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北京“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北京“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中国地域广大。在中国各个区域,农民工劳动务工所从事的行业、工种是不一样的。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是中国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农民工”多数忙碌在工业流水线上。北京,则是一个偏重发展服务业的城市,更庞大的“农民工”,他们的活跃在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脚手架、泥瓦刀、小区门岗、笤帚、拖把、圆盘秤等等,是他们的岗位与劳作工具。以下,是我的观察,和记述。

1、建筑工小李

来过北京的人都说:“北京是个大工地”,说明了北京近年来大兴土木、建筑规模庞大。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天天有楼房建成并交付使用,天天有楼房正在打地基、天天有新道路正在施工、有旧道路正在改造。今天,大约有100万左右的农民工,在北京从事建筑行业工作。

来自甘肃的小李,辗转于北京的多个工地,在建筑行业断断续续做了4-5年,相处过的同事过百。在一线的建筑行业的工基本分为“壮工”和“技工”两大类。小李属于壮工。在北京的建筑用工市场,已基本由小李这样的“农民工”一统天下。“农民建筑工”的工资报酬的计算不论月,而是按照工作日计算。小李所在的工地,壮工每干天的工钱是50-60元,技工是70-80元。每天工作10个小时。因为建筑作业的工作强度大,小李和他的工友中,没有人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挺在岗位上干满30天。一般一个月工作22-25个工作日,其余时间是请假休息的几天。请假休息的日子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劳动关系是松散的,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一般而言,一年的工资大致在每年农作物的夏收、秋收、年底的时候分三次结清。这几个关节点,这是农民工最需要往农村老家寄钱的时候,支援家乡的农业作物雇请人手收割、买化肥、种子、孩子报名、过节购物等等方面的用项。是“农民工”家庭最需要现钱的日子。

小李算了一下:在一年里,建筑行业的工人满打满算能够干上200天的样子。即使他们不愿闲着,但是“水泥要罢工”。因为作为建筑行业的重要原料,水泥对使用环境存在要求。在室外建筑,太低的温度下影响水泥的凝固强度,从而影响工程质量。

工资不能按月发,平时用钱怎么样办呢?向包工头支取。一般到月底,一个工人可以支上200元作为日常的开销。建筑工们的生活很简单,住在集体工棚,宿舍里人均均摊面积不到2平方米;吃饭是工地上统一供应,一天按照8-10元的标准安排,餐费从工资里扣除。有时候也会吃在施工现场,那常常在中午的时候在工地边上盘地而坐,啃着馒头,就着小菜。吃过中餐想午歇的话,就垫点东西,在水泥板上、或者水泥台阶上,小睡一阵子,为下午的劳作积蓄体力。

在工地上,小李的文化程度也高,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勤于思考,文章也写得很不错。他说:工地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的未婚者,没有女朋友;绝大多数的已婚者,他们的家庭生活状态是夫妻分居。他说,“出门进了建筑工地的人,如同出家进了和尚庙”。

包工头的上层常常出现问题。这使得小李他们的血汗钱的获取就成了问题,于是他们就面临讨薪。主要是跟上头的上头“说好话”,陈述困难。再不行,一些人去北京相关区县的劳动监察部门上访;一些人悲愤地走上半空中的塔吊,准备以自残自虐的方式讨薪,——如社会公众经常看到的。

小李总结了他的工友的内心的所想,说:建筑工人的劳碌“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生活”;说,“他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的繁荣是他们血汗造就的”;说,“他们都知道,他们的人生没有希望。”;说,他们“还得忍耐,还得等待”。

2、餐厅服务员小A 

在海淀区某街道菜市场内的一个小吃部,有两三个20岁刚出头、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女服务员被店老板雇佣。我说其中的一个,称她为小A。小A系着围裙,端菜送碗,清洁桌面,忙里忙外。小A每天的工作从早晨8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她的工作需要一天接一天的连轴转,每个月里都没有休息日,并且星期六、星期天是小A更忙碌的时候。一个月的总报酬是900元。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每天她干了1.5天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84小时,一个月工作了45个工时,每天报酬30元,每小时不到3元。

如果:

1,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人工时制度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2,按照08年,北京市劳动保障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标准800元月薪、以及“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9.6元/小时;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2元/小时”衡量,

无论从哪一条看,小A和她的同事都没有享受到上述条款中任何一条作为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虽然她的工资勉强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线800元,但是实际上她一周干了2周的工时,1个月内干了2个月的工作。而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每个月标准劳动时间是22个工时。此外,小A的每小时工作报酬还不到北京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1/3。

