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资料整理力图从马列毛主义角度对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作出评估，涉及到斯大林个人的历史评价问题，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贡献。
作为一个知识普及贴，贡献给求知若渴的革命青年们。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卓越的贡献。斯大林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马列毛主义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8-10 22:40 编辑 ]
精选网友提问：
应怎样看待斯大林体制？对那时产生的庞大的也许并不民主的官僚及其怎样看待？有人说那时并不是由无产阶级，而是由党在专政，而且发生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控制，怎样看待这一说法？无产阶级专政后，专政的机器应加强还是减弱？有人说斯大林时消灭了党内的民主自由，对吗？
回答1：
详见陈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
[b]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4901&page=1#pid11864[/b]
说明：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所犯的理论错误，有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
斯大林面对“两朵乌云”踟蹰不前。他敏锐地觉察到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化，但他未能给予科学的革命的阐释，反而采取的错误的秘密警察的专政办法。他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就睡在身边。
从理论上来说，由于资产阶级的反抗，阶级斗争当然是越来越尖锐化，但是这个资产阶级不是旧的，而是新的，就在共产党内。这是斯大林所没有认识到的。
同时斯大林敏锐得觉察到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为此他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巩固的办法是错误的。他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主要来源于国家机器，然而马列毛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来自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及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而国家机器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并不等于国家机器的加强。因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于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依伴国家机器的。马列毛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应该靠继续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专政加强了，但是国家机器逐步走向消亡。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09-7-25 15:52 编辑 ]
提问：对于斯大林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评估。
回答1：
详见张角：《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变更”
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877 第2楼
我们先来看看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对苏维埃代表制的解释，应该说这是严格按照《国家与革命》的原理来加以阐发的：
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国体-政体”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问题在于，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对国体有反作用。国体是纲，政体是目，纲举才能目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详见陈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载于星火导刊第20期第53页），也就是说国体问题上的悬疑导致了政体也有悬念。
既然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那么试问“党变修了怎么办？”？斯大林的手段是“清洗”，但是“清洗”并不是制度建设，因而无法上升为政体探索。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怎样拱卫“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怎样成为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苏维埃代表制怎样不变成清谈馆式的代议制？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是什么？
不解决这些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就无可挽救地向坏的方面滑去。下面让我们稍微展开一下苏维埃历史沿革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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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苏联宪法修改了选举方式：由以前的按生产单位选举，变为按地区选举。最高苏维埃制代替了原来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由代表制向代议制演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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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力主加强并扩大苏维埃内部的常设委员会，为此苏共中央在1957年1月通过一个所谓《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1962-1966年第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成员比1938-1945年的第一届增加了3倍。苏共党内资产阶级本意是想让常设委员会督促各部，主管部门的工作，结果议政分离进一步加剧，官僚机构持续臃肿。这种不伦不类的代议制后来终于在苏联分崩离析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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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苏维埃本来只是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结果却成为与联盟苏维埃平行的权力机关，其后“尾大不掉”搞成了两院制，表现上看可以相互制衡，实际上后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平衡权力争斗的“泄洪阀”。正如中修当局所搞的“两会制”（人代会与政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滑稽的两院制。
以上我们所展开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政体越变越坏的情形。
说明：斯大林比较重视专政“机构”，依靠这些机构把党和阶级联系起来。但是马列毛主义认为只有继续革命的办法才能使党和阶级形成极有生命力的有机联系。
回答2：
见张正 ：
《关于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若干思考》
[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2669]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2669[/url]
一、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观点的不同
二、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些补充：
继续革命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
1、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下）仍旧需要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保留旧社会的残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分配方式，仍旧存在老资产阶级的残余、仍旧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仍旧存在着阶级斗争。（马克思：”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即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历史必要性。而托派的理论则实际上是认为：之所以工人国家需要政治革命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条件（发达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导致官僚篡权，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历史的偶然悲剧，那么工人国家也就不需要继续革命。
2、社会主义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继续革命。即消灭这些旧社会残余、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只有通过长期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这样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完成消灭旧社会残余的任务。而托派则根本否认继续革命的道路，他们认为只要发达国家革命成功，只要实现了“工人民主“，从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社会主义到成熟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快的，随着生产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根本没有认识到这需要群众的长期自觉斗争，旧社会残余决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托派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唯生产力论。
回答3
不能说文革前的中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没有继续革命，只不过是继续革命的方式不正确或者有缺陷而已（即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力量或公安机关），实际上那两个时代都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坚决的阶级斗争。整个社会总的来说也是在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请注意两个时代都进行了伟大的社会改造，都始终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对资产阶级残余势力不断进行斗争——即所谓“政治运动不断”，都对国际资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斗争，并积极支援世界革命）。
回答4
文革前十七年社会性质的基本评估，该评估对于评估斯大林时期也是个借鉴。
孙翎：继续革命的前奏——1949-1965新中国政治路线斗争速写
[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204]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204[/url] （第4楼）
回答5
详见赤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之若干问题的思考》
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877 （第3楼）
