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路线斗争

一些资料如下:

1924年11月2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年8月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帮助下能够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确定了越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1928年10月召开“七大”,大会制定了没收封建主财产、排挤外国资本、节制国内资本的政策。1940年3月召开“十大”,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新纲领,批准了新党章。大会提出了到1953年牲畜总头数达到2亿头的计划(当时实有牲畜2600万头)。大会选举泽登巴尔为党的总书记。1947年12月召开“十一大”,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3月召开“十三大”,通过了1958至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三年计划,选举达姆巴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1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泽登巴尔任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7月召开“十四大”,大会提出:“在不久的将来,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农牧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牧业国。”大会通过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的报告。1976年6月召开“十七大”。大会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决定把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牧业转向工业,提出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方面,与苏联进行“全面接近”。1981年5月的“十八大”通过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5月的“十九大”通过第八个五年计划。1990年4月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深化改革”,党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看、坚决深化改革新党。”1991年召开“二十大”,强调党的性质是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民主党。在蒙古人民党的“二十大”出现了党内的两翼,即“争取蒙古人民党传统和改革之翼”与“工人之翼”。在1991年5月16日蒙古《真理报》刊登了“争取蒙古人民党传统和改革之翼”的理论和政治方针:本翼的目标是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现实条件与要求,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前身蒙古人民党在其诞生宣言中业已提出但未能实现的民族复兴思想和行动对党进行彻底改革,重新恢复苏赫巴特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党,为建立起一个以民族复兴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具有民主结构的现代党而在组织方面进行不懈努力。我们同党的现行纲领和新党章的部分条款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指出了把社会主义仅仅局限于马恩列范围内而使其狭隘化和百般否定关于社会主义的其他学说的错误作法”,“然而,就其符合我国情况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是保障自由、人道、民主幸福美满生活及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等全民普遍享有权利的,按照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可能生活的一种理论思想。”

1992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二十一大,规定党的性质为民族民主主义,遵循东方哲学的“中道思想”。

1997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的二十二大确定党的性质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左翼政党”,理论基础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后记:一些资料可以表明,现在外蒙古政权是个很反动的资本主义政权。

所以我个人认为外蒙古独不独立是个次要的枝节问题,而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根本问题。“工人之翼”估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洗掉了。

[b]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

参考书籍:

[/b]在大漠那边

外蒙古独立内幕

http://mao.bu1917.info/down/waimeng.chm

[ 本帖最后由 建设 于 2009-5-12 15:26 编辑 ]

1952年1月,乔巴山逝世。5月,泽登巴尔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在赫鲁晓夫扶植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取代达希-丹巴,“当选” 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成为苏修利益在蒙古的政治代理人。

在政治上,泽登巴尔秉承苏修旨意,效法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做法,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对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元帅以及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将忠诚于党和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的同志排挤出去,而将其亲信安插至重要岗位上,逐步形成了“泽登巴尔政治集团”。

在泽登巴尔集团统治时期,受苏修新殖民统治和经济的影响,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畜牧业濒临破产,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从苏修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蒙古的国民经济处于日益恶化的状态之中。

在军事上,泽登巴尔集团紧跟苏修军事战略的需要,允许苏修军队长期驻扎蒙古及部署针对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1960年起,追随苏修对华政策,开始不断扩充军队。

1963年,泽登巴尔集团继续紧跟苏修军事战略需要,蒙古人民军军队数量日益增加,战后原已撤销的部队被恢复,以摩托化部队取代步兵,新建导弹、雷达、防化等部队,军费开支从2.9%(1590万美元),上升到14%(1.14亿美元)。同时,对武器装备进行改进,将征兵年龄放宽至18~29岁。并相继与苏修签订了《蒙苏双边军事条约》、《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和《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军事同盟条约。蒙古由此沦为苏修的“被保护国”与军事基地。

1965年,重返蒙古的苏军形成事实上的对蒙全境的军事占领。蒙军作战部队营以上和边部总队以上,由苏修驻蒙军事顾问接手指挥权。蒙军全部被苏军控制,变成了为苏修义务服务的雇佣军。