饮食店、小饭店对劳工的不公平对待的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我知道2个来自河北沧州的女孩子在北京军科院附件的一家饭店工作,刚来的头个月工资是700元,后来加到800,当然是没有劳动合同的。每天下班已是晚上11点半。疲惫地回到宿舍后,另外的烦恼也困扰着她们:住宿地条件差到连水都没有喝的,渴了靠买矿泉水解决。

3、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在露天卖菜的女商贩,和她的同行

在海淀区某小区有一个以卖蔬菜水果为主要经营内容、服务周边居民的露天早市。大约有30多个商贩。每天凌晨3-4点,商贩们会去十多公里外的、位于石景山的“锦绣大地”蔬菜批发市场上货,上完货后开着他们赖以谋生的简易的机动车,急匆匆往在这个早市赶。(这个时间段出车行驶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交警截车与罚款。)车载的都是一些蔬菜、鲜肉、活鱼、大米、小百货。在我对这个早市持续了一年多的观察中,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女摊主——她卖菜的菜摊和任何人一样,只是每天出摊时候,总是带着1-2岁小女孩出现在摊位上,风雨无阻,风雪无阻。只要小女孩家的菜摊在、她的父母在,那么她就在。特别引人注目。

小女孩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冰清”。在2008年的冬季的无数冬日里,总见到她穿着厚厚的棉袄的身影,和冻得红红的小脸蛋。她的妈妈、连同爸爸——一对35岁左右的两口子,每个早晨到早市,停好车之后,就是忙着把车上的菜卸了下来,一一摆开。小油菜、西红柿、冬瓜、黄瓜、香菜、土豆……然后弯着腰低着头,忙着为来买菜的顾客取菜、称秤、收钱、找零。父母都忙、无人照顾的小冰清,没有伙伴,常常在她家摊位边上,孤零零地四处张望,或者握着她爸摊上的球形的蒜头,当球摆弄。经常有熟识的顾客来带这个摊位,对这对忙于生意的夫妻进行恐吓:“还只顾做生意呢!你们的孩子呢?!”语气里的意思是:你们尽顾着挣钱了,你们的孩子丢了还不快去找!忙碌中的两口子,立即直起腰,停止手里的买卖,一脸的惊愕,跑到在摊位周围搜寻。当看到孩子在离自家摊位不远的隐蔽处、啃着不知道是谁给的食品,才知道上当了,意识到是老顾客在和自己开玩笑。人家只是想吓唬一下自己,也不计较,憨憨地笑了笑,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提醒并不是多余。北京别的一些市场,真的出现孩子丢失的事情:一些带着孩子出摊的家长,在忙完生意之后发现丢掉了自己的孩子,再也没有找回来;在南方的城市深圳,一年被拐走的孩子有几十个,孩子的家长几乎清一色是外地进城、带孩子“上岗”的小型商业经营者。

在小冰清还是粉嫩的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这个早市的摊位上了。冰清的妈妈说,在这个孩子出生40天后——几乎算是刚每月,她就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哺乳中的孩子出摊卖菜了。她不得不帮助她的丈夫卖菜支撑起这个营生,支撑起这个家。可实在是找不到帮她照看孩子的人。也实在付不起雇佣保姆所需的花费。因为这个摊位上经常出现“边哺乳边卖菜”的景象,许多顾客认识他们一家子。

早市的生意通常在上午11就会结束。冰清的父母会把没有卖完的菜收拾进菜筐,装上车——那辆挂着“冀”字牌照的“时风”三轮车,拉着一家三口上车,驶向500米开外一个新的“战场”、也从一个合法经营的区域驶进一个非法经营的区域,——他们将会在一个街区的一条马路上边,继续他们的生意。——注定,这是一个麻烦不断的经营活动。“占道经营”是北京城管一贯严加防范、重点打击的。

菜贩在居民区附近的卖菜的行为受到周边居民的欢迎,因为居民们确实感到了生活便利。一般情况,当城管队员过来巡逻的时候,总是穿着制服,静悄悄地来。先发现“敌情”的周围居民会给商贩们通风报信:“城管来了!快收呀!”然后这个情报会瞬间地在卖菜、卖水果、卖烤白薯的商贩之间口口相传。商贩们草草收摊,开车逃离。这个阵势,——如同羊群的家园里突然闯进一只虎,羊们四处逃窜的景象。

