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了!一起校对《革命回忆录》
各位马列宁主义者们和我们的同路人们：
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校对《革命史回忆录》，让我们一起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业绩，让我们在革命先辈的激励下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高举着马列主义伟大红旗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革命史回忆录》共分十册，内容是革命先辈们的回忆文章。第一册和《红军大本营》的校对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不久就会与各位网友读到。
革命历史和著作的校对和制作工作，可以把各类革命历史整理出来，供广大网友阅读和学习，在阅读和学习过程中改造自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读到这个广告的革命同志，愿意参加者均可参加，不论什么时候读到，都可以参加。
2008年4月
红旗
我 的 回 忆 * (节录)<?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王維舟
十 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自从军阀割据以来．人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镇，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在万源．城口、宣汉和达县橫行霸道，残酷地掠夺农民，在田租、烟款、高利贷和重重苛捐杂税的压迫剥削下，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
“五四”以后，革命的思潮到了川东，一九二三年前后我和一些同志在宣汉清溪场等地进行过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在地方上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之后有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戴冶安、张鲤庭等)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校为基点，展开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在张鯉庭的领导下，张爱萍、于荣澍、魏传统、王波等又于达具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社去科学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爭中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 本文是王维舟同志的自传篇，全文共十六章，限定篇幅，现刊用十至十三章。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由武汉潜回四川，本拟将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为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在万源一带拟以固军坝进步青年李家俊同志(他在上海读书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出面号召，并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掩护下组织农民。以农会代替工农革命政府，但在农会组织真成熟时即被刘存厚部发觉，在万源一带起初组织起来的农会即披敌镇压捣毁，受到严重的摧残．当急调其他地区游击队民枪和手枪计一百余支，组织起来奋勇与敌军作战，在此地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以农会代替苏维埃)，前后坚持斗争两年半之久。
在两年半的斗争中，在宣汉天生场，由共产党员冉南轩同志打入有刘存厚部发动兵变起义，因被刘存厚发觉，只拖出了一连人(连长姓龙)，在宣汉七里峡携带步枪八十余支起义．参加了革俞游击队，在宣汉明月场、王泉场一带，由李光前和王波同志发动了另一支游击活动。从此，我们游击队的力量日趋雄厚，军阀刘存厚内部大受震惊。
当时由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上级党把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错误的以”一省姓利就是全国胜利”为口号。都队由唐伯壮同志率领，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惜，被故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因敌众我寡，最后失败。这是由于革命初期，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游击方法的幼稚表现。在二年半的斗争中，不幸牺牲的有雷玉书．唐仲明、唐伯壮同志以及很多英勇的刚从农会中培养出来的革命青年．牺牲的同志，数以百计，使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
李家俊同志没有参加这次远征，但不幸的是他被省党委调往重庆工作十久，既为反革命捕杀，这位忠于革命的同志，牺牲时不满二十五岁。他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高唱国际歌，至死不屈．这是值得川东人民永远纪念的一位同志。
第一次失败后，我们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又在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粱山的虎城场、太平场一带发动第二次游击战。到广福扬与该地学校校长蒋群麟同志共同配合开展工作，组织农民协会，蒋群麟并派有该校学生马奎宣同志在学生中进行工作，积极组织妇女协会。当时又得到该地团总李介眉的同情和支持，通过他帮助游击队购买了不少枪支子弹，但天长日久，被敌人发觉，李介眉便带队參加了我红军游击队(李介眉建国后在云南省工作)。
不久奉省委命令，将虎城场一带所有组织的农民武装暴动后拉到粱山县属太平场与该地的以李光华、李次华。李维等同志为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发动游击战争．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党决定李光华同志任总司令，我任副总司令兼总指挥。这支新军成立后，军阀刘湘派了两个师进行“围剿”，沙河场 一 战，我军把敌人两个师击溃。之后，又在忠州后乡，歼灭了民团数百人。就在这时，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远征包围武汉．部队到忠州石宝寨，正从石宝寨渡江开往石柱。先头部队刚到达石柱的后山时，不料刘湘派陈兰亭带一个师从后尾赶来，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我军受到残重的损失。在匪军猛烈攻击吋，李光华同志不幸负重伤被俘殉难，光华之弟次华亦被敌屠杀，他们为革命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非常沉痛。李光华同志牺牲后，我即率领所剩下的几百人，亲自指扦，顽强抵抗．组织突围出来。
当时我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左”傾路线，只知道这是不懂军事的错误路线。游击队都是四川农民刚组织起来的，军事上既未经过训练，又未经过革分战争的锻炼，就被凋去进攻武汉，远离家乡，军心涣散。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动员，领导上也沒有思想准备，盲目乱干，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当初我是极其反对的。在忠州属后山黄金场召开了三天党内会议讨论时，我和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远征作战是不行的，最好再向省委请示。”后来省委派来刘大明同志在会上说；“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应该服从！”一定要执行省委的决议，在此情况下，我又建议：可去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留下，一来继续坚持就地的游击战争，二来可钳制敌人兵方。但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只好服从命令。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又一次使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受了失败。
我在石柱战斗中突围出来以后，回到老根据地，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粱平(梁山)、达县、宜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开会，我同王波前往参如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奉命返回川东一带进行关于第三次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王波因另有任务，省委决定留他在成都工作，我只身前往，经万县回到有组织的农村，在万县等候游击区的交通员，前來接护我到根据地去。时四川军阀刘湘悬赏十万大洋捉拿我，那些反动军队对我的行踪非常注意。因此我不得不化装上路，自成都搭汽车经重庆到达万县．住宿于我胞兄佐卿家里的楼上(我胞兄原在宣汉县居住、自我和侄儿王波参加革命后，刘湘刘存厚即将我家抄毀，胞兄与胞弟意城及侄儿心恒．心燕乃被迫逃至万县。胞兄以中医为生，流落于此)。
我到万县的第二天，黄昏时因天气异常闷热，在樓上更觉暑气难当，乃到万州公园散散步略解烦闷。我散步后，由公园出来吋，只见路上军警戒备森严，情况很紧张，但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想回胞兄家中去。当时适遇我在旧军队中任职时的副官长李培之．他是特来街上和公园找我的．一见面他立即把我拉着就走，边走边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我到万县的消息，已被叛徒向当地敌军王陵基部告密了。在我离开胞兄家约五分仲后，王陵基的部队即将胞兄寓所包围起来，到处搜索，要得我而后甘心。一见找不到我，当即把我胞兄胞弟及二侄捕去．并加以严刑拷打，追索我的下落。对两个年幼侄儿还用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从他们口中探知我的去向。但是我的家人始终没有说出我在什么地方，王陵基的部队看到没有结果．及将胞兄家富人财物枪劫一空，被捕的人取保后方获释。
我听了李培之所谈才知情况十分危急，需立即离开万县，但一时又走不出去，因路上到处有敌人警哨盘查，这时李培之急忙把我领到我在旧军队任职时的一位好友李重仁的父亲店内(他父亲开钱庄)藏身，当时万县全城都处于戒严状态，敌军灼气焰嚣张极了，四处搜索捕捉共产党。我和李培之、李重仁看到形势危急万分，乃将我化裝成妇人，环抱着婴儿，坐于轿内，外面打着钱庄商号的灯笼，抬出了警戒线．到后山蔡花寨李重仁父亲的佃户家住了三大。在这三天里，李重仁的父亲天天都来看我，把王陵基部队的动态和兄、弟、子、侄受到残酷的毒刑都告诉我。我听了心中怒火如炽．決心总有一天要同这些反动派算帐报仇。三天以后，红区的交通员来了，我便回到根据地去．加紧准备进行斗争，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成都解放后．李培之流落在成都，因受国民党的迫害，他的生活困难，即介绍他到四川省参事室工作，一九五九年病逝于成都、李重仁现在北京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工作。
我在万县脫险后，仍回到梁山、开江、宣汉、达县一带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市铺广福场前所组织的农民协会开展工作。
根据省委的决议：重新组织川东游击军，准备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以破仓分粮，训练农村青年为主要任务。党决定我任总指挥和川东军委会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宣汉芭蕉场附近贺值三(贺长清同志的祖父，贺长清现在解放军工作)家里，当时他全家人都参加了游击队的工作。我及时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经过热烈讨论，一直认为遭到失败的原因有下列几方面：
一．懂军事的人才少，对敌人估计不足，未掌握敌情。
二．未经过革命的游击战爭的锻炼，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缺乏斗争经验。
三，反动势力强大．陈兰亭有一个师的兵力，我们游击队只三千多人，武器弹药装备又很差。
四。我无后方，伤病员得不到抢救医治。
五、事先无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没有充分的政治思想教育．即远征作战，草率从事．
六、离开有组织的农村，脱离群众，没有群众掩护。
总而言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执行李立三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有了两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左”傾冒险路线，脱离群众是错误的，行不通的。由于在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给我的启发，和在武汉听取了毛泽东同志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报告，讲到如何依靠群众及发动群众（当时不懂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游击战术)的重要性等等，给我深刻的影响。同时，根据省委新的指示和游击队广大干部的意见．因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确定了对敌斗争的明确新方针：
一、加强党的领导，普遍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成立县委，建立支部．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工作，坚定了革命斗志与胜利信心，使群众斗争有党內坚强领导。
二、广泛深入的发动动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 妇女会，基干游击队。实行破仓分粮，打官济贫。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抽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民主革命政权。
三、军事上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灵括地使用兵力，开展以夜间作战为主。游击队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巧妙办法去打击消灭敌人。
四、对各地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正确的统战工作政策，对顽固的、坚决反共的、首要的反动分子，给予坚诀镇压．
为民除害。对一般的大多数则争取利用，扩大游击军的政治影响。
出于广泛的开展了轰裹烈烈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群众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川东游击军迅速的发展与壮大起來，取得了斗争不斷胜利的局面。由于所采取的方针与倣法是符合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因此才能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东进，全部歼灭军阀刘存厚、田颂尧。
总指挥部成立后，游击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布在梁山，官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县进行活动．采取了稳步谨慎行事的方法，继续坚持游击成争，从斗争中来锻练和教育游击队员。当时准备分三路发动，先以达县后乡之万家坝一带进行组织．我于广福场从一个已被反动派撤了职的团总曾敬生处借来步枪六、七十支(曾对反动派很不满，因他过去和我认识，同情游击队，故能借到他私藏的枪支)。就重新开始发动组织第三次游击战争。游击队分三路：第一路首先发动起来，以蔡奎同志为支队长。因吸取了过去的几次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次在进行工作时，特别谨慎小心。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创造根据地建立游击队．但党内有一部分人对阶级斗争认识还是模糊的，年轻的游击部队对于公开的敌人，是有着高度警惕的，但是对暗藏的破坏分子却放松了戒备。第一支队发动不到一个月．遭到混入游击队的富农分子，被刘存厚收买作了奸细，在饭中放毒。蔡奎同志带着游击队员刚从远地区破仓分粮回来，斗爭一天未近饮食正饥饿时，吃饭后中毒，全部腹痛昏倒。正在这时，该窩农分子即勾结刘部里应外合，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支队长蔡奎闽志壮烈牺牲，一支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第一路宣告失败，又一次给我们以最大的血的教训。由于这一教训，及时对内部组织进行了检查整顿。发现了以下 一些问题：
一、党内阶级成分复杂，阶级政治警惕性不够．
二，组织不够严密．发展工作不够细致．在发展组织时。对有些人未经过考验，没有以党员条件进行严肃的审查，使阶级敌人得以混入，进行破坏恬动。
三．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阶级敌人斗争认识不够。
四、队员是农民群众，缺乏严格的教育和军事组织生活．革命组织观念不强，平均主义思想浓厚，自由散摱，缺乏民主与集中的组织纪律性。
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由于及时纠正了以上这些缺点，进行了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警惕．丰富了对敌特斗争的经验．第一路失败以后．使另两路支队在发展时。就又再一次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比较能够谨慎行事了。