20世纪60年代,中苏政治紧张关系对峙时期,泽登巴尔集团站在苏修一边,为苏修摇唇鼓舌、擂鼓助威,追随苏修,猖狂反华,大肆攻击中国不遗余力。言辞之激烈而尖刻。

1960年,苏修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泽登巴尔集团积极参与其中。

1963年1月,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诋中国,称中国共产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7月,授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8月,为苏修《真理报》撰文,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者”,诬蔑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形象。9月,在莫斯科发表记者访谈,攻击中国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充当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急先锋。12月,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炮制通过《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国内反华言论达到高潮。

1964年4月起,泽登巴尔集团无视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单方面撕毁合同和协定,将其全部驱逐出境。9月,撤回驻中国内蒙呼和浩特市总领事。1966年6月,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反诬中国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诬指中国对蒙有领土野心,在蒙国内制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愚弄、欺骗人民,籍以为将苏修军队引入蒙古制造口实。

1973年4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以及1976年6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泽登巴尔集团均继续不遗余力地猖狂反华,攻击中国,抹黑中国共产党。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 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b]毛主席给达姆巴的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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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八百七十万人,其中七百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一百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 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达姆巴,即德·达姆巴(1908—1989),今译达希·丹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 本帖最后由 建设 于 2009-5-12 15:34 编辑 ]

蒙古虽然几十年来一贯紧随苏联,从来没有落在东欧国家的后面。然而,苏联这位大哥却没有真正帮助这位弱小而可怜的小兄弟一把。蒙古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就象那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缓缓而行的骆驼一样。整个蒙古国家就象一个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的老人一样,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发展变化。自从蒙古独立后,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新的殖民经济在东欧多数国家和蒙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尽管苏联在口头上高唱什么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将共同高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一致”,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高调,但是,事实恰恰和苏联所唱高调相反,苏联的新殖民统治严重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中,在蒙古,原有的经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是在“经互会”的幌子下,在“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实现的。所谓“生产专业化”,其实也就是“生产畸形化”和“生产殖民地化”的代名词而已。在“专业化”的要求下,经互会各成员国都按照实际情况,生产苏联所需要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工,蒙古国家最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它也就单纯地发展畜牧业经济,成为苏联的”牧场”。其实,受“专业化”之害的又何止蒙古一国呢,原本工业比较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已成了苏联的加工厂或附属车间。保加利亚则成了苏联的果菜园,古巴则成了苏联的甘蔗园。这些国家经济的畸型化和殖民化,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只搞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蒙古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就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通过对经互会务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趁机把许多陈旧商品推销出去,以转嫁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由于苏联推销给蒙古的机械设备质量低劣,又不附带零配件,经常损坏,给生产上带来巨大损夫,有时因一个重要机件损坏时,影响整个生产,蒙古就不得不用飞机把机件运往苏联修理。因为蒙古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厂家。苏联是蒙古拖拉机的供应者。然而,从苏联运往蒙古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等,每年都有大批报废而不能使用。苏联还把一些旧机器油漆刷新一下就当作新机器卖给蒙古,甚至把旧轮胎修补后,就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宣称他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 的实质。苏联对蒙古的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了毫不讲理的地步。1964年,苏联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蒙古人民并不需要它,所以冰箱根本卖不出去,而蒙古又不敢把冰箱退还给苏联,它不得不用政府的名义买下全部冰箱,而把它们无限期地库存起来。这使得蒙古的资金大量积压,给蒙古的财政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就是苏联对蒙古的“大公无私”的帮助。苏联在对蒙古的贸易中,经常搞这种欺骗性的商品交易,蒙古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站在苏联的屋檐下,它怎么能不低头呢?

