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印度孟买发生的大袭击震动全球。由此简单谈谈恐怖袭击与人民战争的区别。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和持久的人民战争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民战争的武装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消灭统治阶级的镇压力量、保存和发展自己、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启发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能以制造恐怖气氛和“轰动效应”为目的、不能以“自杀性袭击”为主要方式、更不能滥杀无辜。也就是说人民战争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必须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服务。只有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有利于发动劳动群众的斗争、启发他们的觉悟的武装行动才能成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8-11-28 15:09 编辑 ]
这样区分是正确的。恐怖手段里来不是革命方法。是最原始的泄愤。有的能够发展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有的堕落为落后势力，无助于人民的解放，反而有害。
一个长期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农民混编武装”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托托最终总是沦为资产阶级帮凶，不管它们怎样自我标榜“代表工人阶级”！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12-15 11:49 编辑 ]
Revleft网友估计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托派正是以所谓“长期脱离城市工人阶级”来攻击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污蔑为“农民军队”。
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菲律宾、秘鲁、尼泊尔的人民战争，都不存在“长期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问题。因为人民战争的领导骨干，正是受到国际工人运动深刻影响的，在本国工人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且在人民战争的全过程中，领导人民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始终是领导本国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并不断从本国工人运动中补充新鲜血液到人民军队中。人民战争不是也不应孤立进行，而是始终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确存在因为长期局限于局部地区，与全国人民的斗争相脱离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如缅共、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这是需要吸取的教训。
其次，要保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关键在于有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和马列毛主义的正确革命路线。而军队中有多少工人出身的士兵和与工人阶级有多少直接联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农民是劳动人民的主体，人民军队必然是以农民战士为主体。革命武装斗争也必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马列都强调，在农民国家中，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斗争。怎么领导？正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党（即接受了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到农村去领导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来实现。只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否认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能够领导农民为主的军队在农村长期作战，否认这种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恰恰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唯成分的机械唯物论。这正是当年中国托派的错误，也是一切托派至今仍不肯反省的错误。根本上说，这种错误背后的根源是托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当然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党也存在蜕变的可能性。托派正是常常在这里做文章，说长期在农村割据必然会导致革命党的蜕化。问题在于，第一，这种蜕化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蜕化是可以战胜的，中共、菲共、印共（毛）都在长期的农村武装斗争中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性；其次，蜕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农村割据”，而是在于党内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代表其利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这无论是农村武装斗争还是“城市工人斗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专搞“城市工人斗争”的托派党这么多年来又上演了多少蜕变的丑剧？！要战胜蜕变，只有靠党内继续革命、靠反修的路线斗争，而不能靠放弃人民战争去搞“城市工人斗争”。
1、“人民战争的领导骨干，正是受到国际工人运动深刻影响的”——怎样的影响才才算是深刻影响？
2、“只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否认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能够领导农民为主的军队在农村长期作战，否认这种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恰恰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唯成分的机械唯物论。这正是当年中国托派的错误，也是一切托派至今仍不肯反省的错误。根本上说，这种错误背后的根源是托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据我所知老托派王凡西在《毛泽东思想论稿》（60年代初写的）中恰好细致地反思了这一点。他认为通过中国革命的经验来看，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可以与本阶级相对分离，但是长久分离必然造成蜕化变质。我理解的相对分离应该在数年之内，时长应与阶级斗争紧张程度成反比（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越紧张，这种分离越应该缩短）；我理解的长久分离指在九年十年或更长，足以在农村形成一个军事政治割据地利益。CP36年在陕北扎根，到45年谈判时已不肯交枪，由此也可看出自身利益已形成。请指教。
3、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工农政党都有蜕变的可能性/趋势，这是根本环境所决定的。但如果仅仅这样说就能把对其他因素的分析都一笔勾销吗？这似乎也太省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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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当年的中共应该向蒋介石缴枪投降，然后等待第二次四一二，这样才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对吧？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12-25 12:58 编辑 ]
老师谈不上，我只是作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与托派的错误思想进行辩论而已。
1、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刻影响，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也都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没有十月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国际共运中苏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各国马列毛主义共产党。人民战争的领导骨干，正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共产党人。
