出售土地以及无偿住房私有化。”
索布恰克后来回忆说：“我和普京曾共同经历了两次政变，一次在1991年，另一次在1993年。我知道他在这些考验面前的表现”。索布恰克认为，普京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有胆有识的人，他决不会做出坑蒙拐骗的事。他说：“我曾发现在我身边的人中，有一些人仍与克格勃机构保持着秘密的合作关系。但普京却未让我对他的忠诚和正直产生过任何的怀疑。并且在我们共同工作的6年中，普京从不向我伸手要荣誉、地位和奖金”。关于1991年8.19政变中普京带着武装人员亲自到机场迎接自己，索布恰克一直以为是在紧急时期，普京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措施。他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索布恰克是个多疑的人，他很少相信别人，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疑神疑鬼。但在经历了上述两场生与死的考验后，普京的忠诚让他深受感动，他坚定地感觉到普京是自己人。他公开表示，普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只信任普京一个人。
2000年2月20日，索布恰克在加里宁格勒为普京的总统竞选奔走之际，不幸突然去世。普京在葬礼上给予索布恰克极高的评价，称他是自己的政治导师、民主政治家的典范。他痛心疾首地说：“索布恰克之死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谋杀和毒杀。”
此后，凡是与纪念索布恰克相关的活动，普京一定会拨冗参加。今年8月10日是索布恰克诞生70周年纪念日，普京陪同索布恰克的遗孀柳德米拉·纳鲁索娃，拜谒了位于尼科尔公墓的索布恰克墓地，敬献鲜花，告慰亡灵。
四、两次左派政变中坚决支持叶利钦和索布恰克
普京在上世纪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即投身苏联的民主派运动，是民主派的急先锋和得力干将，是推翻苏维埃制度的“功臣”之一。１９９１年“八一九”左派政变发生时，普京在外地度假，他马上赶回圣彼得堡，思考应对之策。作为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足轻重，紧急状态委员会当然想要控制。当时普京力阻军队进驻，确保圣彼得堡不卷入政变，同时还救回了索布恰克。事件发生时，索布恰克正在莫斯科公干。他马上宣布，坚决支持叶利钦，并决定立即搭乘最早一班飞机赶回圣彼得堡声援叶利钦。然而他还不知道，危险已向他悄悄迫近，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签发的大逮捕名单中，而圣彼得堡的克格勃们也已随时等着抓捕他。就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普京长期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帮了索布恰克的大忙。克格勃内部的老关系很快就向普京通报了即将抓捕索布恰克的消息。为了确保索布恰克的安全，普京当机立断，决定冒险实施一次“抢人”营救行动。在普京的亲自指挥下，经过精心挑选的圣彼得堡的武装警卫人员在索布恰克乘坐的民航飞机还未在地面停稳时，便已迅速将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舷梯下，抢先于克格勃人员将索布恰克接出机场，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武装保护。
此后，普京又在索布恰克与圣彼得堡克格勃领导层和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军队领导人进行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普京与索布恰克等人的努力下，圣彼得堡市政府一直都保持着平静，他们在坚决表明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立场的同时，始终掌握着对整座城市的控制权，普京与索布恰克发动人民，在圣彼得堡组织100万群众游行示威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从而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夺取圣彼得堡政权的行动计划以破产而告终。普京以其果敢而有效的行动帮助索布恰克控制了圣彼得堡市的局势，从而给了叶利钦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为叶利钦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3年左派发动了“白宫政变”(即“两宫之争”、“10月事件”，我国有些媒体又称为“炮打白宫”），事情的原由如下：叶利钦当权后，本来想改组议会和修改宪法，但是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当初是叶利钦一手提拔起来的，起初两人还合得来，但是他反对叶利钦实行的经济改革，并且向批评经济改革的反对派靠拢。这是叶利钦所不能忍受的，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在1992年12月召开的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修改宪法和批准总理人选问题上，俄罗斯总统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发生正面冲突，叶利钦提出的宪法草案和总理人选均未能通过。后来经过谈判，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但是争斗并未停止。鉴于俄罗斯政府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叶利钦于1993年3月20日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准备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而左派控制的宪法法院当即认定此举违背宪法，接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了弹劾总统的提案，但表决未获通过。最后双方协商定于4月25日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就是否信任总统、是否赞成他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否赞成提前进行总统选举和是否赞成提前选举人民代表等四个问题进行了全民公决。公决结果：58.5％的选民信任叶利钦，52.3%赞成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对叶利钦有利，于是叶利钦加快了制订新宪法的步伐。但是最高苏维埃无视俄罗斯此次全民公决的结果，继续与总统对抗，搞独立王国，于是9月21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决定12月11～12日举行新议会选举，但是，最高苏维埃竟不接受全民公决结果，实行政变，宣布停止叶利钦总统职权，决定由支持议会的副总统鲁茨科依任代总统。同日，鲁茨科伊宣布接任俄罗斯总统，并任命阿恰洛夫上将为国防部长。次日，又任命巴兰尼科夫为安全部长、杜纳耶夫为内务部代部长。哈斯布拉托夫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并发放武器成立武装部队，以白宫为基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这样，俄罗斯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政权，斗争进入了最后摊牌的阶段。