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中国文革前17年的政体，从有利于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说都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第一就是等级森严、机构臃肿、严重脱离群众；第二就是基本没有吐故纳新的机制，权力垄断在党的干部手中，普通群众基本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全面监督、参与、改造国家机关。这种政体的缺陷也正是新生资产阶级产生和篡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缺陷，十年中创造了伟大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教训主要在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政权机关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保证群众自下而上造反斗争的权利，如何把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从体制上加以巩固落实，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的政体应该是精简高效、密切联系群众的；应该是充分保证群众对国家机关的全面监督、参与和改造的；应该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实现吐故纳新的。一句话，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09-7-25 15:52 编辑 ]
有网友问：无产阶级专政后，专政的机器应加强还是减弱？
关于国家机器逐渐消亡的理论模型
详见张角：《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 “四．对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分析”
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877 第2楼
最后说一下革命委员会对于未来政体设计的启示。
1．“三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与工代会）的基础作用有待加强。理论上讲，革命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包括了“三代会”在内的广大群众组织推选产生的权力机构。那么“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指的代议制那些所谓的条文制衡，而是以实际的革命行动来制衡，就像革命委员会兴起时那股闯劲与干劲。“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不能仅仅成为一哄而起的临时选举机关，一旦选举完毕则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则不再谈起。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一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代表会与委员会的矛盾。
2．革命的秩序与制度靠人来实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一定任期的，这与群众所要求的“随时罢免”仍有一定距离。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代议制下的议员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是不以人为的主观制度所转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难免落后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制度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诞生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二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
3．有些中国的泛左翼主张多党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都只是形式。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如果沉溺在代议制的大染缸里，一样会背弃人民的信任，成为议会清谈家。这从尼共（毛）将近1年来的执政表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客观现实，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的办法只能是继续革命，一切政体设计必须围绕着革命斗争，而不是臆想出脱离革命的僵硬制度。国家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消亡的，而不是在和谐中走向消亡的。
4．我们从革命委员会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这一案例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之处在于她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新陈代谢，这也是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我们还看出：随着革命委员会帮助“整党”的不断推进，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断内化于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革命委员会逐渐融为一体，由于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革命委员会同时可以改善政府职能，帮助整顿军队。这一趋势就是政党消亡的趋势，国家消亡的趋势，军队（暴力机器）消亡的趋势。
关于这个趋势，我们再做一定的分析：
“三结合”（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结合）形式的初衷是：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
我们从“三结合”可以看出三个要素的融合：
革命军人
—
军队（暴力机器）消亡主要依靠革命军人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如果军人始终留在兵营里，那个军人身份势必变成一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职业。
革命群众
—
国家消亡主要依靠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群众要对暴力机器有感性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革命群众要对政党的运作，行政机关的运行有基本的感性的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群众在文革中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然后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干部
—
通过三结合才能不脱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通过三结合帮助自己整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三结合”在政体设计上与“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的天然契合。其实在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式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09-7-25 16:01 编辑 ]
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作者：洛崇
序
生前他带着面具，死后仍然带着面具，无论如何掩盖不了巨人的存在。生前的面具，在权力的作用下流光溢彩，死后的面具在留言的腐蚀下象征邪恶，然而当阿谀奉承、衷心赞美变成历史；当诟骂污辱，诽言成堆变为老调；我们揭下那尘封的面具，我想，那是一张巨人的脸，沉着，坚毅，而且值得回味。
作为中国人，我不能不对斯大林产生非议，是他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莫斯科的遥控指挥，他以为他是教皇吗？是他在雅尔塔的铁幕下将东三省换与美帝国主义作筹码，他的党是"老子党"吗？还是他，背离了列宁的教导，迟迟不肯归还我们的北方失土，他难道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世界革命的东西阵营，这其实也包含着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估量。
大多数人并不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种悲天悯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总是占着上风：似乎斯大林的成败得失、人格尊严总要由一个斯文的，高贵的，完美无暇的托洛茨基来决定。世道太不公，谁让斯大林成功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呢！于是故事来了，托洛茨基是天使，斯大林是魔鬼，但是为什么魔鬼的帝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堡垒一度辉煌，而天使的乐园连个影都找不到呢。好了，革命的诅咒者得到了倚天剑，"你要干革命？托洛茨基就是下场！魔鬼放逐天使，还革什么命？！“资产阶级小姐在托洛茨基的坟头，流下动人的泪，仿佛这时她们都站在了完美革命的一边，只要这个世界上革命是完美的，她们就愿意走出闺房，跟随着托洛茨基去革命！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柯巴”。
一、山鹰与犹大
“柯巴”，斯大林早期的名字，格鲁吉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扶贫济弱，仗义豪放，这名字里有斯大林对于未来的憧憬。童年，在矮湿的危房里，他常遭酗酒父亲的毒打，他倔强地反抗，他看够了阔少们的冷眼，他的仇恨在一点点燃烧。学校里，他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这使他赢回了稍许的自尊。母亲希望他成为教士，然而他却成了一个革命者，那年他十六岁。他激情澎湃，一篇篇檄文刺向了敌人，他号召：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他是个深刻的诗人，他把浪漫的才情融入了最残酷的现实斗争：“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该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而后的革命生涯，他走得执着，果断，稳健。
他不屈不挠，他埋头苦干，从基层的组织工作到党务，从处理民族问题到军事指挥，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布尔什维克的山鹰”，他是如此热烈地崇拜列宁，而列宁也时刻关注着这个沉默寡言的高加索人。这时的他又看到了当年的冷眼，不过此刻是来自同志中。那高傲的目光来自理论家托洛茨基，据说这是一位党内的权威，不可一世的大学者；据说这是一位敢与列宁争高下的天才领袖。可惜的是，这时的托洛茨基还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的理论在不断地游移，他号称"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这时的他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中纵横捭阖，他们共同组成了八月联盟以对抗布尔什维克。列宁是这样为八月联盟定性的：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列宁讥讽这位天才领袖，思想先驱是"厚颜无耻的小犹大"，而此刻他依然自命不凡。
斯大林的监禁流放生涯像是一部史诗。在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夜晚，他沈思；在巴士姆的铜墙铁壁间，他宣讲；在新乌达村的荒野，他孤独地吟唱。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他留下了倔强的反抗，不屈的意志。而那位踌躇满志的托洛茨基又有怎样的革命经历呢？他与斯大林同龄。1902年斯大林入狱，他则在这一年从西伯利亚逃脱后直奔国外，在温情脉脉的寓所里，他把他的深邃溶解在咖啡里，他成为了《火星报》的灵魂。1905年，革命的火焰高涨，他又重返故土，重操旧业，可是繁重琐碎的事务令他既不得心也不应手，他的领袖幻梦连同1905的大失败一起破碎了。此后他长期流亡国外，以巨人的言论掩饰自己的泥足，他在国际上散布所谓俄国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不耻以烈士的鲜血来映衬自己的一贯正确。他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更是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公愤。列宁斥责他是"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页－411页）。与他相比，斯大林在残酷的斗争中磨砺，七次被捕，六次流放，摸爬滚打间奠定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杰出领导者的地位。