2、什么叫相对分离？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主要在农村活动吗？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者也是长期与工人阶级“相对分离”的，他们主要都作为流亡者呆在国外。更不用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流亡寓公生活的托洛茨基了，还有那个一直流亡在澳门的王凡西。这纯粹是形而上学。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不是一直与全国的阶级斗争保持紧密联系，是不是一直在领导着全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只有长期被封锁在局部地区，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脱离联系，才存在着“与阶级基础分离”的问题。前面也已说过这是人民战争应该避免的错误。
所谓形成农村军事政治割据利益，也是含糊的不科学的概念。关键在于这种“割据利益”是什么阶级的利益？有无产阶级的“农村割据利益”。“农村割据”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局部革命政权。保卫并扩张革命政权的“农村割据利益”正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难道要1945年后缴枪才算证明“没有脱离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特殊利益”吗？
当然，问题存在着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村武装斗争中形成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据地的一部分政治军事官员不愿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而是为了保住目前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宁愿维持现状、甚至投降受招安。这种“农村割据利益”当然是反动的。产生这种“农村割据利益”也很正常，这是反动阶级在革命队伍内部影响的结果，也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腐蚀部分革命者的结果。而这也不是农村武装斗争独有的问题，专搞“城市工人斗争”的党难道就不会出现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吗？恰恰相反，也是经常出的。关键在于革命派能不能战胜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因此，用会产生这种“农村割据利益”来反对人民战争是因噎废食，也是不能成立的。
3、导致革命政党蜕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关键的，决定性的是什么原因？只能从革命政党内部去寻找，而不能归咎于什么“不可避免的根本环境”。外部环境、外部影响，只能产生蜕变的可能性，而真正使蜕变得以发生的，是革命政党内部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代表其利益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而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及错误路线是可以战胜的，革命政党的蜕变通过主观努力是可以避免的。要不然，那任何试图在旧社会建立革命政党的努力岂不都成了白费功夫，“反正总要蜕变的嘛”。而要战胜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只有依靠党内革命派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靠发动基层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革命、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当权派。这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
[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8-12-25 19: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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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工运的深刻影响”是具体如何影响武装斗争的干部，从而保证“人民战争”的性质呢？既然要说具体，就有个实例：1969年发端的意大利红色旅运动——您应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色恐怖袭击运动——其核心领导干部也有来自60年代后期激进工运的革命工人，而且在其初期也力图与群众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运动）结合。但在群运高涨过后，依然坚持武装斗争的红色旅运动逐步沦为脱离工人阶级群众的恐怖组织，并且不断遭到挫折失败。恳请angbayan老师评析点解。
2、“什么叫相对分离？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主要在农村活动吗？”——我已在6楼说过老托派王凡西的反思，如果angbayan老师肯花点时间看看“托匪”的书，不难发现，王凡西对毛泽东的农村武装斗争实践还是有很高评价的。而且事实上，不仅当年托洛茨基的“对华指示”就主张托派应该结合自己的政纲在适当时机下策略性地转向武装斗争（历史文件和决议里都写有的，有兴趣自己去找），而且当年的中国托派有一部分是真正参与了武装斗争并且壮烈牺牲的（这些都有文献记载）。问题只在讨论相对分离的界限，——我其实在6楼就已经说清楚了——“时长应与阶级斗争紧张程度成反比（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越紧张，这种分离越应该缩短）”。这就是我所谓的“相对分离”。
你说列宁党长期流亡海外、与工人阶级分离是不符合事实的。列宁党在海外，也参与当地的工人运动。不应该把西欧的工人运动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割裂开来，国际工运本来就是个整体。如果你看看最近天益马克思论坛最新上传的卢森堡文集就知道，1905到07年的俄国革命就深深激动着德国的工人群众，德国的左派工人领袖直接在俄国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和争鸣，列宁党和俄国工运的其他政党派别也直接间接地参与当地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
托洛茨基在流亡海外时照样参与本地工运，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欧洲资产阶级警察赶来赶去（他在隐居寓所与各国工运活动者及各大阶级斗争事变保持密切联系）。他真正与当地工人阶级运动分离是在最后流亡墨西哥的那几年，在那个当时地球上最后一个勉强容忍他的国度里，他公开保证不参与当地的任何政治活动。但即便如此他仍与世界性的托派工人运动保持密切通信联系和频繁人员接触。
王凡西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在1952年之后作为一种工人阶级运动的托派就在中国暂告结束了。对此，还应“归功于”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但王凡西并非苟且偷安，他只是被迫避居澳门，同时与海外华人左派以及青年运动保持密切通信；在1975年以后他在西欧参与了托派工人运动，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书记。）
angbayan老师说：
“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不是一直与全国的阶级斗争保持紧密联系，是不是一直在领导着全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只有长期被封锁在局部地区，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脱离联系，才存在着‘与阶级基础分离’的问题。”
我认为这段话说得还很不够清楚，或是我理解水平有限，恳请angbayan老师多费点工夫谈谈。究竟是什么联系呢？如果只是在深山老林里设立一个“全国阶级斗争总司令部”，布置各种先进通信方式（技术问题另当别论），并且保证有力地领导指挥着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斗争，这样的领导方式也完全符合angbayan老师的上述提法，——但是只要把革命招牌卸下来，这种方式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指挥方式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么？
3、我想请angbayan老师更清楚地阐述“无产阶级的农村割据利益”。我认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局部利益既不是一回事，也远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协调好的，即使不是绝对无法协调。