蒙古本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苏联为了向蒙古倾销它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求蒙古降低和减少石油的生产。因此,蒙古石油生产的下降幅度极为惊人。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前,石油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60年,蒙古石油的产量为二万八千吨,1965年则下降为一万四千吨,只有1960年的一半,到了1969年,石油产量只有四千五百吨,只相当于1960年的15.7%,减少了84.3%,到了1970年,蒙古按照苏联的要求,已完全停止了石油的生产。与此同时,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却不断增加。如果把1966年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数看作100的话,到1969 年,则达到了132,1970年以后,由于蒙古已停止生产石油,因此,它所需石油和石油制品也就完全由苏联供应。苏联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让蒙古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某些燃料和工业原料,而由它供给。这样就完全控制了蒙古某些部门的生产,并且以此作要挟,使蒙古不得不屈从苏联的压力。你使用了我的石油,就得听我的摆布,这就是那时的苏联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蒙古深受其害,东欧各国也是这样。匈牙利的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根据“生产专业化” 的规定,匈牙利被迫停止生产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连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要也只能靠进口来得到满足。匈牙利现在也不再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制动件。在“生产专业化”的束缚下,东欧各国和蒙古不能生产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而只能生产某种零部件。这就更加深了对苏联的依附程度。例如,根据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的合作生产小汽车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只生产汽化器和汽车零件,保加利亚只生产车身和蓄电池,难怪在保加利亚工人中曾流行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世界上最长的汽车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回答是“保加利亚――车身在这里,驾驶盘在莫斯科。”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保加利亚依附于苏联的严重性,同时也隐约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蒙古的畜牧业自然发达,这也是蒙古唯一能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然而,在苏联的掠夺下,蒙古的畜牧业也举步维艰,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苏联的胁迫和勒索下、蒙古甚至将母畜和幼畜一起赶往苏联,结果。在蒙古的畜牧生产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牲畜头数不断减少,根据蒙古官方公布的资料,蒙古牧畜头数历史上最高水平是 1040年的二万六千多头、到1959年,牲畜头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二万四千多头;1966年继续降低到二万二千多头,到1968年6月时,就只剩下一万八千多头了,比1940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由于供应苏联大量活牲畜,使得蒙古国内也常感到肉类供应不足,以至于蒙古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野兽肉和蔬莱。

这就是蒙古紧随苏联的严重后果,这使得蒙古国内中活水平下降,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政治生活也得不到正常健康地发展,而且蒙古国内物价飞涨,人们怨声载道。然而,那时的蒙古领导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仍然紧紧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樟转。

蒙修疯狂攻击马列毛主义

蒙古政府以怨报德,把中蒙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笔抹杀,对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视而不见,竞把他们全部驱起出境。蒙方领导人纳-沙格达尔甚至还说:“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于我国工人建筑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的为难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为蒙中团结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这和中苏关系,中蒙关系没有恶化前时对中国工人的评价,简直判如天壤。特别是泽登巴尔上台后,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完全破坏了两党和两国关系。在中苏大论战中,蒙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攻击,有些言辞的激烈和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主要论战对手苏联。

中苏分歧公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或倾向于苏联共产党。自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后,夹在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更是积极依附苏联,在报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配合苏联反华。蒙古《真理报》及其他报刊杂志,在中苏分歧中,公开站在苏联一边,拼命开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同时挤命鼓吹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歌颂蒙苏的“伟大友谊”,允许苏联军队驻扎在蒙古。使中双关系也象中苏关系一样,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苏共公开信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奉行苏联的旨意,在本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在舆论上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64年7月,世界上已经有六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前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围攻和指责。中国当时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特别是蒙古这个曾经和中国一度十分友好的国家,更是紧随苏联。泽登巴尔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苏联组织的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此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尖锐化和论战的升级,泽登巴尔及蒙古的宣传机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反华的口气也越来越猖狂。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污蔑中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7月,蒙古《真理报》秉承政府旨意,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中说:“近来,中共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并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原则问题上奉行着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险的错误政策。”社论在指责中共的同时,还对中共进行了攻击,说中共“挑起分歧”,其使用的字句之毒,足令天下文人寒心:“某些愚笨的、只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对世界共运和工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

1963年,苏美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 ”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遣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员反动的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而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诚摸样。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

《真理报》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就仅仅因为中共不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就引来了这么多兄弟国家的围攻,显得是多么可笑。有的人自己甘心作了奴仆还不算,还想把天下没有做奴仆的人都拉来同自己一道。他们最恨天下的自由人了。

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的反华言论达到了高潮。这个决议中,蒙党攻击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占据领导地位”,“残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别国内政,从而把分歧由党内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影响了中蒙关系。决议中说:“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取得统率地位,尽其所能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贬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锋队―― 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诬蔑和攻击……。”并且说中共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危害:“中共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这个反华决议,竞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议程上。也许是蒙古党和政策的领导人内心也没有底吧。到底是谁破坏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可世上偏有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事。蒙古部长会议副主义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竟然说:“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贸易和经济的政策,给蒙中人民的友谊带来暇疵。”大约他当时喝多了苏联的伏特加酒,难怪他胡言乱语了。

