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这对全世界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部分章节）读书笔记
王鹤松
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这对全世界斗争具有什么意义？》一书如题，对苏联社会变动的原因作出了梳理和分析。原书曾刊载在美国革命联盟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红色文件》第七期，译出时有删节。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1．社会主义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了私人占有劳动群众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现象，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不再是生产的目的了。生产是为了使用，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小撮游手好闲的特权阶级的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整个社会的方向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2．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单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而是一种建立在废除了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制度。它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工人自己必须开始在组织并指挥工厂一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必须逐步参与并领导整个的计划工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恢复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市场、从几千年的商品生产承袭来的劳动分工都是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要通过真正的社会化，通过有效地废除雇佣劳动并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无产阶级专政）来最终消灭剥削。这一个长期的过程，要进行阶级斗争，要经历一个长久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逐步加强工人自身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它不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行出现的副产品。
二、 资本主义怎么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社会主义“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1．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一个资本家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世界。
2．旧的资产阶级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的信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会立即销声匿迹的。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从我们幼年起就向我们灌输，并在我们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得到加强，它不仅在资产阶级中存在，而且也毒害和影响到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在教育上是理论脱离实际，在艺术上是以旧剥削阶级为中心，并不知不觉地或甚至公开地支持他们，歌颂过去的反动道德观标准，而不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成就和传播社会主义的道德观。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表现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中压制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主义方法。“专家决定一切”的口号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开辟完全新的天地，而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方法，在其不受限制、不加改变地执行过程中，慢慢地就会削弱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性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多多少少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创造了主观条作。
3．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继续存在。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条件。
4．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这说明资产阶级或潜在的资产阶级集团也是继续存在的。
苏联的充当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基础的集团：第一，富农；第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
这些集团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复辟绝不可能由几个人，即使是职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所能实现。这些集团一方面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基础――那就是，他们的客观地位使这些阶层最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还必须将他们同党和国家机器的高级官僚区分开来。只有后者才能把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实际上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去组织生产。正是一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取了资产阶级产场、世界观的党和国家干部，利用这一较低级的‘中间阶层’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发展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倾向，并驱使他们压制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那些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依赖他们自己的社会基础，作为唯一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将这一斗争推向前进的力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批评并争取团结中间阶层，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逐步消除他们的特权，促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5．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党的领导机构中间，不断进行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全面斗争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斗争最尖锐的焦点。
毛泽东从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而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对象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又将是反复出现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的野心家，由于他们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生产资料已归国有，党控制着国家和企业的工作），就可以采取相对地不流血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开始时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一旦上升到了领导岗位时，就变得脱离群众了。他们陶醉于过去的业绩，并且感染上了过去他们曾与之斗争的那些观念。
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哪个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起来，不是图谋恢复私有财产，就是企图将工人阶级的社会财产改变为一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集团财产；但是他们的成功却不是必然的。
毛泽东已作出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无产阶级要保持国家政权并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就不仅要对资产阶级集团，也要对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且，在这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决定性的。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和赫鲁晓夫的上台
这种资本主义复辟，是历经好几个不同阶段的尖锐阶级斗争的产物：
1．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内斗争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为止。
苏联工人阶级虽然主要集中于大型工业并且是第一个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但是在人数上却是很少，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具有革命精神的农民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还很落后。
由于在旧社会工人被剥夺了甚至是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一七年时大多数工人是文盲），因此就必须由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来解决当时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些专家当然就不得不从原来的剥削阶级队伍中去招募。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和我们的叛徒一样，公开敌视革命，对于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当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来担负管理上和技术上的权力岗位时，就以高薪和较好的生活待遇，对资产阶级专家进行“赎买”。这就意味着，旧社会的代表们被授予了处理日常行政和技术工作的广泛权力，资产阶级的管理人员甚至被授予了在维持劳动纪律过程中惩罚违抗命令的工人的权力。在另一方面，则把这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严格地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
这种办法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资产阶级的最终失败。苏联开始培养来自工人和农民队伍中的自己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三十年代中期，一个新的技术管理阶层出现了。这些人对革命具有更大程度的忠诚，但是训练这些新管理人员、新技术人员、新干部和新知识分子的，正是那些他们将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专家；因此这些新专家不仅继承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而且也往往接受了他们的世界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专家依然是处在严格说来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这样，尽管这些新专家的阶级出身很好，其中大多数也是真心诚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但却表现出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许多人开始指望他们以前的老师的那些特权，而且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也就是以个人主义的态度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他们主要是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那里寻求指导和批评，而且让技术凌驾于政治之上。
苏联共产党为了继续领导斗争，也必须向那些非无产阶级集团的人进一步开放，吸收他们入党。
在战争期间，一种新型的党的领导人已在某些地方形成了。这些人的作风是注重实务，“讲求实际”，强调发展技术和专业，但却有些轻视理论原则，贬低政治作用的倾向。虽然这还并不标志着这群人已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核心，但是这种情绪却是引起麻烦的一个征兆。