1917年是革命的转折点。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区联派（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列宁主张同区联派联合，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直到这时托洛茨基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这就是他的革命老资格吗？这就是他认为是列宁亲密战友的凭证吗？这就能足以证明他自始自终的革命信念吗？革命胜利了，各色人等为之作出了注解，托洛茨基也迫不及待地想在历史的页角上留下不朽的足迹。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924年夏秋托洛茨基写出了纪念文章《论列宁》与《十月的教训》。他真的热爱列宁吗？不是，他只想以列宁来印证自己的伟大。他描述列宁"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在每一个恰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托洛茨基《论列宁》），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场合循循善诱，以列宁的诤友身份使得革命化险为夷。他正用着狂妄掩盖历史的真相。他成了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而他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9日就决定拒绝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正是这一决定奠定了"十分之九"、“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10月25日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党内的同志对他这样裁减历史表示了不安。《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十期刊登了瓦尔丁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托洛茨基给与读者的"唯一史实"是在决定性时刻只有他是同列宁意见一致的，而除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动摇的，错误的，迷途的，如果一个不了解党的历史的人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一定会相信，列宁同他从来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面对善意的规劝，托洛茨基的反击是无情的，并且是极端粗暴的：“瓦尔丁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上费了大约五页篇幅来评论我的《论列宁》一书。文章通篇充满着理论上的胡说，政治上的虚伪，逻辑上的语无伦次，简直可以说瓦尔丁同志创造了极端混乱的苏维埃新纪录”，他毫无论据地断言他同列宁的原则分歧"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已经"抛进了历史"，完全可以像"对待历史数据那样没有任何偏见的对待它"。（托洛茨基《多余的热心》）但是又是谁先产生了对历史的偏见呢？托洛茨基不回答了，他没法回答，而斯大林代表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做了回答。
斯大林的《论列宁》捍卫的不仅仅是列宁，更是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与荣誉。他没有像托洛茨基以长篇的回忆来充斥不实的虚构，而是以"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勾勒着列宁的美德，而每一点似乎都针对着那位"以接班人自居"托洛茨基。我们可以体察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那平实中隐藏着对自以为是者的不屑与愤怒：“列宁这样朴质谦虚、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的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式下，他们往往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像这种领袖”、“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的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斯大林面临着更大的理论风暴，《论列宁》的相争只是风暴的前夜。
二、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太诱人的词汇，托洛茨基的信徒们，似乎都以此美名把他当成先知。然而先知有剽窃之嫌。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明白无误表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断革命"：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而列宁使不断革命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是不断革命理论的逻辑完成，并且成为毛泽东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已经自洽完成的理论，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托洛茨基的专利呢？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什众呢？用斯大林的话讲是：毫无生机的书本上的玄谈！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提出，这涉及到广为争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后期则是应用于"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是沦为了保守的官僚机器"。"听其言，观其行"是判断革命者的唯一标准，玄谈背后往往掩盖的是阴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始终与他的权力欲望紧密相连，理论之争是假，革命领导权之争是真。前期以他的《总结与展望》（1906年）为代表，后期以《不断革命》（1929年流亡土耳其期间）为代表。托洛茨基用他看起来左右逢源的理论，实践着政客的卑鄙投机，如果我们不熟悉历史，自然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但是列宁的揭露是极其有针对性的：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l4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05—506页）
托洛茨基带着教条主义的轻狂，权力的想象，一头扎进了繁琐的考据。他所依据的是纯然圣经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而且还进行曲解：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1905年》）这个逻辑推导本身并没有错误，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独创，卢森堡、李伯克内西、以及那位谦谦君子考茨基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所谓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出于革命者国际主义构架下的担忧，那是完全正常的，李伯克内西，卢森堡属于这一类。然而以理论的完美来阻碍革命的实践，标新立异者对埋头苦干者的指责向来是苛刻的。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就是有先见之明；如果革命胜利了，他们又可以分一杯羹。十月革命胜利了，从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悬案，卢森堡，李伯克内西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决心；而托洛茨基摇身一变，十月革命变成他领导的了。这样的诡计受到了布尔什维克良知的抵制，于是托洛茨基进而改变策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蜕化了，因此革命没有最终胜利，还是我的判断对。他真是一个算命先生，左右逢源。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七十多年后的国际共运陷入全面低潮，好像完全符合了他的判断。但是用这样僵化的实用标准是可笑的，无数的革命诅咒者都曾预言革命要失败，从丘吉尔到尼克松哪个不是说革命要最终丧灭的？托洛茨基如果自愿归入革命诅咒者的行列倒也罢了，但他偏不，他要做的是"革命先知"、“革命领袖”。所以他继续祭起"不断革命"的大纛，他攻击党的组织原则，党的行政系统，党的阶级路线。
他真是为了捍卫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吗？不是。1923年9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全会，决定遵照列宁病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民主，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全会，当时没有对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不同的意见。到了会后当他看到中央提出的民主问题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的极大关注，便决定借题发挥。10月8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施激烈的信，认为布尔什维克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了工人民主，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断言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一个星期后，他又召集他的支持者和"民主集中派"签署了"46人声明"，声明指责党已经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了军纪，官僚机构已经取代了党，并坚决主张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当然托洛茨基本人最关心的还是"要求自上而下地整刷党的机关，撤换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口至27日举行了扩大的联席会议，并吸收国内最大的10个党组织的代表和"46人声明"中的13位签字者参加。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托洛茨基的"46人声明"，"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受到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内危机。“11月中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同意公开进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许多辩论文章。而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在12月5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带有妥协性质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和对压制工人民主的行为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也表示赞成，但他却把这个决议看作是反对派对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决心乘机扩大战果。12月7日这个决议在《真理报》上发表，12月8日托洛茨基就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会议上宣读了《新方针》。这既是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又是一个扩大派别活动的政治纲领。他蛊惑人心地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他认为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则是一些经验丰富又有功劳的同志，所以党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阻碍了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他鼓动育年一代通过同他们的斗争来领会"托洛茨基的公式”。斯大林联系到托洛茨基一贯的两面派行为，予以揭露："12月7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本来希望，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的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他在12月28日、29日还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等文章，这些文章再加上他以后撰写的《官僚主义和革命》等，于1924年3 月结成一个集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托洛茨基不仅在首都发动了反对中央多数派的运动，还派代表到各地游说，使这场党内争论扩展到全国。布尔什维克正面临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12月18日党中央发表《反对党内斗争尖锐化》的决议，批评了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活动。号召全党加强团结，维护统一。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老布尔什维克也前往各地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批判《新方针》中提出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派遭到了失败。他们的纲领遭到了98.7％的党员和绝大多数党组织的反对。拥护他们的纲领的支部主要是一些大学支部。但是413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67个，238个苏维埃机关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57个，99个军队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22个。1924年1月16日至18日，党召开了第13次代表会议，对这次争论进行总结。会上托洛茨基继续坚持他的纲领，结果只得到了3个人的支持。会议以125票对3票通过了《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