俄罗斯舆论倾向支持民选总统叶利钦，于是叶利钦在发布总统令的同时，调兵遣将，派部队包围了议会所在地白宫，切断了议会同外界的联系。但是议会得到部分左派群众的支持，他们纷纷前来保卫白宫。在双方对峙的十余天内，哈斯布拉托夫议长、鲁茨科伊副总统号召议员们及其支持者去占领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和电视台，实现武装夺权。10月3日议会政变武装首先向俄罗斯政府发起进攻，由于俄罗斯内政部长下令不许警察首先开枪，致使议会武装一度夺取莫斯科市政府大厦、莫斯科广播电视大楼和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大楼等政府要害部门，造成人员伤亡，流血事件终于发生。因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已被议会武装占领，致使俄罗斯国家电视中断，6 个频道只有两个还工作，且只播风光片，新闻一点也没有。约10时左右，俄政府才临时启用了一个秘密电视台，播放新闻。在这最后的危险关头，叶利钦于10月 4日以俄罗斯全民公决结果为依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下达了攻打政变者盘据的总根据地白宫的命令，白宫陷落了，举世震惊的“白宫政变”失败，从而结束了总统和议会的对抗，也结束了前苏联时代遗留的政体。在这一事件中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而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普京又与索布恰克坚定地站在了一起。他们不仅共同宣布支持叶利钦的决定，而且成功地控制住了圣彼得堡的秩序，从而保持了当地政治形势的稳定。也给了莫斯科的叶利钦以莫大的支持。在事变中索布恰克指示普京，从圣彼得堡的特种部队中秘密抽派一个团到莫斯科支持叶利钦，这个团没有参加白宫的战斗，而是奉命肃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饭店”中，议会政变武装马卡绍夫将军的冲锋队。在平息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代表大会的政变后不久，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新的议会制度。以沙皇时代议会名称“杜马”，作为俄罗斯新的议会的名称。
五、叶利钦精心选拔培养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叶利钦为什么会选择普京？叶利钦恰恰是看中的是普京在俄罗斯1990年和1993年两次政变期间对叶利钦、索布恰克和民主事业的忠心耿耿，和歇尽全力坚定持支持自己。以及普京对知已恩人忠贞不二，以及“士为知已者死”的知恩图报美德。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思考着，让谁来替代科瓦廖夫？瞬间就有了答案：普京！第一，他在机关里工作了不少年了。第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是，主要之点是，我对他愈了解，我也就愈相信：在这个人身上糅合着对民主和市场改革的绝对忠贞以及坚定的国家爱国主义。”
在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期间，他依靠铁腕政策，重新树立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其铁腕政策虽然得罪了不少蠢蠢欲动的地方首脑，但在叶利钦面前却屡得高分。而普京最令叶利钦及其家人欣赏的地方，就是他一贯地保持着谦虚、忠诚的本色。在总统办公厅工作期间，普京时时保持着低调态度。他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不在电视上露面，更不发表任何文章。而对叶利钦总统，他又处处维护其政治形象，积极为其出谋划策，自己却从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就这样，“放心干部”普京很快得到了叶利钦及其家人的高度信任，从而成了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人气最旺的“红人”和心腹，为今后的火箭式升迁埋下了伏笔。
普京在监督总局及总统办公厅的表现叶利钦很快就注意到了，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普京的克格勃出身。叶利钦知道，虽然在前苏联时期克格勃往往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过总的来说，克格勃只是工具，别人可以用，他也可以用，而且必须用。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巴黎的那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恩师索布恰克‘偷渡’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１９９８年９月，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后，叶利钦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这个时候，普京没有离开“大势已去”的叶利钦，并表现出了对叶利钦的忠心。同年３月，普京接替博尔久扎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并保留了联邦安全总局局长职务。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叶利钦总统的心腹和“主要盾牌”。１９９９年3月29 日，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为扳倒斯库拉托夫，普京披挂上阵。在他的亲自参与下，终于搜集到了罢免斯库拉托夫所必需的罪证。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从而为叶利钦扳倒他这一危险的政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３日，在叶利钦的指示下，在普京总理的主持下，俄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出面组建了亲政府政党—“团结”（也称“熊”）运动。在１２月１９日举行的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这只刚刚出生的“北极熊”一鸣惊人，成为国家杜马中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党，昂首进入国家杜马。可以说，本次杜马选举成了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和普京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叶利钦总统对此次选举表示满意。于是，在２０００年到来之际，叶利钦总统痛下决心，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普京。就这样，普京伴随着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攀上了俄罗斯的权力巅峰。