这种情况也来自党的某些干部中间普遍滋长的自满情绪。苏联共产党人当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功劳，但是，战后有许多开始感到他们现在可以躺在过去的荣誉上休息一会儿了。有些人认为，他们曾为革命效劳，现在理应受到一些特殊照顾和赞扬。他们开始逐渐脱离群众，对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也开始失去信心。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前不久，并被应用于一次非常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这一著作成为当时正在计划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基础。斯大林已经深信，虽然在思想整风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资产阶级分子仍在各级组织中处于掌权地位。一些像沃兹涅先斯基那样的人比较公开，因此还容易对付，还有些人则更为狡猾，在许多问题上看上去摇摆不定。这些人是手段极为圆滑的政治投机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要揭露真正的狼，就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和斗争运动，然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做。在整个战后时期，斗争基本上停留在党的上层领导之内。当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那些狼仍然逍遥自在。
我们认为，斯大林问题同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承认，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是绝对地决定性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造成修正主义的篡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产生于斯大林时代的土壤，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的许多特殊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又具有我们已经阐述的斯大林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形式。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也产生于这一土壤，有些是好的，有些则不是。要知道工业化、计划经济、集体农业等等这些工人阶级政权的美丽花朵是在何处被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草所淹没的，这是当前的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红色文件》第一期中写道：“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斯大林是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各项运动的胜利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胜利是我们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我们阶级的胜利。错误和过失也应该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我们承认我们阶级及其领导所犯的错误，我们要努力改正这些错误，如果不能，那么就避免重犯。”
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任何阶级、任何国家或任何运动的领袖都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中有许多是超过任何个人力量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苏联社会的整个落后状况的产物，是残酷凶恶的帝国主义包围和野蛮的纳粹侵略的产物。这些因素迫使所有的苏联共产党人，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作出一个严酷的选择：不是以将来需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前进，就是根本不前进。
斯大林其他的错误显然可以避免的，因此也是斯大林个人责任的一部分。产生所有其他错误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斯大林在理论上未能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的。虽然斯大林事实上从未放弃过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对敌人的性质缺乏鲜明、准确的认识，因而也就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他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必然（常常）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同时，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在共产党内部有其代理人的完整的、现实的资产阶级也就必然存在。
与此相关连的是，斯大林倾向于过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足够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将所有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职权置于一些个人手中的“一长制”，肯定是一个错误。这种制度使工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导致不问政治和涣散群众的积极性。
最后一点，斯大林有时候确实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同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的差别。
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决不可能单纯是某一个人的错误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2．苏联复辟的第二阶段，即在所谓的“集体领导”之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修正主义的头目赫鲁晓夫爬上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以前几乎一直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官员，这就使他最适合于领导这次资本主义的政变。
当斯大林在世时，他的受到公认的，受之无愧的威望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是没有把反修斗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形式，这一缺点也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时妨碍无产阶级将斗争公开化并采取群众性行动的种种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对于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路线的代表，我们也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说，上述的缺点是促成修正主义篡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3．苏联复辟的第三阶段，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下台时为止。
第一步，便是赫鲁晓夫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马列主义所进行的思想上的进攻。这一进攻有三种形式。首先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谴责；其次，“三和”理论：即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
第二步是对社会主义结构本身发起进攻。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对集体农业的全面破坏。
第二个目标是向中央计划工作开刀。他一下子就关闭了所有的中央计划部门，将其职权交给一百多个分散的但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叫作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部门，使地方本位利益取代了周密、协调的中央计划工作，专业技术取代了政治方向。第三个目标，大规模地清洗各级正直共产党员；同时又把党的大门向那些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一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人敞开。
他还发动了一场部署周密的运动，起用新型的‘专家’以代替党的领导人物。过去，党一直是从外部监督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而现在却是要求党本身担负起这些工作，要求党抛弃政治，发展专业。为了实现这一点，地方一级又在“工业”和“农业”的职责之间进行了人为的分工。干部身上给压上了过多的行政和技术的琐碎事务。党从根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并被割断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变成了由技术人员、经理和官僚所领导并为这些人服务的党，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得力代表。
四．修正主义下的文化发展。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艺术方针曾经不遗余力地发展并普及无产阶级形式的文艺。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艺术时，我们指两件事。第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是一种教育工人的艺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斗争的传统和取得的成就。为的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决心。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党性的艺术。它无畏地支持工人阶级的事业和领导。它拥护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是斗争和战斗而不是和平主义，是受苦的大众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剥削者。
但是无产阶级艺术必须是为工人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不能对群众夸夸其谈，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然后以艺术的较高形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带回给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艺术必须使用群众的语言。
这些无产阶级艺术家同劳动人民并肩工作，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感情。可是其他一些人却坚持他们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认为只有他们那样的艺术和文学上的“天才”，才是真正的英雄，才能给迟钝而又愚蠢的群众解释生活的真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未停止过，正如阶级斗争从整体上来看一直在继续一样。
结语：
在上文叙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看到，对走资派斗争的处理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做到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并在这个斗争中彻底反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支柱，即群众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必须依靠少数“救世主”和、天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保护他们的利益。
“最上层”的斗争虽然能清除个别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但不能最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经历一场在马列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有领导的斗争，并在这场中认清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实质。同时，它也没有解决如毛泽东所说的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在苏联，一旦像斯大林这样有威信的领袖去世以后，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就能通过一次政变把政权夺了去。这样一来，党和国家机器就已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而是成了镇压革命派的工具。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整个文化革命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中，每一个人，不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以毛泽东的名义讲话。但是，问题在于要弄清哪一条路线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利益），哪一条路线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但却伪装是毛泽东思想。从林彪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次文化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或彻底击溃修正主义者。
（上海外国语学院译：《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这对全世界斗争具有什么意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