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深入讨论:东欧“剧变”十五年之现状

编者按:所谓“剧变”这个词并不准确,只有三中全会派才会大惊小怪“苏东剧变”。但是怎样使苏东地区人民认识到马列毛主义的重要性,却是个重大课题。

1989年的东欧至今已经过去整整15年。去年5月起,前社会主义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五国先后加入欧盟。东欧国家摆脱社会主义后,看上去好像实现了顺利发展,但国民有着极为严重的危机感,在上述五国中,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将要更换总理。这种危机感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也是社会和文化上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89年以后的东欧在向何处去呢?
显露出“野蛮资本主义”
当初东欧国家曾想通过民营化,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含义是东欧所要走的道路,未必是通往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1990年以后,东欧实施的是从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其内容是,改善国际收支、消除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实行民营化和市场经济。农产品自由化等。实施这种“结构调整政策”的结果是,各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民营化了,集体农庄解体,土地归还给原所有者,实行了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进入。几乎没有人否认,东欧经济一旦同欧美经济联系到一起,东欧已经不再是“市场经济”,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迈进。
但是,从90年代中期起,东欧许多人开始认为,将在东欧扎根的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而是“野蛮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来所具有的长处没能在东欧体现出来,而一味追求利润、无视人性和环境的“野蛮”部分却显露无遗。
经济处于受支配地位
在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国家中掀起了一股所谓的“加盟热”,西欧。美国、日本。韩国的资本以空前的势头涌入东欧。这种热潮只不过表明,因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流人,东欧经济在日益建立起以匈牙利为例,经济发展可以说极不平衡。电信、金融、保险、观光、不动产、建筑、汽车等,与外国资本结合的领域抓住了机会迅速发展。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把资本吸引过来。特别是电信,目前是外国资本争先恐后进人的领域。这一点在其他东欧国家也一样。
但是,其他领域却仍处于彻底停滞的状态。各种制造业无法与外国抗衡。商业也被西方的超市挤垮。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
特别是农业非常落后。东欧的农产品中,能与欧盟的农产品竞争的极为有限,有发展前景的只有像白糖等能向欧盟的农业加工行业提供的原料。但是估计农业今后要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因加入欧盟,农地最终将归法人所有,外国资本将正式进人农业领域。到那时将会如何呢?对西欧来说,东欧的农业无疑是“殖民地”。
基于这种状态,说东欧迷失了方向也并不过分。
准周边型“新资本主义”
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的一些政治社会学者提出,东欧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准周边”的“新资本主义”。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如果把美国和西欧作为“中心”,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周边”,那么东欧就是“准周边”。
所谓“新资本主义”,一般是指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瓦解后,在全球化中,无限制地在全球活动,并成长起来的跨国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
在东欧,这种“新资本主义”还有一些鲜明的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不是“自生地”发展的,而是从外部突然引进的。本来东欧没有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因东欧实行国有财产的民营化,大量国外资本流人,购买原来的国有资产,从而资本主义化了。其后结果是,跨国大企业一下子重新建立了东欧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当地资本根本没有机会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
第二,在其后的15年,东欧从属于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处于“准周边”状态,因此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们对国际大资本扩大支配无法进行抵抗。
第三,因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局限性,在东欧,对国际大资本“自下而上地”进行抵抗的“市民运动”力量薄弱。
这样一来,在东欧,国际大资本和新现实主义的“改革”没有受到社会的抵抗,自山地得到实施。其结果是,东欧的资本主义成了典型的“准周边”型的“新资本主义”。
东欧不仅有“新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另外还具有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社会和经济中存在巨大差距和严重的不平等特征。
特权渗透使政权变质
目前在全球化下推进的就是拥有这种结构的“新资本主义”。那么在其中控制权力的是谁呢?
东欧目前的政治权力精英是由过去的特权阶层演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过去的共产党精英利用在国有财产民营化及农业合作社解体时获得的权益及信息,同向东欧投资的跨国大企业结合,变成“新资本主义”经济的精英,进而成为政治精英。这些人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起,就被称作“特权资产阶级”,他们在“新资本主义”体制中,最终展现了自己的真面目。
去年9月底就任匈牙利总理的费伦茨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在1989年以前是共青团同盟的干部,“东欧革命”以后,他充分利用当过干部的头脑和信息,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并成为大财阀中的头面人物、大资产阶级。在匈牙利,像他这样的人物迅速成为政治精英,并逐渐凌驾于同样是“特权阶层”出身、但“具有帮派头目气质”或“骑墙派”政治家之上。尽管程度有差别,但波兰和捷克了一样。最近的乌克兰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特权阶层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家,并作为官僚,已经成为全球化政策的旗手。也正在这时,东欧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也开始发生变化。东欧国家当初按照新资产阶级的主张,提出“建立小政府”的口号,而现在,一方面为应付越来越扩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出于国家保护政策的需要,国家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国家官僚机构在逐渐扩大和强化。
“市场化知识人”介入政治
对东欧的这种“新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政治权力的变质,东欧有对此进行监督的机能吗?
过去,在东欧发挥社会监督机能的是知识分子。但是今天,东欧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拉人到政治权力当中。东欧问题专家认为,东欧的最大问题也正在这里。据他们说,现在东欧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市场”分三个领域。
第一,活跃在媒体中,走明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虽然谈论所有问题,但是他们无法从学问的角度去研究这些课题,不得不放弃全面探讨和思考,以及用事实来论证这些课题。
第二,活跃在大学中,是专家型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是不断满足政治经济精英们的专门需求,因此他们也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
第三,为经济政治精英直接提供咨询。应该说他们是“提供服务的知识分子”。
活跃在上述 3个市场上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应称为“市场化知识人”。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9-18 01:59 编辑 ]

