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共及台尔曼相关教训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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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泛左翼分子正在可耻地蜕化成法西斯。为此有必要整理德共与台尔曼失败的教训。

台尔曼生于1886年4月16日,一战中曾为德军服役近四年,1924年成为德共中央代主席,同年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曾两度参加德国总统大选,1933年3月3日被捕,1944年8月18日被害。早在1923年汉堡起义时就知道“光罢工是不行的,必须实行武装起义”,但却直到纳粹兴起也没抓住枪杆子……实在是令人痛心。

在这个资料贴里也要整理一下为什么德国共产党搞不过纳粹,这些历史教训值得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汲取。同时整理德国共产党在面对纳粹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其战略策略有啥失败之处。

关于法西斯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在这个帖子里跟贴。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8-12 23:47 编辑 ]

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
台尔曼1886年4月16日出生在德国汉堡市一个马车夫的家里。父亲扬·台尔曼原为农业工人,后来到汉堡谋生,当过马车工人,开过小酒店。母亲玛丽亚,玛格达莱娜,科佩丝是菲尔兰德一个菜农的女儿。扬·台尔曼到汉堡不久由于拥护自由思想的观点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他所开的小酒店就成了工人们集会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正因为如此,后来被当局吊销营业执照,扬·台尔曼本人也被监禁了好几年。恩斯特·台尔曼从小就跟着父母劳动,帮助父母照料店里的事务,从事喂马、洗马、驾马车和给买主送货等繁重劳动。1893年,恩·台尔曼在汉堡康德街小学学习。1900年,转人罗斯贝格小学,编人该校优选班,受到具有进步思想老师的影响。台尔曼16岁时离开家开始谋生,他当过搬运工人、码头工人、马车夫和汽车司机。
台尔曼成长在德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1896年汉堡码头工人大罢工、1897年审讯德雷福斯案件、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等重大事件,在台尔曼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他感到世界不公正。正是在社会环境和父母的影响下,他很早就参加了政治活动。1903年5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加入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所属运输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台尔曼积极主动地参加工会的各种活动,同时还利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基本知识,研究政治问题和工会问题,这就使他很快成了一位工会积极分子。1909年,他被选为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副主席,后来被选为分会主席和汉堡工会运输工人联合会理事,成为工人们所信赖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台尔曼还积极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08年,曾担任过党的区委书记,后来成为汉堡党组织的领导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背弃了《巴塞尔宣言》,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台尔曼对于党的领袖们的这种背叛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他号召党内的左派深入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厂,动员工人开展反战活动。1915年秋,台尔曼被强迫入伍,他在士兵中继续进行反战宣传。
1917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中右三派发生分裂。中派另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台尔曼和汉堡的左派一起参加了这个新党。
台尔曼热烈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他曾号召汉堡工人举行大罢工,以反对德国入侵苏俄。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他参加了汉堡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1919年5月,被选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地区组织主席。他不同意党的领导人的立场,主张同不久前建立的德国共产党合并。在1919年年底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上,他还投票赞成立即加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1920年年底,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共产党。在两党合并过程中,台尔曼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汉堡地区党组织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员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台尔曼担任共产党汉堡地区组织主席。1921年6月,台尔曼作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第一次会见了列宁。1923年5月,被补选为德共中央委员。
1923年10月,台尔曼领导了著名的汉堡工人起义。1923年初,法军进占德鲁尔区,使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1923年秋,根据德共中央的指示,台尔曼领导汉堡工人进行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3日拂晓,工人纠察队袭击了汉堡市区和郊区的十三个警察所,缴获了警察的枪枝和弹药并很快地修起了街垒。在台尔曼的指挥下,工人战斗队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数量占优势、装备精良的国防军进行了英勇战斗。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巧妙地打击敌人。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在顽强地战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实行了有组织的退却,做到了一个工人也没有被敌人抓获。汉堡起义鼓舞了德国工人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也显示了台尔曼出色的领导才能。