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要求抓住每个时机，壮大阶级自身力量，始终坚持彻底的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通过参与种种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教育群众，发展骨干力量；一旦时机到来（通常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群众运动高潮的交汇点），就要把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根本打破资本主义神圣体系提上议事日程。
而持久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集团，则要求稳住一个根据地，以保证军队补给、休养和干部的训练。根据地和相应军政系统是割据集团的中心利益，——如果没有更大扩张的足够胜算，这个利益就会千方百计地自保。正如您所说“在农村武装斗争中”也会“形成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我说45年共党没有缴枪的原因。
但您和德东网友却都质问：难道缴枪才算工人阶级利益的表现吗？您们忽略了一个前提：为什么会有缴枪与否之争——是因为当时共党已经公开考虑了与资产阶级妥协和建立联合政府，已经开始与资产阶级谈政治交易了，“是否缴枪”只不过是交易中的一个技术筹码罢了。跨阶级的谈政治交易本身已经是“割据利益凌驾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当然，您们可以说这正是主席英明和擅长策略战术之所在——但本质上就是那样。但为什么没有缴枪？我认为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并没有遭遇必须作出大幅退让的政治经济危机，而且当时国民党资产阶级腐朽得自身都无法改良（连他们的美国老板都在叹息），另一方面共党一边有苏联（当时还延缓驻军于民国最富饶的东三省）压轴，苏联当然需要一个“红色继承人”接管东北和对西方阵营的缓冲带，如果缴枪，作为一个整体运动的共党将不复存在，不符合苏联国家利益。换一种条件，没有了苏联，且资产阶级更有灵活周旋余地的情况，红色割据集团完全可能缴枪换几个议席和内阁职位。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普拉昌达（之前一直是运动的头号领袖和主力部队）不就是如此吗？
当然您还说，招安受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是“反动的农村割据利益”。我相信您认为普拉昌达就是这种情况。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割据集团天然地要求持久稳定一个根据地及军政系统，这是必须的。这个根据地并不是脱离尘世存在的，而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其经济状况（这很要紧）受制于全国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一个要求持久稳定的根据地利益（割据利益），必然倾向于跟周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环境妥协。问题在于，此种利益的革命性质与反动性质的政治边界在哪？在哪算是“无产阶级的农村割据利益”，在哪又算是“反动的农村割据利益”？是否都要等到缴枪，等到领导者在交易过程中具体地招安受降后，等到工农战士们人头落地后，才开始“恍然大悟”：“哦！机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革命同志跟着基兰同志重上井冈山！”我们是否应该问问：有多少次重上井冈山的好机会？有多少工农战士能够为“终于暴露机会主义面目”的“修正主义者”们英勇捐躯？仍然回到这个问题上：又如何判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走到下一次“蜕化”（从“无产阶级的割据利益”到“反动的割据利益”）的政治边界何在？
也许我中“托匪流毒”太深，加之知识偏狭浅薄，思考能力极为欠缺，才有如上陋见。如有言语不敬之处，还望海涵。恳请angbayan老师指点迷津，具体点拨。顺便说下，我认为目前对尼泊尔运动的思考和整理工作仍远远不够（相对来说，思考讨论又远落后于整理工作），左派青年不能光是埋头从事资料整理工作或者用些套话跟风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亟待更深入探讨。
4、关于导致革命政党蜕变的原因。这里我不想多谈。因为我的本义是，工运中的上层蜕化与持久武装斗争的上层蜕化都有共同的一般性的问题——正是angbayan老师所谈的那些方面（且不论我是否同意其具体论述）；但这两种蜕化毕竟是两个不同问题，既然我们都那么关注持久武装斗争问题（显然我们没有在研究第二国际或第四国际的工运政治蜕化问题），就应该更具体深入地探讨持久武装斗争的内疾，而不是拿一般性原因来代替专门的分析。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个讨论限于讨论持久武装斗争这一专门问题特有的内部矛盾，或者说需要专门澄清它，以进一步利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 本帖最后由 Revleft 于 2008-12-29 03:36 编辑 ]
中国托匪有渗入农民运动的不假，但他们是为了去和中共争夺农民运动领导权。
还有，领导工人运动的不一定是革命者，劳联、产联也是工会，但都是反动组织！
顺便讲一下，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耐心地等待了三年，但托匪的反革命活动却丝毫没有收敛！解决掉它们，是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
王凡西之流有本事就别跑，留在大陆搞“政治革命”啊，可惜它们留下来，最后肯定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器面前屈服！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１０·６，托派只怕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历史名词！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12-30 13:25 编辑 ]
以下是秘共（光辉道路）的论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核心是武装夺取政权
革命暴力是夺取政权各种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核心问题。不牢牢抓住这一点，必然在客观上助长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认为，掌握政权可以通过非暴力途径实现，可以在旧政权的基础上一点点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改革，如果非用暴力不可，建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革命专政政权过程中会破坏现有社会，还不如对现有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逐渐改革。不组织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也即革命战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无法掌握政权。因为阶级敌人由有组织的暴力（反动的国家机器）实施统治，无论在独裁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事实都是这样。国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暴力工具，千百万群众每天都在感受着这样的现实。而且，历史反复证明，当统治阶级感受到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将动用所有的力量压垮人民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伟大领袖，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倾注大量精力发展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列宁也一再强调这个关键问题：“被压迫阶级不学会利用武器、使用武器，只能一辈子做奴隶。”（《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计划》，列宁全集23卷，第77～83页）秘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通过13年的革命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的正确性。