到了1964年4月到7月,中蒙关系更加恶化。蒙古方面单独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协定,将中国的援蒙工人全部赶走,并把大批披着“建筑人员”外衣的苏联军队引进蒙古。中蒙关系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9月,蒙古撤回了驻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总领事,中国也就随即关闭了领事馆。更为可笑的是,泽登巴尔在196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共奉行“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颠倒是非,反诬我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

他说:“中国领导人滚到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落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顾基本事实,捏造、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中国领导人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只要汉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不惜玩弄别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们的愿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当时,蒙古在国内大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和反华浪潮。在蒙古人民心中制造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恐怖。蒙古政府就是利用这种欺骗宣传的手段,愚弄了蒙古的广大人民,同时合法合理地把苏联军队引进了蒙古,请求苏联保护其家园。更有甚者,蒙古竞把中国比作帝国主义看待,他们的报刊和杂志说:“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中共),如果需要的话,不仅他们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讨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合作分赃也在所不惜。”

并且就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一事,蒙古通讯社发表声明,诬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有领土欲望:“毛泽东在谈话里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的欲望。”尽管这些诬蔑和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可在当时,它却能起到蛊感人心,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从而引发边界的紧张气氛。

此后,泽登巴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有增无减。1973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泽登巴尔在开幕词中攻击中国,并叫嚷要“不断地揭露X集团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活动。197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七大,泽登巴尔在会上继续猖狂反华,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敌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竭尽全力来破坏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破坏缓和,散布各国之间的猜忌敌视,挑动世界热核的毁灭。”并且诬我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蒙关系时,泽登巴尔说我国“明目张胆地同坚持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集团、顽固的反动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开勾结。”对中国的攻击,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中国共产党加了许多封号,诸如“现代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国际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空泛的攻击,是蒙古政府为配合苏联而宣扬的俯拾苏联牙慧的陈词滥调,客观上说,蒙古政府只是苏联反华浪潮中的一颗小卒子而已,是苏联政策的附和者和传话筒而已。

蒙古政府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诬蔑外。还极力讨好苏联,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言必称苏联”,竭尽吹捧苏联之能事,即使蒙古政府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忘记用最美好的最动听的语言去歌颂苏联。蒙古的报纸、杂志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处处把苏联共产党挂在嘴上,时刻念叨,并且还给苏联共产党的头上套上了极其耀眼的光环,使得其神圣化和不可侵犯了。我们仅摘出一小部分蒙古报刊杂志和其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尽力吹捧的言论,就足以见其表里和耐人寻味了。蒙古报刊不止一次地宣称:“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竭力吹捧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它又吹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真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就在蒙古报刊大肆吹嘘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时,却爆发了由苏联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这对蒙古的宣传、无疑是绝大的讽刺。明眼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到底是谁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活动。除了象蒙古这样的“吹鼓手”之外,恐怕没有,也不会有别国的报刊和杂志那样卖力地、不合时宜地称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而且还不止此,蒙古还把苏联共产党抬到了更高和无法相比的地步,称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面“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旗帜”。且不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苏共俯首为巨,心甘情愿奉苏共为其领导,就是它所说的“公认 ”,怕也是牵强附会,差强人意,也就是它一家“公认”而已,蒙古政府还极力夸大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给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共的先锋队。”

蒙古政府还强调蒙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它“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就差没有说是苏联的随声附和者了。在蒙古的各种刊物和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所谓的蒙古友谊:“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也不知蒙古政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在1976年6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上,泽登巴尔又重新强调了同苏联的关系,他在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蒙苏关系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同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合作。”

泽登巴尔还极力吹捧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称蒙苏合办的额尔敦特钢铁矿是“伟大友谊的象征”,说蒙苏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特别重要的收获。”

参考:

2008蒙古骚乱背后:矿产资源分配争议系导火索

观察家认为,在矿产资源大国蒙古,“资源分配不公”是骚乱导火索;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过度的民主”;而俄罗斯媒体发现,骚乱背后,显现着俄美角力的身影

蒙古发生暴乱

数百名示威者冲击人革党党部

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起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君

2008年7月3日早晨,雨中的乌兰巴托恢复平静。

56岁的日德瑞根走过乌兰巴托市中心被烧毁的现代艺术展览馆。骚乱基本平息了,但他儿子还没有回家,“年轻人不懂事,可能也上街,被警察带走了。”日德瑞根只能到警局的拘留所去,打探儿子的消息。此时,已有很多家长等在拘留所外。