汉堡十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台尔曼在1924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批判了党内布兰德勒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时总结经验,确定新的斗争任务。1924年4月,台尔曼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1925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以后,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为首追随俄国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无视革命高涨已经消失的事实,鼓吹宗派冒险政策。台尔曼同这一"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25年10月举行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台尔曼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
在资本主义各国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后,德共在台尔曼的领导下,为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首先是按车间和生产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改变过去按党员住区建立党组织的旧方式。这种改建加强了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和党组织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在贯彻工人统一战线方针、积极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24年5月,台尔曼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3月被党中央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些职务和活动便于他广泛接触工人,经常在工人集会上讲话。他号召共产党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保持兄弟般团结,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在他的主持下,1926年,德共同社会民主党联合举行人民请愿运动。1927年10月,台尔曼还同社会民主党商谈在汉堡市组织联合政府问题。
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德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加紧重整军备。在这一时期,台尔曼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战争威胁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1929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台尔曼要求全党开展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以后又在党的会议上分析了德国法西斯化的过程,并指出,国社党是垄断资本家的工具。根据台尔曼的建议,德国共产党于1930年8月24日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这个文件揭露了法西斯党徒的欺骗宣传和反革命暴行,指出只有推翻垄断资本家的统治,才能维护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德共还于1931年5月发表了《扶助农民纲领》。这个纲领列举了改善农民状况的急切可行的措施,它对加强工农联盟和推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有重要意义。
1931年11月底,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文章,批判党内诺伊曼集团的极左观点,指出现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低估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倾向。他要求共产党员以同志式的态度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一切工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32年3-4月,台尔曼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同兴登堡和希特勒较量。在竞选中德国共产党提出"谁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谁选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不要被法西斯党徒的蛊惑宣传所蒙骗。
由于受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左"倾路线的影响,台尔曼等德共领导人,在面临法西斯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没能改变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当前目标的提法,对保卫现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台尔曼多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事会建议采取联合行动,一再遭到拒绝。在德国法西斯进攻的危难时刻,工人阶级未能真正团结起来,实行统一行动,这就给了希特勒以可乘之机,使他于1933年1月30日上台执政。
希特勒执政不久,于2月27日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把焚烧国会的罪行嫁祸于德国共产党,就在国会大厦起火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3月3日,台尔曼在柏林被逮捕。
台尔曼被捕后曾先后监禁在柏林的阿莫比特、汉诺威等监狱的单身禁闭室,受尽了法西斯匪徒们的连续审问和严刑拷打。在长期严酷的监禁生活中,台尔曼始终坚贞不屈,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在给一位难友的复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德国劳动人民献出我的智慧、知识、经验、精力,甚至整个生命,以争取德国最美好的未来,争取社会主义解放斗争的胜利,争取德意志民族新的春天!”
台尔曼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曾多次会见20年代和30年代旅居德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1927年4月5日,台尔曼亲自主持了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声援中国革命的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热情支持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正在柏林的中共代表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历时两年的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并把省港罢工委员会和湖南农民运动协会的两面旗帜献给了台尔曼,表达了中德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谊。
台尔曼被监禁了十一年半之后,于1944年8月18日在魏码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被希特勒法西斯秘密杀害并被焚尸灭迹。殉难时台尔曼年仅58岁。