不管反革命怎样的阴险．用放毒、暗杀等无耻的手段，并不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时游击队继续扩大农会组织，准备力量以待时机成熟而动，仍用继续破仓分粮的斗争来影响和鼓舞群众的革命情绪．继续向反动派进攻．当红军的游击队正在顺利发展，根据地逐渐扩大的时候，敌人步步为营，在各乡镇都住有重兵把守，更加疯狂地配合保甲长的团丁及匪将大肆活动．到处侦察游击队和指挥部的住地。刘存厚又增派他的第二师到铜鼓石下八庙 一带，向游击区“围剿”。有一天晚上游击军总指挥部正在贺值三家里开会，被敌特发觉，敌人即连夜派了一个营来包围总指挥部，当我们接到情报后，情况万分危急，总指挥部在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桐家山，指挥部离开后．敌人包围了贺值三的家、进行了搜查枪劫与严厉的审问，将贺值三、贺泽忠、贺宝庭捕去，关进监狱。敌人采用了多次严刑拷打，并卑劣无耻的手段以金钱引诱，迫使他们说出游击军的行踪．但他们忠实于革命的坚定意志，始终没有屈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供，贺泽忠被敌人枪杀英勇就义。贺值三．贺宝庭被关闭数日也几乎一死，后来被营救而出狱。不久又被叛徒李光年出卖将贺江氏(贺长清同志的母亲）抓住，悬吊屋梁．遭受酷刑毒打，要她交出总指挥都的枪支子弹和其它物资。但不管敌人怎样威胁，也同样没有得到丝毫口供。
游击军总指挥都积极调动各地游击队主力，进行反围剿斗争。在宣汉铜鼓一战，游击军将刘存厚所增派的第二师击溃，井活捉了敌军陈团长，他是刘存厚的表兄弟，给敌人狠狠的痛击，使敌军内部受到很大的震动。这次战斗的胜利，给各地游击队和群众极大的振奋与鼓舞，使部队更加迅速地扩大起来。在这次战斗中冉甫轩同志打得特别机智勇敢。
一九三三年春传来了最好的消息．中央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的南江县。我们积极准备，以便和红四方面军配合进攻，以收夹击田颂尧和刘存厚部之效。当时我们派人迅速前往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但反动派在各地警戒森严，联络非常困难，派了几次人去都得不到联系（最后才知道是由于张国焘路线的错误缘故)，可能是对派去接头人不信任遭到了杀害，无法得到消息。也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因省委遭到几次破坏和叛徒的出卖)，只有一再进行准备．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一九三三午九日，红四方面军向万源进l攻时，我们派蒋祥麟同志前去才取得联系。十月即互相配分，进攻宣、达夹击刘存厚部，我于黄金口峰城、清溪场一带堵击刘部之退路．先是刘部全军调至万源前线，后由黄金口峰城、清溪场向开县溃退吋，我即调队于峰城．清溪场等地截击。但因敌众我寡，刘匪退到南坝场一带固守，我即派二支队长王波同志前往宣汉四方面军总部联系，要求徐向前总指挥派军前来配合我游击队。计划一鼓而歼灭之．徐派许世友同志率一十师配合我川东游击军，并组织数万农民有组织的游击队，在下八庙会合，沿途山川结集成人山人海，群众情绪高涨，红军受到数万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配合游击军一攻而击溃刘匪于南坝场，再进而追歼残匪于南坝场后山之胜登寺。民间传闻胜登寺的地势险恶，不易攻击．但因我军攻势猛烈，士气高昂，终于全部击溃刘存厚匪军。
至此红旗插遍了川东、川北，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土地，镇压恶霸豪绅．宣(汉)，达(县)，万(源)数县全部解放，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十一 红三十三军的成立及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川东游击军与红军会师，彻底地打垮了军阀刘存厚，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一九三三年十月底，组织上调我到宜汉城西门外广场上主持召开约十万人的群众大会，由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大会上当众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編为红四方西军第三十三军，党决定我任军长，原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扬克明同志任政治委员，不久上级又派来罗南辉同志为副军长。辖三个师(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蒋群麟任九十八师师长，冉南杆为九十七师师长、王波为九十九师师长．在举行成了大会时，全体游击队员兴高采烈，参加群众约一十万人。附近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远途赶来庆祝，人们看到这种澎湃的革命声势，看到游击军的壮大起来，革命的烈火在燃烧，许多人激动得落泪，当时群众兴奋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宣汉全城，如同过年一般，红旗飘扬，家家张灯结彩。鞭炮不绝，欢庆达三天三夜。
川东游击军和川东广大人民有着极深厚的密切联系。來自人民，依靠人民，同人民共呼吸是这支队伍的特色。队伍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后保持与发扬了这一个尤荣传统，每到一地组织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生产，更加获得群众热烈的拥扩和支持，农民群众翻了身，开始了新的生话川东广大农村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摆脫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反动军阀恐慌起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军阀刘湘王芳舟策动大小军阀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一一即六路围攻．全苏区的军民投入了艰苦的战斗．我受命率所部担负左翼阻击任务，进住南坝场前，于宣汉开江．开县交界之处杨柳关凉风垇一带向敌展开进攻。我们一方面整编．一方面作战。从宜汉芭蕉场到开县之樊口店防线长四百余里，归我军担任堵击，于此相持三个月之久。敌人十分疯狂，以为红三十三車是一支新部队，不堪一击．那知这支部队许多战士都是经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的，新战士也都是翻身的农民，对军阀有着极深的阶级仇恨，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军扼守阵地与敌人顽强战斗，最后一次反击，把进攻的敌人赶出去几十里，打到开江三口、温塘并一线。因敌众戎寡，红军主力为寻求战机，收缩阵地，从正面主动地向后撤退了。中路部队从正面撤退，我们左翼也不得不撤迟。部队撤退时，节节阻击，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
一天，我们正在官渡场的前线指挥所．忽然从军都后面跑来了人，说军部后方被‘神兵”袭击了，军用物资和大批给养全部丟失，跑来的新战士说；“神兵十分厉害，刀枪不入”。经我们了解。原来是一些反动地主武装，趁我军前方吃紧，组织了一些反动会道们，在后方搗乱．
红三十三军的前身一川东游击军，不仅多次清剿过“神兵’，在暴动初期，还专门训练过‘纤色的神兵’，我们都了解，所谓的刀枪不入，都是骗人的鬼话。遂即在部队中选出一批老游击队员，专组织了一支小部队，迅逛开回后方打“神兵’。
一千多反动的“神兵”．袭击我军部后力后没有撤去，正在那里大吃大喝，他们还以为得到了‘胜利”，气焰十分嚣张，一看见我们部队出现象黄蜂似的冲上来，反动匪帮一个个身披着红布，头絷黄表纸，手提着大刀，大喊‘真神护身打不死”。我军战士沉着不动，等他们冲到近前，一阵排子枪猛射，被消灭了很多，顽固的还要抵抗，被我军机智勇敢的战士一个个击败，做了俘虏．两千多反动神兵就这样全部覆沒了。
这次战斗胜利后，红三十三军打神兵的经验更加丰富了，破除了“神兵打不死”的骗人鬼话。随即又奉四方面军总措挥部的命令：三十三军调出九十九师师长王波指挥的两个团组成一支专打反动会门武装的部队，由副军长罗南辉同志率领，经罗文坝长坝 清花溪等地清剿反动动匪敌，一直清扫到万源县全境及城口县城下，每战必胜，并在长坝夺回被敌掳去四方面车一个营的全都武裝，给反动的“孝义公”“大刀会”“扇子会”严重的打击。反动“神兵’惊慌地传说着。“不灵了，不灵了，红军有了破神法”。红三十三军智勇打‘神兵”的事迹传遍川陕苏区。
当作正面撤退时，搬退到何地，失去联系和配合。这一点当时很难理解．最后才知道是张国焘对我军(红三十三军)发生疑惧，怕我军靠不住，固此不和我们取联系，上级没有通知我左翼军队，使我们几次处于孤军奋斗突出敌人包围之困境。从当时的情况看来，由于联系配合不够．产生了疑惧。需要对我军加以考验，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考验前后达三年之久，这也说明了我军对党是忠城的，老实的，毫不疑惑上级对我们这种待遇和考验。一九三四年张国焘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我在城口前线，奉调前去赴会。我同张国焘于一九二二年曾在苏联列宁所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他有过”右”倾的思想，始终对我有这 一点影响，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四川这段时间，常与他见面，对他提出过很多的建议，但都不被他采纳。 一意孤行。由于害怕红三十三军中广大群众的力量，当时其它部队中也有原川东游击军的干部，以及见我对革命的诚实，才幸免遭他毒手。
从改编红三十三军以后，在这一阶段中，处处受到张国焘的歧视，改編以来我军人多弹少，武器．弹药也缺少补充，张国焘对我军待遇也不一样。而我们当时担任的战斗任务很重，防
线也宽，万一有所贻误，要以军纪从事，处境是有困难的。但为被压迫人民谋解放的坚决意志诀不动摇，使我军从此以后坚決向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和补充来装备自己。年轻的红三十三军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提高战斗力，丰富战斗经验，在物资给养和弹药十分困堆情况丁．无数次的打击敌人，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当我回想起川东游击军在川进行斗争七、八年，而今有中央红四方面军的雄师来到四川，给反动派以更大的打击，使川东游击军受到极大的鼓舞，四川人民是多么的高兴，个人问题在所不计。因此，思想上受到一些歧视和困难，也就完全可以克服了。
但是，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都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末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张国焘叛徒“左”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属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三十三军的两位师长蒋群鳞、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场冉家凹口，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撒职调高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末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但是战士们都是从多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山来的，他们不怕张国焘的内部屠杀，坚决相信无产阶级的政党总有一天要放出灿烂红光照耀着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因而三十三军的全体同志毫不动摇的接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全军的干部和战士都处于随时有被叛徒张国焘杀害的危险。但经过我们的多方教育和解释，全体同志都认为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对革命决不悲观失望，决不灰心动摇，决不因此而掉队落伍。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慎江渡会议以后，我得通知随总部徐向前同志到巴中去参加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又参加围攻广元，由广元以南渡嘉陵江后，在羊模坝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团，后因胡宗南主力猛烈反击，部队即折回东岸．一九三五年一月发起丁陕南战役，攻克宁强、阳平关，与敌人展开激战，歼敌缴获枪支甚多。后主力围攻褒城未了，遂结束陕南战役。由汉中返回四川，在旺苍坝举行庆祝会，庆祝陕南战役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川陝苏区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开始西渡嘉陵江。
陕南战役结束后，我又随徐向前、王树声两同志在西前线嘉陵江找渡江点，沿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内找到苍溪县附近塔子山下，准备由此渡江西进。这一渡江点找到后，观察敌人所占领防守阵地，有坚强的守江工事，沿江修筑很多碉堡，地势多山险隘，但敌人兵力弱些．当时估计到敌人在这险要地区，认为我军不敢由此进攻．经我们侦察渡口，掌握了这一情况，就決定找敌人这一弱点进攻。即在苍溪后山凉风垇下小河边制造木船，经过 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制造了三十余只木艇(每只木艇能容一排人)，在某晚夜半时，我与王树声同志指揮渡江．前一天夜间即把木艇从塔子山背后掩蔽下运送列塔子山小溪口(选择周围山高使敌人昼夜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在半夜时。我在塔了山上待王树声同志把兵力和船只调动就绪完毕，经他电话通知我，即准备好渡江，我已预先集中好二十门迫击炮，在白天测好了目标．战士们只等渡江号令一下，就开始投入渡江的战斗．当敌人发觉时，我即下发射命令，我军的迫击炮就象万箭齐发。在数路大军的猛攻和炮火的威力之下，敌人惊慌失措，全线崩溃．不管敌人阵地怎样险要，也阻挡不了红军战士渡口前进的坚执意志。我军占领了敌人几个碉堡，胜利的渡过了嘉陵江。其他几处渡江部队也同时顺利的完成了这一渡江任务。
渡江战役获得很大的胜利，是因为敌人估计错误，认力我军不敢从最险要和碉堡最多的地区来进攻．他们看到红军主力在陕西，就调走了一些兵力。因此敌人虽然有如此坚固的阵地，但兵力单薄，防御薄弱，我军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勇敢攻其不备的地方，终于取得了渡江战斗的胜利。
十二 长征到陕北
胜利渡江之后，我军乘胜追击敌人，横扫嘉陵江西岸之敌人的封锁线，歼灭刘湘等四川军阀数个师旅之众，进占剑阁县并又乘胜而攻克剑门关口，在剑门关歼敌一个师。同时渡江后分数路，一路进占梓潼县、德阳、绵阳等县，和成都北面的重镇—— 中坝。
中坝在四川成都以北，商业繁华，我军在此缴获和没收官僚资本物资很多，军威振奋，市民和农民拍手称庆，欢迎我军。同时我军得到最多物资补充，大大鼓舞了战士的斗志，士气更加高涨。
我军久困于川陝苏区被敌封锁，打开了这一新局面，四方面军的领导应该总结前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怎样发动群众，建立所扩展的新地区，不陷前辙，巩固新阵地。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向西逃跑路线的右烦机会主义错误所致．却使部队逃跑到草地去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些损失和张国焘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在剑阁县张国煮只派少数部队到平武，打通到松潘的道路，到平武后，胡宗南部一个旅已从甘肃文县赶来，先占领了我平武属之交界摸天岭山顶．原来我军守摸天岭只有一个营，被敌袭击而放弃摸天岭，使平武受到敌人威胁，不得已放弃平武，经青川县到茂县，经理化(现改为理县)到了理化属之杂谷脑。
杂谷脑是少数民族地区，愈往西北去都是少数民族所住草地，从这开始，如果对民族政策执行不正确，纪律不严明，就会遭到民族的隔阂，不信任我们，将来一定会受到很多麻烦。当时张国焘完全不接受我们所提的意见，将投降来的少数民族保安队队长逮捕杀害。继而又将汉人杨某(原任过西安警察厅长的，现在杂谷脑喇嘛寺学讲经，行为可疑，但不会利用他)，同样逮捕杀害。因此而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和喇嘛数百对我军作坚决的反抗。我和刘瑞龙、杜义德等同志到喇嘛寺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此次误会，但我们把他们的人杀了，他们要求释放人，而无人可放。正解释间，我们几人被寺中喇嘛和群众包围。我们随身只有三、五个警卫员，我即奋不顾身地拿出冲锋枪冲出喇嘛庙，还有我们的同志亦跟着冲出，当时有徐向前同志的一位副官被害．这时我们先头部队已前进．后方大部队在理化赶不上来，只得把以到杂谷脑住的几个机关人员抽出抵抗柞战。在下午二时许复攻入喇嘛寺．但我后方又被敌人截斷。坚持二日以后大队才赶上来，住杂谷脑的机关才安全巩固起来。
我们从此进入草地。不久．我奉命同傅钟同志去马塘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吋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懋功会师，全军听到这一消息无不兴高采烈。
可是张国焘看不到我军胜利渡过嘉陵江的有利形势，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仍野心下死，对中央红军会合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当张国焘、陈昌浩前去懋功两河口开会，与毛主席商议今后的战略方针时，全军干部，战上和群众高兴异常，箪食壶浆．准备抖迎接中央红军。打家都希望从此以后．在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有数十万的革命雄师来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再也不往草地吃苦了，可以使革命迅速地取得胜利。主观愿望如此，事实上呢?令我们非常痛心和失望。张国焘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未到马塘之前，到懋功县参加两河口会议时，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张国焘对中央红军和毛主席的不尊重和许多可疑之处。对中央红军的歧视和招待都不热情，这时是张国焘对中央分裂开始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同志都表示十分愤慨!