商店成为主要袭击目标

蒙古国6月29日举行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换届选举。竞选主要在执政的人革党和在野的民主党间展开。6月30日人革党宣布获胜后,民主党主席额尔贝格道尔吉随即发表声明,认定计票工作存在舞弊,要求重新计票。

7月1日下午,越来越多的民主党等党派支持者聚集到苏赫巴托广场,高喊口号,向广场旁的人革党总部大楼等建筑物投掷石块。

1日傍晚,一些示威者情绪失控,与警方发生冲突,纵火焚烧人革党总部大楼、周边商店、汽车。“都是火光,烧了一个晚上。总部大楼全毁了。”在乌兰巴托承接工程的一位美国商人说,“有些人还抢电视、电脑,肆意破坏。”

俄媒体发现,骚乱得到了“资助”,“(为了)吸引失业青年甚至流氓分子……有人给每个人支付了100万图格里克(蒙古货币,1元人民币约合166图格里克)的酬金。”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许多参与骚乱的人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最好的证明就是,商店是主要袭击目标之一,在商店里骚乱分子喝光了所有的酒。”

当晚11时30分,总统恩赫巴亚尔宣布乌兰巴托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邮报》称这是蒙古国历史上首次实行紧急状态。

截至2日3时,警方逮捕了708名骚乱参与者,日德瑞根猜测其中就有他的儿子。

美联社称,“被捕者以青年男子为主”。军队进入广场维持秩序,“警察动用橡胶子弹、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头,驱散抗议人群,甚至与他们短兵相接。”路透社如此描述。蒙古国法律和内务部长蒙浩尔吉勒说,骚乱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2日晚上,主要由人革党和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蒙古国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两派达成共识——保持社会生活安定状况,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者。但民主党仍坚持认为计票工作存在舞弊。总统恩赫巴亚尔随后承诺,相关部门将调查“选举中的任何暗箱操作行为”。

3日起,乌兰巴托局势逐渐恢复平静。

“军人都撤走了,是的,这里很平静、安静,或者应该说有点儿萧条,毕竟动乱刚结束。”日德瑞根说。几小时后,总统恩赫巴亚尔发表电视讲话说,从6日零时起,乌兰巴托紧急状态正式取消。

自从1991年以来,蒙古逐渐改走资本主义路线。但是十几年来,这个地广人稀、矿产丰富的国家依然贫穷,仿佛为世人所遗忘。近日,为期数天的流血骚乱,突然又让蒙古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骚乱的起因是蒙古大呼拉尔(议会)选举对反对党不利,反对党指责获胜的执政党人革党选举舞弊,而此前蒙古执政党和反对党对于如何利用该国关键性的经济元素———矿产资源问题上分歧严重。

但是各国的经济观察员表示,大选并未出现舞弊现象。其实,“选举舞弊”只是一个“导火索”,骚乱的深层原因却是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低下令人民不堪重负。目前,蒙古国的骚乱虽然得到平息,但是政治起伏却还没有结束。

7月11日,蒙古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那达慕大会在蒙古中央体育场开幕。首都乌兰巴托一扫多日的阴霾,阳光普照。但是仅仅十天前,这个国家才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骚乱,被烧得漆黑的建筑墙壁仍然矗立着。

追忆英雄“成吉思汗”

7月11日,蒙古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那达慕大会上,身着传统蒙古服装的卫兵高举彩旗,重现昔日铁骑帝国的风采。庄严的国家骑兵仪仗队将象征着战无不胜之神的“九尾白纛旗”护送到中央体育场。

但在市中心,两座宏伟建筑被烧成漆黑色的墙壁同欢庆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人革党)的总部和中央文化宫。两座面目全非的建筑提醒人们,仅仅十天前,这个国家才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骚乱。

那达慕大会上,盛大的传统庆典让蒙古人暂时忘却眼前的政治乱局,似乎又把人们带回几个世纪前的辉煌帝国。800多年前,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作为蒙古人骄傲历史的象征,成吉思汗从未被人遗忘。而在今天的蒙古更是如此,面对没有起色的经济现状和政治僵局,民众需要一位英雄。因此,成吉思汗的名字至今依然响亮。