当然,商贩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安身而退。有一次我在场——那是在2008年6月的一天,他们家、和他的伙伴们的经营摆卖的道路,被海淀区四王府的城管人员从道路两端进行包抄——这显然是城管组织严密的一次围堵、或者围剿。因为奥运期间“营造良好环境”是城管的首要责任。冰清家的车上的菜,全被强制挪到城管的车上作为扣留,之后将马上拉到城管局接受处罚。连那个卖菜的必备工具——用来称菜斤两的圆盘秤,也被牢牢控制在城管队员的手里。另外一个城管人员,拿着摄像机,拍摄冰清的爸爸妈妈以及另外几个卖水果的同行在路边“非法”售卖的证据、和城管“文明执法”的镜头。。一群市民在围观。有人声援商贩,向城管执法者呼吁“人家做小买卖不偷不抢,不要为难人家!”也有人,从被没收的菜筐果筐里,顺走一串香蕉、几个红桃什么的。

货被扣,是经济损失;时刻面临城管的执法威胁,每天和城管人员的无数轮次的对抗,精神损害;当街在众人围观中被当嫌犯处理,会难为情。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人生淬炼。从现有的“法律”来说,商贩们路边经营是“非法”的,城管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不懂法,他们无权参与法条的制订。他们只是知道:如果不通过这种简单方式为一家人寻觅生路,那么,他们面临的就很可能是死路。

次日在早市再次见到冰清和她的父母。我在买菜间隙问他们两口子被罚款了没有,回答是罚了。问罚了多少,两口子支支吾吾,不想说。人,很多时候并不想向旁人展示他们的悲愤与忧伤。求生过程里的一些细节他们会选择遗忘。而马路经营的方式,无论处罚多少次,他们也会继续。孩子的爸爸强调他的观点“靠双手吃饭,不算丢人!” 

和冰清的爸妈在同在一个早市,有一位专门卖活鱼的、来自安徽农村的童大哥。顾客来他鱼摊上买鱼,在挑好鱼、在鱼称好斤两之后,甚至不要顾客吩咐,童大哥就会利索进入下一个默认的程序操作:用专用工具去掉鱼鳞、鱼鳃、鱼肠、鱼胆,把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条鱼装袋后递交到顾客手里。

他们居住条件很简陋,所租住的房间的人均居住面积3-4平方米。

4、带着孩子卖发票的女人们

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场附近穿行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人行道边突然有人低声问你:要发票吗?——如果你背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话,遇到的问询概率会更高。因为这样装扮的人被看作是更有可能购买发票的交易对象。

卖发票一旦被警方抓获,遇到的麻烦会比较大,会判比较重的刑罚。对做发票营生人而言,带个孩子出场是一种工作技巧、工作需要。孩子是她们从事这种高危职业的必备的避险工具。


街头就是就业的岗位,街头就是求生的战场。

在这些女人们活动的街区、在我行走的脚下、在北京大街的人行道的红色地砖上面,密密麻麻、或者稀稀疏疏地贴上了纸片。这是标准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行汉字和一串阿拉伯数字,留意看,大部分纸片上写的是“刻章办证发票”,和一个醒目的手机号码。这些纸片上简洁的、没有用标点隔开的六个字,却清楚地标注了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经营的业务范围:为客户去刻包括公章在内的各式章;办理包括学历证、结婚证、身份证在内的各式证;提供真真假假的各式发票。这显示了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在招揽顾客、在图谋生存方面,付出了努力的见证。

5、保安小B

奥运年里,北京保安的人数已经是逾10万人数的规模。北京的市民每天在经过他们居住的小区大门的时候,在超市购物、在停车场停车、在游乐园休闲的时候,都会随时见到保安的身影。只要有城市里有市民没有休息,保安的服务就没有停歇。


来自东北的保安小B,辗转于朝阳区的奥运村、海淀区的航天城某部门做保安。08年下半年开始做,月薪900元。因为被正式的国家机构单位雇佣,工作是8小时。不过一个月里,一天的法定休息日也没有。如果有事出外就需要请假,如果请一天假就要从月工资里扣除30元。头一个工资不发,算是押金。住宿还是在集体宿舍,睡在拥挤的上下铺。不过,8小时之外,也并不是个人完全自由支配的下班时间。单位领导对他们的要求是“你们下班也是处在待岗状态,有情况得随时冲上去,维护本单位利益。”