A、革命政治必须领导革命战争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清楚地说明了所有战争都有政治的特性，他解释了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毛选二卷）每一场战争都有明确定政治目的，直至达到目的战争才会结束。同时，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又是非常能动的——两方面即相互渗透又相互影响。在阶级斗争中，只有革命政治能够领导革命战争，而且也只有革命政治能够维持、发展革命战争。修正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既不会领导、也不会为革命战争服务。在战争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被压迫阶级的位置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革命战争的深度和广度，决定战略策略，决定宏观的和微观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政策、方针等。例如，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它的政治目标（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密不可分；也同坚定不移执行抗战总指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人民而不是武器是决定性力量等）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我们检验Asumir说的“和平协调”政策是否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治，抑或是与其抵触的。简而言之，改良主义政策要么是被革命战争所终止的，要么就是流行起来，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并改变战争的革命性质。从战争和政治的辨证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路线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历史反复证明，两条路线斗争将对革命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反过来观察反动派的国家紧急状态战略，我们发现帝国主义正在从它们的方面应用战争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交互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打击游击队，努力“使他们在政治上弃暗投明”，然后紧接着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当前在秘鲁，反动派正在使用同样的手法，他们加紧对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同时力争把军事上的胜利（刚扎罗同志被捕等）转化成政治上的胜利，以便巩固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胜利。
B、Asumir说战争和军事都是总政治斗争的形式
毛主席一再强调，战争是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最高形式，革命战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去掉关键词语（“最高”和“中心”），这就变成了纯粹的折衷主义、世故的机会主义。全面看待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本质和最终结果、具体方式。但同时，枪杆子里出政权，被压迫阶级的政治必须通过军事手段才能实现，政党没有军队便没有发言权。我们不能忘记，在Asumir所谓的两种斗争形式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其他形式都是为之服务的。这一原理来自客观现实，而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其基础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已经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不通过战争无法解决，尤其在被压迫国家发动革命战争的客观条件总体已经成熟。这一基础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断加强。事实上，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中不断爆发武装起义，革命运动的政治力量不断被反动派追捕、暴力镇压和屠杀，这强烈的证明了革命战争已经摆上日程。被压迫国家的反动政权公开的进行暴力统治，间以“和平”“开放”的政策安抚被压迫阶级、引诱革命政党从地下走出，然后进一步更野蛮的追捕他们——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所有这些都说明革命战争已经提到日程上，这是反动派逼迫的，他们强迫革命者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并行动起来。
C、战争和政治不同的规律
Asumir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两者都是阶级之间政治总战争的形式，后者是革命、反革命双方矛盾发展的结果……”“战争的发生和发展由具体客观环境而定，形势变化了，斗争的形式也必须发生变化。”我们已经证明了Asumir如何歪曲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如何贬低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斗争中武装斗争的中心作用的。Asumir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好像仅仅是两种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升为武装斗争没有发生任何质变；所以，对于Asumir，在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停止战争是可以接受的。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发动的，对于革命共产党来讲，战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服务的。战争尤其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详细的讨论了这一问题，说“战争有它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一般不能与政治完全等同起来。”所有战争的基本规律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敌对双方政党在战争过程中都努力实施对己有利、对敌有害的政策。毛主席这样解释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方向：所有的军事逻辑归结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仅战争有其自己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特殊条件下也以特殊规律表现出来。这样，革命战争也有其特殊的规律。基本原则在于它的阶级性，例如，革命战争中，发动群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革命战争还有一个规律，在不同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革命战争形式也有不同。应用这些一般规律发动革命战争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毛主席全面阐述了这些无产阶级、尤其是被压迫国家的军事战略的基本原理。概括起来，基本点就是：人民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领导农民群众（尤其贫农）逐渐夺取政权；通过根据地建设不断给红军补充新鲜力量，获取群众支持；军事上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而不是直接在白区进行大规模直接对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包括丰富的战术学说，充分调动红军的机动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在其指导下，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发明出各种各样的作战方式。所有的这些都被13年来秘鲁的人民战争所应用，人民战争不可战胜的力量再一次得到证明。从革命政治上升为革命战争需要政党政策发生一个质变，意味着手段上的质变，意味着斗争范围、强度上的质变。战争的特殊性导致了组织形式、方法一系列变化，进而这些新的组织形式组合产生人民军队。当战争开始时，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认为现在能恢复到以前时期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一旦战争开始，所有想在政治上表现的力量都会卷入其中，并鲜明的表现政治立场。在这里，政治就是战争；它从属于一定的规则，如果哪个政党忽视这些规则，那么历史将忽视这些政党，这样的政党必然破产。
第二部分：人民战争经历的迂回曲折
A.“具体的环境”和秘鲁共产党六七十年代的经验