东欧多数国家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东欧剧变只不过是摘下了那块“社会主义”招牌而已。

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都是“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伪社会主义的失败”吗?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热烈欢呼,拍手祝贺呢?

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社会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2.03倍,英国增加0.71倍,法国增加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1953年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同志逝世,毛泽东主席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可夫、布而加宁相继接任,赫鲁晓夫通过突然袭击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直到1964年10月被波列日捏夫颠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并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所谓新理论。
赫鲁晓夫的大反斯大林,导致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其后果是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赫鲁晓夫对内全面否定斯大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核心理论,背离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则鼓吹美苏合作,和平过渡,公开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样,中苏两党就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苏共当时以大国党自居,要求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指挥棒转,甚至提出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横加指责。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主席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被迫作出适当的反击。

二、中苏论战及中苏关系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宣部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对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由此,奉行他的革命理论的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不屈服压力,进行了有力抗争。同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也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主席主笔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文章说:“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引起的。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再次联合发表编辑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文章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中苏论战进入“白炽化”。1964年10月,波列日捏夫颠覆了赫鲁晓夫集团,虽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推行了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右派政策,使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坐大,形成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
以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1966年3月,两党关系中断。中国共产党面对霸权主义,顶住压力,表现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精神,毫无疑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自豪,也毫无疑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三、苏联及苏共的结局
苏共党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
1991年12月25日,成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首脑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1991年12月26日上午,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主持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曾经辉煌了七十年的名字,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曾代表工农大众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先锋党,一个曾比姿本主义有着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就这样垮台和支解了,就这样被她的人民抛弃了!
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俄国人给我们当了两次老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苏联解体一声钟响,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住和发展新中国。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伪社会主义的失败。

四、关于斯大林问题
斯大林问题是认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基本原因的切入点和一把钥匙。但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使用这把钥匙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结论。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撰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时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果不其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来,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
赫鲁晓夫背离马列主义核心理论,背离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从批判斯大林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搞的所谓政治改革,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彻底背叛马列主义,也是从大反斯大林入手的,结果搞得国破家亡。国内国外都流行着一种十分离奇而矛盾的思想逻辑,斯大林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下了苏联这样一份特别庞大而丰厚的家产,而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大反斯大林的人,却把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为此编造了“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两个概念,欺世盗名,硬是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35年来大反斯大林而搞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地塞进这两个概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苏东剧变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制造的假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可以肯定的。苏东剧变实际上是类似于十月革命前夕那样的机会,只是由于当时苏联东欧没有成熟、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错失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良机。

苏东剧变不仅是假社会主义的破产,也是劳动人民遭受的又一次被洗劫,更是资产者猖狂的开始。

你所谓“劳动人民遭受的又一次被洗劫”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不是什么“资产者猖狂的开始”,那里的资产阶级的猖狂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就开始了(那里在1950年代中期就复辟了资本主义)!
但是,如果当时苏联东欧有成熟、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住机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也会有“劳动人民遭受的又一次被洗劫”吗?
倒不如研究一下为什么当时苏联东欧没有出现成熟、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秘鲁人民战争的简史和现状》中的相关论述:“任何马列毛主义政党都必须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至关重要。由于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有相互的联系,这就形成了地区和国家间相互影响的客观形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尤为重要的,它经常在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变化的时候爆发出来。这些变化会普遍影响不同阶级之间的联盟关系,进而在不同条件下激化共产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共运历史上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世界形势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从60年代到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苏联成了中国的最大的威胁,林彪试图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屈服,而邓小平却试图向美国屈服。在东欧解体之后,我们亲眼目睹了在印度共产党(ML)中央委员会里K.Venu修正主义的产生。所有修正主义路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对于当前形势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计划。说完这个,我们来看看Asumir对于世界形势的观点。Asumir认为,正是由于东欧的解体,我们现在不能进行革命!Asumir说,“目前的政治低潮源于革命进程周期性的低谷、源于140年革命以来民众意识的不觉醒。迄今为止政治低潮已经有3年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分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关键点。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是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谷,我们现在应该进行政治上的全面退却。”(《我们的重点》,UICS)根据Asumir对世界形势的分析,现在是全球战略退却的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步入低谷、进行退却的时期。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形势对革命是不利的呢?简短的讲,Asumir认为就是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从东欧剧变开始低落了。群众的觉悟,主要从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状态和要求上可以反映出来,是影响革命政党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很想问问Asumir,革命形势是由阶级矛盾产生的,这种不利的“群众觉悟”是怎样影响下层的阶级矛盾的呢?
Asumir评价世界形势只基于对“群众觉悟”的分析,和接近唯心主义的Asumir相反,世界革命运动组织(RIM)最近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真研究了世界的主要矛盾,认为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继续发展,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些构成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都没有减弱,反而是加强的。RIM的决议强调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日益加深,东欧的解体无非是帝国主义体系之间矛盾临时转移的一个表现,被压迫民族的斗争高潮(尤其是秘鲁人民战争)是当前世界形势的一个主要特征。基于这些分析,它号召所有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群众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无法被正确认识。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东欧各国的群众造反事件:由于缺乏全面的革命意识,群众往往打出反共产主义的标语——尽管群众的反抗仍然是正确的。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政权的压迫,修正主义多年以来把“共产主义”旗帜变成了他们虚假的伪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为了达到各自目的而对群众运动进行利用。但是,当工人和受压迫群众没有一个先锋队组织领导时,是不是说他们的革命果实一定会被篡夺、他们的运动一定会遭受血腥的失败陷入混乱之中呢?秘鲁共产党通过斗争能不能把群众从修正主义者、宗教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中夺过来呢?答案是肯定的。另外,这些起义的结果使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马列毛主义迅速传播,在东欧国家建立毛主义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变得比以往都更为有利。这同时也是RIM中毛主义政党、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8-1 07:19 编辑 ]