在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即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说中央不好，部队精神都不振作．暴露了对中央的严重不满，当时张国焘心怀鬼胎，看不起中央红军。说中央红军因长征疲劳过甚，军容上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四方面军。因此，竟企图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对中央红军当面不是好意的批评，而以轻视，漫骂之态度以待；在供给上，也是百般刁难。至于对下级干部．战士所采取的军阀主义态度，就更加严重了．见面不是骂就是打，使中央红军处于极难忍受的境地。
在张国焘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错误思想支配下，使革命分散了力量，使敌人有机可乘，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是张国焘在革命的历史上留下的罪恶。
中央和毛主席坚持正确路线，多次对张国煮进行了百股耐心的教育和说服，帮助他改正错误，但均归无效。当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同中央红军会合渡嘎曲河北上抗日，将要出草地．朱总司令督促红四方面军前进，并在阿坝准备了干粮．走了三日，到嘎曲河岸，因河水陡涨不得渡河，张国焘令我率一个团沿嘎曲河东岸察探渡河点。正出发问，张又令我停止探察．张国焘借口军粮缺乏，多方阻挠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大军准备退到阿坝找粮，全军撤退经一天路程，到某一很宽阔的草原上，张令停止前进暂时休息。这时候，事变发生了，张国焘的反中央、阴谋分裂党的野心暴露了。首先由张国焘召集了一个有各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张国焘用阴险的手段发言说，我军是前进呢？是仍返回南下呢?朱总司令在会上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坚持应该继续北上与已会合的中央红军一同北上为上策，这是正确的方针。但有的人竟在会上当朱总司令的面谩骂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主张红四方面军不该往北逃跑．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中意见纷纷，秩序大乱．当时张国焘对错误的意见毫不制止，而且以冷笑和讽刺的态度来批评中央，不但要四方面军孤军南下，而且主张全部南下，于是急令秘书拟电调徐向前、陈昌浩即率四方面军脱离中央一方面军而南下，时在一九三五年秋。
电报发出后，陈,徐无奈何回电同意南下。次日急返阿坝准备干粮南下，又经马塘、卓斯甲一带草地，进住于卓克基。这时张国焘令我率领一个团绕嘎曲河上游去接陈徐率领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后接陈电由原路经黑水返卓克基．我接电后急返回卓斯甲。此时张国焘想当领袖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乃和四方面军极少数的几个亲信干部，公开进行组织反党活动，拉拢一些干部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央，张国焘自己担任伪中央主席．并伪造了一些中央的"是非”加以诽谤。但朱德和刘伯承等同志仍坚持原则和团结，坚决反对，认为不该与中央分裂，并耐心的向干部解释。不管张国焘怎样恶毒的诬蔑中央，也蒙蔽不了事实的真相。对这些问题，我那时是看得清楚的。因我当时被张国焘歧视只有忍气吞声，此会我也被邀参加列席旁听，无发言权．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固然使党受到了损失，但是，由于他暴露了反党面目，如果当时多数人起来以正确的态度展开对张国焘的斗争，就有可能使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分裂阴谋不能得逞。
部队在卓克基编成两个纵队，倪志亮任其中一个纵队的司令，王树声仍任副总指挥兼另一纵队的司令，我任倪的参谋长。后因工作需要，又调我任抗日总指揮，号召组织当地青年抗日。部队南下翻夹金山，攻四川宝兴，进住百丈镇（在成雅公路上)。经半月的激烈大战不能取胜。我军伤亡很重．不得不返回草地回翻央金山，退往西康、甘孜过冬。弟二年春转暖后，部队仍过草地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保安县会合，伪中央名义也就取消了．
在甘孜过年吋，张国焘任我为伪中央五局局长，又兼抗日总指挥名义。虽末明令取消红三十三军的番号，但九十九师师长王波同志被调去学习，实际上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就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合并，红三十三军的番号也就结束了。方强同志任五局秘书长，毕占云同志任第一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侦察和调查通过草地的路线。光阴荏苒，春天已到，气侯转暖，自从同中央分裂后，南下走不通，草地有无粮，即准备再过草地，但部队缺乏粮食，不得已仍将喇嘛寺上土司所存粮食一借而空。出发吋，我同许世友同志所率领的骑师负责在前线扫清道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和侦察路线。我们经冬古再经阿坝过嘎曲河，经上下包座等草地，到达甘肃省哈达铺，进占岷州城下。此时甘肃敌军鲁大昌邓宝珊坚守岷州城，被我红军四面包围未下。当时有两个前途在军中争论不休，一是绕道青海到甘北新疆打通“国际路线”，这是张国焘的主张；另一个是取消自己不合法的伪中央，与中央、毛主席会合。由于这两个问题经开几天会议争论不休，不能解决，乃继续经草地拉卜寺到青海。但是，行至洮州（今临潭)因草地无粮，继续往下去，全军有自取灭亡的危险，想回中央．又无颜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面，事处两难。当时，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不记前怨，派陈赓同志率部队来迎接并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免使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经再三的劝说，但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拒绝与中央会合。当时敌人大军逼近，需迅速越过陕陇公路以北的同心城、会宁等县城，靠近陕北中央红军的驻地。这个地方是中央所在地，是陕北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这样作法才是上策。敌人逼近也不容张国焘有丝毫犹豫的地方，如果再想逃跑则军心涣散，又无粮食。张在万不得已情况下，被迫越过陕陇公路到达会宁，同毛士席派来的队伍会合。但敌人仍在后面猛烈追击，我军后尾部队在会宁以南花家岭之狙击战中歼击敌人，五军团副司令罗南辉同志(原是三十三军副军长)在此战役中英勇牺牲。
在岷州时，张令我到洮州去召安李经义的军队，又表面应付任我为抗日总司令的职务．我任李经义为抗日纵队司令，李某是邓宝珊所属的一个旅 ，因反邓而被邓打过。当时李部住洮州一带，当土匪，依靠地方势力，后来竞跑到西藏去“抗日”去了，实为可笑！
我们过陇陕公路以后。已越过敌人的截断线，但胡宗南仍在后尾随跟进。这时，张国焘的野心仍然不死，不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即急令部队主力由宁夏属之中卫渡过黄河向甘北去，怕与中央会师，不好与中央见面．结果因敌人追逼甚紧，在黄河渡过了大半即被敌人截断渡河点．南下计划遭到失败。另外，毛主席派来的队伍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欢迎四方面军回到中央。同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忠实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要求同中央汇合北上抗日。于是，叛徒张国焘的反党阴谋破产了，不得已只好走向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制止张国焘的错误未能继续发展下去，而挽救了四方面军，使革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当时四方面军里占甘北一部分的西路军，其中有三十三军缩编的两个团(改编归五军团)。这两个团队随陈某逃跑甘北酒泉一带，大部分干部随五军团的干部损失净尽，原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同志随董振堂司令亦英勇牺牲于甘北高台县城。西路军全军处于危急之中。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一些要人，被张学良扣留在西安。四方面军在甘北酒泉一带正在近退维谷之间，本应迅速与中央会师打击蒋匪，但阵昌浩仍然坚持不与中央会师，采取按兵不动坐以待毙的政策，使得四方面军西路军数万人完全被困于甘北地区。当时毛主席派刘伯承同志组织援西军，以援救西路红军。援西军行至甘肃陇东正源平凉间，西路军已被匪军全歼，遭受极严重的损失。全军团的灭亡，是张国焘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一九三六年冬我们到了陕北之山成堡，敌人仍然跟追。当中央扛军与四方面军剩余部队和人员会合以后，即在山成堡乘敌疲乏之际，夹击敌军，消灭敌军一个师和两个旅后，敌人就再也不敢进攻了。我们当即进住保安与毛主席会见。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回到敬爱的毛主席身边，全体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心情愉快。从此脱离了张国焘的压迫与羁绊，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如果没有精通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是不能取胜敌人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今天革命所以能够在全中国得到胜利，是毛主席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战略战术，才能获得伟大的全胜。从建国以前的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等错误路线，和四方面军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中，可以得到结论，凡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就得到胜利，从胜利又走向胜利，凡是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则无不遭受失败。
十三 红大学习生活
在保安，同刘伯承同志会见了毛主席。我即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我们的种种歧视和残忍事实。当奉毛主席英明指示：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你准备。同时指示我暂时要切守秘密。毛主席这些亲切的安慰和英明的指示，使我至今铭记不忘。
到了保安后，中央今我任中央四局局长职。一九三六年底中央直属机关进住延安，我由保安到延安。我请求被批准调红大学习。西安事变后，我们又同蒋介石合作抗日，田此红大后来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我即在抗大学习。
当时红大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学校一切设备非常简陋，我们住在窑洞里，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上课，也没有黑板．就在墙上写字，比起现在学校的优越条件真是有天渊之別。但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有社会发展史、政冶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題等等课程。更使我们感到宝贵和兴奋的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工作百忙中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作报告，和讲军事学哲学，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我们的学习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学习过程中中央领导开展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有计划的组织了有准备的教育，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四方面军的干部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的教育，很快就认识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政治路线的错误。认识到他的错误对革命的危害，西路军整个失败，两次过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很严重的。全体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进一步揭发张国焘的罪恶，通过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使大家更加认识了张国焘的反党罪行，更加体会到中央和毛主席教导的正确和伟大。在红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经过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学习，给我们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定稿。谭岚记录。王波、 賀长清等有关同志校阅)
难忘的征途
一一回忆从右江根据地北上以后
吴 西
一九三零年九月，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分田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红七军的指战员正在和群众一同收割稻谷的时候，军部突然接到北上的命令。虽然前委内部对北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命令只好执行。部队要出发的消息传开了，红军战士们估计要有仗打，心情大为振奋，群众却对红军难舍难分。我当时在军部特务连(即警卫连)任党代表，李天佑同志任连长，我们两人针对战士和群众的具体情况，分别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十日，是个秋高气爽的晴朗日子，太阳刚刚升起，红七军指战员就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从平马出发。地方干部和群众，举着红旗，敲着锣鼓，早簇拥到部队集合的草坪周固和道路两旁，有的是父母送儿于．有的是妻子送丈夫。群众拿着布鞋。草鞋和刚摘下的新鲜水果住战士口袋里塞，千嘱咐，万叮咛，要红军打胜仗早回来。还有一批青年男士坚决要和红军走．“打倒国民党军阀！”“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和热烈欢送子弟兵的鼓掌声，震撼着山川，战士们含着眼泪离別了亲人．
部队走了几天，到达河池。分散在根据地其他地方的红军，都到这里来集合。袁也烈同志率领红八军转战几千里后的一部分，也到这里来集合。在刚割完稻谷的田野里，军部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军民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改编红七军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军部率十九、二十师出征，二十一师由韦拨群同志率领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会上，群情激昂，决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就在会后的第二天。红七军主力部队离开了河池，离开了根据地，向白区挺进，踏上了转战桂湘粤贛的征途。
按照当时“立三路线”的中央决定，是要红七军打大城市，去打柳州，桂林，夺取广州。部队从河池出发后，迅速占领了怀远、天河。到了四把村和长安镇，与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打了两次硬仗，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激战数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我军也受到很大损失。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没有攻下长安镇，未能突破敌封锁线。党的前委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放弃执行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决定部队北上，去江西根据地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汇合。
部队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岭，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走了将近两个月，进入湖南境内，部队冒着风雪，急速行军．敌人不断地对我军夹击，围攻。我们刚占领了道州城，住下不到一天，敌人就分三路向我军包围。军首长决定连夜出发，离开道州，向江华开拔。之后，我们又插入广东连县，而后到了乳源县的梅花街。这是一个小村镇，四周都是高山，竹木茂密，地势险要。我们刚住下两天，第三天广东军阀陈济棠就调兵来向我们进攻。起初侦察人员报告，敌人来了一个团。军首长决心要吃掉这个团，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当天中午．敌人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枪声炮声顿时响成一片。原来敌人来了四个团，分三路向我攻击，敌人火力强，攻势猛，一次又一次向我发起攻击，我军顽强地坚守着阵地，战斗打得很艰苦。眼看敌人越來越多地向五十五团一营的阵地猛扑时，军首长命令我迅速支援。我们不顾敌人的火力封锁，全连分两路抢占山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阵地．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杀伤敌人一千多人，我们也伤亡七百多人，二十师师长李汗同志．五十八团团长章健同志，都在率部抢占敌军阵地时，先后中弹牺牲I
在紧张的战斗时，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一直在阵地上指挥，士气非常旺盛，但终因敌众我寡，军部诀定立即撤出战斗，部队冒着风雨向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口前进。军部率领的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到达杨溪口的一个渡口。乐昌河水深流急，不能涉水面过，只能靠两只小船来回摆渡。军首长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领五十五团先渡，张云逸军长率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下午三点多钟，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全部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控制了岸边制高点，五十八团的大部分部队也过去了。
张军长带着我们特务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军直属队的一些非战斗人员，正准备渡河吋，对岸忽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接者一阵“隆！”隆！”的炮声，几颗炮弹飞落到河中心和岸边，激起了几股水柱和浓烟。我当时正在岸边和李天佑同志部署我们连的警戒任务准备渡河，敌炮弹落在我连跟前，我突然感觉到腿部麻木，疼痛，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的弹片穿进我的右大腿，鲜血透过裤子直往下流，我咬着牙坚持，但是怎么也站立不住．张军长知道我负伤后，立即前来问我伤在那里，并叫医务人员赶快替我包扎。太阳将要落山时，敌人占领了河对岸，用密集的机抱向我渡船扫射，河面被封锁，剩下的部队已无法过去。同志们焦急万分，乐昌河把我红七军北上部队分成了两下。这时，传来军长的命令，部队撤离河边，后退到山里。我的腿负伤后不能走动，同志们那样疲乏劳累，但却硬要用担架把我抬着，一气走了三，四十里地，在一座高山腰。找到了几户人家，部队宿营休息，有的同志刚一坐下就睡着了。我们的张军长也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但他丝毫也没有想到休息，他一面到各处走动，关心着战士们的休息，一面捻着他那撮小胡子思考我军的前程，决定行动方向。后来，张云逸军长率领军直属队和未过河的五十八团两个连，迂回转战粤、湘等地。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和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所率部队在湘贛根据地胜利会合。
当时，在那紧张劳累的情况下，张军长和经理处负责人叶季壮同志，还特意来看我。张军长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伤势，安慰我说：“不要耽心，你会好的，用担架把你抬着走。”亲切的话语暖心窝，使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张军长走后，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想到，在南宁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坐过牢，在龙州参加红色暴动，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红七军，在革命征途上，每一步都是党的指引和教育，我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完全是党哺育的结果，今天为革命受一点伤，首长就这样关心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我抬着走。想到这种崇高的革命深情，我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主力部队都已过河，剩下的五、六百人，除了我们特务连和步兵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是经理处、卫生队、机关小分队和勤杂人员。为了加强战斗力，黎明前部队进行了整編，张军长亲自动员，炊事员饲养员、通信员以及机关的其他人员都纷纷报名，要求下连、下班，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统统补充到连队去，共编了六个连，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士气很高。整编后的部队，继续向江西前进。蜿蜒曲折的山路非常难走，天气很冷，抬我的老乡却汗流满面，我躺在担架上确实不安，可同志们又不让我下担架走。正当我踌躇满怀无法解脱之时，张军长派人送来了一匹又高又壮的白马。
第二天出发以前，卫生员给我洗了伤口，换上药．然后扶我上马。这匹白马非常温顺，走得很稳，我心里踏实多了。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张军长又出现在我身旁，他亲切地问道：“伤口好些吗?”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的伤好多了。”我激功地赶忙回答。
“不要紧，慢慢会好的。”张军长爽朗地笑着说，话音刚落，就扬鞭向前奔去．
我们在湘粤边界的山区转来转去，走了十几天，突破了粤敌的封锁，又来到湘南，住在一个小村庄一一彭公庙。春节快到了，群众热情慰劳红军，送来了粮食和腊肉。部队在这段行军中生活非常艰苦，身体都比较虚弱，想趁过节让大家吃一顿好饭，大块大块的腊肉煮在锅里，喷出一阵阵香味。大家正等着开饭，突然传来敌情，湖南军阀和地主武装向我袭来。部队顾不上吃饭，立即准备投入战斗。后来军长决定，迅速转移摆脱敌人。雪后狭窄的山路特別滑，一不小心就摔一跤，马也很难走．只好下马步行，我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棍，一跛一跛地慢慢走，很下容易地爬上了半山腰。忽然“哗啦”一声，把我惊呆了。原来饲养员牵着的白马，双啼踏在路边的松土上，一打滑，顺着山坡的树梢翻滚到山崖下去了。我万分难过，人象麻木了一样，同志们也和我一样难受。马没有了，我坚决要求步行跟着部队走．领导知道我的伤腿没有完全好，长途行军有困难，又动员群众扎了担架，把我抬着走。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这支队伍来到了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桂东地区。我的伤口仍在发炎，部队要穿越罗宵山脉南段到湘赣根据地去。怎么办呢?我正在发愁，就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张军长亲自同我谈话。他和蔼亲切地说：“敌人咬得很紧，部队要连续急行军，你随部队走，掉了队就不好办。为了你的安全，组织上决定你暂时留在桂东地区的老百姓家里养伤。”并且告诉我，已经找好一家基本群众，今晚就到他家去。
我一听说要离开部队，离开亲爱的军长和战友们，我的脑子都懵了，一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军长了解我的心情，捻着他那小胡子，微笑着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养伤，身体好了，再去部队嘛!革命要坚持到底！”并当场吩咐莫文骅同志，给我一百毛钱(相当于十块银元)。军长还向已找好的一位地方群众交待，要注意我的安全。
张军长的每一句话，都充满着阶级深情。从我一负伤起，他就处处关怀我，现在作出这样的安排，我心里明白，是组织上在这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的诀定，是对我的爱护。虽然我一刻也不愿意离开首长和同志们，但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当晚就到一位老百姓家。
我住的这一家主人，是曾经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貧农，五十多岁了，对人和蔼可亲，一谈起当年红色暴动，他就兴高采烈。他有两间破旧的房子座落在小山脚下。我去后，他的老伴和儿子急忙为我腾床铺，烧洗脚水，问我负伤情况，他的儿子二十来岁，特别愿意打听红军打仗的情形，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老人家就上山为我去寻找医治伤口的草药，中午、晚上都特意为我做了好菜。要我多吃饭．
在老贫农家里，安安稳稳地住了两天，突然传来消息，地主武装挨户团在沿路搜查，大路上又貼出告示，不许窝藏红军伤病员。我住的这一家，离人路不远，敌人很可能来搜查，全家人都为我的安全担忧。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办法；送我到山沟里的一位寡妇老太婆家去。那里山高偏僻，不引人注意，敌人不会去搜，安全比较有保证，我也认为这个办法好。
吃过早饭后，老贫农送我到了老太太家。她也是个贫苦人家．年青时丈夫就在地主家干活累死了，她靠自己开荒种地，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三十年。当她知道我是负伤的红军，要在她家隐蔽养伤时，她对我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她家里存粮不多，每天却要为我煮三餐干饭，而她却一口不吃，自己偷偷地吃白薯，喝野、南瓜汤。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原打算拿到集上换点油盐的，也拿出来煮给我吃．
每天剛发白，老人家就起床，顶着刺骨的冷风，上山为我釆草药。回来时，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地毫不在意，她那饱经风霜、皱纹很深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她从早到晓忙个不停，她细心地为洗伤口敷草药，眼看我的伤口一天天地愈合，老人家从心里更高兴。
十多大后，伤口不疼了，能丢掉拐棍行走丁，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能飞回红军队伍里。老人家也为我高兴，但是她不舍得让我离开，希望我再多住些日于。我非常感激她的盛情，我耐心地向她解释，终于说服了地，同意我回部队。我先到了起初住的那户老贫农家，他们见到我伤好了，也十分高兴，要留我住几天。我说要赶紧去找红军，他们没有强留。我把外衣脱下，同他们换了一套湖南老百姓穿的粗布旧衣，装着是个讨饭的，边走边打听红军的下落．
大路上敌人封锁、盘查很严，我就翻山越岭走小路。有一天，一直走了几十里路。正要坐下来休息。一个不象一般农民的中年人主动地来问我：“你到那里去？为什么讨饭吃?”