Asumir提出，随着“具体的环境”发生起伏，无产阶级运动也将在两种形式的斗争（和平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之间来回波动。和Asumir想象的恰恰相反，战争并没有依据“具体的环境”马上爆发出来，他讲的“具体的环境”指的是那些感性的、当前的、表面的条件，但是唯物主义者应当重视分析事物内部固有的结构和决定性条件，这些条件是根据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基本矛盾运动而发生变化的。在这里Asumir使用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列宁坚决主张，具体条件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然后把它简化成了一个服务于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结论，正如几十年以来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所做的那样。于“具体的环境”，因为人民战争过程中双方会不断进行调整，所以客观条件在人民战争整个过程中将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而且，人民战争就是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具体环境的改变要求我们重新对其进行评价，这些变化有可能使我们领导战争的战略、策略发生改变，但这一切在Asumir那里都是不重要的，他的目的就是停止战争！当Asumir大声疾呼“记住六七十年代的经验”时，他想从那段没有发动武装斗争的党史中寻找论据。Asumir暗示六七十年代没有发动人民战争的原因是“具体的环境”还没有成熟。“战争的发生和发展根据客观条件而变，当环境改变时，斗争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我们认为这是对秘鲁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歪曲。我们不认为秘鲁共产党当时在等待某种“具体环境”产生然后再去发动武装斗争。当时党内正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进行了重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人民战争奠定了基础。客观的讲，发动人民战争的条件是客观的阶级矛盾，这些条件早已成熟，具体表现就是根据地当时就有大量的农民运动和其他阶层群众的斗争，甚至不断发生暴动。选择最佳时机发动战争（例如在政府交替间隙统治松懈时）只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但这决不能影响总体战略和全局计划。在那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最终刚扎罗同志领导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心发动武装斗争——当然，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拒绝落实这些决议。所以客观的讲，说六七十年代党因为等待“具体的环境”和“可能的时机”而没有发动革命，是对党史彻底的歪曲。这同正确路线背道而驰——我们坚信秘鲁共产党过去坚持了正确路线，将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被压迫国家革命的客观形势发展极不平衡，这使得其中总有部分地区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成熟的。我们从未听说过秘鲁共产党总结说，六七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不适合于发动人民战争。秘鲁共产党从来也没有和国际革命运动宣言所阐述的客观事实相背离：在亚非拉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形势总是存在的——当然，其中有高潮也有低潮，并非直线发展（详见《国际革命运动宣言》，第34页）。当1965年MIR（古巴建国前的一个游击队组织）在秘鲁开始举起武装斗争大旗时，秘鲁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训斥其为冒险主义，但刚扎罗主席总结那些年的历史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武装斗争，其他的阶级就会去领导；仅仅因为这些组织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就谴责他们是冒险主义，这显然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B.人民战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回顾一下秘鲁刚开始发动人民战争时，尤其在那些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和反革命力量是怎样进行对抗的。开始时是比较适度的，几乎就没有用武器。基于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对形势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就这样实施了。星星之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持久战的迅猛潮流席卷而来。这是秘鲁全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成就。反革命面对人民战争做了什么呢？他们开启了地狱之门，放出了魔鬼和瘟疫，来对付革命力量。首先，他们尽量将各种问题影响减至最小。他们诉诸于警察机关；虽然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但这一次他们却不光彩的失败了，第一个人民委员会诞生了。面对新人民政权的进步，反动政府又派出了军队——旧政权的中枢力量。在不同时期国家多次强行进入紧急状态，将数百万群众置于军管之下。客观形势就这样产生了新的变化。党组织分析了新形势，并解决了新问题。军队又执行了新的对策，让群众相互揭发，形成义务警员制度，在农村中制造白色恐怖。然而面对人民战争，这也失败了，他们就诉诸于最罪恶的手段，屠杀了Ayacucho地区小村社和小镇中的农民。在1984年，大屠杀达到了最高峰。统治阶级声嘶力竭宣传说人民战争已经被扑灭了。各类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甚至一些不坚定的革命者也都说，敌人不断发动袭击，看样子人民战争在最初发动的这三个省持续不下去了，不如革命力量暂时离开这些地区，等待“恰当时机”再回来也不迟。但是秘鲁共产党回答说：“我们坚信毛主席所说的伟大真理，在没有反复证明守不住根据地之前，不能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发展人民战争》，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6年发表于《一个即将胜利的世界（AWTW）》第8～9期）。历史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敌人残酷战略的最高方式，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军和群众有能力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和屠杀。1983、1984两年的斗争主要围绕对根据地的围剿和反争夺，反革命战争努力剿灭新政权，恢复旧的统治秩序，革命战争则努力防卫、发展、建立新的人民政权。这一轮斗争只能通过人民游击军对反动军队发动一系列猛烈打击才能取得胜利。人民战争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围剿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有显著的流动性，在不断的退却和进步过程中巩固、壮大起来。在那两年的过程中，秘鲁共产党（PCP）领导下的人民游击军（PGA）逐渐掌握了遭遇战的规律，变得更加坚强，并在群众中扎根。人民战争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双方力量的正确估计基础上的，每一次计划都详细说明当时的政治、军事的目标，和在巩固发展战争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战争的进展，也使美帝加强了对秘鲁的干涉，它向秘鲁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军事基地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以“缉毒战争”的名义进行的。但是美国并没有公开干涉，它进行着“低强度作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措施扼杀人民战争。1990年，美帝国主义清楚地看见了，人民战争是对它自己产生“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精心策划，加强了对秘鲁人民进行压迫的国家机器，同秘鲁腐朽的统治阶级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运动。敌人在这场运动中取得胜利，最主要的是，他们抓住了刚扎罗主席，给党组织致命一击。这是旧政权反人民战争以来最主要的军事胜利。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前进的路途从不是一帆风顺的，秘鲁人民战争13年以来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挫折，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是通过捍卫和发展人民战争战胜的。简而言之，正确的战略策略加上坚忍不拔、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使我们解决了所有遇到的难题。是马列毛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正确路线确立了这一方向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向将一往无前。
第三部分：持久的人民战争策略
C、Asumir对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研究