托洛茨基在组织路线上的斗争陷于困境，转而又想从理论上打开缺口，进一步培植自己的羽翼，扩大反对派的力量。因而就祭起了"不断革命"的大旗。托洛茨基凭着他的"革命老资格"确实可以招摇撞骗一时，谎言最终要被革命的实践击得粉碎。他扮演着列宁"唯一知音"的角色，他宣扬列宁主义以二月革命为界限分为新旧列宁主义，而旧列宁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在二月革命后被列宁抛弃，而新的列宁主义由于站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上来了，因而就正确无比。事实真是这样吗？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以他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无聊的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使自己分化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词得当，不久的将来列宁主义正是会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开始激烈的分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别隔阂，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和政治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会划分派别这种粪便上开出灿烂的花朵……"然而现在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无可动摇的领袖，使得托洛茨基不得不改换策略，以拥护列宁，继承列宁的面目出现。
斯大林一针见血的把这种动机给挑明了：“当党正在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时侯，当党需要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托洛茨基要挑起这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争论呢？这不但为破坏党和党的领导的威信，而且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向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论反对派》）对于托洛茨基而言，“不断革命"的决不是他天才理论的"灵光一闪”，而是作为灵活的政治砝码被实用主义地运用着，因为这是他的金字招牌，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护身符。今天的托派们，也还是要这张皮的，没有这张虎皮他们扯不起大旗。他们的唯一本事就是把"不断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所牵涉的前后历史渊源与细节全部抽空，独留下一个革命的先知而令后辈无限遐想。这叫黔驴技穷。
还原历史，让托洛茨基的丑陋脸孔无处可逃。而此刻斯大林在微笑，他从容自信，他和他的同志们轻而易举的击败了一个历史的小丑。托洛茨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犹大们中最无耻的一个，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托派的徒子徒孙怎样祭奠，流亡的末路人所说的诅咒，都不可能真正写入布尔什维克党光荣的战斗历史。
三、“革命的良心”
斯大林一生有过无数的敌人，这些人的失败也勾起了后人无限的同情。历史的风沙剥蚀着苍白的记忆，扑朔迷离的诽谤使得斯大林的形象迅速被妖魔化，天使们的眼泪掩盖了历史的本相。继托洛茨基后，斯大林的其它政敌分别由后人给他们戴上了不同亮度的光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丹尼尔斯称之为"革命的良心"。
就在斯大林领导全党战胜了托洛茨基的同时，新反对派从幕后走到台前。布尔什维克党刚刚经历了一次分裂的考验，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革命者迅速沦为政客，权力使一部分人迷失了方向，马列主义语句包装下一颗颗欲望的心正在膨胀。192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推举他在大会上针对斯大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作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副报告中抨击党的农村政策是纵容富农经济，断言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已经蜕化。这种论调同托洛茨基如出一辙，真可算得上惺惺相惜。加米涅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中农结成稳定的联盟。当然争论的最核心问题还是领导权的问题，新反对派一致要求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与新反对派展开了辩论。12月23日大会在充分争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以559票对65票的绝对多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1926年4月，托洛茨基派与季加新反对派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些"革命的良心"们互相谅解并实施联合。虽然这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政治野心未泯，还在伺机东山再起。看到新反对派的崛起，他的亲信们向他提出了各种权力组合方案，而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这种组合而重新获得权力，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蜕化与否，而是党的领导权。拉狄克劝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结成联盟来反对季加新反对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建议他同新反对派实行联合，姆拉奇科夫斯基劝他同时反对两个集团以争取党心民心。最后托洛茨基决定同季加新反对派联合。这就是托季联盟的由来。
他们在拉狄克住宅处多次秘密会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两派的联合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广大党员知道他们和解的消息，立刻会站到他们一边。他们彼此对之前的相互攻击表示遗憾和谅解，还在1926年春夏之交把联合反对派的代表派往几十个城市。1926年7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3人联合向中央递交了"十三人声明"，重谈过去的老调。由于全党的抵制，他们又不得不抛出另一份"六人声明"，承认搞派别活动。但是这两份声明揭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在1926－1927年间的大讨论。斯大林撰文《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系统地将争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逐一批驳了了托季联盟的责难。与此同时托季联盟在派别活动上越走越远，他们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联合绞杀之际，加紧成立第二党，有所谓的"克列孟梭式的实验"。托洛茨基在 1927年7月11日致信奥尔忠尼则：现今的领导集团无力组织反侵略战争……为了工人国家的利益，反对派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时的克列孟梭那样，从内部采取行动，更换政治领导人，把他们的政治路线像垃圾一样扫掉。这样无耻的表白，后来被斯大林称为"与张伯伦结成反苏统一战线"。1927年10月党中央宣布在召开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进行全党公开大辩论。全党辩论的结果是占总数99％以上的党员都投票赞成党中央的路线。
1927年12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托季联盟已经走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因此决定开除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并决定托季联盟的其它领导人也一并开除党籍。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曾经说过，斯大林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那粉碎反对派的东西——不但是手腕的巧妙，而且是他比旁人更能亲切地觉察并表达人民的意志”。
1927年底1928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1月15日疲倦的斯大林秘密赴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卢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后又回到鄂木斯克。在视察过程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产生了"西伯利亚方式"。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不只是解决一个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农业发展或农村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开端。在这次视察中，斯大林首先明确提出了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即发展集体农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党内分歧再一次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这一次主张保护富农利益的是布哈林，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又一位自负的理论家。他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很难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在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中他犹豫地站在斯大林一边，他拥有一种理论上的成见，即固守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并且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当托季联盟从"左"的角度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政策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正在丧失"，他可以站出来为之捍卫，然而他捍卫的并不是真理，而是教条，以及这些教条给他带来的荣耀。而现在斯大林面对着粮食收购危机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布哈林发挥了列宁晚年一些偏执的想法，即想通过市场经济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当然列宁自己对市场经济还有所保留，所以反复教育全党说这是"这是战略的迂回，是退却也是进攻"，而布哈林将这些辩证法丢得差不多了，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份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到了1925年他正式提出了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的口号：“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去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经济吧！”（《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7－368页）这种天真的想法，进一步让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最终熄灭，而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长入的。他的这些理论概述无非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映，当新经济政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已经失去时效时，他的固守只能表现出缺乏辩证法的迂腐。对于这场理论争论，布哈林自己也缺乏准备，他不但缺乏理论上的勇气，而且在派别活动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主动与已被开除党籍的加米涅夫多次联系未果，此计未成又以辞职相威胁。