叶利钦说：“我很高兴我选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选错。我知道，迅速发展的俄罗斯需要一位年轻的总统。我就努力寻找一个视自由、市场及与文明国家一起前进的理想为最重要的价值观的人，同时我还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这个人应当有坚定的意志，行事慎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具备这些，俄罗斯人感受到了力量，最终选举普京为总统。”
六、俄罗斯共产党的死敌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共产党是议会第一大党，控制着议会杜马十个委员会的主席和议会正副议长职务，在议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叶利钦搞资本主义的重要障碍。叶利钦和普京早就将俄共视为肉中刺、眼中钉。普京刚担任总统之时羽翼未丰，因此对俄共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企图以“强国富民”的口号来赢得俄共的合作，在议会中与俄共党团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期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寻求俄共等左派党团的支持。但由于普京继续坚持叶利钦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俄罗斯实行资本主义，引起了俄罗斯共产党的不满。正如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连京·库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的谈话中指出：“俄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非常积极地与总统合作，进行过几次长达几小时的集体会面。我们对会谈的结果曾感到满意并一直抱有希望，以为会谈后将采取某些行动。”，“但一年过去了，我们得到了（普京）新的国情咨文，却对其内容感到失望。一切爱国主义话题和社会领域话题都从这个国情咨文中消失了，我们事实上得到的是一个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到首位的不是人民，而是寡头”。
而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俄共取得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就是否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还提出要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要作“普京政权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俄共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了所谓“要回到过去”的最好脚注，成为自由派攻击的靶子。也引起了普京的严重不满，因此普京与俄罗斯共产党矛盾加剧，普京利用各种手段挤压俄共。如促成议会多数通过《俄罗斯政党法》；授意下院国家杜马中支持政府的各中派党团 ——“团结”、“祖国－全俄罗斯”、“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实行联合，成立跨党派协调委员会，以取得国家杜马内的多数。2001年12月，这几个党联合起来组建的“团结和祖国党”（后改名为“统一俄罗斯党”），从而取代俄共成为国家杜马掌握多数的第一大党。顺便说一下，普京在2007年2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自己“最直接地参加了”这个党的创建，并对它后来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普京的一手策划下，2002年4月，支持普京政权的中右派势力向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在杜马中发动了“议会政变”，要求剥夺议会杜马中，俄共控制的一些议会委员会主席。在本届杜马中，共产党议席不超过半数，共产党也不再是第一大党，在中间势力和右翼势力的一反过去的互相攻击，而异乎寻常的联合起来，进攻共产党的情况下，俄罗斯共产党表现得无能为力。俄共原来一共控制10个杜马委员会。在中间势力提议和右翼势力的支持下，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四表决作出决定，剥夺俄罗斯共产党在杜马中八个最重要委员会中控制的领导职务。这八个杜马委员会的控制权，随后在中间势力和右翼势力之间进行了分配。作为抗议，俄罗斯共产党星期三又自动放弃了为共产党所保留的两个委员会——文化和旅游事务委员会以及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领导权。从而俄罗斯共产党在议会的十个委员会的领导权被迫完全拱手交出。
在这场议会左、右两大派别的争斗中，俄共中央委员、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等俄共上层领导人，因拒不执行俄共中央《有关俄共党员自动放弃所有担任的议会职位的决议》被开除出党 。这一事件在俄共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表明俄共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随后不久谢列兹尼奥夫也失去了议会主席职务。
俄共领导层内部出现“鼹鼠”和组织上发生的几次分裂，不能排除克里姆林插手的可能。俄共在2003年杜马换届选举中的惨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局精心策划和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的结果。 正如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所说，当时普京当局采取了针对俄共的四十六次特别行动。