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持久的人民战争策略的发展。毛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无产阶级在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使反动阶级陷入长期战争中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不久他就使之变为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万岁》这一文献中，我们的运动团结在如下的指导思想之中：在被压迫国家，武装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而人民武装则是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持久战是在战争中安全度过曲折和积聚力量所必须的。毛主席说持久战是一个战略目标。在PCP领导下的秘鲁的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成功的避开了敌人的扼杀，也没有受错误路线的误导；因此，保持和发展战争，从小变到大，从弱变到强，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毛主席强调说革命队伍必须努力争取持久战以使自身力量一步步加强，并帮助促成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的形势的出现。持久战对敌人不利而对我军有利。对革命队伍来说，夺取并再次夺取主动并达到保存实力摧毁敌人的目的十分重要。悲观的估计当前形势，就像我们在Asumir和监狱文章（一些被捕后背叛革命的人写的文章）里看到的那样，会导致失败主义论者主导党的前进方向，这将对延长人民战争以及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目标有害。当革命队伍由于种种原因（错误的政策或分析，或者敌人疯狂的全线进攻）失去主动时，我们只能通过实行这一革命战争的规则来再次取得主动。面对困难的、甚至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而终止战争会违反持久战的规律，因为如果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目标——不可避免经历曲折——没能达到，那么革命队伍将不能集结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去打败敌人。正如来自土耳其的同志总结的那样：“在这种方式下，没有办法积聚武装斗争力量！只要想一想，你建立了你的军队，建立了你的游击队，然后却开始和平的斗争……这样的观点，党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了保留游击战并发展它，决不能低估根据地的作用。这是使持久战成为可能和建立武装力量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根据地的革命火焰生存如此之长，对秘鲁的革命来说，具有无法衡量的功绩。每个关注秘鲁的革命的人今天必须和巩固和发展革命军队和根据地。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具体的解决方法依环境不同而定。”（《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第6章，第101页）讨论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把新的情况估计在内，这是一个问题，讨论本身能否继承这些功绩的灵魂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D、一旦红旗被举起，没有力量能打倒它
Asumir和监狱文章把战争看作玩具。哼，它不是！特别是因为它的社会内容，一场革命战争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和激烈的战争。正像刚扎罗同志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叫我们不能把起义革命当儿戏；一旦你竖起了起义的旗帜，就没人能打倒他；你必须把它高高举起不放下直至胜利。这就是他教我们的东西，无论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刚扎罗主席，《对ElDiario的采访》，1988）我们的战争是由社会矛盾决定的。战争的基点是“保存我们的力量并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些法则和战争发动的具体环境之间也有相互影响。政治目标和阶级对立越是彻底，对这一规则的内容的理解也就越深刻。“随着政策变得更有雄心和更有活力，战争也将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形势的发展可能会使战争最终取得完整的形式”（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606页）例如，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并不想消灭对方，因为这对他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没什么好处。他们只是强迫（对方）有条件投降和让步。可是对于人民战争来说，人们在消灭敌人之前是不会止步的，他们的行动只有帝国主义被打败并且旧的腐朽政权被打倒时才会会终止。甚至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建立之后，帝国主义者还会尝试推翻它。“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凶恶的，我们是说它的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者永不会主动放下他们的屠刀……直到它们死亡”。（毛主席的红宝书，《战争与和平》）
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国家的心脏是军队，革命队伍必须摧毁它。这是一个尖锐的反抗战争，大量的社会力量参加其中，双方的投入都非常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简单地接管旧的政权，并利用它，战争可能会不那么残酷和紧张。战争有多种，但是和无产阶级战争比起来其他战争的社会内容都是有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战争，有着根本的目标：粉碎并扫清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它能释放群众的所有力量。反动国家将不会停止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投降和让步；他们将会用任何（无产阶级的）这样的让步达到他们一方的政治的目的——消灭人民战争。这很自然，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必须反映政治的特征并由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反动阶级也通过他们的社会政治标准判断我们的战争。正如毛同志指出的，“人类的战争时代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终结，毫无疑问我们发动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的一部分。同样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战争将会是所有战争中最大最残忍的一部分”（毛，《中国的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的目的是排除战争》，SW,v1,第183页）。
怎么会有例外呢？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和旧的资本关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保护和加强它们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旧的思想和习惯的最彻底的决裂。一场一把这样社会带入现实的战争怎能不是最残忍和最无情的呢？资产阶级怎能不被充满仇恨的战争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们攻击？历史上没有任何战争如此大胆并导致如此大的牺牲。确切的说，因为战争的革命性质，这样的战争一旦开始我们不能就再回到和平斗争的方式上了。然而，这正是武装的修正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常常做的。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改革主义实质；因为他们的策略不是要摧毁旧的国家而是要在其中赢得席位。这和一种仅仅恐吓敌人的伴随着谈判的最小限度伤亡的武装斗争没什么区别。“他们没有下大赌注而是在争取微小的让步”克劳塞维茨评论说，它还解释了如下现象：“当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是轻微的，我们可以想象非常小的被打败的可能性就足以引起一方（指修正主义者的做法——译者注）屈服。如果从一开始另一方就感觉到了对方可能屈服，它很明显就会集中精力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不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打败敌人……假设一个人仅仅希望从敌人那里得到很小的让步，他将会用适当的努力和适当的代价去换回适当的补偿物，而少许的努力对此来说就足够了。敌人的推理也是同样。”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修正主义者和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都不做这样的打算。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在殖民地的反动代理常常不会冒险，让任何可能成为群众力量的火花以及被压迫者复仇的怒火存在（即使发起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此）。一个好的例子是FLN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战争刚一爆发，FLN就打算和法国帝国主义和谈，事实上在他的计划当中就是想通过磋商解决。可是法国人用反革命战争作为回答，有上百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只是到后来法国人才同意坐到谈判桌前。同时，世界形势也是影响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修正主义着武装力量的决定因素。例如，在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控制的国家里，美帝以及其西方盟友和代理，对修正主义者和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武装力量非常残忍，即便他们和苏联方面分歧很大、甚至没有什么关系，也对之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回顾我们的运动的历史尤其能得到启示。”