这次危机对和谐打击不是很大。如果以后危机严重的话,政局不是变红就是急剧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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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员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社会党国际的声明说“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已经和其它几种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的确,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并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以及民族的外部条件受到刺激,在民众中孕育的强烈不满便会爆发出来。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有几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1、农民国家在不公正改革中刺激起的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整体主义的旗帜。2、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而衬托出一种前体制的“内部和谐化”气氛。3、反感西方、厌恶资本主义,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共同体的内部和谐与阶级社会对立。在人类历史上三次大的私有化高潮(原始公社解体、中世纪的农村公社解体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解体)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或类似的浪潮。

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前共产党人从左面、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它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民粹主义为共同内核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私有化与欧洲统一进程这类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传统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来加以反对。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打乱了原有的“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这类时代阵营,不仅“传统的”民粹主义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至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POP式的“新”民粹主义旋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美学以至政治学都由于其强烈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而被评论家称为新一代的“民粹美学”、“民粹文学”等等。最后,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是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当前复兴的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共产党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总之,民粹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也并非福音。

和19世纪不同,在当代,民粹主义变成了许多国家左右派斗争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有力武器。与历史上俄国民意党和美国的人民党这类过去的民粹主义组织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命名自己的组织情况有异,当代的民粹主义势力大都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现在广义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此说来,民粹主义究竟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内涵?难道它仅仅是一个不同党派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损名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其实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他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主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为内容的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改革过程中忽略公正问题,加剧贫富分化都会导致民粹主义情绪的上升。从整体上说,当今的民粹主义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形式。

[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4152&highlight]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4152&highlight[/url]= 民粹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首先需要自我批评,之前一直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范围内认识与定性今天的假左派,没有发现他们的民粹主义本质,这是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著作学习不够的结果。

现代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松散理论覆盖下的狂热情绪,其波动从来都于资本主义经济反向运行,资本主义在‘治世’提倡自由主义,在‘乱世’就会毫不由于地打出民粹主义的牌,大萧条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今天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民粹主义的又一次高潮奠定了现实基础。

民粹主义思潮从来不是批判的武器能够消解的,它一旦勃发,便会迅速增殖难以控制,直至它所侵蚀的机体本身出现什么大的转折,战争与革命都是备选的因素。

民粹主义的难以控制,根源在于其强化社会控制的纲领与危机阶段资本主义需求相契合,马列主义术语与小资产阶级情绪相结合,从而能够作为一种安全而丰满的思想产品提供给工农群众,它不需要个人承担任何义务,却能给人崇高感和幸福感,它对个人生活没有任何任何意外危险,却能给人自由宣泄情绪的平台。

这种简单、安全而又有力的理论极为有效地与马列主义争夺着群众。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粹主义都有其相对特有的一些性格与面貌。

本土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更可怕的是,工农群众也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

这一特点是有其历史源流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理论和组织力量,就是民族—民粹主义,在高速工业化时期,这一潜在思潮还能够被社会主义所制约,而一旦革命向阶级社会最坚固的堡垒—社会差别发展,便会与这一巨大的社会力量产生根本冲突。民族—民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或迟或早都必然要走到这一步。

在其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革中,大量原科层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被踢出局,而失去了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三种人’,也很容易在底层生活中自发地回归民粹主义怀抱,这就从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形成了中国当代民粹主义的土壤。

糟糕的是,他们虽然本质上是民族—民粹主义者,但由于他们的自身定位和所能利用的历史资源,使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把他们视作社会主义者,这就不但是与社会主义争夺群众,而是抢社会主义的旗帜了。这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变种比把社会主义随便批倒在地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还要恶劣,对社会主义的伤害更大。

10年20年前,这种本土民族—民粹主义思想曾经给新一代社会主义者提供过养分,他们的书籍杂志或网站帮助许多年轻人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概念,那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周期,民族—民粹主义的恶劣一面还没有充分的发展和暴露,他们被年轻人们当作了老前辈老大哥般依靠、信赖和声援。

然而,这样朴素的情结在根本矛盾的两种思想面前,必然是脆弱的。

随着本土垄断资产阶级的成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压力与需求促使这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民族—民粹主义份子们终于开始了加速蜕变。在他们今是昨非的巨变面前,社会主义青年感到了迷茫。

继续为他们摇旗呐喊,似乎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而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又有所犹豫。

当这些渐行渐远的遗老遗少日益暴露出假左极右的面目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与理论无关,而只是一种策略的权衡,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最反动最凶残的资本主义思想,毫无理论调和的可能,但是我们对待他们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是团结利用还是坚决斗争?

我的结论是:坚决斗争!

对他们团结利用的结果,只能是被他们的话语所裹胁所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再现当年日本军队裹胁国家的失误已不可能,民族—民粹主义被利用之后,等待他们的必然是严厉的清洗和整肃,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而这种利用,恐怕并不会很遥远,我们不能眼看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跟着他们殉葬。

[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4165&highlight]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4165&highlight[/url]=铁流
警惕法西斯群众运动经过本土老左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塑造并把握了90年来以来民族主义左翼的理论语言和政治议题。

与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代表,充分信赖垄断资本争霸布局与操控能力的民族主义右翼不同,民族主义左翼在充足的历史资源下,培育出了民粹主义这一恐怖的怪物,从而为其高潮—法西斯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是他们的理论框架和政治话题所天然决定的。

但这一基础最终导致法西斯群众运动的危险有多大呢?