我编造说：“我是从张发奎军队里逃出来的，我不愿在他那里干，想回家乡。”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对!你不像。”
他脸露出笑容，要我坐下來好好谈谈，他先说他是省港罢工工人，失败后，逃回家乡来种出，然后问我：“你是不是红军?”
我看他态度诚恳，举止正派，不象是坏人，就据实将养伤的情况同他谈了，并且希望他替我想办法找到红军。
他说：“红军离这里已经很远，要慢慢想办法找。”他建议我先去做工。那时正在修粤汉铁路，他有个朋友在那里，问我愿不愿去。我心想这也是个办法，表示同意。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饱饭，晚上让我住一个无人的破庙里。第二天领我去见他的朋友。那人是一个小包工头，看我很年轻，就把我收下，先叫我当伙夫，后来又要我修筑铁路路基，来回拾泥土，搬石头，常挨打，挨骂，我只好忍气吞声，装老实人。不久，又让我去做伙夫。当伙夫，每天要到乐昌河去挑水，看到滔滔的河水，就想起军首长和战友们，可是四处都有敌人封锁，一点消息也听不到，到那里去找部队呢?只有等待时机吧!
有一次。我去赶集买菜，可巧碰到一个熟人，是龙州起义失败后，我去香港参加党的训练班时的同学，此人姓宋(名字忘记了)，看到我后始而惊奇后则热情地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地方，畅谈了离别后的斗争生活。分别时，他告诉我，他在当地区委工作，并说：“明天你就到我们这里来吧。”
第二天我就辞去了伙夫工作，来到了指定的碰头地点。宋同志介绍我到附近的大庚岭煤矿工人支部，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支部有十几个党员，成立一个通信站，专门写标语，散传单，我分工负责刻钢板。
一九三一年“八一”那天，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散发了很多传单，敌人判断煤矿里有共产党。有一天，反动民团包围了煤矿，进行大搜查，我们通信站有两位同志被捕。为了减少损失，组织上决定让我暂时隐蔽，派人带我到乳源苗山去烧木炭。
到乳源苗山后，我住在一位同志家里，这家老二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一同到乳源街上，他打听到仁化一带有红军，急忙告诉了我，我高兴极了，坚决要求去找红军，请他替我想办法。他带我去韶关找县委，县委的同志，熱情的支持我去找红军，并且告诉我具体的路线。写了一封介绍信，还让我带三个同志一块去参加红发。我激动万分，深深地感到组织的温暖。当天晚上，我思绪万千一夜没有睡着。次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四个人就扮成工人奔向仁化。
走了两天，顺利地到达仁化。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三军团三师正在那里活动．军团政委是滕代远同志。我找到了三师政治部，拿出了县委介绍信，说明我是红七军的负伤干部。三师的同志们热情接待，跑来同我握手，问寒问暖，非常亲切。想起这一年多的曲折艰难的日子，如今又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当天，滕代远同志还亲切地同我谈了话．详细询问了我们红七军北上的经过，对我重回红军表示热烈欢迎，并决定分配我到师政治部当组织干事，其他三个同志也都分配了工作。
部队在仁化活动了一个时期，上级命令返回江西。我盼望已久的中央苏区就要见到了，激动的心情推动着我，加快了步伐，跟随着队伍向前进．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我们部队到达陕北。一九三六年秋天，中央红军又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我被调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工作，军部驻在保安附近。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总部机关都在保安。有一次我去保安开会，路过军委参谋处时，忽然见到了分别五年多的老首长张云逸同志，他还是那样神情爽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好！好！”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养好伤后，很快又找到了红军。”我向他简短地作了汇报。张云逸同志高兴地勉励我说：“革命的道路长着哩，你好好干吧！”勉励的话虽不长，但使我深感革命任重道远。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艰难的征途，阶级的深情．首长和同志们的音容，劳苦农民的精心照顾，一一历历在日，使我永远难忘。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于北京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羊牧之
秋白祖父早逝，祖母带着他父席及姑母等无以为生，不得不就养于叔祖父瞿赓甫署内，时赓甫任湖北市政司使，后升巡抚，未到任而病逝，于是全家回常州青果巷之八桂堂。八桂堂结构宏伟，有天香搂，明月廊，假山花圃。
秋白父亲稚彬同堂排行第七，好技击、习黄老术，画学王石谷。母亲金衡玉是常州北门外大岸村广东盐远使金心芗的次女。自幼延师教读，颇有旧学根底，心芗视为掌上珠，故结婚时，稚彬就乡成礼。满月后，才迁往八桂堂之天香搂。时我母在金家侍奉衡玉，情谊较深，故随之来常。翌年，即公元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秋白诞生于天香搂(现天香楼尚在)，生时发际有两旋窝形，俗称双顶，故小名阿双，入学后改霜或爽，后又改秋白，秋白即霜之意。
后八桂堂固人口繁衍，经济中落。生活不易维持，秋白一房遂分居迁往城西织机坊(今改西大街)庄氏之星聚堂，庄氏为祖母的娘家。秋白一家住在厅后之九皋楼下，一排五间，中间为出入之所，前有大天井，有乌门，后为厨房，秋白祖母和父母分住东面两间，秋白及弟妹住西间后房，秋白随我母及余合睡一床，时秋白八岁，余六岁，两人并头抵足，常互唱唐宋小诗及小令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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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常唱者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及小令：“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时金太夫人每以我们唱得清脆入韵，而加表扬。记得一次唱“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太夫人问，“上城归末，为什么泪满巾?”秋白答以“养蚕的人穿不着绸，而不养蚕的人却满身是绸”。太夫人欣慰地抚着秋白的头说：“读书能悟得其中的道理，才是真读书。”有一次听母亲讲“孔雀东南飞”故事，秋白问：“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很好，为什么婆婆不要她，太可恶了。”时祖母犹能扶杖走出外间，闻问言，宛尔而笑。
秋白在星聚堂时，始入塾读书。塾师为庄怡亭老先生。塾在前一进西偏一室，令尚在。窗前有桂树、月季、秋葵。后入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后改觅渡桥小学)堂长为庄苕甫老举人，他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所以在庄氏二贤祠内办起冠英两等小学堂，教师都为秀才，尚聘有一日本人教博物。记得一次放学回来说：“教师做了解剖小狗的实验。”他兴致特高，在纸上向我讲心、胃的位置，并低声说，“我母亲平常总对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
秋白在小学时，各门功课都好，他升高级时，我才考取初等一年级。秋白从不以“少爷’自居。回家后即到西面房里做作业。金太夫人来查看时，常留红枣，花生糖等，以示鼓励。有一次做算术时，秋白好奇地问：“为什么三乘四是十二，四乘三也是十二？”我说：“老师教的。”他摇着头说：“教师教的，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可见他学习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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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秋白上午在家做作业，下午则喜欢同我到东门外天宁寺杯园游玩，他特別欢喜捕捉各种昆虫，采摘各类树叶做标本。犹记一次傍晚，园林深处，归鸟正在休息，突然远方飞来一只苍鹰，削入林际，攫一小鸟，展翅高飞。顿时园林寂静，秋白颇有所感地对我说，“好光景就是给这种强盗们破坏掉了，要是天地间没有这种强盗多好啊！”这话虽属天真，但出自幼少的秋白，寓意确是深远的。
秋白尤喜到玄妙观后的红梅阁古春轩壁上看他父亲稚彬所绘的《玄妙观全图》，画的是绿树荫里，高阁耸立，山门边，红墙一带，系着一只驴子在吃草，后面名人题跋甚多。古春轩东土山边，有亭可憩，前面竹林下，有池可鉴。厢房里老道人因见是稚彬之子，常频频对我们讲龚子彬充军从云南带回一枝红梅插活的故事，有时还挥舞铁鞭给我们看。
秋白少年吋上街，每每碰到乞丐喊着“少爷”伸手要钱，他总是和蔼地看着对方年龄大的说：“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随即把金太夫人给他零用钱中的铜元一枚放在老人的手里。有一次，他随母亲到北门外贤庄去，秋白出去玩了后，母亲见他身上穿的褂子没有了，几经迫问。他才说：“看到村上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风里发抖，脱下给他了。”母亲听后丝毫无其他的想法，淡淡地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此事十年后，我们在上海与杨之华闲谈时，提起此事。秋白犹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可见他少年吋，对穷苦人是十分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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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在星聚堂时，小学未毕业就考取厂常州府中学堂预科（顸科只办一期)，校长为屠元博，他在日本时，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常在学生中进行民族革命教育，时秋白与张太雷同学在屠的影响下，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十分关注，一次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在操场上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当满清皇朝被推翻的消息传来时，他独自在西面房间里把辫子剪下，高兴地提着连跑带跳地对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他对辛亥革命愉快如是。迄今回忆，犹难忘怀。
当时秋白全家生活，一是靠四伯父世琥接济，世琥号雪斋，清末为浙江山阴、长兴、桐乡，常山等县知县。民国后为江苏丹阳、泰兴等县知事。每月汇款回来，奉养母亲，从不间断。二是靠秋白大姑母，大姑母嫁江阴贤庄金涵如，每年载柴米来常。所以秋白父亲稚彬一直在家奉养风瘫的母亲，未出就业，每天以绘画、研究医学自娱。
后住杭州的四伯父弃官闹居，坐吃山空，将祖母接至杭州，于是无钱再汇。不久大姑母又去世，诸子分囊，柴米不再送来，秋白家因两处经济来源断绝。难以维持，不得不将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迁往城西瞿氏宗祠。在当时，住祠堂是极不体面的事，但亦无可奈何。瞿氏宗祠是秋白在常州暈后的一个住处，此时我母亦因年老体弱，携余回家。记得走时，秋白犹执手嘱我：“好好读书。”此后每逢星期日及假期，我必去秋白处求教数字、英语，他还给我一本《泰西五十轶事》及其他书籍。记得还有一本《花月浪》小说，封面己换，上面自画老梅一枝，明月一轮，掩映其间，盖自刊“铁梅’小方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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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氏宗祠在城西觅渡桥北，面对河流(今河已填没)，西面四进，为祠的正屋，东面一进，由小门出入，头进为灶，二进空着，三进为稚彬夫妇卧室及用膳之处，四进为弟妹住处，后翻轩为秋白卧室及读书之所，轩东墙下置小床一，正中窗下，置方桌一，煤油灯一盏，壁上悬地图一，玉屏箫一。假日中学同学来时，恒叙谈于是，张太雷亦常来之一个。时我年小不注意秋白的同举。后在汉口晤张太雷时，他说：“在宗祠时，伏方桌上学数学的是你么？”我才晓得当时张亦秋白同学。时秋白十五岁。
搬进祠堂后，因四伯父及大姑母两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全靠借债度日，后来有时连去了信，回信也没有。一次我奉母命提一篮芋头送去，午饭时分，秋白留我吃饭，实际是早上剩下的白粥，他边吃边问我学习及家庭生活情况，最后很有感慨地说：“投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小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哩。”
又一次，中秋前夕，我去时刚好看到秋白在整理一包衣服，说是要送孙府弄当铺典质，他告诉我：“这是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体绸棉袄和几件赔嫁时的旧衣服。”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他苦笑着说：“天下冻馁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记得有一次上午，他教我《泰西五十轶事》一课后，邀我去东门外走走，在太子寺那边，正碰着一位四五十岁衣衫褴褛的农民，站在一家不开门的阶前，身旁站着头上插一个稻草结的小女孩在待卖。路人都同情地围绕着议论。秋白看后，拍拍我的肩说：”走吧！那个小女孩低垂着脸，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并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戴阔边礼帽的大胖子对我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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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典当度日的情况下，面对着社会上的一些现实，秋白思想十分愤慨，十分苦闷。有一次，我们在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吋，他竟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我笑着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他笑着说：“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如今看来，这虽属笑话，但亦可见秋白对当时的心境。所以在当年“双十国庆”那天，他在宗祠侧门上挂一个写着“国丧”两宇的白灯笼，以表达对辛亥革命结局的不满和失望，他的妹妹轶群认为不吉利，暗暗地拿下，秋白看到后仍旧挂上。
秋白在中学时，出于思想上对社会的不满，有一次在作文簿上就题发挥，大发议论。国文教师是一个研究“文选”的老秀才，看到了，惊异之下，深表不满，于是在文后写了一大段斥责之词。秋白拿到后，竟在批语后再加上批语。教师看到后，大为恼怒，拿到学监处。后经研究，作了记过处分。秋白在读书时，就是此次记了一过。
旧制中学四年毕业，秋白读至四年级上学期，因无钱缴费而辍学。后得秋白表姐夫秦耐铭介绍，允在无锡南门外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代谋一小学教师。时家里衣服典尽，木器家具也卖无可卖，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太夫人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秋白犹强颜欢笑说：“阿双有了工作，每月可得二十元，家用渐有希望了。”然她内心明知生活无着，加之债券累累，债主日来催迫，年岁又近，四邻都欢乐地准备年货，面自已家里，竟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因此决心自杀，但犹不忍秋白目睹其自杀状，因此在一九一六年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初二）催促秋白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否住宿？以作开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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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走后，金太大人犹不忍舍弃两个最小的儿子，时一个八岁的阿垚，一个五岁的阿谷，但又恐秋白即归，迟无可迟，遂决心于正是大雪纷飞、满城爆竹欢度年初五之夜，太夫人在秋白书桌上煤油灯下，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后，剪了两匣红磷火柴头，用烧酒吞后，再去为阿垚、阿谷盖盖衣被，吻了一下熟睡的脸。时轶群一觉翻来，犹见金太夫人未睡，不意她竟会自杀。天明时见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乱滚，知已服毒，但又无钱延医，后得邻居之助，急请西医抢救，时至下午，已经无效，邀于初六日酉吋逝世，年四十有二。秋白得电赶回，已初七日上午，看到火柴遗盒，桌上遗书，但呼母母不应，哭母母不闻，遂卧床前地下大哭，亦无济于事。无以为入殓，只得将所住四进房屋三间，擅自作主，典给木器铺，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入殓，无钱买地，将柩停厝于三进西偏一室，二进两间，权为弟妹住所，过了几天，秋白就往无锡杨氏小学任教，是年十八岁。
母亲逝世后，他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往舅舅金声侣家。阿谷即坚白（后从延安抗日大学毕业后，牺牲于太行山之役)，时方五岁，后又随舅迁回贤庄，至九岁轶群又同阿谷、阿森（即景白，秋白有阿云、阿森、阿垚、阿谷四个弟弟，景白亦參加革命工作，后死于莫斯科)往杭州四伯父家。稚杉同阿垚 (时八岁)至武昌二姑母处，二姑丈周复生是个大地主，不愿视亲戚还同一个小孩来，心颇厌恶。稚彬不能耐，意态消极，遂携阿垚往山东一道院。从此一家星散，这使秋白内心受到极深刻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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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清明节，秋白从无锡放假回常州视母柩，时瞿氏宗祠尚有一许氏阿妈在，代为照顾母柩。我去看他，秋白详谈小学教学和学校四周地方恶劣势力，任意欺侮农民的情况，在留午饭吃菜粥时，也又出示了“哭母”七绝一首，“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他悲伤地读完后告诉我：“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领从‘均’字着手。”
他寒假还回常一次，到了瞿氏宗祠，还来看看我，那时我住在青果巷茭浦巷里花椒园，在我家吃饭。他告诉我，“不去无锡了，准备到武昌二姑处。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临別时还嘱我时去看看他的母柩，将来咱再会的时候。
自从这次分别后。我们有九年没相见，在这期间，秋白确是走了他应该走的路。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到了莫斯科，一九二二年二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出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两次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一九二三午一月回国后，他参加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68
二
一九二五年七月，上海总工会在南市沪军营也办了工人夜校，我去教课，一天，高语罕来讲话后，问我：“你是常州人，认识瞿秋白么？”我答：“非但认识，而且很熟悉。”他说，你到某处去找找看。
翌日晨，我到了闸北宝兴路东方图书馆隔壁弄里（朝北第一家，敲了门，一十老婆婆开门，我问：“瞿先生在家么？”她悦：“在楼上。”我一上楼，看到秋白在吃早饭，我说：“阿双，还认识我么?”他似乎呆了一呆，马上把两手握着我说：“认识，认识，还是老样子。”之华在房里问着说。“是谁？”秋白说：“你不认识的。”之华说：“你的朋友我都认得。”但她穿着拖鞋出来后，一看，果然不认识。秋白高兴地说：“你们原是一家，但后来分家了，他叫羊某某。”说毕，三人相视大笑。当吃早饭时，之华以只有白粥为歉，秋白说：“我们俩就是吃粥长大的。”
这次意外的会见，我们谈了很多，但他总是不谈自己。我多次提及时，他只谦逊地说：“我们分手时，不是相互勉励要走应该走的路么?这几年，我就是走了应该走的路。”如果述及他自己的话，他只告诉我，从苏联回国后，出于对故乡的留恋，曾去常州一次，一个人压低了帽檐，围了大围巾，坐在人力车上从织机坊星聚堂过觅渡桥经瞿氏宗祠，打算停下，以不便而没有下车。再从大街到青果巷八桂堂，经麻巷出东门到天宁寺。
除此以外，他详细地问了我母亲的起居情况，及我几年来的学习和思想，问了我在夜校上课的情况和志向，并具体交待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后他因要出去开会，嘱我以后再去。
过了两日，下午再去吋，之华一身纺织女工打扮，正拟去杨树浦工厂开会，告我秋白出去尚未回来，要我等等，并将秋白所写《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手稿及已发表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一文嘱我好自看看即去。我坐在那里约一小时左右，秋白回来，边脱外衣边说：“今晚之华不回来，我们好多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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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晚，他从列宁谈到孙中山，从孙中山谈到陈独秀，他赞扬列宁气势磅礴的政治家风度，他称颂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的改组，他肯定陈独秀宣传马列主义的功绩，但他矢口不谈自己。在我一再迫问时，他淡淡地说：“我原以为自己也是个不寻常的人，但在他们面的，特别是在广大劳动大众面前，我没有丝毫可以称之谓特异的东西。如果要问我的过去，那只有‘可笑’两字而已。”我不以为然地指着他写的两篇文章说：“这难道也是可笑么？”他失笑说：“对马克思主义仅只懂得点皮毛，这些不过凭着一点体会，写点个人的观感罢了。”之后，他又坚定地说：“今后，一切贵在脚踏实地，贵在‘实练明察’四个字，特别是你我这些小知识分子，要想为党做些工作，不到现实中去练练察察，将来总是一事无成。”我边听边看边想，阔别九年后的秋白，似乎比无锡杨氏小学当教员时高大了许多。