[
是资本主义的暂时阶段性的胜利,既然修正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复辟资本主义,那么东欧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修正主义的阶段性胜利。
但是事物有二面性,通过修正主义实现的资本主义复辟让人民受二遍苦的同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正在逐步破灭。

[b]按:重看《再见列宁》,贴个参考材料。东德的资本主义复辟情况,包括东欧的情况要当作矛盾的特殊性来详加分析。怎样把东德人民的怀旧情绪引导到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并进一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重要性,这是个大问题。

很多怀旧情绪,需要进一步提纯出反抗的斗争,否则怀旧永远是怀旧,不能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
[/b]

参考材料:金融危机过境 东德重新思索共产主义(河蟹记者采写的,观点很坏)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共产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在东德又开始成为时尚,这得多谢全球金融危机。

路透社10月17日发表署名埃里克勒夫(Erik Kirschbaum)的文章指出,马克思在1867年写就的资本主义分析巨作《资本论》经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如今一跃成为德国畅销书,这是学术出版商卡尔迪茨(Karl-Dietz-Verlag)始料未及的。

“马克思说得很对”

该出版社的董事总经理Joern Schuetrumpf说,今年迄今这本大部头名作已经销售了约1500本,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三倍,且为1990年销量的100倍。“甚至连银行家和经理们都开始读《资本论》。”

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复活反映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反感。在1989年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后,现在的东德深受贫困和高失业率困扰。

延续了一个月的猛烈金融风暴导致美国多家银行垮台,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得不拿出大笔资金救助本国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反资本主义情绪也在逐渐蔓延。

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52%的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3%的人表示比起资本主义,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对普通东德人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调查结果。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资本的罪恶’。确实没错,马克思说得很对。”在东柏林从事IT行业的46岁男子托马斯(Thomas Pivitt)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过得相当不错。那时候没人担心钱,因为钱在那时候其实不算什么。你永远都不怕没有工作。共产主义并不都是那么糟糕。”

“资本主义更糟”

东德目前的失业率高达14%,是西德的两倍,而工资比西德低很多。在两德统一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东德人失去工作,许多工厂被来自西德的竞争者收购,许多被迫关门大吉。

“我觉得共产主义很糟,但资本主义更坏。”76岁的退休铁匠赫尔曼(Hermann Haibel)说,“自由市场非常残忍。资本家们总是希望压榨出更多、更多、更多!”

自由市场曾经在东德人心中激起希望,德国前总理科尔当时也曾向人们许诺一个“欣欣向荣的图景”。然而,尽管柏林周边、莱比锡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某些地区出现繁荣景象,但其他多数地区面临人口减少和高失业率的惨淡局面。

作为反对派的左翼党现已成为东德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达到30%。

46岁的职员莫妮卡·韦伯(Monika Weber)说:“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适合我们的制度。”

“财富的分配完全不公平,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切。税收被迫提高,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必须掏钱帮助政府躲过这场金融危机。我们真正在为什么买单?为那些银行家的贪婪。”

拉尔夫·伍尔夫(Ralf Wulf)也曾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欢欣雀跃。但他发现,这种欣喜很快就烟消云散。他说:“过了几周,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人性泯灭,剩下的只有猖獗的物质主义和无休止的榨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缺乏物质享受,但依然拥有很多东西。”

不过,也并非每个人都在谴责资本主义。阿斯特丽·嘉宝(Astrid Gerber)曾是东德的一名高级裁缝,但之后她所在的公司倒闭了。

42岁的嘉宝说,在丢失了那份一直是自己梦想的工作之后,她失业了7年,随后开了一家报摊以维持生计。但由于每周工作超过90个小时,她的家庭破裂了,报摊也不得不关闭。她说:“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我不能说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