观察历史上的法西斯群众运动,有着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大致可以归纳为:

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持续恶化

民粹主义言论的高潮和激化

垄断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丧失吸引力

垄断资产阶级的温和立场

社会主义思想的稀薄

以上五个条件如果都具备,则法西斯运动便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目前看来,不幸的是,这五个条件都已经成熟或者有所表现。

随着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前景日益明朗,各资本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地位的恶化非常明显,尽管从失业率上暂时没有明显表现,但是类似于服务、销售、MACJOB、临时工与小时工等高流动性工作比例大大提高,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安全感大大下降,通货膨胀和社会福利恶化都挤压着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这种持续的恶化在短期内没有改善的可能。

而被称为Y一代的当代小资,成长于‘消除’了经济危机的黄金时代,接受的是消费社会的观念培训,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消解着他们的服从性,从近一两年来的热点事件中看,这一代小资的行动意识是非常强的,早熟的青少年一方面对严肃的社会主义思想报着顽固的保守态度,另一方面对于简单直接的民粹主义号召却有非常积极的响应。如最近贵州瓮。安,甚至只是中学生的发端。

这种趋势是符合一般发展规律的,社会道德如两性关系、家长权威等的解体正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为社会主义创造的条件。

接着是民粹主义言论的爆炸,民粹主义情绪的勃发离不开宣传材料的积累,只是在几年前,民粹主义的话题还只有诸如运十、徐工等少数题目,但民粹主义的提供者和受众都遵循着群众心理的一般规律,理论积累和情绪积累是一个互相激化逐步加速的过程,所以只是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民粹主义舆论几何级数般的爆炸。

进入到这一阶段,情绪的爆炸决不可能再仅仅局限于思想或语言,必然主动被动地在现实中表现。

与之相对照的,是自由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失宠。

事实上,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是一套社会制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高潮时,用来为资产阶级争夺利益是适合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萧条中,就必然要被民粹主义等极右翼工具所取代。

对于这种民粹主义的爆炸性思潮,垄断资产阶级是怎样对待的呢?

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425合流’后,垄断资产阶级对街头活动的处理方式,明显由掩埋式管制转向了引导式管制,主动去利用事件或者利用事件中有利的因素,同样以最近的贵州为例,新华网的连续官方报道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具有雄心的后发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群众运动从来都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他们只需要对其可能造成物质损失的过激部分加以控制即可。

这样的群众运动对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是最有利的,赋予了他们依靠垄断资本主义原则整理国家机器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比较松散模糊、自由资本和地方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步调不协调的国家,法西斯群众运动是其崛起称霸的有力辅佐。

最后一点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稀薄,时至今日,新一代社会主义者仍然没有在老左们圈定的话题与视野外前进多少,依旧停留在‘一毛各表’,急于表白个人身份认同的嘈杂阶段,对现实世界偶尔的零散观察亦不成系统。而没有系统的观点与充分的素材,使其与民族—民粹主义极右思潮争夺群众的斗争中,处于被人无视的边缘状态。