不久我经秋白介绍，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作半工半读，上大是我党培养干部的一所革命大学。“五卅”后已迁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于右任是校长，彭述之是社会学系主任，刘大白是中国文学系主任，周越然是英文学系主任。社会系教师有李季、施存统、郑超麟、尹宽、蒋光赤、杨贤江、高语罕等。秋白每月不定期来校做政治或专题报告，深得学生的爱戴。这时，他为避免国民党的注目，已搬往青云路北面日本艺妓六三花园北面的一幢小楼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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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夏，组织上决定我去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宣部在上海北火车站东面一个小里弄里，只有五个三层楼房，部在第三家。不久又搬至北四川路西面一个里弄里。那时部长为彭述之，还有一个郑超麟和我三个人。郑超麟帮助编辑《向导》，我去时则帮助较对及做其他部里的工作。记得在中宣部时，秋白在他家特地找我谈了很久，他在长篇的形势分析我党方针宣传要点的叙说中，特别提醒我，对国民党要注意合作，但无论如何不能抱幻想。他又说：“今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者大会，坚决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受到斥责，西山会议派受到制裁。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是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
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老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的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当然出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朗笑着说：‘台上扭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
秋白边讲边点着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继续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有一次我与张太雷谈到毛时，他也钦佩地说：“还是这位湖南辣子来劲。”他又说，“今后你也会看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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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我认清形势，秋白又谈到了梁启超、胡适、张君劢、左舜生、李璜一伙人。他告诉我，在思想战线上，对各种反动思想，要无情地坚决进行打击，当然打击的唯一方法是说理，无理的漫骂是无能的表现。”说到这里，他幽默地问：“有几个泼妇骂街是骂赢了的？”
有一次谈话中，我因听到在几次党的会议上，秋白与彭述之之间的争论，因此我满以为他会对彭说些什么的，但却指着桌上的《向导》不以为然地说：“彭是为党做了大量值得赞扬的工作，在这里面，他不是写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文章么！你应该好好学习。我虽然是中央常委之一，但他是中央任命的宣传部长，今后工作一些问题还要多请示他，而不是取决于我。”
记得后来，彭、陈受到了党纪的制裁。我在一次闲谈中又提起了彭，并反问当时你为什么对彭述之这样推崇吋，他笑笑锐：“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对任何人都要实事求是。慈溪太后应该是一位值得人人大骂的女人了，但由于她干了那么多坏事，激起了民愤，所以对孙中山革命这样顺利，还实在有一定‘贡献’呢！何况对待我们的同志！”经他一说，我深感自己思想方法的狭隘。
一次彭述之要我把《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秋白，我去时见他正在窗口况吟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我笑着说：“上海地方既没有东篱，更没有甫山。”他也笑着说：“看着远处在在烟雾里的高大建筑，未始不像南山，未始不好悠然啊！”又说：“我这个人始终摆脱不了文人习气，今后革命成功了，年纪大了，我一定选十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到那时你也夹帮向搞吧。”说着，两人不觉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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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我送去的《近阶段宣传要点》后，他坚定地表示同意，但指出要征求一下基层同志的意见。他又和蔼地说，“宣传要点，关踺在要字上，在斗争第一线的同志。最有发言权。”他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要害上。”
这次去看他，正是他肺病发作，医生嘱其卧床休息时期，和我谈话时，脸色苍白，但语调沉着，毫无倦意。这时交通员进来一份文件。我打算就走，秋白说：“你再坐坐，可把我昨天些的稿于看看。“说毕，他就看起文件来，我在看稿子时，看他看完文件后，先在闭口沉思。然后从藤椅上站起来，抱着拖鞋，绥慢地走到窗口，瞭望着远方的苍穹，突然转身对我说：“在我党推动下，伟大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粟裕等一大批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干部，目前都在北伐军中担任主要骨干，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紧接着，他捷步走到写字台前拿赶宣传要点，坚定地说：“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要宣传北伐战争中每一战争的胜利；要进一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参加北伐，支持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
他看到我满脸喜悦，不时点头的神态后。又把右手向前一伸，摊开手掌向桌上一按地说：“作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来说，头脑千万要冷静，任何事物，看了这一面。又得看看另一面。在北伐战争胜利的行使下，固民党内左中右各派人物，会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我们共产党里又会产生那些想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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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分析研究，制订对策。譬如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强持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我们党内有人表示欣然接受，说这是国民党内部问题，他党无权赞否，这些你们宣传部的同志怎样看?制订宣传要点时，是否考虑了这些情况？”
我惊异地反问：“什么叫他党无权表示赞否?这些情况，为什么部里没听到讲过？”秋白听了似属早已意料到地说：“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回去可向述之同志转述我的看法，请他酌情考虑如何。”我因见事关重要，急忙告辞。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部里抄写一份下一朝《向导》出版目录，开门处，走进来一位圓脸秃顶的矮个子，穿一件没有领的中式白短衫，大襟上钮扣扣在右面，白底布鞋，手里挥着一把芭蕉扇的教师模样人物。他直入彭述之房间里谈话，谈得很久。那时郑超麟问我：“你认识他么?”我答：“不认识。”郑说：“就是陈独秀啊！”这天晚饭同桌吃饭，饭后他在院子里乘凉时，带着皖南腔问我说：“你就叫羊牧之么?”我说：“是的。”他又说：“你这种羊不多，那么羊叔子是你的先祖了。”我说。“相传是的，岘山堕泪碑么。”他从北京碧云寺谈到常州天宁寺，又从常州住过的苏东坡谈到当今的鲁迅。
陈独秀作为一个知识分于，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积极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是有其一定贡献的。毛泽来在当时曾赞扬：“陈独秀为提倡近代思想量力之人”，“为思想界之明星”。尽管在秋白谈话中，我知道陈对国民党一再退让迁就，有时甚至失却我党立场，并在中央一些会议上，常与彭述之一起与秋白争议得面红耳赤。但秋白在当时也是十分尊重他的。记得一次淡到党的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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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选举陈为总书记时，秋白曾说：“他传布马克思主义有贡献，应该至剑尊敬。”
秋白在繁忙的工作空隙，仍好作旧体诗。一次当他看了我的一首旧作七绝：“轮泥蹄铁几时休，尽把午华付水流。欲问秋风缘底事?芦花无语只摇头。”他说：“置之于旧文人诗词中，算是好的。但现在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找出答案，似属过于萧瑟。但他又宽慰地说：“说来容易，做来不易，我们过去受过旧文学影响的人，积习已深，我自己做来也有这个毛病。”几天后，我去看他时，他在文具筐中抽出一张用蓝铅笔草书赠我的两首五古：
十年不相见，相见各成人。潘鬓一似旧，举止失天真。君如霜月苦，仆仆走风尘。风尘应识好，坚我岁寒身。重耳能得国，端在历艰辛。
贻我七言句，秋气满毫端。芦花不解事，只作路旁看。我意斯文外，别有天地宽。词人作不得。身世童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
隔了两天，他又给我两首：
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圹？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二十三，应为二十五，他笔误了。——羊)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道人煨槽柚，烟湿舞徘徊。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坐人不觉晓，瘦鹅竹边回。
此四首五古，盖第一首勉余生活要锻炼，第二首提出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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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凄楚，弟三首怀念荒祠的母柩，第四首不忘儿时的旧游。当我看完后，也坦率地说：“前天两首和今天的两首，也多心酸之语。”他点头说：“我们都有这种习气，旧文人的思想感情，总丢不掉，所以今后还是少作为宜。”
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从抽屉翻出一张照片，很有历史价值的照斤，我一看是快镜拍的秋白与列宁合摄的半身像，列宁正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左边。看那饱经风霜的列宁，但是俱有一剐和蔼可亲的笑容，令人一望这个革命导师，顿时起看肃然起敬的意念。我说：“你见过列宁几次?”他说。“有两次，他和我谈过多时话哩。”列宁曾说：“俄国认为中国为全世界敲亲密的友邦……必须协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又说，“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极端平等看待，对于他的文化，尤其有兴趣……”
后来，杨之华到常州来，我特地问到这张照片，她说：“几经变迁，早已没有了。”我想中国领导人见过列宁的不多，合摄的照片更加没有了，失去可惜！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少去一件珍贵的文物。
上海大学有的反动学生晓得秋白的住处了，我即通知秋白，秋白即从六三花园附近搬至上海老西门外，中国地界一个弄里，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下原来是周恩来住过的，楼上为秋白、之华的卧室。那时我在北四川路，离这里很远，因此看他的时侯少了。
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国民政府要北迁武汉。因此秋白与陈、彭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加剧，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主从问题，尤其突出的农民问题，土改问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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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却主张更加迁就退让，甚至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甘愿低首向国民党取得合法存在等。而在这些原则性的大问题上，秋白曾一再不同意他们的主张，经独秀的反驳、述之的附和，或述之的发言、独秀的向意，秋白无可如何，甚至不欢而散。
后来我看到秋白多时不到中宣部来，以为病了，一天上午，我去看他。他睡在床上，之华告诉我。“他昨晚写一夜晚东西，刚才睡下。我翻了他桌上的铁丝稿箧里一看，原来是：《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我略为翻阅一下，知道他和陈彭的争论问题。应该及时地写出他的看法了。
又一次去看他，他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议传达后，收到什么反映？”我因没有思想准备，经他一问，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笑着提示说：“就是那个不要简单地打倒地主的口号的决议。”这时，我才弄清问意，遂将前几天整理的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重点提出：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他听了，迅速坐起来，要我具体谈谈。当我谈到有人说，按照这个决议，还要什么农民武装?全让国民党去为所欲为算了时，他频频点头，要之华从抽屉里把他的文件夹拿来，他从中抽出一份递给我说：“你看这篇文章。”我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农民间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如不推翻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他召唤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深入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看完后，秋白没听取我的意见就说：“要依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我当吋虽有很多话要说，但见他频频咳嗽，立即告辞。
这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听说宣传都要随中央迁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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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去看望秋白，天很冷，雪犹未消，到他家，一上楼，只见他穿着一件从未穿过旧皮袍，隔着窗子，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脸更苍白人更消瘦了，但精神很好。他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走？”我答以“在待命中”。他充满胜利的信心，高兴地说：“不久，我也要去武汉，当前革命形势是好的，就是身体太差了。”他揩着身上的皮袍，深有感情地说：“这两天，全亏这件皮袍，这是周恩来去广州时，说到南方用不着了，留给我的。”接着也又向我介绍了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并称赞他是一位永远不考虑个人安危，永远战斗在第一线，永远体贴和关怀别人的好同志。
走时，他一反往常，庄重地握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要增强党性，要战斗不息。在寒风里，我下楼走出了弄堂，但犹屡屡回望着他住的那幢小楼。
三
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分別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封建军阀的主力，先后占武汉，下九江，克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共两党联合组织武汉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共产党员苏兆征为劳工部长，谭平山为农民部长（后谭脱党，组织第三党)，革命形势十分喜人。是年春，我党中央机关决定由沪迁汉。时中央有关部门设在旧俄租界，中宣部设在旧英租界辅义里二十七号两楼两底的民房里，秋白、之华住楼上，我住楼下。
当时彭述之、郑超麟两人留沪未来。中宣部长由秋白兼任，记得有一时期秋白生病，曾由张国焘代理过一星期。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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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中央亦由广州迁武昌，两党中央隔江相对，往来频繁。
一天深夜，他开会回来，在楼下叫醒我，并给我一份厚厚的文件，说了声“单独刊印”，就上楼去了。第二天一早，我翻开一看，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因未了解秋白昨晚交待单独刊印的含意，跑上楼去请示。时之华已起身，正在洗脸，见我就问：“武汉生活过得怎样?”我说。“就怕忙不出成果来。”她边梳头边说，“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在建造革命的大厦上添了一砖一瓦，就对得起生活两个字。”说时秋白已醒己，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披衣下床，沉重地对我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字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说时问我。“看了没有？”我老实回答，“翻了一下。”“这不行，我们中宣部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站起来神态严厉地说：“只翻了一下，我们不是旧衙门里的师爷。”之华见情，忙插嘴说：“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明天可以再翻几十下，你截住人家一句话，真是摆出旧衙门的官僚来了。”说得三人不约而同地的笑了。我和秋白相处多少年来，这虽是对我仅有的一次，也是难忘的一次批评，但我感到心悦诚服。秋白为了这篇报告，特地写了一篇序言。我在武汉就交给了一位熟悉印刷所的负责同志，要他联系赶快排印。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这个报告，早日寄到中央，但陈独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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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愿意按受毛泽东的意见，更不愿意在《向导》上全部发表，甚至搁置不理，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瞧不起衣民，看不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是农民问题，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是秋白看到了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只会空谈理论，不敢接触实际。这样党在他们的错误路线下，非常危险，觉得应该及时纠正，所以把这个报告写上序言，一到汉口，急付排印，出了单行本，赶快发给党內各同志。