普京上台后，在普京的策划下，作为左派的核心力量的俄罗斯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仅遭到来自外部的打击和挤压，而且深受内部分裂之害，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从原来的五十多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十八万四千人，同时失去了在叶利钦时代的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和对俄罗斯政局具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减弱，而且正在遭到进一步的排挤，逐渐被边缘化。而俄罗斯共产党也将普京视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2007年11月7日俄罗斯共产党不顾俄政府已取消“十月革命节”的法令，在红场举行集会，庆祝十月革命90周年。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激情发表演说：“除了十月革命，20世纪没有更伟大的事件”。他进而谴责普京把俄罗斯的历史引向一个“不体面的阶段”，并保证“权力会回归于人民”。在今年5月8日国家杜马对普京担任总理的审议案表决中，出席议会的56名俄共议员全部投了普京的反对票。足见二者的矛盾之深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七、系统地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
为了说明走西方道路的天然合理性，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俄罗斯文明是西欧文明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与《生意人报》记者谈话时这样说过，后来又多次指出，并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再次作了说明。他说：“首先，俄罗斯过去和现在是最大的欧洲民族，当然将来也是这样。欧洲文明的那种许多个世纪以来养成的和得到的自由、人权、公平和民主的理想，对我国社会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标准。三百年来，我们和其他欧洲民族手携手地进行了教育改革，经历了建立议会制、市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艰辛历程，形成了相似的法律制度。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走向承认和扩大人权，走向实行平等的普选，认识到关心穷人和弱者的必要性，实现了妇女解放和取得了其他社会成果。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是一起干的，在某些方面我们显得落后，而在某些方面有时超过了欧洲的标准。”
他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必须从我们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毫无疑问在于保护经济自由。我们的战略路线是这样的：少一些行政手段，多一些企业家的自由——生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他还说，应当“把企业家从行政机关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应当逐步地不再采取过多地干预经营活动的做法”。他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批判了“由国家全面当家的政策”，说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2004年初，他在同选民代表谈话时仍然这样说：“国家过多地参预经济的结果，会产生一系列其他消极因素。首先，官员们代表国家继续履行着大量不是纳税人要求和需要的职能 ——批准、许可、监督的职能。结果就会压制实业界的主动性，产生受贿、滥用职权等现象。”2004年12月24日他又说：“需要让国家从那些它没有充分理由留在那里的经济领域退出，顺便说一句，这样做也是与腐败作斗争的主要方面之一。”这里他甚至把腐败的滋生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联系起来。他还说：我们有将近十个相当大的完全私人的石油公司，“谁也不准备把它们收归国有，谁也不准备干预它们的活动。它们将作为私人公司适应市场的条件发展。我想，这样的态势，包括作为股东的外国伙伴的积极参与，对今天俄罗斯经济来说是最合适的。”他又明确表示：“在一些国家里，石油天然气部门实际上完全由国家垄断。我们不走这条路。”总括说来，普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以下做法：一、加强国家的调控，但不对某些经济部门实行垄断；二、为了加强国家的调控能力，收购（实际上是赎回）一些私人企业，而不采取许多人要求的收回或没收的办法；三、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制，甚至吸收外资入股。
接着普京要求保障私有者的权利和他们的经营自由。他说：“俄罗斯应当成为而且将要成为实行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私有者的权利应得到可靠保障，经营自由将能使人们诚实地工作和挣钱。毫不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挣钱。”他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手段努力为人们“毫不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挣钱”创造条件。首先，如上所说，他宣布承认九十年代私有化的结果，不重新分配财产。接着于2001年通过税法，其中规定对企业的税率从35％降低到24％，还规定不管收入高低，一律实行13％的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率，而以前实行累进税率时，最高税率为36％。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说，在社会贫富悬殊的条件下，“把所得税率划一，只能说是给大多数居民的一记耳光。这里根本没有一点社会公平的影子”。2003年12月，普京签署法令取消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这一惩罚手段。根据法学教授孔恰洛夫斯基的说法，这是“明显地放松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表现”，因为没收财产“对超级富翁来说，是最可怕的惩罚”。普京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他于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又提出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期从十年缩短为三年。普京制订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对非法的经济活动的放纵。他不会不知道当今的俄罗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穷人和富人根本不会有挣钱的同等机会。他的方针政策只有利于少数富人，对他们“毫无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起着鼓励作用，这一点可由普京当政七年多来超级富翁愈来愈多和寡头的经济实力大大膨胀来说明。