在1929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主张遭到全党的抵制，布哈林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对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新方针投了赞成票。到了1929年11月，布哈林最终承认斯大林的新方针是英明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是对布哈林派胡涂思想的批评却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完成了，他问全党同志："你们看见过在叶塞尼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的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喊道：'弟兄们，把船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是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说：‘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布哈林后来在政治大清洗中的悲剧角色也许留给后人太多的惆怅，但他同斯大林的这些深刻的分歧并不因为惆怅而被抹去，还原历史才能还原悲剧。"革命的良心"的面目是复杂的，有的沦为政客如托洛茨基之流，有的最终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如布哈林，有的在学究与政客之间挣扎徘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后人无论怎样施加同情，并不意味着可以在道德的脸上贴金，面具上没有历史，而历史终究不靠面具来维系。
尾
斯大林说过，历史的风终将把他坟前的尘土吹走。历史存在者的心境是孤寂的，他在等待看那尘封面具的背后是否还有忧郁，还有期待……
想问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后记：本来想写篇历史散文，结果却越拉越长，最终有了论文的模样。唯一的想法其实是为斯大林抱不平，揭一下托洛茨基的画皮。我以为文中所引的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评价托洛茨基的段落，以及托洛茨基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这决不是像托洛茨基之流认为"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而是真实的托洛茨基的人格写照。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布哈林的论述有些欠缺，请同志们批评。我想就以此作为给同志们的新年礼物吧。
参考书目：
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
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叶卫平：《千秋功过，谁人评说——西方"斯大林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79年版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不断革命"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托洛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09-7-25 16:27 编辑 ]
过去曾经认为斯大林不够重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迷信专政机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同志，是充分认识到群众路线的作用的。
为了揭露季诺维耶夫妄图将“党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中写道：“‘党专政这个公式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险和政治缺点，如果单拿这个公式而不加附带说明，似乎就是：1.向非党群众示意：千万别辩驳，千万别议论，因为党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党专政；2.向党员干部示意：大胆地干吧，压制得厉害些，不倾听非党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3.向党的上层示意：大可以自满自足了，甚至可以骄傲自大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因而也就是‘领袖专政’。”
斯大林重申了列宁在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群众所意识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坏。”并且指出：“‘正确地表现人民意识到的东西’——这正是保证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基本领导力量这一光荣作用的必要条件。”
在以前一个回帖里对斯大林问题的一些看法，转帖这里供同志们参考：
一、
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应该以毛主席对此的科学论述为指导思想。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一些问题上又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他的错误，也不应该主要从他的个人品质上去找原因，而是应该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出发来认识。
我们既要坚决反对反共右派、托派对斯大林的恶意攻击(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评价斯大林而在于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革命路线），也要防止把斯大林偶像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即否认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有任何错误和缺陷，否认毛主席在分析和纠正斯大林错误上的伟大贡献——霍查派就是这种观点）。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更重要的是按照毛主席指明的方向，科学地总结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来为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我个人认为斯大林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广泛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集团中产生新资产阶级（即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集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危险在于无产阶级党和国家的上层，而不在于旧剥削阶级残余和外部间谍。因此在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斯大林没有进一步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保留了很多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而在很多地方不自觉地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有利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产生和篡权。当然斯大林的错误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个人，而更应该看作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看作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缺乏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经验的产物。
斯大林时代，主要依靠秘密机关自上而下地进行肃反的做法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样做并不能真正打击阶级敌人，反而往往被官僚主义者集团和走资派作为打击异己、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即文革中总结的形“左”实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种做法也一向被毛主席所反对。社会主义社会要打击阶级敌人、抑制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就应该积极领导这样的斗争。依靠秘密机关，还是依靠广大群众，实际上也是一个相不相信群众的问题。
二、
用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制造的成吨谎言为依据来评价斯大林，只能是歪曲历史。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个别历史细节来评价历史人物和整个历史时代，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纠缠于这些历史细节问题，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毫无帮助。关键还是要运用马列毛主义、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总结斯大林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
把斯大林打成大坏蛋、打成心理变态的独裁者，除了重复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又有什么帮助呢？运用马列毛主义科学地、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把斯大林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放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才能正确地总结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经验、吸取其教训，从而有益未来的革命事业。
把托洛茨基抬出来反对斯大林，更是可笑得很。托洛茨基一生的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十月革命前，他是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布尔什维克、反列宁的一个小宗派的头目；十月革命中，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的首脑。托虽然十月革命有功，但总其一生来说，不愧为机会主义头子的称号。他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远远不及斯大林。对托高度评价，无非是受其徒子徒孙及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资产阶级捧托恰恰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三、
关于“大清洗”问题