不久，上海八十万工人和革命群众，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解放了这座中国第一个大城市。滑息传来，秋白异常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应该感谢恩来、亦农、世炎等同志，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他轻轻地咳嗽了几声，继续说，“不管国民政府同意与否，中宣部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占那些北方南方的新老军阀，如想镇压，则无产阶级必将以革命的武力对反举命的武力加倍奉还。”当时我插嘴问：“是否点蒋介石的名?”他迟疑片刻，无可奈何地说：“此事上午与陈独秀研究过。他意暂可不点。”但没出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红旗被砍下，赵世炎等许多同志英勇捐躯。秋白沉痛地在一次晚饭后对我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我问当时为什么我们不点蒋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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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他隐痛地锐：“独秀同志有独秀同志的想法，当时北洋军阀元气虽丧，实力尚厚，而且平汉、津浦两线大军压境，怕点了蒋介石的名，公开决裂，今后设有挽回余地。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害了党的事业。”他也许是过于激动，引起了肺部的隐痛，用手抚摸几下胸膛后，继续说：“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干不好革命。”
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虽公开宣布讨伐蒋介石，但聚集在他周围的政客将领中的反动倾向，都在迅速滋长，武汉处在内外夹击、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秋白是忙透了，他有时穿西装，有时穿长衫，有时又批一身国民党军裝，深陷在各方面的会议和交涉里。伹是他在老朋友釆看他时，也还是热情接谈，诚挚招待。
郭沫若当时也在武汉，常到中宣部来找秋白，一口四川普通话，虽然穿了军装，但一眼望去，还是一副文人气派。在上海时，我到创造社去接洽刊物，曾几次见过他，所以他一来，我就开玩笑说：“主任今天来找部长，又是黄鹤楼、白兰地吧？”因为听得秋白曾说过：“他们俩一次游黄鹤楼，面对大江东去，大家都诵了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之句。说我们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在未被淘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秋白对郭沫若同志一面说，他是虽有些浪漫主义色彩，一面却十分敬佩他，常对我们说起他对蒋介石也敢于面撞的耿直性格。
蒋介石公开进行反革命政变后，北伐根据地广东的李济深也对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武汉党军一些将领在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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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买拉拢下，叛迹日益暴露，汪精卫也逐渐脱去伪装，暗中与南京勾结，以期宁汉合流，扼杀革命，武汉在十分危急之中。
四月二十五日，我党在汉口召开了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场设在汉口一个不大的戏院里，正式代表八十人，很多外国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门口也没有明显的标志，代表也没有出席证，每次凭下达的“口令”进出，如第一天上午开幕时的口令是“冲锋’两个宇。
经大会同意，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及各省有关人员参加大会的，分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记得大台开始，全场高唱《国际歌》时，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刚好站在我旁边，他穿着一件好久没洗的白棉毛衫，下着草绿色马裤，唱歌时声音特别洪亮有力。
宣布陈独秀报告时，会场一片肃静，大家满以为此时此刻，他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一定会对当前形势和我党政策，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提出正确指导当前斗争形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陈本人当会对前阶段一味与汪蒋反动势力妥协，导敢我党的损失，作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在冗长的报告中仍贯穿了他所坚持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反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甚至提出不能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他反对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全场代表流露出失望的情绪。站在我身旁的叶挺边听就边问我：“报告(指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集体讨论过设有?”我苦笑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
大会休息时，代表们三三两两，在会场四周议论着，我听到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怎么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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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不进，红刀子不出。”
为了使秋白了解代表的情绪，我走进主席台后面的林息室寻找他，见他正在和一位代表谈话。听那个一口湖南口音的代表连声说着“糟糕”，好像是罗亦农。后来我向秋白汇报了叶挺的反映，他一句话也不响，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香烟，沉思着，最后简洁有力地说：“要相信中央。”
在下午的会场上，在每个座位上散发着秋白写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副标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只见恽代英拿了秋白写的文件，连连说：“这个标题写得尖锐。”’而彭述之则拍拍这个文件说：“这是见了鬼了。”
秋白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如何办?秋白铿锵有力地说：“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小组会上，彭述之针对秋白的意见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其实质是否认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有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与已披篡夺的现实。秋白听后，立即当众反驳说：“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我因在小组会上做记录，只见他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地质问：“我们党內就有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
这天深夜，他还未回部。我和之华闲谈了一阵，她告诉我：“秋白最气的是陈独秀等一些人，一味主观专制，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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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非但不予讨论，而且把他排斥于领导之外。”又说，“陈独秀在全上提出‘要到西北去’，看来是一见蒋介石挥动屠刀，开了杀戒，他又怕了，要退却了。”
我因为不是大会专责干部，所以部里有事就不去，秋白喊我去我就去。我去的几次，有时除在主席台上和休息时间看到秋白外，始终找不到他。只知道大会小会讨论很热烈，思想斗争极尖锐，又听说陈独秀作了检讨。
大会最后通过了斥责陈独秀的决议和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决议，但大家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危险性认识不深，估计不足，加以他又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大会仍选他为党中央书记。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楼去看秋白，觉得他消瘦了许多。我宽慰他说：“该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枪倒下，能不向前猛冲么?”当我还想了解大会内部消息时，他平和地告诉我：“大会开得很好，中央是团结的，所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会议时的争议，正说明我们党内生活是民主的，很多人对陈独秀有意见，我也有看法。伹他认识了，检讨了就行了。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大会决议，并把各地传达贯彻情况汇集整理。”
接着他又关切地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可能要被迫上梁山，部里同志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的纪律。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他笑了笑又说，“上粱山就上梁山，我出国去苏联那年，从北京南下到济商向父亲辞别吋，曾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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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看，可惜没时间。”听他一谈，我既增添了宽慰也增强了信念。我顺便问起了他父亲和几个弟妹的情况。他说：“父亲前一程还住在济南一道士现里，在一所师范学校里教教图画；阿森(即景白)我想送他到苏联去学习；阿谷(即景白)如能参加革命最好，但这都要看他们自己决定了。”因见他急须休息，我即告辞下楼。
不久，武汉形势迅速逆转，原拥汪的国民党军人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勾结四川军阀进攻武汉，许克祥部在长沙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会，释放全部在押的士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汪记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又发表布告，叫嚷“要纠正农民的一切幼稚举动。”还萌露杀机地提出，“对逸出正规的活动，要严加制裁”。
就在这危机四伏，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阵阵杀气中。一无晚上，秋白突然要我同车去鲍公馆参加一个会议当记录。时鲍公馆在旧德租界西门洋行原址。所谓鲍公馆，即鲍罗廷的住处。我们进入楼上后，但见屋内已到了蛮多人，他们是除了中国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外，还有印度的的罗易，法国的白理安，和日本、英国等国的共产党代表。秋白进去后，分别与他们一一握手。我因未见陈独秀，问起时，秋白告以鲍罗廷同志未通知。后来知道“五大”后，党内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谴责更烈，中央实际上作已由秋白、弼吋等同志负责。
时会议室在一句前半间的房子里，也没有会议桌，同志们都四周乱坐着，鲍罗廷的记录是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秋白指着壁上的一个镶在镜框里的胖小孩，对那位女同志说：“Your son？”那个女同志连声说：“No，no，no！”后来鲍罗廷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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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八字胡须，坐在中间一个高靠背椅上，两手置膝，态度很严肃，一口英语，说话很慢，表现着刚毅、沉着，但生动而富有感情。因讲的是英语，每讲一段，则由张太雷同志译成中国话。中国同志发言，亦由张太雷译成英语，我的唯一任务是记录各人的发言。
会议开始，鲍罗廷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中国革命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的论点和中国党目前急应改正的措施，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几点意见。鲍罗廷同志约讲了一个多钟头，中心的主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要赶快武装工农，建立自己的军队，到处暴动。他指出：“血的教训，已无情地告诉我们，靠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革命只会革掉自己，而不是革掉敌人。”他建议动员共产党员，首先在两湖地区发动工农组织武装，向长沙，向九江，向广州，向武汉进军，向蒋介石的经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进军。他特地问秋白：“为什么不好在长城内外、塞北一带，即组织赤色马队?像我们哥萨克马队那样，一会杀到这里，一会杀到那里。弄得敌人胆战心惊，日夜不安？”他还举梁山泊为例，要招兵买马，到处暴动，夺取城镇，与反革命势力相周旋。
这些话在当时，确是一句句，一字字，振人心弦，一些外国同志表示，必要时，他们可以动员共产党员到中国来成立国际纵队。中国同志对此有表示异议的，认为：“这样力量是否过于分散，不如集中力量攻其一城。”特别是对组织赤色马队问题，有的同志说：“首先搞城市，塞北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基地，可以缓一步再说。”会议和争论颇为激烈。但秋白和太雷则坚持听从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精神，大概是后来南昌、广州和秋收起义的由来，也许也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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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实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策略的由来。秋白后来犯“左”倾盲动错误，是否与此有关，也是可以研究的，但不管如何，当时我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建立自己的军队、组织暴动、扩大基地、狠狠打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设想还是正确的。
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还找到了“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土地革命。”但会议对此没有作具体讨论。当时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没通知毛泽东同志来？”他没有正面回答，仅低声说：“中央常委也没全来。”
会议还研究决定发动国民党内左派著名人士，组织军事法庭，惩办那些残害革命工农的大小反动官僚，开会人员一致赞成。但后来由于革命形势迅速逆转，没有能够实现。
会议一连开了两个晚上，秋白丝毫没有倦意，精神饱满地说：“为了不辜负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为了不辜负兄弟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得好好干才行。”并嘱，“赶快把会议记录整理起来。”
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在全国搏斗，武汉三镇上空弥漫着工农的战斗烟火气氛，工人纠察队被解散，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造杀戮，这时秋白身体坏透了，但他仍在发烧、咳嗽、吐血中坚持参加会议，起草文件，处理日常工作。
一次他特別提到毛泽东、蔡和森两同志给中央的信中“针对唐生智返湘后的反动态度，建议中央军委组织力量，先发制人。不能坐以待毙”时，他气呼呼地说：“讨论了几次，就陈独秀不同意。”停留片刻后又说，“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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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以在一些问题上，过多地迁就独秀。看来，党的事业受损失了。”
大概在七月初的一天傍晚，阵雨才过，树叶上还在滴着水珠，气温降得适人，我正在楼下校对文件，秋白喊我说：“住在武汉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趁没离开时，再去黄鹤楼走走吧！”为避人注目，从汉口江汉关前特地叫一个划子过江，一叶扁舟在江流颠簸中前进。船到江心，秋白颇有所思地说：“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画出当前我们的心境?”我一时答不出来。他沉吟道：“‘天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最能表达我们此时的心境了。”我说：“现在落木还没有萧萧下吗？”他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吗？”划船老汉见我们谈得斯文，询问：“两位是教书的先生么？”秋白答：“我们是教书的。”并反问，“你老在江里弄船多少年了？”他坦率地说：“我祖父辈都是开船的，父亲年轻时还当过太平军呢，后来洪秀全失败了，不知去向了。”秋白听了同情地问：“你们划船的人中，可有一个叫向忠发的?”老汉朗笑说：“他是划船的。码头上扛活的，马路上扭黄包车的，谁不知道向忠发，也是我们工人中好样的。”说时他环顾一下四周的波涛，低声说：“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呢！”秋白听了，也笑着说：“啊！难怪国民党要抓他呢！”老汉把鼻子一哼说：“国民党要抓的人也太多了，你看武汉三慎哪天不抓人，哪天不杀人?”说着船已靠岸，我们付了船资登岸而去。路上秋白告诉我，向忠发虽没读过书，但却是一位有胆略、出色的工人运动领袖。我们登上黄鹤楼后，面对着烟水苍茫的武汉三镇和白浪滚滚的江流，两人心情都很激动。秋白情不自禁地吟着崔颢的那首《黄鹤楼·七律》，并感慨地说：“千百年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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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英雄豪杰都似江流一去不复返。安知几十年后，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去要去得有价值。”时只有我们两人站在女墙边。
突然他沉痛地提起了李大钊，悲怆地议：“大钊向志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下英勇地牺牲了，他为人民革命而死，死得光荣。”紧接着，他气愤地说，“在前几天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淡要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荒谬提出一切工农团体都要受国民党部的领导和监督。什么当然领导?什么当然监督?我们要问——要不要共产党?是不是对得起已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李大钊等同志?”他流露着作为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有的悲现情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指着夕阳西下的远方群山说：“大好河山，又得沉沦一个时期了。”我怕他的伤感会影响他的健康，劝慰他并把话题转入绘画，因我知道他学画于他的父亲，学金石于他的六伯父，殊不知他反感地说：“我父亲的画是好的，但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
从黄鹤楼回来没几天，汪精卫公开反共，对工农组织和群众运动公开封闭和镇压，大规模地逮捕和残杀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宁汉蒋汪正式合流反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在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打响了以革命的武裝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淡因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没有发动农民群众而趋于失败。
八月七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纠正、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临时中央政洽局。会议确定了上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发表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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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党员书》，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被选入政治局，为候补委员。
大概还在夏天，“八一”之前，张太雷曾同志我到中央秘书处工作。我记得中央在上海时，秘书长为王若飞同志，中央迁汉口后，秘书长为邓希贤了。时我住在天隆里李立三的楼上。吃饭吋，立三同志就喊我：“牧之下来吃饭喽。”但没几天，太雷又叫我到上海准备房子，为中央迁沪作打算。正拟动身时，又通知我负责中央驻汉联络处工作。记得我到联络处后不久，一夭下午，太雷忽来问我：“还有饭吗?”我说：“有的，恐怕冷了。”他说：“不要紧，冷饭也好吃的。”于是将剩饭菜吃了一碗就匆匆地走了。这是太雷和我最后一次的见面，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刚毅、坚决的意志，我永远铭记在心，至今不忘。
