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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工运的深刻影响”是具体如何影响武装斗争的干部,从而保证“人民战争”的性质呢?既然要说具体,就有个实例:1969年发端的意大利红色旅运动——您应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色恐怖袭击运动——其核心领导干部也有来自60年代后期激进工运的革命工人,而且在其初期也力图与群众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运动)结合。但在群运高涨过后,依然坚持武装斗争的红色旅运动逐步沦为脱离工人阶级群众的恐怖组织,并且不断遭到挫折失败。恳请angbayan老师评析点解。
2、“什么叫相对分离?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主要在农村活动吗?”——我已在6楼说过老托派王凡西的反思,如果angbayan老师肯花点时间看看“托匪”的书,不难发现,王凡西对毛泽东的农村武装斗争实践还是有很高评价的。而且事实上,不仅当年托洛茨基的“对华指示”就主张托派应该结合自己的政纲在适当时机下策略性地转向武装斗争(历史文件和决议里都写有的,有兴趣自己去找),而且当年的中国托派有一部分是真正参与了武装斗争并且壮烈牺牲的(这些都有文献记载)。问题只在讨论相对分离的界限,——我其实在6楼就已经说清楚了——“时长应与阶级斗争紧张程度成反比(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越紧张,这种分离越应该缩短)”。这就是我所谓的“相对分离”。
你说列宁党长期流亡海外、与工人阶级分离是不符合事实的。列宁党在海外,也参与当地的工人运动。不应该把西欧的工人运动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割裂开来,国际工运本来就是个整体。如果你看看最近天益马克思论坛最新上传的卢森堡文集就知道,1905到07年的俄国革命就深深激动着德国的工人群众,德国的左派工人领袖直接在俄国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和争鸣,列宁党和俄国工运的其他政党派别也直接间接地参与当地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
托洛茨基在流亡海外时照样参与本地工运,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欧洲资产阶级警察赶来赶去(他在隐居寓所与各国工运活动者及各大阶级斗争事变保持密切联系)。他真正与当地工人阶级运动分离是在最后流亡墨西哥的那几年,在那个当时地球上最后一个勉强容忍他的国度里,他公开保证不参与当地的任何政治活动。但即便如此他仍与世界性的托派工人运动保持密切通信联系和频繁人员接触。
王凡西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在1952年之后作为一种工人阶级运动的托派就在中国暂告结束了。对此,还应“归功于”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但王凡西并非苟且偷安,他只是被迫避居澳门,同时与海外华人左派以及青年运动保持密切通信;在1975年以后他在西欧参与了托派工人运动,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书记。)
angbayan老师说:
“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不是一直与全国的阶级斗争保持紧密联系,是不是一直在领导着全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只有长期被封锁在局部地区,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脱离联系,才存在着‘与阶级基础分离’的问题。”
我认为这段话说得还很不够清楚,或是我理解水平有限,恳请angbayan老师多费点工夫谈谈。究竟是什么联系呢?如果只是在深山老林里设立一个“全国阶级斗争总司令部”,布置各种先进通信方式(技术问题另当别论),并且保证有力地领导指挥着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斗争,这样的领导方式也完全符合angbayan老师的上述提法,——但是只要把革命招牌卸下来,这种方式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指挥方式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么?
3、我想请angbayan老师更清楚地阐述“无产阶级的农村割据利益”。我认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局部利益既不是一回事,也远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协调好的,即使不是绝对无法协调。
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要求抓住每个时机,壮大阶级自身力量,始终坚持彻底的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通过参与种种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教育群众,发展骨干力量;一旦时机到来(通常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群众运动高潮的交汇点),就要把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根本打破资本主义神圣体系提上议事日程。
而持久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集团,则要求稳住一个根据地,以保证军队补给、休养和干部的训练。根据地和相应军政系统是割据集团的中心利益,——如果没有更大扩张的足够胜算,这个利益就会千方百计地自保。正如您所说“在农村武装斗争中”也会“形成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我说45年共党没有缴枪的原因。
但您和德东网友却都质问:难道缴枪才算工人阶级利益的表现吗?您们忽略了一个前提:为什么会有缴枪与否之争——是因为当时共党已经公开考虑了与资产阶级妥协和建立联合政府,已经开始与资产阶级谈政治交易了,“是否缴枪”只不过是交易中的一个技术筹码罢了。跨阶级的谈政治交易本身已经是“割据利益凌驾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当然,您们可以说这正是主席英明和擅长策略战术之所在——但本质上就是那样。但为什么没有缴枪?我认为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并没有遭遇必须作出大幅退让的政治经济危机,而且当时国民党资产阶级腐朽得自身都无法改良(连他们的美国老板都在叹息),另一方面共党一边有苏联(当时还延缓驻军于民国最富饶的东三省)压轴,苏联当然需要一个“红色继承人”接管东北和对西方阵营的缓冲带,如果缴枪,作为一个整体运动的共党将不复存在,不符合苏联国家利益。换一种条件,没有了苏联,且资产阶级更有灵活周旋余地的情况,红色割据集团完全可能缴枪换几个议席和内阁职位。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普拉昌达(之前一直是运动的头号领袖和主力部队)不就是如此吗?
当然您还说,招安受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是“反动的农村割据利益”。我相信您认为普拉昌达就是这种情况。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割据集团天然地要求持久稳定一个根据地及军政系统,这是必须的。这个根据地并不是脱离尘世存在的,而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其经济状况(这很要紧)受制于全国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一个要求持久稳定的根据地利益(割据利益),必然倾向于跟周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环境妥协。问题在于,此种利益的革命性质与反动性质的政治边界在哪?在哪算是“无产阶级的农村割据利益”,在哪又算是“反动的农村割据利益”?是否都要等到缴枪,等到领导者在交易过程中具体地招安受降后,等到工农战士们人头落地后,才开始“恍然大悟”:“哦!机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革命同志跟着基兰同志重上井冈山!”我们是否应该问问:有多少次重上井冈山的好机会?有多少工农战士能够为“终于暴露机会主义面目”的“修正主义者”们英勇捐躯?仍然回到这个问题上:又如何判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走到下一次“蜕化”(从“无产阶级的割据利益”到“反动的割据利益”)的政治边界何在?
也许我中“托匪流毒”太深,加之知识偏狭浅薄,思考能力极为欠缺,才有如上陋见。如有言语不敬之处,还望海涵。恳请angbayan老师指点迷津,具体点拨。顺便说下,我认为目前对尼泊尔运动的思考和整理工作仍远远不够(相对来说,思考讨论又远落后于整理工作),左派青年不能光是埋头从事资料整理工作或者用些套话跟风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亟待更深入探讨。
4、关于导致革命政党蜕变的原因。这里我不想多谈。因为我的本义是,工运中的上层蜕化与持久武装斗争的上层蜕化都有共同的一般性的问题——正是angbayan老师所谈的那些方面(且不论我是否同意其具体论述);但这两种蜕化毕竟是两个不同问题,既然我们都那么关注持久武装斗争问题(显然我们没有在研究第二国际或第四国际的工运政治蜕化问题),就应该更具体深入地探讨持久武装斗争的内疾,而不是拿一般性原因来代替专门的分析。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个讨论限于讨论持久武装斗争这一专门问题特有的内部矛盾,或者说需要专门澄清它,以进一步利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 本帖最后由 Revleft 于 2008-12-29 03: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