穿着灰色的“保安服”上岗,每天都有人进出于小B值守的那个气派的单位大门。办事人员过来,小B要查看人家的入门条;领导经过,要举手行标准敬礼动作。工作枯燥而又单调,福利又低,又感受不到社会尊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经历打斗。他和他的同事都没有养老保险。单位仅仅给他们上了一份“人身伤害”险。他说,再干活一阵子,他就走人。这个岗位,他一点也不依恋。

这算不了什么。有2个来自河北任县的小伙子,一个姓张一个姓李,被河北当地劳动部门组织到北京务工,说北京有很好的工作。求职者要先交给地方的地方劳务组织者1000-2000元不等的押金。满怀憧憬的小伙子一脚踏上北京进入工作安排时,才傻眼了:原来是在一个把劳工当奴隶使的单位里当保安。用人单位更是头2 个月不发工资,作为迫使他们不能跳槽的羁绊。他们的工作在一个小区门口,登记小区业主们的车进车出的记录。两人24小时轮换,没日没夜。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获得了解脱的机会:老家在征兵。他以此为理由结清押金返回老家报名参军,结束了他在北京痛楚不堪的保安生活。

6、公厕管理员老田

抛妻别子、孤身一人从四川农村到北京的老田,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工作六年了。他服务于海淀某个风景区边上的一座免费开放的公共厕所,一个人负责该公厕的保洁与维护。这样的公厕在北京全市有几万个布点。北京的市民、外来游客,进入公厕的时候感受到的洁净,就得益于是老田和他的同事们的劳动。

老田的服务的公厕,从每天早晨5点半开门,到晚上11点关门。开门与关门的时间段,就是他工作的时间段,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16个小时。与建筑工高体力的劳动付出相比,这个工作的强度不算繁重,但是繁琐。单位要求他每半个小时对公厕清洁一次。男、女厕内的十几个蹲位、以及附属设施都是他清洁的范围。老田是公厕内唯一能够穿行于男厕女厕的成年人。作为男性,在要清洁女厕所的时候,他会在女厕门口反复问“里面有人吗”,在确定没有人的时候,他在女厕门口挂一个“正在清洁,请稍候”的提示牌,然后拿着拖把、清洁剂等物件,进去清扫。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基本分为正式工与临时工。尽管工作了6年,老田的现在依然是“临时工”,并且永远没有转为正式工的希望。几年前他刚到这个岗位的时候,月工资是580元,现在涨到了900多点。这个金额是这个行业现在普遍的工资水平。他的“三险”每个月100多元,是北京环卫部门出资为他缴纳。每到“十一”、春节,单位会给他发300元的购物劵,作为不离岗加班工作的补偿。在年底的时候,如果老田想回老家过年,则需要自费请一个人服务于自己的这个岗位。人可以回去过年,作为公共设施,公共厕所却是一天也不能停止运转。

吃的问题由老田自己掏钱解决,住的问题环卫局提供。他的住地,就是在与公厕“连体”的、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吃住都在公厕,水电免费。为了节约,他基本上每天只吃2顿饭,自己做。在2008年之前,单位没有为老田安排哪怕一天休息日。在2008年之后有假期了:单位给他们每年放假6天,就是说:2008年有366天的话,他要工作360天。

老田勤快、细心。用“窗明几净”一类的词来形容老田的建造的公厕环境,是恰当的——如果我们把公厕内的洗手台算作“几”的话。但他还是很有压力,因为北京环卫局对他们这些保洁工量身制订的工作规章太苛刻。对他工作的公厕,环卫局随时派人来抽查,抽查的频率很勤。如果抽查到他不在岗,每发现一次会被罚款200元;环卫局还会对老田负责的厕所内的墙面、天花板、窗户、照明灯、通风网、蹲位隔板等物件的清洁程度进行打分,每项不达标的就扣除1分,每扣1分就要从他工资里扣除40元。据老田讲,他的一个新来的女同行,在她刚刚值守公厕的第一个月,被环卫部门扣除了400元,一个月的工资仅剩200多元。他祈祷自己好运。

老田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前面提到的“购物劵”。本来发这个东西是让人高兴的。可这个东西非常不好使。他使用手里的购物劵只能到海淀区万泉河附近一个指定的超市购买,这是单位的规定。北京上万个“老田”们手里的“购物劵”,都得集中到这儿花掉。这个购物点离他工作的地方少说也有15公里。另外,他这种收入水平的人面对这个超市的物价水平,总是感觉痛苦。老田曾发现:在他住地附近的商店里价值60元一桶的大豆食用油,同品牌同规格的油在专门购物点,价格往往是65元;附近市场的10元一斤的肉,同样的货在购物点是16元。他希望单位发加班费的时候,不要以“购物劵”形式了,直接给现金。