尽管已经具备上述基础,但法西斯群众运动究竟能达到怎样的规模和力度?这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即垄断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教父,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 一、 指证日本存在着两个基本社会阶层。一个是社会上层,由军阀财阀与政阀组成。一个是社会底层,由工人、农民与城市贫民组成。底层大众无资本、无权益,社会弱者,悲苦无告。由此他诉诸于社会人格的平等与财富分配的均等。他的思想似乎漫溢着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与人类正义的张扬。他认为要解决社会底层的基本困境,建立"纯正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使人想到哈耶克,他在年轻时也向往社会主义,曾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的公正"与人类政治经济[/b]活动理想的方案。然而他很快就发现,“深藏在多重伪装之下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因为"社会主义"将摧毁"个人自由与责任感的基础",“造成社会的贫困”,更严重的是"(迟早)导致集权主义政府"。2然而对北一辉来说,他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伪装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要求是他追求的要义,即使导致专制与自由的被剥夺也在所不惜。更何况,他政治追求的本来目的就是舍弃"虚伪的[b]民主",建立足以统率日本的坚强政府。
二、 关于革命的对象。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压迫社会底层,不可容忍,理应成为革命的对象。
三、 革命的方法与目的。北一辉的"社会主义"将以阶级战争与革命战争铲除社会的蠹虫,实施昭和维新,最终实现日本"社会主义"。
四、 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大众。而军队则有希望转化为最有活力的力量之源。这很可能是从中国的辛亥革命受到启发。他曾受宋教仁邀请去往中国参加革命,亲身经历使他感悟中国那场革命即由"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促成。北一辉看到,军队中也有上层与底层的区别。军队中的上层官僚不可信用,所得利益已使他们蜕变为腐化腐败的蠹虫一类,能够依靠的只有军队中的底层–下级官兵。他要进行的革命的是"底层的革命"。也就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为了进行日本的"革命",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拿枪的大众–军队低级军官的身上,而此后发动的事变也纯属军队的政变。
五、 关于亚洲主义。他说革命的社会主义将组合起伟大雄壮的"亚细亚联盟",结成革命的阵营,与英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的
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亚洲主义的阐发上。他强调日本民族利益与亚洲利益紧系无隙,日本将因亚洲的"觉醒"与"解放"获得自身的胜利。北一辉一生活动与大川周明密切相关,他的思想与大川周明的亚洲侵略主义如出一辙。(中国遗老们欢呼吧~~)

中世纪社会由两个基本层组成:底层(农民、工人等)–政权层。至资本主义,社会层面细化为三:底层(工人、农民等)–中层(市民、中产阶级)–政权层。社会由单纯的二层构造,演化为复杂的三层构造,这是历史的进步。如此状况,给社会到带来三大"现代性"变革:一是产生"三角"支撑的崭新政治力学;二是出现因中层(市民、中产阶级)发生的"专制阻滞"。中层的阻隔,迫使"上"对"下"的管制,无法沿用中世纪肆无忌惮的"专制"形式。三是"中层"给社会带来新的思想血液,如市场、产业、重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等等。人所注目的"现代性"理论,大体属中层所有。市民(中层)以自由主义为标识,冲击中世纪,赢得政权,同时也用同样的思想建立市民政府。这样,国家统治层日益市民化,与"中层"利益逐渐吻合一致。资本社会其根基为市民社会,其旗帜为自由主义。
面对资本社会的既定模式,人们的思想分成"左派"与"右派"。可将右派思想视为"护体制"思想,将左派思想视为"反体制"思想。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都站在底层的立场上,他们也被称为各类"左派"。
广而言之,标榜自己是左派还有以下诸派别: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另类的形左实右的"左派"–法西斯主义。从上面的意义来说,北一辉给社会的影响仿佛不属右派,而属于左派。北一辉没有维护日本现有政权体制的打算,他要的是改造日本,并从改造国体首著先刀。他质疑天皇制度,投以不容情的批判,表现与既成体制分流的决心。
他的的思想立脚点不在社会的中层与市民,依他自己表[白是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基层的一边。他对日本市场制度只有愤慨,直言如此的资本秩序,造成日本财阀暴富,民众赤贫。他所宣扬的阶级"革命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连带掀翻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