认为靠杀人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脱离群众的形而上学。毛主席从来强调不能乱打乱杀，强调要靠发动群众、而不靠杀人。而且实践证明，靠杀人也根本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杀了邓矮个、还有刘矮个、王矮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在于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产生和篡权，而不是在于某些个人的罪恶。所以只有靠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才能战胜新资产阶级。这就像靠暗杀不能带来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一样。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大清洗”，又最容易被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集团利用来打击异己、镇压真正的革命派。如果“大清洗”有效的话，毛主席又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我们在捍卫斯大林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即认为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样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毛主席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也就根本谈不上有毛主义了。
[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9-8-24 21:21 编辑 ]
走资派集团和官僚主义阶级，主体我认为都是胜利后的产物，都是新生资产阶级。
我们在捍卫斯大林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即认为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样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毛主席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也就根本谈不上有毛主义了。
在总结斯大林时,也不能老是盯着他的错误，就象修正主义一样。
斯大林同志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和经济家，任何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不得不爱戴、敬仰和尊重斯大林同志，因为他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几乎是无以伦比的和无法超越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叛徒们至尽仍然不遗余力地毫不间断施加给他的攻击、漫骂、诽谤和诅咒恰恰是在时时刻刻地提醒人民注意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把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仇恨和恐惧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与畏惧集中地发泄在斯大林同志身上丝毫不值得奇怪。离开了斯大林同志充满智慧和坚忍不拔正确指挥，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迅速成功同样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钢铁般的革命意志甚至赢得了敌对营垒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敌人的敬重。
斯大林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列宁的最好的学生之一。苏联共产主义党和人民在列宁逝世以后选择了他而不是另外的任何一个人可以算做是一个世纪性的正确抉择。斯大林同志在他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二十五年里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尤其是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几乎差一点就彻底掀翻了国际资产阶级建立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和资本统治。直至今日，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劳动人民所享受到的种种“改良”成果，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斯大林社会主义强大的威势胁迫和影响。斯大林，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永远怀念和长期铭记的名字之一。
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无论怎样伟大的人物在秉承人民意志和历史要求构造理想社会的时候，都无法超出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时代总体水平的制约，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尤其在后人眼里更是如此。因此，当我们以辨证的和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对待前人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和前人所遗留的巨大遗憾的时候，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和盲目否定一概抹杀均非可取的态度。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遭受沉重挫折、历史发生严重倒退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者如何看待、继承以往的宝贵政治遗产，如何准确恰当地总结前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正确把握和结合时代个性和现阶段阶级斗争新特征特点的基础上，如何吸取以往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教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评价斯大林同志和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问题时，我们既不能在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铺天盖地的谎信之下慌了手脚，乱了方寸，动摇信仰，也必须注意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划清界限，保持清醒，落入窠臼。
斯大林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失去了后劲并落入修正主义分子之手，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认为消灭了小生产就已经成功地堵截和阻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通路。而历史的情况却是相反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劲头不仅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衰减，反而大大地得到加强了。斯大林同志没有丧失阶级斗争的警觉，只是没有找准阶级斗争的正确方向，他只注意到了未被消灭干净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反攻倒算或阴谋破坏和外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腐蚀拉拢导致部分投机分子变节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却没有重视官僚资产阶级这个更重要更危险的阶级敌人；他注意到了应该宏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却没有注意到官僚资产阶级通过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手中的特权剥削侵占劳动人民劳动果实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他也注意到了必须时时注意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却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单纯地理解为保持和扩大国家机器；他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却将这种民主狭意地解释为不断增长的和得到满足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停滞并始终未曾设想创造出更能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式和新格局。正式上述失误，造成了资产阶级上台很容易的客观条件，致使在斯大林逝世不久，修正主义叛徒赫鲁晓夫之流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家领导权，仅仅几年时间即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必须指出的是，在斯大林时代官僚资产阶级尚且处于萌芽状态，而且伪装隐蔽得也相当好，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指责斯大林同志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也只有同样的现象反复多次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发生和出现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可以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即是在深刻总结了各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新变化新形式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以后提供给我们的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同时也给有志于思索探讨并决意从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左派同志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2007-04-0
洛崇网友的这个文章，似乎确实如吴季《剥下面具？带上画皮？》一文
[url=http://tw.netsh.com/bbs/713969/html/tree_34159162.html]http://tw.netsh.com/bbs/713969/html/tree_34159162.html[/url]
所说：
[
诚然吴季很愤怒了对洛崇文做了一番反驳和挖苦，倘若总结一定有一二三四五等等等许多条，但笔者认为其余方面——无论是否正确地评价了洛崇文——都不如这一点来得厉害：即分析方法中对群众的、物质的历史的完全无视。
偶尔顺着QQ群转发的链接过来一看，总是不断地有感到吴季所指出的这个问题（注意：此人疑似托匪，但笔者引用其文字只是认同其个别论断而非其捎带支持其派性）。嗯嗯，这个可不是小问题，政治人物的历史竟然可以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竟然可以仅仅是个人欲望的展开（例如我们这位洛崇网友笔下的小丑托洛茨基），背后的群众的、物质的基础真的到哪儿去了。。。。我们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会感到满意的吧。马恩列斯毛及其徒子徒孙等等等唯物主义哲学的坚定的捍卫着那个全然无语啊。。。。只记起张角网友那篇资本论通俗讲义和那篇后来不断被引以为“研究成果”的打破Matrix走向解放，笔者的意见已经在相关帖子发表过了，那个唯心主义的啊。。。。嗯，倘若洛崇、张角们能用若干见诸文字以外的“革命成果”来表示那个唯心主义蛮可以为我们无产大众所接纳的话，笔者倒是可以先夹起嘴巴不说话。。。。
其他文章先搁着以后评论，说实在5楼是比较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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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插个话，这阵看到封禁某ID的帖子了，呵呵，笔者是那个做贼心虚啊，涉嫌派别啊攻击啊坚持错误观点啊泛左啊等等等一系列罪。。。。
不过事关无产阶级的理论的话题，还是必须本着负责的态度来说上几句，万亿说对话了被当事人接受了可就高兴，说错话了被封了也只能那样了。。。。
难道托痞们喜欢把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东西称为“群众的、物质的、历史的分析方法”？
看看托派的嫡子嫡孙们亲自为托撰写的这段历史，不是更清楚地看出托是一个左倾投机分子吗？还“群众的、物质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呢！