这位昔日征服亚欧大陆的帝王形象现在已成为商业符号的一部分,饮料、食品甚至汽车,都搭上了成吉思汗的名号。在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酒吧里,最受欢迎的饮料当然是“成吉思汗啤酒”。一位举着酒杯畅饮的男子说:“现在,成吉思汗是我们的英雄。”

但是,英雄纵横的时代毕竟已成往昔。蒙古人民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后,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表明,这个内陆高原国度的现代化道路依然充满艰辛曲折,今年的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换届选举似乎成了有力的佐证。

乌兰巴托在“流血”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换届选举在今年6月拉开序幕。虽然其间反对党多次指出有人操纵大选,但在蒙古的国际组织及俄罗斯选举观察团均认为,并未发现选举有违法行为。

6月30日,投票后第二天,执政的人革党宣布已经赢得绝对性胜利。反对党民主党主席额勒贝格道尔吉则对此声称人革党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7月1日,额勒贝格道尔吉和其他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乌兰巴托的不同地点,举行集会抗议。这让人想起了2年前的一幕。

2006年1月,因抗议人革党试图搞垮经2004年7月议会选举产生的联合政府,上千名示威者曾在该党总部门外大掷石块。当时,参与抗议的额勒贝格道尔吉曾表示:“局面不会升级成骚乱。”

而这一次,额勒贝格道尔吉的言辞更加激烈,他号召农村的民众前往首都参加抗议。很快,人革党总部前集结的人群超过了8000人。局势迅速恶化,情绪激烈的抗议者向大楼投掷石块。由于在人数上占劣势,警察不得不撤退。不久,示威者闯入内部纵火破坏,洗劫财物。

大楼的窗户冒出滚滚浓烟,而前来救火的消防车被骚乱的人群阻挡在外。最终大火将总部大楼吞没,骚乱的人群转而冲入附近的中央文化宫,其中的艺术品被焚毁或洗劫一空。

当晚,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宣布首都进入为期4天的紧急状态,大批武装警察出动。到2日凌晨4点,骚乱才得到平息。这是历史上乌兰巴托首次遭遇如此严重的暴力危机。

选举舞弊只是导火索

6日零时,政府取消紧急状态。乌兰巴托街头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一对新婚夫妇在市中心广场拍照留念,牧人牵着一群骆驼在街头出现,被关闭4天的酒吧里又恢复了热闹和喧嚣。各电视台、广播台的节目当天也恢复正常播出。在骚乱的中心,还有不少路人拿出手机给面目全非的人革党总部大楼拍照。一切似乎都成为过去。

但是,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尚未解决,人们也需要得到答案,为何早已实行民主制度的蒙古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骚乱?选举舞弊是否只是导火索?

前苏联解体后,蒙古民众一度对新的政治体制憧憬不已。人们希望有一天,草原牧民的儿子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蒙古式的民族富强之梦,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贫富不断分化的现实———市场经济给不少人创造了财富,但仍有更多人落在后面。

乘坐高级轿车出入的政客似乎更关心自己的资产和仕途,而非百姓的贫苦。很多媒体则成为政治、经济利益团体施加影响的工具。目前蒙古仍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仅1500美元。

过去十多年中,蒙古政坛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暗潮汹涌。1992年,刚刚摆脱前苏联控制的蒙古举行大选。由于平稳实现权力交接而广受称赞,蒙古前共产党人民革命党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而4年后的大选中,民众却普遍表现出对人革党的不满,转而投票支持民主党执政。但是,曾经的反对党上台后表现同样不堪,导致2000年的大选人民革命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议会76个席位中,72个被人革党获得。

2004年,大选轮流坐庄的惯性被打破。人革党和反对派联盟难分伯仲,但议会中的势均力敌导致法案的出台异常艰难,甚至完全陷入僵局。

此次大选中,人们对政治依然关注密切,投票率虽较4年前出现下降,但仍达到74%。经济发展毫无悬念的成为竞选核心议题。一位竞选人向选民赠送自己的礼品中,甚至还有一张“百元美钞”,只是上面的富兰克林头像被换成了政客自己的头像。