北一辉在《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中自称,他所主张的既是民主主义又是社会主义。但所谓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谓民主主义,也不是卢梭的民主主义”。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一则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北一辉关于本人政治态度的明确表态。3既然如此,他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绝缘。同时,他肯定不是自由主义。他认定资本、自由与民主联成一气,全然是虚伪与造作。揭破西方价值成为他的人生使命。
他也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主义,一个人的宣言常不反映他的真实。1919年日本发生很有声势的民主"普选运动",而这一年北一辉主张废除选举的《改造法案》脱稿,也在这一年。他否定议会制度与政党政治,要求"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即:“天皇中心的政治”。他要的是"全体主义"与"绝对主义"的政治。他要将专制作为实现日本改造的至要武器。这一切已经离开社会民主思想距离很远。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坚信议会万能,不十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不主张"革命战争"。由此,北一辉思想已经与他自认的社会民主思想错位,显示出扑朔迷离的异样特质。
分析北一辉思想,让人们想起民粹主义。当世界走入现代化的时候,许多的国家都先后出现过民粹主义,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国家的国家,然而在十八到十九整整两个世纪中出现了科贝特等不少民粹思想家。十八世纪有法国迈斯尔等人宣传民粹主义,德国的赫德等将本国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具有甚大的思想鼓动力。在东方,印度有古斯等思想家,中国有梁漱溟,他们的思想与民粹思想有很大的内在关联。4各国民粹思想家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征都是宣称自己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是社会底层的利益代表者与发言人,在历史上他们扮演着穷人的"天使",富人的"恶魔"的角色。他们对资本主义提出严苛批判,认为工业化给社会带来无穷弊端,其内在缺陷是不可克服,世界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错误,给社会底层带来最大的打击,整个社会将因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道德浇漓,人际关系疏离与对立等负面因素的无法逆转的扩大,造成最后的瓦解,进而导致人类堕落。他们美化前工业社会田园诗般的图景,呼吁复灭现代秩序,表达反现代化与工商化的左派底层主义的态度。北一辉与民粹派的思想具有相近而亲的特点。尤其是北一辉在反工业化,反西方化以及反对反社会"压迫"方面走得更远,将民粹派反现代化性格推演到极致。他制定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案,提出动用军队力量"改造日本"的明晰化主张,已经跳出民粹主义普通意义上的激进主义窠臼,达到更上层楼的地步。北一辉不象民粹派,因为他更极端、更暴力、更专横。
希特勒曾将原"德意志工人党",加上"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约简则为" Na zipartei",即"纳粹党"。他打的旗号是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德文缩写为"Nazi",成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的专用符号。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曾对德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德国传统中的独裁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是由桑巴特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个融合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达顶峰。5回望北一辉,他主张极端的"民族",标榜超国家的"国家",关怀最底层 的"社会",他在做着东亚桑巴特的工作,将日本的独裁主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融和起来。他的工作很有成效,取得的"成绩"不亚于德国知识分子。