童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生于南俄草原扬努夫卡村的一个拥有三百俄亩左右土地的富农家庭。他的原名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1888年，托洛茨基九岁那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了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使托洛茨基大开眼界。1896年，托洛茨基转到工业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了一个"南俄工人同盟"，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获，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200多人被捕入狱。在狱中 ，他读了列宁刚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 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那时候的托洛茨基或许没有想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会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紧密地连结在一起。1898年，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流放地，他用安蒂德•奥托的笔名经常给老民粹派分子在伊尔库茨克创办的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探讨有关爱情、友谊、死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一些"人生问题”，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 、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了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流放期间，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1902年春，托洛茨基在流放地阅读了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深受启发，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派的革命活动。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亚来到萨马拉，当时护照署名托洛茨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托洛茨基在萨马拉正式加入了列宁的《火星报》组织，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以"比罗"的笔名给《火星报》写稿。经《火星报》代办员的推荐，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到国外参加《火星报》总部的工作。1902年10月，到伦敦后，他开始协助列宁从事《火星报》的主编工作，并为报纸撰写政治评论文章，还被委派到法国、瑞士、德国的一些城市进行宣传活动，宣扬革命思想革命。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很快得到了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赏，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担任第七名编委。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的奠基者，
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之称。他学识渊博，曾与恩格斯交往密切， 在欧洲革命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两人均具有深厚的理 论根底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一时瑜亮，各有怀抱。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 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 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列宁这一提议因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决定只让他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无表决权。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报》编辑部讨论的意见，到巴黎去从事争取俄国侨民团体的工作。
１９０３年７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一些革命斗争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结成同盟，而托洛茨基却加入了对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党内反对派"，成为"少数派"之猛将。托洛茨基激烈攻击列宁，说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又说列宁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会把革命引入歧途，“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 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自己的"棍子"反过来打自己，这是
列宁始料未及的。在这次大会上，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派"（孟什维克派）；大会结束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１９０３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后来，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而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遗嘱”（到了1999年11月才在俄国公开发表），分析了苏联党和国家将会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瓦解。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指示，这一预言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布。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同盟委任的代表身份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在开始阶段曾与列宁同一阵线，但因不满列宁对老同志的态度而分道扬镳。
大会闭幕后不久，17名少数派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了3天派别会议(1903年9月)，会上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攻击和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后，他们采取行动，先后获得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火星报》从第五十二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被称为新《火星报》。托洛茨基随即为新《火星报》撰稿，他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罗伯斯比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这表明他坚决站在孟什维克一边。
可是不久，托洛茨基又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 ，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孟什维克接管了《火星报》，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列汉诺夫坚决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了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孟什维克害怕失去普列汉诺夫这个可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掣肘列宁的"同盟者"，惟有作出让步，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１９０４年９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宣布同孟什维克绝交。9月正式"宣布"同孟什维克断绝关系，希望超越于两派之上，“没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面的意见”。
有书评道：“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当初托洛茨基投奔列宁，颇受重用，但他对列宁却是以怨报德，摇身一变，就成为孟什维克的得力干将，不旋踵又被孟什维克弃之如敝屣。在孟什维克的元老中，除了托洛茨基，其他人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托洛茨基离 开孟什维克，进退失据，成了无所依傍的革命"边缘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布尔什维克的阵营中去，与列宁"相逢一笑泯恩仇"，再度合作。托洛茨基注定是一个政治悲剧人物，倘使他继续留在孟什维克，以其政治才华，或可纵横捭阖，雄极一时，然肯定逃脱不了被布尔什维克清剿；而后来卷入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那就身不由己了，命运可以想见。
1９０５年１月９日（星期日，俄历二月），彼得堡爆发大 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镇压，由此引发了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了日内瓦，他立即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 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推 翻沙皇统治，“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 托洛茨基已无法忍受长期的流亡生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２月，托洛茨基回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几 个星期后到了彼得堡，参加那里的秘密革命活动，并撰写了大量 文章鼓吹革命，期间为逃避追捕，一度逃往芬兰，同年１０月又 潜回彼得堡。1905年，当十月罢工高潮掀起后，托洛茨基在彼得堡主要从事报刊宣传工作。他还用扬努夫斯基的化名，参加了彼得堡苏维埃的工作，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青年律师)于11月26日被捕之后，他曾一度接任过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托洛茨基是以孟什维克主要代表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的，尽管他已公开声明与孟什维克绝交。当列宁在同年１１月返回俄国领导革命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声誉卓著的"苏维埃强者"，其"人格魅力和思想力量的影响远不限于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有足够的力量与列宁分庭抗礼。
12月3日，托洛茨基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了托洛茨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 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 托洛茨基主义"。
1906年，他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于1906年11月被判处终身流放。1907年2月，他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他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后的岁月里，托洛茨基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柏林认识了被当时的革命者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的卡尔•考茨基，但托洛茨基却认为考茨基这位大师的思想相当平庸，使他感到失望；后来又认识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