骚乱过后风波难平

骚乱过后,蒙古的政治风波却远未平息。

7月7日,一位民主党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总选举委员会参与舞弊。

3天后,民主党继续向人革党发难,就骚乱事件向议会提交弹劾政府案。提案中说,人革党领导的政府在本月1日乌兰巴托骚乱事件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无疑给脆弱的政局带来了不安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蒙古并非没有解决选举舞弊争端的体制和手段。在2004年的一次类似争议中,通过法院裁决,部分选票被重新统计,并重新举行了一次投票。整个过程平稳顺利。

曾在蒙古居住多年的分析人士迈克尔·科恩认为,反对党完全可以等待总选举委员会做出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

在科恩看来,多年来,民主党一直依赖“民主卫士”的头衔赢得支持,而面对当前蒙古的政治经济局面,他们应当着手解决国内政治腐败问题,并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核心任务之一。同样,包括人革党在内的其他政党也应以团结为重,弥补民主制度遭受的暴力创伤。(谢来)

蒙古骚乱被称为羊绒革命 聚焦如何分配矿产资源

来源:东方早报

蒙古爆发“羊绒革命”?

遭袭击的首个目标之一就是免税商店,在商店里骚乱分子喝光了所有的酒。

吴挺

石块、火光、浓烟、鲜血、口号、人群、盾牌、催泪瓦斯、高压水枪、橡皮子弹……

惨烈场面过去两天在一贯低调的蒙古上演。

自18年前政治体制转型以来,蒙古的选举通常都伴随小规模暴力事件,但7月1日开始的冲突大大升级。蒙古法律和内务部长昨天说,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即议会选举引发的反对党支持者骚乱已致使5人死亡、329人受伤。这次骚乱成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1日夜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蒙古首都乌拉巴托发生的事件类似“颜色革命”,甚至有人称其为“羊绒革命”,不过国际问题专家呼吁不要急于下结论。

昨晚,蒙古官方公布了正式的大选结果,执政党以微弱优势取胜。

执政党大楼被烧焦

前苏联时期建造的蒙古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党部大楼这次成了骚乱席卷的中心,持续了一整夜的大火直到昨天凌晨才被扑灭,建筑物被全部烧焦。蒙古国总理桑扎·巴亚尔昨天前往大楼视察,双手作出祈祷姿势。

蒙古6月29日举行了议会换届选举投票,蒙古最大在野党民主党支持者以计票不公为由举行示威活动,事件最终演变成严重骚乱。选举舞弊传闻最初从乌兰巴托的两个选区曝出。蒙古人民革命党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击败了反对党公民运动的两名有力竞争者。

从1日下午5时起,数千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在乌兰巴托中心广场集会,抗议人民革命党在选举中舞弊。骚乱者点燃并洗劫了位于市中心的人民革命党党部大楼和中央文化宫部分建筑,文化宫里部分文物被毁。赶来灭火的消防员,也遭到了示威者的石块袭击。警方则以橡皮子弹、催泪瓦斯、高压水枪进行还击,并逮捕了 708名骚乱者。还有一些示威者冲击蒙古选举委员会,要求相关官员承担选举违规和舞弊的责任,主动辞职。委员会为选举进行了辩解,但至少有一个政党要求重新计算乌兰巴托一些选区的选票。

俄罗斯驻蒙古大使馆人士称,强力部门在镇压骚乱者时没有开火。蒙古法律和内务部长蒙浩尔吉勒昨天说,大约80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冲突致使5人死亡、329人受伤。伤者中有108名警察,其中一些人仍处于昏迷状态。另外,包括一名日本记者在内的4名外国人在冲突中受伤。

俄罗斯媒体称,这一骚乱得到了慷慨的资金支持,吸引了大量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流氓分子。有人为一些示威游行者支付了 100万图格里克(蒙古货币)以内(约合1000美元)的酬金。俄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许多参与骚乱的人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只是想耍流氓。他说:“ 这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事实,遭袭击的首个目标之一就是免税商店,在商店里骚乱分子喝光了所有的酒。”

根据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1日晚签署的命令,首都乌兰巴托进入4天紧急状态。在实行紧急状态期间,乌兰巴托从1日22时到2日8时实行宵禁。将加强对政府机关、公共设施、外国使领馆和国际组织驻蒙古国机构的保护,严禁非法集会,禁止出售和饮用酒精饮品。此外,除蒙古国国家公众电视台以外的所有电视频道暂停工作。

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示威人群散去了一些,但有部分抗议者开始哄抢一家美术馆内的绘画及政府办公室里的电视机。还有一些人破坏停着的汽车,国家交响乐团的乐器也在骚乱中遭破坏。

