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国际共运网的一篇旧文，有一定价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斯大林绝非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
苏联特使回忆：高岗出卖中国 斯大林出卖高岗
新中国成立前后，斯大林曾派遣私人特使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联系。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在采访中，科瓦廖夫根据自己的亲历及当年摘录的电报笔记对1948～1950年间中苏关系的重大事件做了回答。
我的特使生涯1948年5月中旬，我被召去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找我谈话。他给我看毛泽东刚刚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报请求苏共中央给中国派去一个专家小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已解放城市的铁路运输，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我被指定为专家小组负责人，于6月初赴华。
凡有关中国的问题，斯大林都亲自掌握。毛泽东的任何极小的要求都必须及时单独向斯大林报告。
1948年12月，我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亲自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我陪米高扬重新回到中国，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秘密谈话。这段时期内，我的工作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现在我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向斯大林报告中共领导层以及这个国家的全部情况，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起桥梁作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迁移到北平。他们在北平郊区香山附近为我安排了一个住宅，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约八百米。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与毛见面。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我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这恐怕是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了。
就这样，我有幸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中苏关系新阶段开始时期的关键事件。
斯大林并没有建议解放军停止南进
我参加了米高扬和有关中国领导人在西柏坡的会谈。根据我的记忆，米高扬没有建议以长江为界，停止对蒋介石的进攻。
事实上，斯大林也没有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南进。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6月斯大林应中国领导人的请求和根据我的报告，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很长的十分重要的电报，电报的第七段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三个建议，这是我逐字逐句从电报上摘抄下来的:
1.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南进军，达到邻国边境时，应做好彻底准备和避免急躁行事；2.从南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调出两支精兵到港口附近地带，加强并做好那里的防御敌人的军事行动；3.目前不要减少人民解放军的编制。
我确实不知斯大林其他任何要求停止向南进攻的建议，很可能后来中国人错误地把上述三点建议与米高扬的访问联系在一起了。
高岗的背叛
1949年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高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显然对此非常生气。
这时，斯大林站了起来，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大会随即一阵骚动，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为东北独裁者，后来又被日本人杀了。
会后，我与高、刘坐一辆汽车回他们的下榻地。刘在车上就指责高背叛，高为自己辩护。回到住地，高用俄文困难地对我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我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还提到，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我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切。斯承认对高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但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领导可能会误解形势。他禁止我去听高岗的情报，说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不要卷入中国领导层的争吵中去。据我所知，斯大林派了另外一个同志去听取高岗的陈述，并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
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竭力调解高和刘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为友谊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了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他的情绪很低，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来送行。那天晚些时候，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我那天对高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同志。”
刘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委托，因为不久高岗即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很重要的职位。毛在多次与我的谈话中，经常强调，他一直支持高岗。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岗头上的阴影已消失。
“照片问题”
1949年9月，一个香港百万富翁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同意了。这个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在那里进行统治，倒好像是有点来自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听到这个情况后很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条，即讨论“照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