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是一篇章相当有份量的文章；他基本上忠实地记录了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期间同列宁所进行的论战的全部内容。同时也系统地表达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这里我们发现，普列汉诺夫在关于阶级、专政等最基本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这些错误首先表现在阶级概念上。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这样说道：“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显尔易见，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搞错了阶级的概念。首先，判定阶级的标准，只能是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这个标准，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阶级；更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成员。因为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无产阶级，所出卖的劳动力，既包括体力，也包括脑力。因此，靠出卖脑力谋生、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同样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而普列汉诺夫却把他们错误地归于资产阶级中。这显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背道而驰。
因此，既然脑力劳动者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他们照样受资产阶级剥削，照样处于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状态。其实，现代社会中早已经存在着债务向社会一极的集中和财富向另一级集中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而由于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全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的全面漫延。
阶级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因此下面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
显尔易见，不管生产力怎么发展，只要人类社会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则任何生产资料都将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工人阶级再怎么掌握知识，他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因此，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只能使更多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改变，劳动者受剥削的处境也不会得到改变。因此，不管工人的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怎样提高到知识分子水平，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
这些鬼话还有一个现代化的蓝本，即所谓：“知本家”理论。他们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期，掌握知识的从而掌握和控制信息的人将自动取代掌握财富的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于是，没收这些人的财富就变成多余。而占有财富的人将自动让位。这又是企图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给资本家脸上帖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使资本家逃脱其必然的命运。
普列汉诺夫说：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评价这种暴力的呢？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
其实，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则必然免不了暴力的存在。国家就是产生系统暴力的机构，它通过这种系统暴力，将人类社会维持在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之中。而这种暴力具体表现在剥削阶级的国家的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方面。显然，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便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所以，阶级之间的暴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当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就从来也不曾停息过。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被剥削阶级就不能向剥削阶级进行报复呢？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是被剥削阶级以暴力对付剥削阶级，那么必然免不了暴力。而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责被剥削阶级以暴力对付剥削阶级不可避免的暴力是“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式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是就是闭口不提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强加于被剥削阶级头上的种种系统的暴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是“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但是，几千年以来，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整个人类文明所懒以建立之上的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欺骗和暴力、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阶级恐怖却不是“全面的全国恐怖”；普列汉诺夫指责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但是，他却从不指责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欺骗的整个文明社会是“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这不成了双重标准了吗？
“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大国所进行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为了极少数富翁而不惜把无数的劳苦大众当作炮灰的战争。俄国与德国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战争。当普列汉诺夫把停止这样的战争的行为说成是：“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那么无疑地他也就站在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上，同所有的第二国际所有领袖一样无不陷入了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泥坑之中。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施暴力，众而消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施系统暴力的机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而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的行动说成是： “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并且一再地宣杨热爱剥削阶级国家的所谓“爱国主义”时，这同样是远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上了。
普列汉诺夫说：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完全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取决于文化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而不是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是取决于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承载者的地位，不是取决因此导致的具最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共产党人不是唤起唤醒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是居高临下地赋予无产阶级以革命性。这样一来普列汉诺夫也就离开了科学的历史唯物论。
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这一基本概念，不是从其与生产关系的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理解，而仅仅是孤立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关系的变革，从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变革。而阶级关系的变革引发阶级斗争，从而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生产关系的变革的时代的倒来。所以，脱离与生产关系的普遍联系孤立地看待生产力，寻找抽象的“生产力标准”；甚至故意人为提升生产力标准，将其提升到现实根本达不到的地步，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唯生产力论显然是违反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我们当然承认，“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是人为地随意地，并不是单靠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同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因为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巨大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无法继续下去，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一个与发达的世界相隔离的落后的俄国来说，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能被人为地消灭的。在这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否则就会造成“相反的革命形势”。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俄国绝不单单是一个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俄国。而是一个和世界联为一体的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况且，俄国与西方世界一样有自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反对俄国民粹派否定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曾经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是完全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他们早已经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整个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了。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仍然把俄国（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看成是古代世界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古国时，显得十分谎唐和可笑。
普列汉诺夫说： “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那么列宁是怎么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的呢？因为毕竟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众所周知，所谓政变，就是由军队或掌握军政实权的政治领导人发动的。政变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发动者手中。而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掌握任何权力；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承认的那样“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你们见过这世界上有哪个不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的政治集团靠不到1%的人的支持在一个国家居然可以发动政变夺得政权吗？用不着别人，普列汉诺夫自己就把自己的理论给驳倒了，自己煽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但却依然洋洋得意。所以，当我们面对普列汉诺夫下面的言论时，我们只感到的是牛头对不上马嘴的可笑。