有一天，我去法租界一所洋房的楼上去找秋白，他正在一帆布床上睡着，听有脚步声，睁眼看见是我，告诉我：“中央决定迁回上海，具体日期未定，但就在这几天，走时我不告诉你了，你留在汉口负责联络处工作，是太雷提议的，具体任务向太雷已谈过了。他边下床边从枕旁烟盒里递给我一支烟说：“留在这里工作要坚定、沉着、机警。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党员。”我因见他又要出去，急忙告辞。他和我一同下楼，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嘱咐悦：“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分手后，我望着他消瘦的背影，逐渐消失在林荫深处。
几天后，所说秋白乘日本军舰回上海了。我每当全天工作紧张结束以后，站在江边闲眺吋，总要顺着滚滚东流的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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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着烟水苍茫的东方，默默地祝愿他身体健康。
自中央即将迁沪，我即到中央驻汉联络处，一切遵照秋白去沪前的交待，慎重工作。联络处的任务是：
一、转送中央文件、中央交各省的决议和通知指示等，由上海送来后，我即派专人送至各省。当时送过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陕西、安徽等省，各有专人负责，并按远近发给路费多少，如四川每次路费就一百元。记得四川一个交通员，虽然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但他是一位对党无限忠诚的好同志，高大身材，满口湖北腔，左手带着一只玉镯子，礼帽，黑眼睛，活像一个长江上游的红帮头子。不管有什么艰巨任务，交给他，准完成使命，令人满意。有一次为了援救一位同志，他千方百计通过川东红帮老头子，买通王陵基的副官长和三姨太，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汽车从监狱里把这位同志营就出来了，可惜，后来他在叛徒的告密下，被捕牺牲。现在回想起来，还使我不会忘怀这位联络处的交道员！还有一个走江西的同志，他原是邮递员，推着一部自行车，交待的任务都能完成，回来脸瘦了，黑了，眼眶也深了，他从无半句怨言。但他在一次出差后，即没有消息，大概也牺牲了。解放后，每当看到飘扬在蓝天的红旗时。我总是情下自禁地想起这些查不出姓名，又找不到遗体的同志。
二、接待中央往各地，各地往中央的同志。来时，告诉他最近的联络地点、接头的暗号，有时并用香烟盒里的白纸，写给证明，到那里时，用药水一涂，字即显出来了。如汪精卫公开反共后，苏兆征同志就避居在我处一晚，他还叫我代买盒子装的鲍鱼。“八一”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同志在一个冷天来我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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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咳嗽不止，我即冲一碗止咳糖浆给他。再如，郭亮同志的爱人李灿英，携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多难，从长沙逃来汉口，躲在我处几个月，后来郭亮在汕头失败，飘海到南洋群岛，后经港、沪来汉，同她们团聚。解放后，多难叫郭志诚，从苏联回国，在辽宁工作时，还写信给我，并附照片一张。听说他现在中央水利部工作。还有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在沪经周恩来同志的介绍来汉，我即介绍给湖北省委，代雇小船一只，转赴湘西桑植。贺龙部下的一个连长，转战汕头，途中受伤，在群众家养好后，找不着部队。辗转来汉，我也发给少数川资，后去大別山了。还有一位同志经中央介绍来汉，他是曾在豫西当过营长的地下党员，但外貌斯文，说话不多，临走时，因见我是常州人，颇有感慨地说：“前在汉口时，瞿秋白曾在他住处，约我们几个在河南工作的同志，鼓励我们要在豫西伏牛山扎根建寨，并风趣地问能不能把伏牛山变成伏虎山。可惜，我们没有伏得下来。”
中央驻汉联络处的地址，共住过二处：一是在华界马路边一个陕西人开钱庄的楼上，因北伐军打了武汉时收歇回陕，只留一个人住在楼下，我们住楼上。二是汉口旧血花世界(犹如上海的大世界)附近一个弄隔壁，一楼一底的房子。在此处时，记得因上海来汉的同志不幸被捕，中央电告：“你处因我嫂长期患肺病去世之所，亟迁地为是。”这是中央要我搬迁以防国民党下毒手的讯号，我即搬到旧租界一个开绸缎铺老板的楼上，贺龙、刘伯承来汉时，就住在此处。还有其他各省的同志，经我处到上海找中央的很多，一时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三、有时经费也在找处转交。如有一次转交湖南的钞票，是中国实业银行印有一只红色马在上面的，长沙不用，又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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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了。后来李维汉来，我就交给了他。
有一次，上海有同志来，说：“要联络处尽一切可能，及时支持两湖地区的秋收起义。”并说，“秋白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希望你们随时把情况转告他。”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维汉同志自中央来汉，在耿络处开了一个星期会，出席者是湖南省委有关同志，连我七八个人，主要是研究组织农民武装，进攻长沙问题。记得我因注意保卫问题，不时出外巡视一番再去讨论，因在我处吃饭，李维汉还故意高声说道：“菜这样多你们太客气了。”会后，李因急于去他处，留一字条给我：“中兄嘱你回沪”六宇。所盾“中兄”，即中央的代号。
这年五月，我妥善处理了联络处的一切工作，乘江天轮返沪。见到之华，知秋白已不在上海。犹忆那天下午，刚走进他们的住所，之华也开会回来，一进门，她习惯地用鸡毛帚掸掸桌椅上的灰尘，简短地询问了汉口联络处结束工作后，说：“你要听候分配。”又说，“秋白负责中央工作后，身体倒反好了些，就是经常埋怨自己，对一些问题没有预见性。去年十一月党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秋白曾说：‘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太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之华打开饼干筒，拿了几块饼干给我后，继续说，“他曾经常提到彭湃、苏兆征、毛泽东、张太雷、朱德、贺龙，赞扬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中国少不了他们。”之华说到这里，笑笑说，“秋白有次还开玩笑地说：‘我这种人，最好是做一个教员教教书，再不然，就当个翻译工作者。’我也笑笑说：‘等中国革命成功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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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年纪也大了，到那时还是回常州办所学校。为家乡培养点共产主义人才吧！”
自此以后，我虽又见到之华，并在全国解放后的一九六〇年在常州小营前招待所，又与之华谈到秋白的一切，但是在秋白牺牲前，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
四
秋白见到亲戚名书家庄蕴宽的魏碑写得很好，所以他也就学了北魏龙门二十品，后来又学了南魏爨龙颜、等慈寺等，以故他的字一直保留着魏意。他原先是学颜真卿家庙碑的，后因改学魏，这个碑帖就送给我了。
秋白爱刻石章，自幼看到他六伯父世璜能篆能刻，慢慢学会，后来读中学时，国文教帅史蛰夫刻得有名，他看到秋白爱好，就经心教他，所以秋白的石章也刻得很好，苍劲古朴。他自刻百双、霜、爽、秋白、铁梅、涤梅、梅影山人等。六伯父藏有鹅黄、鸡血、寿山、桃源诸石很多。记得在瞿氏宗祠吋，秋白替我刻一篆文名章，把羊字的角“M”，刻得特别大，我说角太大了，不好，要重刻，他笑着说：“角大能克敌，角大能摧坚，角大能自卫，怎能不大。”其语含意之深，至今犹铭记不忘。
秋白爱作画，白幼看父亲稚彬作画，心领神会。稚彬学四王尤喜毛石谷，颇得四王神韵。以故秋白国画风格，不脱四王规模。解放后，我在瞿秋白纪念馆工作时，看到赠同学李子宽的山水画一幅，是上海博物馆的复制品。老松数枝，浓荫覆盖，水闻一座，槛前若有人横琴抚弦的样子。隔溪幼树成林，溪水荡漾，令人有松风满耳，琴韵悠然的遐想。阁后层山叠翠。点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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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云海之外，愈看愈远，愈远愈奇。上题“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腋下自有出尘之慨，何必苦索解人耶。”下题“己未清明节子宽学兄雅属。”末署“秋白瞿爽”四宇。此画于抗日时间失去，后被人于苏州地摊上购得，不知又被日伪侦知，几被抄没。历尽沧桑，幸运地脱逃浩劫，现原件保存上海博物馆。
后闻南京博物馆又藏得一幅，经常州交涉后，拨归常州博物馆。这一幅是江声云树图，横幅一条，整个画面是滚滚的江流，间有巨石当流，波涛冲激而过，浪花怒溅，非常生动。作者仿佛对当时的社会不满，要抒出胸中革命的吼声似的。隔江秋林一带，在萧疏中具有挺秀之意。云气弥漫，亦不能掩。似虽经严霜摧残而决不为任何东西埋没的气概。笔触结构，非常苍老，较赠李子宽的一幅尤为成熟。上页录谢灵运五言诗一首，时为“丙辰承秋”。上款为“纤哥”二宇，下署瞿秋白，盖“生于戊戌”及“瞿爽”阳文小章，但不知纤哥何人。余按丙辰为一九一六年，盖秋白于无锡杨氏小学寒假后至武汉二姑处与表兄周均量研究诗古文辞之时。溯江西上，看波涛汹涌，气象万千，于是把一腔郁结，抒写于江声云树之间。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问他还作画否?他说：“此调不弹久矣。”我要他再画，他就拿出一张白纸，写了风竹图，疾风中瘦竹数竿，虽被风吹弯了腰，但刚劲挺拔，风格高尚。我说给我，他就提笔捷书“腰可弯，节不折”六宇，下暑秋白，并对我说：“留着互勉吧。”我后来带归常州，抗日战争时，全家逃湘，不知失落何处。
秋白爱好诗词，从小在金大夫人的口授下，会念不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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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有一次他念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我说：“风面过后，花总是落的，何必问其多少。”那时我读小学，无言以对。后来，又经他外祖金心芗的教导，秋白不但会做，而且做成熟了。但其受旧诗的传统影响较深，其中有的使人读了极易产生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感觉。但在他的作品中有的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如在狱中的《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是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午春再来，应有花如故。”
我认为这是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好词。尤其是“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花如故。”秋白作为一个革命者，当时虽已身系囹圄，而且死在旦夕。但他却视死如归，并坚信革命就如风雨之后的花朵，虽然遭到了无情的摧残，等到春天到来，百花仍将鲜艳地开遍祖国的大地。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心情，对革命充满着必胜信念的豪情，应该看作是共产党人的骄傲。
秋白还会下象棋，记得小时候，常常与我下棋。当时一副白骨的棋子，缺了一只马，他就用白洋烛切了一段，封上“马”字。后来在上海时，有一天晚上叫我对棋，我吃了他一个炮，结果被他将住。他笑笑说。“你不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啊。”这里他无意中又背了“老子”的名句了。
秋白喜到新世界听小黑姑娘的京韵大鼓和别人的说唱，去时每每叫我同往。他把大衣领遮着脸，礼帽压着眉，戴着黑眼镜，杂在人丛中，静静地倾听着她的唱词，细味着通俗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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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法。他也看电影，但市区的电影院不去，每每到沪西的中小电影院。他有一部留声机，喜听小调唱词及京剧名角的唱片，如谭鑫培的《李陵碑》，刘鸿生的《四郎探母》，对“躬身下拜”这一句，还能随腔哼着。我记得郑超麟还叫我买一张当时风行的露兰春的片子给他，他也很高兴。所以我理解他不但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宣传者，党的领寻者，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秋白还爱好古物。在上海时，他的挂表上老是系着一个“半两”的古钱。有一次，他问我：“你晓得这个钱是什么朝代的？”我说：“不知道。”他说：“‘半两’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汉半两，轮廓比这个要小一些，这是秦半两，大一些。秦半两是不可多得了。”又一次，他在上海城隍庙里看到一面唐代的鸳鸯葵花镜，据说是在苏州乡下购得的。
在汉口时，他与我同游黄鹤楼回来，曾感慨地況：“黄鹤楼名存实亡了，革命胜利后，一定要照原样整甚重建，保存古迹。”有一次。他突然向我谈起沪汉途中的小姑山，问我自来诗人有何名句，我一时说下上来。他说：“清朝彭玉雕打下了小姑山时，曾做过：“十万健儿齐拍掌，彭郎夺得小姑回”之句。可惜小姑山还在，而秋白却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
秋白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他研究过佛学，也研究过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也盲目地赞扬过康有为、梁启超和黑格尔。后来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参加了“五四”运动，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读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后，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有一次，他对我说：“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认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说，有兴趣去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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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后来到俄国去，也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但在俄国的几年现实生活中，别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上会，听了列宁的几次报告后，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又笑笑況，“否则也许会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秋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其他同志，办过很多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出重大贡献的刊物。最早是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办《新社会》旬刊，不久碑北洋军阀查封。他又和其他几人合办了《人道》月刊，但出了一期，又被迫停办。从苏联回国后，也遵照党的决定，参与编辑过《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刊物，在筹出《新青年》第一期时，他曾为封面上题了《新青年》三字。《向导》停刊后秋白在上海又主编了《布尔什维克》。“五卅”时期，他在上海还主办《热血日报》，并亲自写社论，亲自任编輯，亲自作校对。一九二七年在汉口时，他还与我商议，筹办一种刊物，专门刊载当时一些工农进步作家的文艺作品。后因汪精卫投蒋，宁汉合流，武汉三镇形势剧变，未能实现。
秋白与鲁迅交谊很深。在上海时，他工作虽极繁忙，但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看鲁迅。记得秋白曾经与我谈过：“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他赞扬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敢于在文艺展现上面对着蒋介石满天乱舞的屠刀，挺着胸脯真枪实弹，与之搏斗。另一次，他还说：“鲁迅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是中国劳动人民引以为无价之宝的财富。”同样，鲁迅对秋白也十分赞仰。每当秋白遭到国民党侦捕吋，鲁迅多次掩护过他，使他转危为安。他们之所以能结下如此深厚的革命友谊。主要是由于秋白自己的工作，加强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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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任，加强了鲁迅与工农结合的决心。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共同认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光明的未来。
秋白的生活也是颇俭朴的，他的写字台上常常摆一碟卤香豆、花生米。他晚上写东西时，觉得饿了，就吃几粒豆和花生米。他在上海大学讲课时，虽穿着西装，但一到家，就把西装脱掉，往衣架上一挂，换着一件日本式的和衣，穿了拖鞋，就向写字台边椅子上坐下，拿了笔就写文章。他说：“常州的麻糕、油条最好吃。”每每吃了一块麻糕就当早饭。
为了纪念秋白，我用已经不十分听指挥的手，写下了我对他比较熟悉的事情，这里既没有生动的情节，也没有鲜艳的辞藻，如果有什么的话，只油一位八十老人永远热爱他，永远钦佩他，而且水远怀念他的炽热的心。
建国三十周年日国庆节修改稿写毕于常州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始末--<<革命回忆录>>节选 作者：星火共运 更新时间：2008-4-14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始末 岳 夏
一九三六年秋，党中央、毛主席在同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两位爱国将领秘密约定互不侵犯，共同抗日，解除了后顾之忧后，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形成，采取了率领红军主力，从陕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动作，东渡黄河，纵横驰骋于阎锡山所辖的山西西部，给予阎军以闪电式的打击，歼灭了大量坚持打内战，对曰寇不抵抗的白军，缴获了武器装备补充了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特别是在白区广泛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上述目的既已达到，红军于一九三六年秋从山 西班师返回陕北苏区。不久，阎锡山在受到重创后，派人秘密同党中央联系，要求我党派遣全权代表长期秘密地驻在太原。我党中央答应了阎的要求。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知道他已同共产党中建立了联系，阎锡山对于此事，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梁化之(大梁化之)两人知道和参预其事，就是连当时阎锡山的第一助手一一山西省省长赵戴文也完全蒙在鼓内。党中央、毛主席当时派遣了彭雪枫同志化名彭雨峰为全权代表长期驻在太原。彭雪枫同志是我党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少年时代曾在西北军冯玉样部军官子弟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赣苏区所辖的阳新、大冶地区红军中任大队长等工作。不久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团长、师长、师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长征开始前不久，一直到遵义会议，担任军委作战局局长。遵义会议后，先后担任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等职务。他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政治上坚定，有十分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社会经验的优秀指挥员。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我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彭雪枫同志向阎锡山本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工作。