行动指针: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
北一辉强调:日本当下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即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地球的"(国际的)阶级斗争。国内阶级斗争是平民与财阀、官僚的斗争;“地球的"阶级斗争是被压迫民族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反复论证阶级矛盾的现实性与其不可调和的尖锐性,而这正决定"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
北一辉的阶级论的国际引申是他的民族论。东亚联盟同志会的《宣言》说白了北一辉的政治理念。同志会强调"民族主义”:明治维新做到的是"打倒封建,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而昭和维新则综合与发扬东亚各民族的力量,通过最终的战争迎来世界维新。“他们所说的民族不仅是日本民族还是东亚民族,将由东亚民族的崛起与反抗,抗击欧美实现以日本为中核的世界帝国。
显然,从底层主义到战争主义,然后经由民族主义到集权主义,这样就完成了北一辉"底层主义"的全部思想逻辑与行动进路。有两个概念的"实行”,足可以葬送市民运动的一切成果,至少可以造成社会的倒退与中世纪的一时复辟。一个是"民族",一个是"底层"。当民族遇到危机,社会必有紧缩,市民必有忍让,自由必做牺牲。当底层遇到危机,自由社会也必无奈地"倒退"。一个发育不良的市民社会,因民族与底层危机而发生历史倒退,不足为奇。二战前的德国已经成为市民社会,但当"民族"与"底层"成为最动人醒目的文化符号,历史骤然倒退。当时希特勒用的是底层与民族的口号。北一辉用的也是同样的口号:底层与民族。
北一辉《中国革命外史》(《支那革命外史》)出版之后,大川周明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观与他在中国的活动情况都在书中得到叙述”,“本书刊行的时候,吉野作造博士6赞扬这本书是’论中国革命史的最杰出的一本书’,作者不仅对支那革命作严肃的批判,而且为解说支那革命,纵横驰笔,写到法国革命与明治维新。他古今东西的议论,提示了革命原理,具有无可比类的特色。我亦由此受益不浅。”
他说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北一辉独到的历史观。例如学术界一般都对"大西乡的西南支变"抱反对的态度,认为其性质是反动的。而北一辉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北一辉论西乡事变,是对当时倒退逆流的抗议,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正因为"革命"失败,才导致日本腐朽官僚政治的抬头。他反对从西欧尤其从德国输入制度模式,认为这是"腐根结朽木",其结果是制造一个"中世纪的日本"。为此,日本需要"第三次革命",革命的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族的更新"。7
北一辉在他的一些表述呼吁战争与革命的理论。他痛恨"日本既有的和平",这样的和平"比战争更加可恶",维持这样的和平是一种非"德"。他断言"人在本质上是卑劣的",由此酿成社会的不平与肮脏。事实决定战争将不可免,如暴雨之清洗污垢,战争将还宇宙一个清洁的世界。他大声呼吁,一切嫌恶战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对战争当抱有爱意。
他说:人在战争中将获得自我疗救的万能良。战争带来的不是恨,而是人类普遍的爱。战争使人类爱得到高扬,会像课堂一样,教育人民相互尊敬,进而获得国家的空前团结,赢得民族的紧密团聚。“在现代,战争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没有战争,人类将自取灭亡”,变为不洁的泥土,沉沦地狱。因而,战争就是"革命",人民引颈盼望,如大旱之望云霓。这里北一辉所说的战争固然有人们通常所说的侵略战争的意义,其实其中包括很大的国内战争的意义。他表彰的西乡事变就是国内战争。他要通过国内战争对"污浊"的日本社会作彻底的清洗。
他的思想与军队底层中固有的"革命"思想发生结合呼应的关系。西田税(1901-1937年)组成以青年军官为核心的"天剑党",要以"以军人为基础",“以《日本改造法案》为经典”,铸成实行之剑。日本改造的思想在走向行动中。其既是一个思想也是一个行动纲领,并有组织作它的后盾与行动的武器。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组织"犹存社"。平沼骐一郎为会长的"国本社"有会员20余万人。1923年,法西斯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东条英机等纠集一批佐级幕僚军官,成立了日军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二叶会"。“木曜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爱国社"等军人法西斯组织相继出笼。1930年9月,日军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等成立了日军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
1939年,东亚联盟同志会发表《昭和维新论》,其中已经将北一辉的战争论引申到所谓"最终战争"的理念上去。出现了明显的世界战争理论转向,即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的理论上去,指出这场战争一场动员全体国民的"决战"战争,时间将延续20 年之久,最终达到"世界统一"的目的。8
北一辉吁求神鬼般的吁求场战争,当他的思想一旦有人认帐求购,日本立即魔云翻滚,战争果然来了。这就是以底层军官出面,代表日本底层主义的2·26"革命”,就是侵略亚洲的"大陆战争",就是直接打击英美的太平洋战争。他的战争既是对外的战争,是对英美"恶鬼"战争,是对英美"世界性阶级压迫"的战争,是对由英美"自由"精神的战争。他的"战争"也是对内的战争,是国内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对财阀、政客的战争,是消灭市民的战争,是将市民社会拉向中世纪的战争,是搏动社会动荡的战争。他的战争是"专制"战胜"自由"的战争,是要在日本、东亚乃至世界重建"统制主义"帝国的战争。