普京上台后，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过程并未停止，相反，比叶利钦时代更快速进行。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普京执政的这七年，寡头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愈来愈多。2003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为0.456，已超过警戒线。在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10％的富人与10％的穷人的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1，而俄罗斯达到了30:1。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5％的居民占有全部储蓄额的85％，全部现金收入的 57％，全部财产收入的92％和用于购买外汇的资金的96％。现在俄罗斯大约有二十万个百万富翁。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保持在三千万左右。卢基扬诺夫早在2004年就指出：“目前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本身产生的结果不是某种‘和解与和谐’，而是贫富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深。今天俄罗斯最富有的二十五个家族的资本相当于全国的预算收入，而5％的富翁的年收入等于95％的居民的收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完全是不可避免的。”普京在 200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承认贫富不均现象的存在，说一部分人收入很高和生活得很好，而另一部分人生活很贫苦。他表示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2007年2月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领域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可是他接着说：“当然，我们不能像八十年前那样用剥夺一些人和分给另一些人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即通过保证解决增长速度的途径加以解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俄罗斯寡头势力刚形成时，只有六大财团和七大寡头，他们拥有的个人资产分别为四亿美元到三十亿美元不等，头号寡头是别列佐夫斯基。普京上台后的第一年变化不大，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只有八人，居首位的是尚未落马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的个人资产为十一亿美元到二十四亿美元之间。在这之后寡头的人数和他们的财富猛增。根据2006年初公布的材料，2005年总资产超过十亿美元以上的有四十四人，百亿美元以上的有五人，首富阿布拉莫维奇的个人资产高达一百八十三亿美元。这个名单还不包括像天然气工业公司总经理米勒、统一电力系统领导人丘拜斯这样的“国家寡头”。2006年又有新的发展。根据俄罗斯《金融》杂志所作的统计，这一年个人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翁增加到六十一人，百亿美元以上的增加到十人，原来的首富阿布拉莫维奇以两亿美元之差退居第二位，新的首富杰里帕斯卡的个人资产达到二百一十二亿美元。最富有的人的总资产达到四千二百五十一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 50％。而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则有所不同，俄罗斯的亿万富翁的人数从叶利钦时代的9位，增加到普京执政初期的20位，再到2005年已达到34位，再到了2006年，俄罗斯更成为新亿万富翁最大生产国，上榜的俄亿万富翁总人数增至53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9位，其财富总和高达2824 亿美元，远远高于此前一年的1721亿美元，大概五分之一的俄罗斯人属于新兴的中产阶级。而最新的2007年亿万富翁排行榜上，有87名俄罗斯人入选。《福布斯》写道，“在苏联解体16年后，俄罗斯以拥有87个亿万富翁的数字，继美国之后首次荣居第二位，远超德国(59人)。而德国占据第二名已长达6年之久。” 预计到2008年底，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将达到创纪录的100位。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最近公开批评普京：“普京上任时从7个亿万富翁到现在的过百（亿万富翁）”，俄共另一负责人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和他的班子继续实行叶利钦、丘拜斯、盖达尔的方针，他们的土地改革、住房和公有事业改革，税收改革，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是根据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的，而且比叶利钦时代更加毫无顾忌。”。另据报道，现在莫斯科市居住着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二十五人，超过伦敦（二十三人）、仅次于纽约（四十人）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富豪最多的城市。由此可见，在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快速发展。