7、清扫工众生相

和老田们一样,其实清洁工也属于环卫部门管辖。按说不需要额外的章节来描述。但是,这个劳累的工种,也是和北京居民的公共生活息息相关,感觉有必要说上几句,说说他们的工作上的烦恼。

在老田值守的公厕的边上,是一条人来人往的马路。一个穿着鲜红马甲的女清洁工正在清扫路面。红马甲是马路清洁工的工作服,红色设计是为了让路过的车辆上的司机注意他们的存在、避免撞上。因为是自己门口的事情,老田很熟悉清洁工的劳动情况。他告诉我:清洁工也有临时工与正式工之分,不过正式工为数极少。现在正式工工资行情达到3000元,临时工是1000出头;工作时间都是工作8小时,区别在于前者每周有2天休假。尤其在春节期间那个月份,两者的工作报酬差异巨大:一个正式工在这个月能够拿到八千多元,而临时工依然只能拿到一千二。因为正式工的工资基数高,外加上他们能够得到单位以3倍的工资标准获得节日加班工资,以及其它福利。而临时工因为身份不同,做一样的事,一样“吃马路灰”的工作,所得的报酬太过于悬殊。

在09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六,在北京海淀区的某个大型公园里,一群的清洁工手握金属簸箕、笤帚、塑料袋,在游人之间穿行。一伙穿学生制服的孩子,在一处山坡的草坪上结束聚餐与歇息,准备离开。草坪上遗留了一些水果皮、面包片、包装袋。垃圾很显眼,一个穿着写着有“园容保洁”字样的工作服的保洁工,发现了要清理的目标,快捷地朝那个山坡方向走。这个过程中要经过一处正在自动摇头为草坪浇水的细雾喷泉区。细小的水雾把草地淋湿了,走过带坡度的湿地的这个保洁员重重地摔了一跤,裤子上马上染上一大片水渍印记,引起旁人一阵哄笑。这个保洁员毫不在乎,用他那典型的四川口音说了句什么,爬起来,继续走向那片垃圾。

通过相关途径我了解到:他们月薪900元;8小时工作;每周无休息日。他们自己管自己的吃饭问题。公园只管住宿。工资不高。他们的“外快”就是把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发现的塑料瓶之类可以卖钱的东西区分出来,积攒一定量之后卖给废品收购站。比如:游客扔掉的一个容量为500克的塑料空瓶,到他们手里可以为他们增加8分、或者5分钱的收入。瓶子价格是依照废品的行情而定。

在北京另外的某个公园,园里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四川的女保洁员把她的苦恼告诉我:公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进园游览的游客在游览时扔下一个烟头(或者食品袋),如果这个烟头落在她负责的路段而没有被及时清扫、如果被公园保洁部门在抽查中发现的话,每个一个烟头将会被罚款20元。而她一月的工资,大约只够40个烟头的罚款所需。

8、春节庙会的忙碌者

石景山雕塑公园的庙会会场,走进游乐区。一些“农民工”经营者在为顾客的过节增添欢乐而提供服务。这个庙会里设置的摊位都是短期的摊位,是“农民工”以每个几千元的价钱从公园方面租来的,仅限于春节期间经营。干这一行,辛苦自不必说。每天的休息时间不到六七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工作。工作包括:可见的工作和不可见的工作。不可见的工作,包括在春节前对经营项目的论证与选择,包括备货、理货,包括摊位位置的考察与选择,包括临时帮手的雇佣,等等。这些天,庙会的小老板们会早早起床,简单洗涮,载着货物从他们的租住地匆匆往摊位赶,面对千千万万从摊位前走过的顾客,开始招揽、接待,开始了一天的服务。大过年的出摊,他们大多数人很难好好吃顿饭——因为挤不出吃饭时间。为顾客服务之余,连喝口热水都是不易的。摊位上多数人只能喝凉水。上厕所的时间也尽量减少。直到晚上夜色浓了,顾客差不多走净了,才舍得收摊。这时候,老板们摊位上的奖品与货物差不多送完、或者卖空了;许多人因为在噪杂的环境里不停地吆喝与解释,以至累坏了声带,嗓子沙哑了;许多人在经营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站着、屁股很少落座,收摊时候有的人几乎累瘫。

[ 本帖最后由 列兵甲 于 2009-5-8 15:09 编辑 ]

洗车工大多17. 18岁,没车的时后坐着,看天…有车的时后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