直接危害:现代化停滞与专制复辟
兵变失败后,北一辉被天皇政府处死。然而,北一辉的思想与兵变的影响却因为他的死,得到更大的扩散。日本的政治情况也因此发生急剧变化。
一,桀骜不驯的军部势力,从伏流蓄势状态一跃而起,成为日本政局的执牛耳者。
二,日本政党力量转而衰竭,马克思主义力量与自由主义势力一道因为政局的激转,备受挤压与迫害。
三,舆论空间陡然受压,思想的公共领域因政局的变化,被迫消失。
四,大正时代一时获得发育机会的宪政议会制度,实质上趋于消亡。军部上台,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以来最专制的黑暗时代。
五,极具戏剧性的是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亚洲主义大行其道,极端民族主义走上前台,侵略主义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最直接的结果是日本民主主义的退潮与专制主义的复辟。
东亚同志联盟的《宣言》提出过"统制"主义的理论。其中说,昭和维新是统制主义的革新。在近代政府的管理形式有三种:专制主义、自由主义与统制主义。“统制主义"是"只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诸指导精神的综合开显”。《宣言》说专制的时代过去后,世界出现自由主义,然而其缺陷日益表现,历史决定日本将走上"统制主义"的时代。并指出:“从专制主义到自由主义,然后到统制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向”。“宣言"所说的统制,不管绕了多大的思想圈子,其本质还是对封建专制极权思想的还原与复辟。这样的思想与北一辉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9
处死了北一辉,成全了北一辉。北一辉的生命虽然终结,北一辉的思想却变成了现实。日本的集权"统制"思想因北一辉的死亡而激活。这就是发生在日本昭和时代的真实事件,一个让后世史家惊诧不已,诡异绝伦的历史因缘。
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政治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执掌朝政。以后又有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长期执政,议会权利十分有限,对元老政治无法监督。然而日本毕竟还保持着议会与政党政治的外壳,市民凭借"宪政"的外壳,在做不屈不饶的权利抗争。
大正时代,日本民主运动再次崛起,思想界出现多元趋势,公众领域有所开放,自由主义思想抬头,社会主义得到发展。1911年美浓部达吉发表"天皇机关说”。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发表《民主论》,为民主运动推波助澜。“护宪"即维护"宪政"运动,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中心政治内容。两次护宪运动,一次发生在1912年底,一次发生在1924年至1925年。首尾相结,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起讫标志。否定"统帅权独立”,对明治宪法中的"天皇大权"作民主性的解释,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10明治维新时代肇始的元老政治在这个时候衰景初现,政党政治起而代之。大正民本运动,或直称民主运动,是日本政治现代化难得的良性契机。
然而表象之下有隐患:政党虽从元老官僚手中暂时取得组阁权利,作为绝对主义的元老政治势力依然在加紧活动,侵蚀着政党政治的生存空间;日本的军队更是一支暗伏的政治势力。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军阀势力因战争胜利,骄横无理,任意解释明治宪法中的"统帅权",企图形成"军部独立"体制。军队中盛行国粹主义、国家主义与绝对主义思潮,特有的"民族使命"感,让军队感觉对内实行"日本改造",对外争取"生存空间",是天皇赐予的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显然日本出现三大政治力量:元老势力、政党势力、军阀势力。由此,日本被迫在三大政治前途面前作出选择:政党政治、元老政治、军阀政治。问题就在于,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应有的反应,以北一辉为精神领袖的2·26兵变抢先发出政治摊牌的枪声。兵变后,日本大正时代的自由主义成果付之一炬,一切民主的努力化为泡影,强权成为真理,自由化为妖魔,政党政治崩溃,民主道路被堵,军部迅速登上独裁的宝座,军国主义体制最后完成。
留下的思考
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实践北一辉思想的2·26兵变,居然成为引发日本军阀上台,军国主义完成的直接引媒?为什么"左派"思想会产生极右的结果?为什么"左派""革命"会引出国家主义集权?为什么标榜"底层"的"革命"最终造成法西斯势力的得势?
我们还要思考的是:假如日本上世纪20-30年代思想轨迹确实依照下面的线路运行:底层主义鼓动----左派思想传播----民族主义亢奋----"革命理论"诠释----军事政变实践----集权主义实现。那么,底层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留给后世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同时,极右翼的真右派是怎样打扮成左派登场的。所谓的左派是怎样打着"底层"的旗号,最后欺骗了"底层",剥夺了"底层"最根本的政治与经济权益。一个现代化行进中的国家中什么是左派?左派是怎样形成的?左派的历史使命究竟是什么?一切伪装的"左派"的最终政治命运与专制集权有什么关联?这样的关联是怎样形成的?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不是"历史"的,而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