普京在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特别强调效率和竞争能力。他在2003国情咨文中说：“归根结底，迅速而稳定的增长只有在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时才能实现。我们的一切——包括商品和服务、工艺和思想、商业活动和国家本身、私人公司和国家机构、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大学生和教授、科学和文化——都应当是有竞争力的。”同年12月他在同电视观众对话时再次强调指出，在经济领域“我们应当做到高效和有竞争力，从每个公民到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能成为繁荣的国家。如果做不到，那么我们将会碰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在2004年2月回答选民代表的问题时，把在一切方面具有竞争力称为“今天我们基本的国家思想”。俄罗斯评论者捷列金指出，普京的理想的关键词是“市场”、“所有权”、“竞争”和“经济自由”，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词汇，而左派，甚至在一定程度包括社会民主党人，讲求合作和社会公平。他批评普京把竞争极端化，以至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他说，这种对竞争和竞争力的崇拜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用来蛊惑人们的幻想之一。这里还应指出，普京把竞争推广到社会生活和人的关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用生存竞争来说明人类的社会关系，宣扬“强存弱汰”，这就颇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
普京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由国家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今天在经济上是无法做到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放弃这种政策既是由最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的必要性决定的，也是由于想要利用发展的动力，释放人的潜力，使每个人做到为自己，为自己的亲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负责。”原来他把社会福利取消，除了给国家节省资金外，还为了迫使所有的人都投入到生存竞争中去。
普京在上世纪末当上代总统的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里谈到俄罗斯当时的困境时，不认为这是私有化方针和“休克疗法”造成的，却归罪于苏联经济制度本身，说什么“这在许多方面是苏联式的经济留下的烂摊子造成的结果”。他接着说，现在俄罗斯完成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第一阶段，“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我们开始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也就是说，他认为过去苏联七十余年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邪路。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看法，说道：“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为实行共产主义学说而努力。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那是更大的错误。主要的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蓬勃发展，人民得到自由。而且经济的意识形态化使我们持续不断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我们将近七十年都走在一条死胡同里，偏离了文明大道。”2004年2月，在总统选举前夕，普京在对选民代表讲话时一开头就说：“九十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的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巨大的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
俄罗斯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库普佐夫还在2001年4月14日俄共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普京的改革战略方针，说在得到第二个《国情咨文》文件后“我们才明白，资本主义的政权正在得到加强”，其实就是要“从生活中把最后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排挤掉”。
八、防止革命，防止逆转，死心踏地为资本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普京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普京还接连做了几件叶利钦想做而不敢做的几件事：如把当年流亡国外并死在那里的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军将领邓尼金和“反动”哲学家伊林的遗骸被迎回国内隆重安葬。根据普京身边的高官波尔塔夫钦科透露，迎回两人遗骸的倡议得到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此外沙俄时代情报部门开山鼻祖巴秋申遗骸也从国外迎回隆重安葬，并被当成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的新偶像。普京还支持重新安葬沙俄皇后玛丽亚费尔多罗芙娜的遗骸。
正如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所说的：“普京在与苏维埃时代的遗产作斗争的道路上，实质上要比叶利钦走得远得多”。譬如在取消十月革命节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在苏维埃时代，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这个爆发十月革命的日子被定为国庆节，法定7日和8日这两天放假。1992年苏联解体后，假日减为7日一天。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的1996年，这节日更名为“和谐与和解日”（“День согласия и примирения”）。众所周知，11月7日是当年两个阶级进行最后决战和爆发武装起义的日子，把它定为“和谐与和解日”，当然是可笑的。这个日子是俄罗斯走进普京所说的“死胡同”的开端，他当然是不愿意把它当作节日来庆祝的。同时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作为教训提出：在今天的俄罗斯，任何政治力量不应再呼吁进行一次革命，不管它们用的是什么口号，也就是说，他认为应当完全告别革命。