(二) 彭雪枫同志进驻太原后，他同延安党中央的电报是通过阎锡山所指定的电台同延安我党电台秘密联络的。“双十二”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加紧向华北入侵。由于我党中央采取了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在这种情势下，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急剧发展，我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党中央同阎锡山之间的联系也更进一步繁忙起来。双方达成协议，我党中央驻太原的代表同延安党中央之间，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络。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我率领一个电台，前往太原工作。一九三七午二月，在我们离开延安之前，毛主席曾亲自召见了我和我的爱人，在中央机要科长叶子龙同志办公室内，对我们作了关于我们到太原后，在秘密工作中应当遵守的保密纪律和我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如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绝对保守我党我军的机密，保持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准接受党外任何人的馈赠等等。我们一行五人，有我和我的爱人（她是电台报务员)、译电员锺金辉同志，勤务员雷智修（现名雷义志)同志，以及他们的不满五个月的男孩罗会宁。事前由党中央交通机构的负责人张明远同志负责为我们化装为普通老百姓，由秘密交通员熊绍林同志护送，并由张明远同志亲自陪伴我们从延安出发经宜川附近到达黄河西岸。从山西吉县对面的黄河西岸，搭乘羊皮划子在惊涛骇浪中顺利地渡过黄河，经史村等地，从侯马乘火车安全到达太原。沿途因为熊绍林同志持有太原绥靖公署发给的恃別通行证，我们在旅店住宿和火车上都没有受到盘查和刁难。我们到达太原后，开始住在山西饭店内，彭雪枫同志马上来看望了我们。不久，我们以一个家庭的形式，住进太原城西新满城第三十号内。它是一座四合院，布置得像一个达官贵人的公馆。彭雪枫同志是户主，我化名岳公远，装成彭的表弟，译电员、勤务员都装扮成彭的亲戚。由于梁化之亲自交代了太原市公安局，不仅不向我们查户口，而且负责暗中保护。在住进去以后，我们马上把一部五瓦特秘密电台安装起来，天线是伪装收听广播电台的天线。按照我们在延安时事先约定的波长、呼号，我们电台同延安电台顺利地沟通了通报联络。我们电台的电源是干电池，干电池消耗完了以后，我们就到太原市内电料行去买。我们的“公馆”还请了王梓木同志的哥哥“老王”装扮成厨师。开始一段时间内，我们“公馆”唯一的来宾就是梁化之。后来，也只增加了一个山西省地下省委的女交通员徐福静同志，她的公开身分是太原市立医院的医生。同我们“公馆”相距很近。不到两里路的一条马路旁有一座三层的小洋楼，我们侦查到是日本的特务机关，它设有通报电台和侦听收报台，它是受到阎锡山、赵戴文的特別严密保护的。
(三)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彭雪枫同志奉到党中央、毛主席电示，曾短时间内离开太原前往北平、天津去会见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北方局的负责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井就地调查华北日寇、伪军和国民党方面政治军事动态。在取得第一手材料后，彭雪枫同志返回太原，立即奉命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请示。在彭雪枫同志先后赴平津和返回延安期间，我们奉令在太原坚守工作岗位。
(四) 彭雪枫同志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从延安返回太原，着手筹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有一天，彭雪枫同志派我到太原火车站去迎接从天津返回太原的北方局负责的刘少奇、朱瑞向志，因旅客拥挤，当时我对刘、朱不太熟悉，我没有认出他们，失主交臂。等我返回“公馆”不久，他们也就接踵来到。在工农红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七十五日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在陕西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不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分途从晋西南、晋西北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的“公馆’也奉命从新满城迁到太原市内的成城中学（该中学的刘校长是共产党员，日寇侵入山西后。在我党领导下建立有名的“师生游击队”，同敌伪军作殊死战斗，屡建战功)。我们在成城中学大门口公开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牌子，正式公开办公。那时，彭雪枫同志和我们都脱下了便衣，穿上了佩有《八路》臂章的军服，并由延安派来一二九师教导营的一个排，大部分是老红军战土，担任警卫。党中央、延安总部委派彭雪枫同志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张震同志(他在“七七”事变前后来到太原，化名为张中天)任参谋兼总务科长，我任秘书兼电台台长。大约在八、九月间一个短时间内，曾三、赵品三两同志也担任过办事处的秘书。不久，曾、赵二同志因工作需要先后调离办事处。 办事处成立后，先后来到太原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邓小平政委、程子华同志、肖克副师长等负责同志。程子华同志应阎锡山的聘请，担任山西省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当时，成城中学已停办，它的前半部为八路军办事处，后半部为山西省地下省委机关，前后两部有一扇小门相通。山西地下省委负责人有彭真、薄一波等同志。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建立以前，张震同志曾奉命去济南，和山东搞统战工作的张经武同志联系，并与我党在当时韩复榘开办的“乡村建设”讲习所工作的同志联系，还传达了红军改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武装等问题。 当时，我党、我军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在太原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大体上的分工是周恩来副主席、程子华同志、薄一波同志等负责与阎锡山、赵戴文等晋军高级军政首领的最上层的统战工作；彭雪枫同志、肖克同志等作中层统战工作，对象是晋军部分高级将领、军政教育界和社会名流和中外记者；张震同志和我（在一个时期内还有曾三、赵品三两同志)作教员、学生等来访人员的统战工作。肖克同志在太原住的时间不长，他和彭雪枫同志曾向晋军军官练训班讲授游击战争战术问题。朱德、彭德怀和邓小平等同志只在太原作短时间的逗留，他们都住在办事处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后，奉党中央、延安总部命令。从陕北开赴敌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在侯马上火车，经过太原，一部分继续北上向平型关方面挺进，另一部分是改乘正太铁路火车向娘子关方向挺进。所有八路军部队都不在太原车站下车停留，而是直接开赴前线。办事处彭雪枫处长、张震同志和我经常到太原车站迎送。办事处经常派人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公署去领取枪炮弹药、军械、电台等通信器材和医药等。一般分工是枪炮、弹药、军械、地图、被服、医药器材等由张震同志去洽领，电台、电话机、被覆线等有线电、无线电通讯器材由我去洽领。我记得，我们从阎锡山的长官公署先后领到二三十部十五瓦特电台，领到后分发给途经太原的八路军部队。 一九三七年秋，我八路军一二九帅某部奇袭了阳明堡日寇的前线飞机场，炸毁了日寇二十四架军用飞机，使日寇侵华空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辉煌胜利震惊了中外。在一个时期内，晋北前线日寇空军的轰炸、扫射大为减少。在我军奇袭阳明堡机场后不久的一天，有一个国民党空军少将来办事处，进见彭雪枫处长，他用热情洋溢的感激言词说，八路军奇袭日寇阳明堡机场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空军所受到日寇空军的压力大为减少，他代表国民党空军前线司令部，谨向八路军前线部队的英勇将士致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把原来潜伏在太原城内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礼送”出境后，我们办事处的无线电台仍然经常在收报机上听到有有用日本电码拍发电报的本地电台(按本地电台和远方电台，报务员在收报机上是很容易判明的)。我们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彭雪枫处长及时作了汇报，认为在太原城仍然潜伏有日寇特务的秘密电台。彭处长立即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随即向阎锡山当面谈到此事。接着，阎锡山装模作样地下令用汽车载上侦听电台，在太原城内行驶了几遍。事后，阎向周副主席说没有侦听到日寇潜伏电台，而敷衍掂塞了事。后来，在日寇占领太原城前一星期，由于战线迫近太原，彭雪枫处长命令我率领电台和办事处招待所以及一部分等待分配工作的干部，第一批离开太原步行前往临汾。在途中每日在到达宿营地时，我们电台仍然同有关电台保持联络，此时我们在收报机上仍然收听到上述用日本电码发报的电台在原波长上出现，但已经不是本地电台的信号，而是远方电台的信号了。在太原失守的那一天，我们仍然在行军途中，日寇那个电台突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据事后了解到，日寇在太原城内潜伏的特务电台，是架设在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家中，是受到阎锡山、赵戴文的特别保护的。阎锡山、赵戴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通敌卖国的汉奸面目是铁证如山的。 在彭雪枫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的名义在太原同阎锡山联络期间，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阎锡山提出了释放被阎软禁的我党优秀老党员王若飞同志的要求。王若飞同志起先是在平、津、绥远一带负责党的地下领导工作。被傅作义逮捕关押的。阎锡山得知后，他了解到王若飞同志是曾经在我党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的有才学的人。他为了企图争取王为他效力，把王若飞同志从傅作义手中接到太原，许以优厚待遇。但是，王坚决不愿在阎锡山手下工作，要求将他释放，而未被阎答应。此时，我党中央、毛主席既已向阎提出上述要求，由于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阎为了自身的利害关系，希望同我党、我军进一步搞好关系，以对抗迫在眉睫的日寇入侵和减轻国民党蒋介石中央系对他的压迫，终于答应了我党中央的要求，解除了对王若飞同志的软禁，把王交给了彭雪枫同志，由彭派专人护送王若飞同志回到延安。王回到党中央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在彭雪枫同志同阎锡山谈判过程中，除彭本人经常到王若飞同志的住所外，有时也派我去送党中央的电报和信件，以及传达口信给王若飞同志。
(五)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国民党部队在忻口战斗中，遭受到重大损失，日寇节节进逼太原城。阎锡山扬言要死守太原城，他抽调在军阀混战时期，以坚守涿州三月驰名的傅作义将军，任太原城防司令官，在城墙上架设了近百门大炮，将四面城门紧闭，只留下一个朝南的城门设置布雷区的一条通路。结果，在日寇迫近太原城吋，阎锡山下令所部一枪不放，弃城南逃。十一月上旬，我奉令率领第一批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离开太原，步行前往临汾。我们没有弄到载重汽车运输，电台和行李沿途雇用老百姓的胶轮大车，全体人员步行前进。在第一批撤退的人员中，还有北方局刘少奇书记同行。在第一天我们刚离开太原城约二十里处，就遥望到日寇的二十四架双引擎轰炸机，向太原城内俯冲扫射，狂轰滥炸。据事后了解到，在那次轰炸中，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原址和门卫均被炸中。周恩来同志和办事处留守人员，隐蔽在成城中学内预先构筑好了的简易地下防空洞内，门岗均披炸塌幸无伤亡。我们电台每日到达宿营地时都架设天线，同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电台保持联络。因当时太原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纷纷夺路南逃，公路上人流、车马十分混乱拥挤，使我们徒步行军的速度很低。我们一共走了十天左右，才到达临汾城内，首先驻在八路军的总兵站，总兵站站长是杨立三同志。第二天，我们才进驻临汾附近的刘村镇。在行军途中，我们从电台获得太原失守的消息。 在太原城失守的前一天，周恩来副主席还坚持留在太原城内没有撤离。当晚，在日寇更加迫近，即将完成对太原城的包围，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采取不抵抗，奔城南逃时，周副主席才率领彭雪枫处长、张震参谋等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城，第二天太原城不战而陷落于日寇之手。在周副主席等在最后时刻撤离太原城时，因四面城门已紧闭，只留下南门口有一布雷区的通路，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派彭雪枫同志和张震同志到傅作义的城防司令部与傅交涉，才由傅作义亲自下手谕，并派一名军官引导周副主席一行，从城墙外预留的通路，拿掉沙袋出城，乘坐预先开过汾河的车辆向汾阳前进，与谢嵩同志的游击支队会合。周恩来副主席在日寇步步进逼，太原城危在旦夕之际，仍然留在太原城内坚持到最后一天，他那种与抗日友军共患难同艰苦、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的精神，给我们部队和抗日军民，树立了崇高形象和伟大榜样!当时汽车驾驶员是阎锡山派来的，他告诉我们赵戴文、阎锡山先后都走了，而我们不走，他很为我们担忧。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新址刘村镇，距离临汾城约十五里。是一很 大的市镇。镇内驻有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八路军学兵队和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当时，北方局刘少奇书记已同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去了，北方局由杨尚昆副书记负责。办事处除在太原的原班人员外，扩充了编制，增设了政治处，主任是汤平同志，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是黎同新同志，宣教股长是李伯钊同志，保卫股长是黄国山同志，总务科副科长是周辉同志。学兵大队队长是何以祥同志，副大队长是谢忠良同志，区队长是方中铎同志。学兵大队行政上归办事处领导，政治上归北方局领导。炮兵团团长是武亭同志(武原籍是朝鲜，他很早就来中国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和北伐战争，对我军炮兵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政委是邱创成同志，政治处主任是袁邦光同志(即袁光同志)。学兵队除由队长、教导员任课外，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也担任讲课。有时也邀请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到学兵队来作报告。李公朴先生所主办的全民通信社，记者中有周巍峙同志，还有一位姓罗的先生（已忘其名)，他们在办事处伙食单位搭伙，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都编入办事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七年冬或一九三八年春，阎锡山主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内，发生了一柱革命学生殴打托派头子张慕陶的事件。张慕陶窜到民族革命大学宣扬不抵抗主义的汉奸言论，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革命师生与张慕陶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群情激昂，在广场上包围了张慕陶，采取革命行动，予以痛打，张差一点被打死，最后才抱头鼠窜逃走了。事后传说革命师生在张慕陶住所搜出了手榴弹等武器。这一革命行动，在当时大长了该校师生的抗日士气，大灭了托振汉奸的嚣张气焰！在事件过程中，我曾几次见到民族革命大学的陈唯实教授到北方局去见杨尚昆同志。
（六）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奉命撤销的经过：办事处移驻临汾后不到半年，因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扩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朱德、彭德怀正副总司令率领下，已由陕北进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与阎锡山的第二司令长官部之间，已可以进行直接的联络，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撤销，将办事处所有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留给北方局分配工作，另一部分由彭雪枫同志率领由临汾开赴河南省确山县以西七十里的竹沟镇。彭雪枫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间，先期到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长江局报到接受任务。办事处干部、战士约六十人，由张震同志和我带领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初，由山西临汾出发乘火车从风陵渡渡过黄河，乘陇海铁路经郑州，然后改乘平汉铁路到确山县的竹沟镇。从此，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圆满地完成任务后，结束了它的光荣使命。我们这一部分转移到豫西确山县竹沟镇的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中共长江局就近领导下，担负起了另一项积蓄力量，掩护河南省委工作，准备开展豫西游击战争，相继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光荣使命。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是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在河南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周骏鸣、王国华等几位坚强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坚持在白区四面包围中的一个红色据点，组建了豫南红军独立团。是他们在党的领导和工农革命群众积极支援下战胜重重困难，坚持和保存下来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当时周、王等同志在河南省委领导下，利用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和当地工农群众有血肉相联的优越条件，在竹沟镇周围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竹沟镇是一个孤立的不到二 百户人口的小集镇。周骏鸣同志以其家乡南石滚河为中心建立了红色武装，按照国共两党协议，我党南方八省游击部队统一改编，我们到此前，他们已经改编、扩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延安党中央派出了一批优秀长征干部与抗大学生，分别参加团、营连三级领导，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赴准南路东一带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共中央、毛主席命令即编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我党我军随后就以新四军八团队后方留守处的名义，把竹沟镇变成了一个培养抗日游击战争干部、收集武装、训练部队的基地。这一弹丸之地，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先后派出了不少抗日武装奔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计有新四军第五师的大部，新四军第二师的一部，新四军第四师的一部，为在长江以北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到达竹沟镇后，彭雪枫同志以八路军参谋处长名义处理八团队改编出征后善后工作，由王国华同志任八团队后方留守处处长，张震同志以留守处参谋长，我以秘书长名义，立即投入紧张的培训干部(开办了两期教导队)，从剿匪中收集武装，训练部队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分两批：第一批先遣队七十余人由肖望东同志率领，第二批本队约三百人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由彭雪枫同志亲自率领挺进豫东敌后，在开封附近睢杞太地区同河南省委委员吴芝圃同志所领导的豫东军区抗日第三支队会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后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后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一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黄克诚同志任政委。皖南事变后，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在豫皖苏边区和皖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经张震同志校阅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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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什么？校对时应该去掉吧
以上贴出的内容是《革命回忆录（一）》的一小部分，请同志们看制作好的完整的电子书。
[ 本帖最后由 沁竹 于 2008-10-28 21: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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