1907年4月下旬，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居，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他提出不同心也能"协力"的论点，反对同机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在这次大会上，除了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以外，在所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支持孟什维克，站在机会主义一边。
同年8月，托洛茨基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会在争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时，托洛茨基鼓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主张。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以超派别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气愤，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报刊《新时代》和《前进报》上曾连续发表了几篇匿名文章，肆意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的真相，谩骂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混淆国际工人的视听。列宁抨击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对此，托洛茨基等人又是集会巴黎，又是向第二国际告状，攻击会议是"欺诈行为和篡权"，是"政变"，是"分裂"。同年8月25-28日，托洛茨基又集合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分子，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了"八月联盟"。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反对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915年9月，托洛茨基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在会上他追随占多数的考茨基中派，反对列宁提出的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建立第三国际的主张。但同时他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
波兰托派领袖多伊彻认为，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命史上无所作为的一章。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法国，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当局押送上船赴美国，1917年1月到纽约，在那里遇到了布哈林，他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国主编的《新世界报》编辑部。他还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一带，到处演讲，做革命鼓动工作。2月底，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托洛茨基更是活跃，急忙办理回国手续。3月27日，托洛茨基在归国途中遭到英国警方扣押，5月才抵达彼得格勒（此前一个月，列宁已回到俄国）。这时候的俄罗斯大地，风雷激荡，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刚刚过去不久，而另一场由无产阶级举义的震撼世界的革命即将爆发。就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俄国"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但不再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斗争的纪元，而是被压迫的受苦阶级反对统治者的斗争的新纪元”。托洛茨基与列宁这两位十数年来长期不和的革命领袖再度相逢，托洛茨基对列宁说，他已抛弃了旧日的立场，不再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了。列宁不计前嫌，欣然视托洛茨基为同志，总之，他们"已经弥合了"。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具有比其他俄国革命家更出色的政治才能，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正需要这样杰出的雄辩家、宣传家、鼓动家和策略家，于是列宁诚邀托洛茨 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甚至赞扬托洛茨基，说自从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决裂以来，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了。 此后，托洛茨基就成了列宁深为倚重的臂膀。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除了与列宁携手合作，已别无出路。
至此，托洛茨基充分发挥出其政治潜能，在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个人品格大放异彩”。他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内了，其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连列宁也稍逊一筹。卢那察尔斯基说："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很快就在９月获释。历史在等待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发动改天换地的大变革。１０月２５日（俄历），阿芙诺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爆发，克伦斯基政府垮台 。
[编辑本段]
托洛茨基与美国银行资本家的勾结，国内战争时期对于前线的瞎指挥胡乱干预，对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残酷杀戮，这些罪行它的徒子徒孙们是选择性地无视的。
电影《宣誓》中斯大林演讲的原文
[b]《宣誓》的观看地址：[ur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5OTY5MDA=.html[/url][/b]
斯大林：悼列宁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入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把我们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沙皇政府及其走狗的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暴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袭击，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的造谣和诬蔑，二十五年来所有这一切恶毒的攻击都落在我们党的头上。可是，我们党像一座石山一样屹立着，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引导工人阶级向胜利前进。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劳动者倍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裹找到救星。奴役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治。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戴的名字。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个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农民不结成这样的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和地主。工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农民没有工人的理想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国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从前工农联盟具有军事联盟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目标的。现在工农联盟应当采取城市和乡村间、工人和农民间经济合作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商人和富农为目标的，因为它是以工人和农民互相供给一切必需品为目标的。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列宁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过这个任务。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基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达吉斯坦人，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他们都同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休戚相关。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民族摆脱枷锁和压迫，而且这些民族也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无限忠诚，以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决心来使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暗算和袭击。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的喘息实践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和寇松最后通谍以及和德国危机有关的事变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向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我国的力量何在呢？这不仅因为我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上，它体现着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它受到红军和红海军的强有力的保护。我国的力量，它的坚强巩固，就在于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深刻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都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是列宁同志用他百发百中的妙手射入敌人阵营的一枝箭，是他们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靠山，是给他们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赖的灯塔。他们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不让地主和资本家破坏它。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虚弱也在这里。
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看作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作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列宁知道，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劳动者去进行争取解放的坚决战斗。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倦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这几天你们巳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揭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使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立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9-29 13: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