大概是为了使广大群众忘掉十月革命，忘掉昔日的峥嵘岁月和革命传统，不再产生进行革命的“邪念”，2004年普京示意议会——国家杜马通过投票表决，决定取消11月7日的全国休假节日——苏联时代叫“十月革命节”，叶利钦时代已改名叫“和谐与和解日”。把11月7 日的全国休假节日挪到11月4日休假，并把它改名为“人民团结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作为一个新的全国休假节日，从此俄罗斯人民在11月7日这一天，在过了87个（1917年——2004年）休假节日后，将第一次被要求要上班。11月4日是约400年前的1612年，俄罗斯人民把波兰占领者赶出莫斯科，和标志着俄罗斯“乱世”结束的日子。有人认为把这一天定为节日是 “尊重历史”的表现。那么这里不禁要问：那些处心积虑要把11月7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从人们记忆中抹掉的人为什么不也尊重一下历史呢？至于我国部分媒体所说的普京于2005年重新修订11月7日为10月革命节，为全国的五大节日之一，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只要看看今年（2008年）的11月 7日，除了俄罗斯共产党人自发组织的民间庆祝游行外，俄罗斯官方在这一天并未举行任何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全国自2005年以来也一直遵照2004年杜马决议取消了11月7日的全国休假节日，当天全国照常工作。反而针对只有2500人共产党人的游行，派出2500名荷枪实弹的军警进行全程监视。与此相反，今年11月4日的“人民团结日”官方决定将星期六、星期日与11月4 日的“人民团结日”法定休假日合并在一起，全国放假3天，并组织了高规格的多种官方庆祝活动。
普京多次表示要使俄罗斯坚决沿着他已选定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1999年12月普京发表了《21世纪的头十年》一文，其中提到：过去百年来“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还说：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遭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普京上台以后肯定叶利钦时代实行的私有化方向，他明确表示：他对90年代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没有疑问，反对重新分配财产，反对重新国有化。他说：“今天根本谈不到、也不应该谈重新分配俄罗斯财产的问题，如果我们允许重新分配财产，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可能比过去搞私有化时还要大。”他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求加速通过私有化法律，反对没收在私有化过程中被人们据为己有的财产。为了说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他提出“新的私有者效率高得多”的观点，他说：“国家开始实行私有化和转到市场上去时，当时的根据是：新的私有者的办事效率将会高得多。实际上也是如此——世界上私有者的效率总是要比国家高。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不结束私有化，而是加强立法和行政管理，以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每个普通的公民都能感觉到工作得很好的私人企业的效率。”,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叶利钦的私有化基本国策，并且加快私有化进程，掀起第二次私有化改革的新高潮。他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声明，他要使得“放弃民主和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使得采取的经济方针变得“不可逆转”。后来又多次表明这样的态度。普京在2001年3月说：“将不再有革命和反革命，稳固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的国家稳定，对俄罗斯及其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本来就应该按照这种正常的人类逻辑来生存”。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反复地说，将不对现行政策作任何修改。
2005年2月普京与美国布什总统会唔时说：“俄罗斯已选择了民主的道路…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普京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死心塌地的卫道士。他特别关心资产阶级的俄罗斯的未来命运。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蜕变到资本主义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一个有着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极权国家，虽然今天已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普京认为民主俄罗斯仍只有10多年历史，仍然不巩固，仍随时存在俄共复辟的可能性。因此他感到责任重大。他毕生的信念是要在俄罗斯建立彼得大帝式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得“放弃民主和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使得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因此，尽管他已于2008年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但仍然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竟曲尊担任新总统梅得韦杰夫麾下的总理。他不肯明确声明，放弃2012 年的总统竞选。而且他一反过去的超然于政党之外的立场，参加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并担任主席。为2012年竟选总统，卷土重来，积蓄力量。而且最近俄罗斯议会已通过法案，延长总统任期,从原来的4年延长到6年，普京打算再执掌俄罗斯政局12年，以实现自己的豪言：“给我20年，还给你奇迹般的俄罗斯”。看来普京打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结果和俄罗斯的崛起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