“A.驱散混乱
首先，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斗争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远比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胜利（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重要的；而且，两条路线斗争也远比讨论人民战争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还是到了发展阶段、抑或是应该停止战争（由于推测“整个反革命战争过程已经胜利”，由于具体环境不允许人民战争继续坚持和发展）成为和平政党等问题要重要的多。其次，需要明确，坚持人民战争才是当前正确的路线。人民战争是很伟大的，它刚刚挺过敌人的疯狂进攻，并战胜了认为人民战争需要停止、等待新的飞跃的错误路线。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我们必须灵活机动来赢得胜利。毛主席强调我们需要达到各种进步，主观的、客观的，有个很高的目标并且竭尽全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进步，革命乐观主义是个好东西。”来自监狱的文章试图将争论放在错误的问题上：不管哪个领导层都需要有行动的精确计划，否则还不如“放弃”。但真正的问题是，在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客观情况下，是去努力寻找新问题的解决方法，还是屈服于困难并结束战争。争论不应该是要么竭尽全力，高目标和在已定的条件下“演好戏剧”，要么破坏掉一切成果然后回家。难道我们不应该保卫我们的成果，反而自动放弃、对秘鲁和世界人民犯下错误吗？
B.坚持和发展的辩证法
毛主席强调“坚持阵地和扩大阵地是紧密不可分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选二卷）。在1930年，他说，“那些悲观的同志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些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一卷P94）。伊文·霍查竟将毛主席的持久战诬蔑为“没有尽头”、“没有前途”，这只是自我圆场的修正主义的诽谤。毛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人民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政权也只能一步一步的夺取。而且，毛从来没说，只有存在快速胜利的可能性时，才去发动武装斗争。不是的，他经常说，红军很弱小，需要逐渐成长，从小到大，而且最后的胜利还依赖于更多的国内、国际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延长或缩短战争的进程。共产党在过去的时间里曾正确的批判了“无限战争论”，这种理论会导致改良主义和军阀主义。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稳固的掌握人民战争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党系统的发展了人民战争的理论，站在全局的角度通过发动群众来准备每一个阶段的战争，一步步的夺取全国政权。然而，这不一定是一个直线式的前进。这种前进已显示出是波浪型的，还包括重建，它不可能是别种形式。今天看来人民战争正面临敌人又一次的进攻，重建工作更加复杂，但不应该取消。在类似的情况下，革命武装凭借他们自己对形势和客观情况的正确判断，通过坚定不移的斗争，可以渡过难关甚至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方式比答应在未来重新开始更有确定性。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投降意味着没有任何希望。其他任何社会活动都不如战争充满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战略和战术。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取决于正确的对全面和细节情况进行分析，——但能战胜不可避免的不稳定性的唯一途径是坚定不移、勇气和胆量。坚持人民战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为了坚持战争，必须要粉碎敌人的阴谋，必须巩固根据地核心，必须为将来的飞跃做好准备。中国的长征不但保存了军队的核心，党完成了战略撤退，而且一路上加强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它逐步建立与群众的联系，能够为当地和长征部队不断补充新的力量，为将来的胜利做好准备。
第六部分：没有一支人民军队，人民将一无所有
如果不坚持人民战争，秘鲁群众将生活在“人间地狱”！Asumir和其他文章都在宣称：人民需要和平！哪些人需要？人民是分为不同的阶级的。谁是Asumir所称的人民呢？最可能的就是那些中间阶级，大多数中间阶级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都会犹豫不定，一些人甚至会跑到敌人的一边。随着敌人疯狂的进攻，许多中产阶级作壁上观，一些加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富农投靠了敌人。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是而且永远是人民战争的强大基础；这不排除这些阶层中的某些厌战情绪。但这也是很明显的：敌人对人民和共产党的袭击，已经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更坚定的起义，将战争进行到底，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每个阶层确切的态度和意见，但即使人民战争中的一些基层群众有厌战情绪，解决方法不是停止战争，把13年来人民血汗换来的果实丢掉。这些问题要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式的解决方法。一件事确定无疑：和平的政治斗争，在议会提议讨论，不会唤醒和组织起广大农村中的亿万农民，而这些人正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先锋队发动战争来源于奴隶反抗奴隶制度的渴望。即使一些群众妥协和折中，这不会停止人民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迟早会爆发为武装斗争。击败法国帝国主义后，越南在国家分为两块、和平实现的时候，战争重新爆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西贡（前南越首都）政权在白区开始向人民报复时，尽管共产党未定任何计划，人民无法忍受，自己开始了反抗。如果“和平”实现了，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战争和军队，他们将面临什么？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灾难，而且敌人会对人民实行白色恐怖，以“教育”他们“永不再摸枪”；这样的恐怖和残杀将会使所有先前敌人对人民的屠杀黯然失色。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开始战争就不能停止的部分原因。13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国际力量逐渐强大，而国际的资产阶级正面临恶梦一般的困境。现在秘鲁的无产阶级和领导下的人民已经离胜利顶点越来越近，这里机会和危险同样大。回忆毛主席1976年给江青同志的最后一封信，我们会看到达到胜利顶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在过去十年斗争中，我试图达到革命的顶点，结果没有成功。但你可以达到。如果你失败了，你将跌入深渊，粉身碎骨。”
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建设一支人民军队，是毛关于落后民族革命理论中首要的因素。任何战术和战略上的调整（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必须考虑毛主席的这些原则。毛表述的非常明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将一无所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做出这个重大的发现的，当时，他正在与国民党进行建立长期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这里，毛是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交出所有由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才能给共产党以法定身份”要求而写的。毛这样回答：“这些人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论联合政府》毛选三卷p1022）没有必要回到中国早期革命去寻找毛论点的证据。最近几十年落后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武装军队，人民不但不能享有政治自由，而且屈从于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1965年印尼，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被屠杀时，已经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智利，1973年，军队推翻选举的联合政府后，上万的革命工人和农民以及进步群众被屠杀。1981年，在伊朗，数千的革命者、进步分子被屠杀和囚禁，这些人是反对伊朗王政权的。1982年，当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在美帝国主义的“保证书”下从黎巴嫩撤回时，成百上千的群众在以色列人聚居区被屠杀。总之，人们能否享受自由，能否促进革命，能否保卫自己免遭敌人的压迫都需要有一支人们军队。