执政党反对党互相指责

身为执政党成员的恩赫巴亚尔表示理解抗议者对选举结果的不满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他在国家电视台说:“让我们坐下来解决选举中的舞弊问题。”

恩赫巴亚尔1日召集了一个国家安全紧急会议,总理桑扎·巴亚尔和反对派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巴亚尔在会议上称,有关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贿选的传闻不实,他指责反对党民主党人在输掉选举后煽动骚乱。他说:“其他党指责我们花钱操纵选举,这不是事实,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民主党领导人额勒贝格道尔吉发表了不实言论,他在误导人民和煽动暴力。”

民主党领导人额勒贝格道尔吉则反驳称,人革党的腐败引发了骚乱和党部被焚烧事件。他对记者们称:“人民投了民主的票,80%的人说,他们投票给了民主党。如果多数人投票给我们,我们怎么会输呢?我们输了,是因为腐败人士改变了选举结果。这是蒙古历史的黑暗时刻。”

恩赫巴亚尔说,相关部门将着手调查“选举中存在的任何暗箱操作行为”。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昨晚宣布,据初步统计结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得了76个议席中的44个,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民主党获得27个议席。

俄罗斯支持紧急状态

蒙古骚乱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说,俄方呼吁蒙古各派政治力量表现出克制力和责任心并严格遵守法纪。

俄外交部强调:“相信各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一定能够在宪法范围内解决。莫斯科正在关注蒙古的事态发展,坚决谴责极端行为和违法行为。”俄方称,“我们认为蒙古实行紧急状态有理有据。希望这种被迫采取的措施能够促进使首都(指乌兰巴托)局势尽快正常化。”

俄外交部指出,俄罗斯与外国观察家认为,蒙古选举符合法律和民主原则,选举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的违法行为。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也认为,应该让蒙古国议会选举后出现的恶化局势返回到法治轨道上来。他说:“蒙古国进入了紧急状态,情绪高涨,我想,蒙古国公众应该用自己的力量让局势返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马尔格洛夫认为,在选举中获得第二位、亲西方的民主党组织了乌兰巴托的大规模骚乱,该党不承认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他估计,蒙古民主党正在按照早已导演好的“颜色革命”剧本行动,让不同意选举结果的呼声推翻合法政府。

马尔格洛夫说,蒙古正沿着民主道路发展,国内制定了解决冲突的相关程序,不需要点燃大楼,也不需要和治安部门发生冲突。他补充说:“蒙古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不需要任何其他势力的干涉。”

矿产资源成焦点

事实上,这次骚乱的深层次原因集中在在如何分配该国的矿产资源上。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以及该草原国家南方邻国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蒙古的大量估算资源储量——如铜、金、煤及铀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兴趣。

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它正竭力对其以游牧和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实行现代化。据政府数据称,其人均年收入仅为1500美元。

蒙古两大主要政党都将选战重点放在如何开发最近发现的铜、金、煤等矿藏上,但在应由政府还是私营部门持有多数股份的问题上,两党意见不一。两党的分歧意味着任期将满的本届议会未能通过《矿产法》的修正案,该法案禁止政府与国际矿业巨头签订协议,开发该国戈壁沙漠的矿藏。

现行法律规定,如果在重要矿藏发现过程中使用了国家资金,政府有权占最多50%的股份。广告该法律的修正案提出,蒙古国一方在合作开放中应拥有至少51%的股权。但执政党想让政府拥有这部分股权,而蒙古民主党则认为国内私营公司也应当可以控股。

2004年的上一届蒙古议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仅获得极微弱的议会多数席位。该党前身是共产党,蒙古国87年历史中仅有4年未由该党执政。

上届议会基本上两相对立,一直没能批准《矿产法》修订案。就促进外国投资,或批准已被长期拖延的奥尤陶勒盖铜矿项目而言,这些修订被视为不可或缺。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和力拓集团在推动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奥尤陶勒盖项目。

独立民调机构桑特·马拉尔负责人苏马堤认为,大选结果很可能会促使矿业法以及奥尤陶勒盖铜矿项目及早获得批准。

桑吉·巴亚尔也说,人革党将尽快实施竞选纲领,包括加快国内矿产资源开发,保持蒙经济年均10%的增长率,到2012年使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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