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段文字是网上搜来的。可以作为评论的靶子。
[b]《游击战》切·格瓦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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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中心论：是由少数人组织、准备，在农村建立秘密的游击中心，然后发动游击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
第一阶段秘密建立游击中心。严格挑选25至30岁，作战勇敢的年轻人，组成一支30至50人的队伍，隐藏在密林中，进行开荒、种植、打猎，共同劳动、集体生活，与世隔绝，从而使人员思想无产阶级化。同时，进行体力上的严格训练，以培养队员的意志、毅力和耐力，进行识别地图、使用枪支、进行破坏活动。之后开始进行游击活动，采取一打就跑的战术，以奇袭方式摧毁敌人的哨所和兵营。通过这种方式，以激发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吸引农民或其他阶级青年参加。同时，还要进行革命宣传，使当地农民都成为游击中心的热心参与者，从而建立解放区。然后，再在解放区建立小型工厂、医院、电台和法院，颁布法律等。这第一个游击中心是整个运动的首脑。是未来人民军队的核心。
第二阶段不断建立游击中心。当第一个游击中心不断扩大后，分出一部分人开辟第二个、第三个……乃至多个游击中心，各个游击中心通过奇袭、破坏等方式不断打击敌人，制造紧张气氛。
第三阶段当游击中心发展到一定数量时后，在第一个中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各地游击队联合行动，同政府军开展一系列战斗，先占领村镇，开展城乡游击战，再由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摧毁政府军，最后夺取政权，取得最后胜利。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5-29 22:17 编辑 ]
我觉得游击中心论是解决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一种思路。
如果1楼的文字确实能代表格瓦拉的思路的话，我们可以就此讨论一下。当然如果能找到格瓦拉的原话更好。
比如格瓦拉去的玻利维亚，暂时没有革命武装的传统，那么他只能打第一枪，建立第一个游击中心。结果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人越打越少。可能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吧。
照理说应该是人越打越多，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形势。至少应该保本吧。越打越少肯定是战术战略有问题的。
人多好办事嘛。军事有特殊的规律，并不依照布尔什维克建党的规律。
比如说这一段：
严格挑选25至30岁，作战勇敢的年轻人，组成一支30至50人的队伍，隐藏在密林中，进行开荒、种植、打猎，共同劳动、集体生活，与世隔绝，从而使人员思想无产阶级化。同时，进行体力上的严格训练，以培养队员的意志、毅力和耐力，进行识别地图、使用枪支、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人的组建方式感觉是在套布尔什维克建党的先锋队规律。但是一支军队的组建可能有特殊规律。
如果是完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30-50人显得太少了。缺乏群众依托。如果能把当地群众鼓动起来，当地能有千把人的规模，再由这30-50人来训练，可能胜算就大了。
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就是精心准备，全民动员的。
材料：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 「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当时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夥），团练与团练一和（夥）各争自气，各逞自强」，斗争越来越激烈。一八五0年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与地主阶级团练展开武装斗争。十一月底，打败来攻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在长空上飘扬起「太平」的旗帜。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是农军和工人武装支援，再加上有军官教导团的干部储备。所以能在井冈山立下脚。一开始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井冈山。
材料：毛泽东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三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起义军总指挥）。
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前进的方案：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农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逼进长沙。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不过万事没有绝对。方志敏就靠几条枪能在赣东北创造出根据地。这主要还是看实际的革命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09-5-20 17:22 编辑 ]
德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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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格瓦拉算不上一个好的革命者。在格瓦拉身上，似乎有着明显的英雄史观倾向，并有着明显的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倾向，他没有马列毛主义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他那里似乎只有一个孤立的“武装斗争”，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格瓦拉身上是看不到的。
他的结局很惨烈。应与他的错误方向有关。
顺便说一下，文革前后，拉美各地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普遍批判过“游击中心论”。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5-20 18:25 编辑 ]
工农红军
4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的确有着严重错误，是不能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事斗争的。
“游击中心论”和马列毛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关键分歧就是要不要党，要不要群众。先锋队不是3、50人的游击小分队所能胜任的，而必然是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有一条正确路线、并有着遍布全国的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有有了这样一个党，才能领导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也只能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靠少数人的游击活动。人民战争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最核心的是要建立人民政权、建立根据地。靠少数人在秘密基地中训练，是不能作为人民战争的基础的。当然，在人民战争发展起来以后，可以用枪造党、造群众运动，但这必然是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做群众工作有了丰富经验的革命武装后才有可能。而人民战争的最初发动，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条件。少数人的“密营”，绝不是可靠的基础，最多只能作为准备的辅助手段。
“游击中心论”实际上与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的错误思想是类似的：“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而正确的路线只能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
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世界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存在着“游击中心论”和人民战争理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年拉美各国马列毛主义政党曾与游击中心论进行过艰苦的思想政治斗争，秘鲁人民战争可以说就是批判游击中心理论的一个产物。
至于格瓦拉个人的评价，我认为他理论上不成熟，有着明显错误和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管如何，他革命到底的献身精神，仍旧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 本帖最后由 工农红军 于 2009-5-20 20:44 编辑 ]
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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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主要在他“论游击战”一书中得以阐述。
沙尘孤狼
6
客观的说，格瓦拉是个蹩脚的军事指挥家，他在古巴没真正指挥过什么大的战斗，也没打几场像样的仗，他和卡斯特罗带几个流亡的青年在弹丸之地——古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然，他辞去高官厚禄，到艰苦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正是这献身精神赢得了拉美乃至全世界人们的尊敬。
沙尘孤狼
7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相比较，简直拿不上台面，可以说不是个东西，中国的解放战争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不少弯路后，才逐渐找到正确的道路。
而格瓦拉只经过一两次暴动就侥幸获得了政权，他的理论能经得起推敲检验么？首先说要秘密建立“游击中心”，与世隔绝？这就是个错误，武装斗争能脱离群主吗？脱离群众的后果就是孤家寡人，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再者他跑到非洲实验“游击中心论”，结果把别人的大好局面给搞破坏了，他屁股一拍走人，别人倒了霉。他又跑到拉美继续折腾，情报失误，脱离群众，屡屡受挫，人越打越少，最后抛尸荒野，他自己也死了，实践证明他的一套根本行不通。
游击中心论的错误有两点：
- 不懂得如何处理分兵与集中的关系
- 寄希望于靠游击战斗来扩大所谓的“政治影响”，而没有立足于一步步歼灭敌人与补充自己。
以上是这些时间来读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的。格瓦拉的失败是必然的。毛主席总结的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以下可以说是答案：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 (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10-11-10 00: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