革命力量需要保持，首先党的颜色更需要保持
共产党对谁有益？革命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人民战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党必须是一个马列毛路线的党。有这样一个宗旨，对于党发动人民战争至关重要，而且对她克服重重困难、斗争到底更加重要。一个政党的生存，她的性质是首要问题，她是否代表并集中我们阶级的利益，或者相反。毛主席，在一次与党内通敌卖国倾向的斗争中，问，“共产党要堕落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立场上去，走片面抵抗路线吗？”（《在太原上海失陷以后》毛选二卷）他强调指出，“在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没有人忘记这段用血换来的历史的教训”。（同上）Asumir警告并反对“纸糊的党”（“paperparties”），但他的路线似乎并没有太多注意这些，他的策略将使共产党发生一次改革，而这次改革会使党变为一个纸糊的党。Asumir说，“在风浪中保卫党，坚持走意识形态政治斗争路线作为人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声明。但在秘鲁，坚持采取正确的政治斗争路线意味着保卫和加强人民战争。在党的任务中，这是首要的。党正在实行这个政策，同时不懈的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公平的说，所有Asumir文章所使用的形容词都可以很好的形容文章本身。甚至一个“盲”人都有政治嗅觉，但问题是，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嗅觉？分离13年来内战的政治和战争，这样的人不瞎不聋不哑，但却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假装政府和美国佬会同意共产党简单的回到1980年前的情况，重复六、七十年代的经历——如果这不是最拙劣、最愚蠢的主观主义，又是什么？解散人民军队，解散人民武装，今天将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取消13年来的革命成果，对秘鲁无产阶级带来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军事上的最大的倒退！这种说法的伪善就在于假装是在保护党！……如果一个党因为坚持广大群众的利益而被军事上打败，她还可以重新起来。但如果她丢掉原则，放弃广大群众的利益，她将毁灭自己。一个新的党重新成立，这将是一个更漫长、更困难的一个过程。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再次强调，这不是共产党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下，“……当情况在军事上开始无望，一个人不能分离政治和战争；政治上的环境仍决定是否继续战斗……面临军事上的失败，投降只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败，又加剧军事上的失败。”如中国同志所说，“如果党的路线是正确地，即使开始没有枪，最后也会打败整个军队。然而，如果路线是错误的，即使有全国性的政权和军队，最后必定失败。”（《一个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理解》，上海，1974）这是唯一正确的“保存党”的领导路线。否则，即使政府和美国佬允许一个政党保存她的武装力量和一个人数众多的党，这个党也不再是走马列毛路线的共产党。她将会失去人民，而这些人民有分为不同的阵营，重新融入社会。正如我们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保存党的关键。一个路线如果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要求和世界观，路线必须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秘鲁，正确地路线具体的体现在对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态度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又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如果一个党丢掉了她的颜色，她将不再是我们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纸糊的党”这个词出现在Asumir提到RIM（国际革命运动组织）之后。这似乎是对RIM组织的一个攻击。RIM正确分析了世界上革命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帮助马列毛主义者建立自己的力量、发动人民战争。Asumir对RIM的不喜欢似乎并不难理解。今天在国际上，RIM是支持各国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的一个坚实壁垒。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国际主义路线经常遇到障碍，障碍来自于那些支持我们斗争、但头脑中没有一个全面革命路线的人们。”
很遗憾，我不是来吵架的。而且我在本坛另一个帖子中也说了，我对捍卫某派某圈子都没什么兴趣。
另外，我希望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在这个讨论中就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服务于本土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不是看地球另一边的长篇毛派文宣。
[ 本帖最后由 Revleft 于 2008-12-30 20: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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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对中国而言不就是“来自地球另一边”吗？难道中国革命不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吗？（当然，托派对此一直是不承认的）
我的观点是一贯的：泛左翼本身就是不同阶级利益代表的混合体！
在泛左翼各“派”中，只有马列毛主义者才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
（鉴于当下很多政治力量都会打“毛旗帜”，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至少以下几种人不能算作马列毛主义者：
满口“马列毛”却念念不忘“左转”者，满口“马列毛”却宣扬“资本主义必然复辟”者，满口“马列毛”却围蔟于至今仍将江张等同林彪批判的所谓“老革命家”门下、充当其御用保皇军者，号称拥毛、肯定文革却动辄高喊“伟大的转折”者，号称拥毛、肯定文革却津津乐道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者，号称拥毛、肯定文革且“承认”马克思主义却叫嚷所谓“列宁主义的弊病”者，号称拥毛、肯定文革却声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者）。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12-30 21:11 编辑 ]
楼上你理解有偏差了。我决不否认国际经验，包括秘鲁毛派运动经验的重要意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帖子下的提问和讨论应该限于本土阶级现实来专门探讨人民战争理论。我不想漫无边际，海阔天空地扯淡。
[ 本帖最后由 Revleft 于 2008-12-30 23:53 编辑 ]
唔…都到2009年了，2008年提出的问题还没见回答，看来马列毛主义者angbayan同志在深思啊。
急什么， 你的问题牵涉很多方面，要系统回答你，实际已经是马列毛主义对托派的一次全面批判，这的确要有所准备。我随随便便三言两语打发你，想必你也不会满意吧。
放心，我不会欠账的，一定尽快给你答复。
“实际已经是……”——但还不“是”，而应叫做“需要”。
“需要”还未变成“现实”，但我期待这个“现实”。
不急，这一系列理论帐慢慢算~哈哈~
[ 本帖最后由 Revleft 于 2009-1-2 08: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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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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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对于前几样经过这些年的充分表演大家还容易辨别，对于后几种修正主义表现我们许多人还缺乏辩识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