普列汉诺夫说：“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 ，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显然，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决不是因为靠不到1%的人支持并发动政变而获得的。而是靠争取99%的劳动者的支持才夺取了政权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决不是靠剌刀的力量获得政权的，因为剌刀本来是掌握在临时政府和军阀们手中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给于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是给农民以土地，让工人当家作主。没有人民的支持，被包围在几个城市里的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可能战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各地军阀，如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捷克战俘的军团。十月革命决不等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起义，那只是开了一个头。十月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包括从那时开始的整个俄国的内战。所以，说十月革命是由本来占支持者“不超过俄国人的1％”者所支持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布朗基式的政变”；“ 不负责任地加速”了的“激进的变革”的“急剧地向左转”的“事变的进程”；这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农民的支持，被围困在几座城市中的一个小小的地方性政党，是不可能打败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大国支持的军阀的势力的。
普列汉诺夫很明显地把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给人民造成的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硬是说成所谓“阶级恐怖”导致的“饥荒危机”，并且十分武断地否认由于沙皇政府卷入了帝国主义战争而给俄国人民带来了“饥荒危机”。当然，因为有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因此他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替罪羊，但是，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革命，天知道普列汉诺夫会找到什么借口向人民解释“饥荒危机”。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那就是他坚决反对任何解决“饥荒危机”的尝试，那怕是不得已的。其实，类似的措施，在参与战争的其它国家，在法国，在德国早已经存在着，但是处于革命状态的俄国绝对不行。于是，为了不使导致“没有能力恢复生产”；只能让城里的人饿死，冻死。当然，在这里他绝不会承认这更加会让整个国民经济再也不能恢复。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能从事工业经济的人口已经全部饿死了。当这个国家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公民全部饿死后，还会有谁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恢复呢？
普列汉诺夫不得不承认：“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但是，他又指出：“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普列汉诺夫又说：“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完全否认农民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最天然的同盟军的地位。这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年曾多次反驳过那些企图把千百万的农民归结入“反动的一帮”的错误观点。那些成千上万的小农和小生产者，他们只占有极少的耕地和不多的财富，靠这一点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条件下是竞争不过大资本家的，是根本上升不到资本家的地位的。所以，说他们“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显然是与理不通的。确实，在这些小农中间，有很少一部分确实会上升到资本家的地位，但其中的多数只能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步地丧失掉所有的土地和财富，赤手空拳地加入到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而要让这些农民避免这种必然的结局，就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呢？其实，关于这一点，《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段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代役租和谣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方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但是，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负担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把牺牲品同强盗混为一谈了。
在这里有一点是十分有趣的。普列汉诺夫说道：“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淡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颦增加的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显然，普列汉诺夫完全混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国家的区别，一种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国家。而另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剥削阶级的国家，即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只能被暴力所推翻。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半国家”，它才是逐步地消亡的。才是“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而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却把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混淆了起来，在实际上把剥削阶级的国家美化成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调节者；这样就彻底站在剥削阶级一边反对起无产阶级了。正如他在这里说的那样：“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了。”显然，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平等可言。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的存在。只要有剥削，就会有阶级斗争，就会有反抗和镇压。而普列汉诺夫却要让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剥削者掠夺和欺压被剥削者的情况下同被剥削者“和睦”；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吗？掠夺者同被掠夺者、欺压者同被欺压者之间有哪门子的 “和睦”呢？而被镇压的剥削阶级，他们怎么可能会心安理得地听命于无产者和劳动者对他们命运的摆布呢？不用武力和恐怖，又怎么对付剥削者的反抗呢？如果一定要保证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权利平等”，那么作为剥夺剥夺者的、剥夺剥削者的一切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怎么进行呢？这不是公然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吗？
让剥削者同被剥削者、欺压者同被欺压者、强盗同被抢劫者“和睦”，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有错误的实质。历史一直在不断地用种种最残忍的暴行否定着这一切；即便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形势这两个阶级面临共同的强敌而结成最短暂的联盟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是一刻也等不了的。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412和715大屠杀，以及苏哈托为了推翻苏加诺纳沙贡体系而发动的武装政变而对印尼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屠杀；以及皮诺切特为了推翻阿连德社会党政权而搞的大屠杀；以及刚果（金）；以及1917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及1848年法国革命都是如此。
我们相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包括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即便是每每言必称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任何一种专政来说，它都表现为由这个阶级单独掌握政权而不与其它阶级分享。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着由全部的报纸杂志和所有其它媒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论自由权力。而绝不与无产阶级分享。因此，在无产阶级想要获得民主和自由，同样也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也不许他们分享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力不被资产阶级剥夺。所以，布尔什维克只有剥夺和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杂志，才能维护无产阶级所获得的民主和自由不被夺走。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才能真正保证他们享受民主权力。
普列汉诺夫想要在让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睦”相处的条件下，在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权利平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只能是一堆空话。因为剥削者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而被镇压的剥削者显然不会放弃任何反抗的意图的。因此，普列汉诺夫所谓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显然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保留剥削阶级的结果只能是，在剥削阶级的反抗面前，任何社会主义制度也建不起来。于是，他所谓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了。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露骨地表现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极端的歧视。他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所以单靠他们搞不了成社会主义；而只能由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先行赐于“革命性变化后”的“文化和觉悟”， “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 当然，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会不会赐于劳动者“革命性变化后”的“文化和觉悟”，他就不提了。事实上，他完全忘记了，整个文明社会的一切成果，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创造的。没有他们的创造，那些“高贵”的剥削者们什么也得不到，连饭也吃不到。既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样是“一贫如洗、文化低下”劳动者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的条件下早已经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果；那么他们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条件下为什么就不能同样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成果呢？
普列汉诺夫忘记了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者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们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斗争的历史。作为一个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他的思想居然退化到这种地步。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他对劳动者的露骨歧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退掉了所有光环的普列汉诺夫，那就是一个骨子里的贵族，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因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理解并说得头头是道，但从个人利益上来讲他根本不可能接受。拿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式的贵族公子哥。实际上，整个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作为西方知识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贵族公子哥；这些人的存在也是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