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先生，难得你老来到咱们军中，辅佐闯王打天下，还抽空儿为闯王讲书。这么大本子的书，是说的什么道理？”
牛金星因他是跟随闯王的旧人，笑着对他说：“这书呀，可是重要！前朝古代的朝廷大事都写在上边，可供圣君贤臣治国理民作借鉴，所以这书就叫做《资治通鉴》。”
王长顺摇摇头，笑一笑，说：“可惜就没有替穷百姓说话的书，也没有一本教老百姓如何造反，如何打尽天下不公不平的书。那书应该记下来前朝古代许许多多造反英雄的故事，男的女的都有，读起来很动人，把他们如何成功和如何失败的大事写得明明白白，叫后人知道哪些该学，哪些该戒，哪些该防。要是有那样的好书，你们多给咱们闯王讲讲才好哩！”
牛金星和宋献策不觉一怔，随即哈哈地大笑起来，笑王长顺的话说得古怪和无知，又好像有点意思。李自成在笑声中回到屋来，并没有问他们笑什么，赶快吩咐李强将李岩所起的《九问九劝》稿子拿去交给随营文书们用大字连夜抄出几十份，以备明日分贴洛阳城里城外。听牛金星讲完一段《通鉴》，他又派人骑马去洛阳西关，看今晚破洛阳的事是否都准备就绪。
我想王长顺的愿望可以由马列毛主义者来实现了。相信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呵呵
这本书应该是《水浒传》
《水浒传》整体上是部反面教材，尽管里面有积极的内容
替穷百姓说话的书，教老百姓如何造反，如何打尽天下不公不平的书。那书应该记下来前朝古代许许多多造反英雄的故事，男的女的都有，读起来很动人，把他们如何成功和如何失败的大事写得明明白白，叫后人知道哪些该学，哪些该戒，哪些该防…
:lol
《水浒传》不是李顺所说的那种书，它的全名叫《忠义水浒传》，这本书主要是教人如何“忠君爱国”的，不是给造反者寻找李顺说的出路的，因而，宋江在作者眼中才是真正的英雄，并对他的结局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尽管如此，封建统治阶级并不领作者的顺水人情，最后，清未一个曾经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俞万春认为，宋江等人是地地道道的草寇，反贼！哪有忠义可言？所以，他就和他一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妹妹一起，根据施耐庵水浒108将故事的线索，写了一本《荡寇志》来消弥《忠义水浒传》在民民间的影响。两部书虽然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宣扬“忠君爱国”思想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观点不同，因而，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在民间的影响也就有着天壤之别。
施耐庵的《水浒传》，通过对一百多位英雄好汉被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逼上梁山，最终走上聚众造反道路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中下层官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讴歌了他们行侠仗义、惩奸除霸、杀富济贫等英雄事迹，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历史规律，寄托了作者对农民起义军的同情。而写《荡寇志》的俞万春，由于对农民起义军有着刻骨的仇恨，便把《水浒传》中的故事演化为对梁山泊众头领和农民起义军的攻杀和剿灭，颂扬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义军的血腥镇压，反映了作者在封建地主阶级鼓吹的“仁义道德”和“忠君爱国”等虚伪的面纱下所掩盖的残忍的阶级本质。尽管《荡寇志》在编织故事、虚构情节等方面不乏生动有趣的片断，而且在行文布局、造语设景、表现手法和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也算得上旧小说中的上层，但它在民间和文学史上的影响却远不及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什么把“强盗”写得可亲可敬，把朝廷、官府写得可憎可鄙的《水浒传》会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呢？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作者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倾向于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民大众，通俗地讲，在《水浒传》中，作者的思想倾向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而，《水浒传》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 本帖最后由 盛夏 于 2009-7-9 16:12 编辑 ]
把他们如何成功和如何失败的大事写得明明白白，叫后人知道哪些该学，哪些该戒，哪些该防…
楼主看得准，长顺看得远、看得深刻 啊。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姚雪垠能编出这个话来，说明是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
对盛夏跟帖的补充：
《忠义水浒传》中的大部故事，在元、明时期，这些故事就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施耐庵只是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它不是告诉人们如何造反，而是告诉人们如何做忠臣义士，如何遵守封建国家法度，如何安守良民的本分。书中许多行侠仗故事，也是告诫那些恶霸地主不要优势欺人，不要无法无天，不然的话，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至杀身之祸。否则，施耐庵也不会在书中画蛇添足地加入宋江一伙受招安后，剿王庆、收田虎，最后又自报奋勇地去打方腊这一段内容，并诬蔑同是造反起义的方腊义军当成“叛军”。这也是深爱封建思想文化影响的牛金星与李长顺思想观点对立的地方。
所以，ftianjian的观点是错误的。
姚雪垠本来就是当年研究明代历史的历史学者，写《李自成》这部小说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是配合当时“评水浒，批宋江”和反击右倾翻案等的政治运动，因此，此书一开始基本上还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写的，所以书中前两部还带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点。而后来的三部，则是在1976年的政变之后写的，因此，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写作水平都已经不如前两部那样清晰明确，而且还多存在一些颓废观点。如果姚雪垠是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来写这部小说，很难讲他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来写那段历史。
[ 本帖最后由 蓝色海洋 于 2012-9-4 09: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