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拉美尖锐复杂而又肮脏的阶级斗争，往往在学者的文章中得到某种漂洗，本文作者对其女友玛丽莲的追忆，无意中给我们描绘了哥伦比亚地主武装与革命游击队残酷斗争的现场，资本主义制造的人间苦难让人难以平静！
他们在一辆汽车上相爱。然后，贾森·豪发现他的女朋友玛丽莲过着秘密的双重生活——她是哥伦比亚政府支持的右翼准军事组织杀手，暗杀左翼游击队的同情者外，她也为钱杀人。这段特别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最后玛丽莲被同伙用石头砸死。死时年仅25岁。
“我不问任何问题。只要给我钱就行。通常干掉一个人的价钱是300美元，最多的一次，有人付给我500美元。你知道吗，雇佣我的通常是女人，她们妒忌丈夫在外面的情妇。我主要使用手枪。骑摩托车，经过目标，朝他们的头近距离开枪，然后离开。有时，我也用刀。但是，刀用起来比较难，需要更大力量，有时需要别人帮助。”
在每一段新恋情的某个时候，你的女朋友会希望和你分享一个秘密，通常，它和性有关，比如她曾经有过多少个男朋友（数量往往会被大打折扣），类似的事情。通常，这个秘密会改变这段恋情的性质；诚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假如你的女朋友有着更黑暗、更危险的秘密，远比放荡轻浮更为严重呢？我坐在酒店的床上，点燃一支香烟，听着刚和我做爱的女孩告诉我一个会让任何人震撼的秘密。这是一家廉价酒店，位于哥伦比亚混乱的毒品产区。到处充满战火的硝烟。
我到哥伦比亚已经几个月，目的是来此学习做一名摄影记者。不是通过去大学上一些枯燥的理论课程，或者坐在舒适的摄影棚里拍摄静物，而是直接深入最前线。在这个国家历史上，和平时期非常罕见。过去40多年里，一个受左翼思想启发的游击队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直在和政府打仗，通过绑架勒索、征收非法可卡因贸易税等方式筹集资金，扩充力量。富有的地主和毒枭频繁被FARC绑架。后来，地主们也培养出一些右派敢死队，统称AUC（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这些保卫地主的私人军队或准军事组织（当地人称para）得到政府高层和军队的支持。政府暗中煽动他们和FARC游击队进行肮脏战争。这场三角战争让哥伦比亚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过去40年，超过20万人在战火中丧命，超过3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两周前，哥伦比亚政府军跨过边境，到厄瓜多尔境内绞杀FARC游击队，引起两国外交危机。把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也牵扯进来。
将这场漫长残忍的战争简单说成毒品纠纷，对哥伦比亚人民是不公正的。战争的根源是这个国家普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庞大的工人阶级生活在贫困中，少数富人控制着全国超过90%的土地、工业、商业和财富。我的目标是深入实地，接触各派别的人，拍摄他们的真实面貌，尝试解释拉丁美洲长达40年的冲突。
我的旅行从一个FARC势力强大的地区开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终于说服游击队让我住在他们的营地里。我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目睹了他们和政府军的交火。现在该去寻找他们的死对头，右派准军事组织。我朝普图马约出发。这座城市是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中心，也是FARC和准军事组织持续冲突的地方。然后，我从普图马约乘汽车去阿西斯港。路上，我认识了一名同车的乘客，一个美丽的哥伦比亚女孩。她告诉我，她叫玛丽莲，刚去普图马约买衣服回来。我解释了拜访阿西斯港的目的。玛丽莲告诉我，她在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都有朋友，可以帮助我。她邀请我去她家住。她家在城郊有一家店铺和一家酒吧。我深受玛丽莲吸引，但并不知道我们会变得多么亲密。
接下来几周我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去野外拍摄古柯田和准军事组织。下午，玛丽莲和我经常一起坐在吊床上。我们握手，亲吻，但是仅此而已。最后，我的时间和资金用完了，必须返回英国。道别时，我承诺一定会返回，玛丽莲告诉我，我现在已经是她的家人了。
6个月后，我又回到哥伦比亚，决定更深入调查这个国家的冲突，了解尽量多的信息，或许写一本书。我回到阿西斯港，打算和玛丽莲及她的家人待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想到短短6个月，一切已经发生变化。玛丽莲告诉我，她已经加入AUC，在附近一个叫埃尔泰格的村子参加了和游击队的战斗。她的一位女朋友在战斗中被杀。战斗中还有25名准军事组织成员和15名游击队战士送命。战斗结束后，整个村子的人都逃走了。玛丽莲的哥哥现在在一家古柯农场工作，睡觉时枕头下面放着手枪。我并不觉得这些消息特别令人震惊。毕竟，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冲突和暴力的国家。决定你站在哪一边的只有运气。
几个月过去。我四处旅行，执行采访计划。我拍摄的照片获得好评，并在一个国际新闻比赛中获奖。有人建议我去伊拉克报道战争。于是我又飞往伊拉克。在巴格达每天遭遇汽车炸弹和火箭炮袭击，这样过了6个月，我突然渴望返回哥伦比亚。
和玛丽莲偶然相遇1年后，我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回到她家。我和她父亲一起喝着冰啤酒等她回家。然后，我们带着她的4岁的女儿娜塔丽来到她家背后的小河边。娜塔丽在水边玩耍。我们牵着手在岸边散步。我觉得气氛有点儿变化，但是，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我问玛丽莲，如果我住在酒店而不是她家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不同。她同意说，这会方便我们在一起。于是，我找了一家酒店。那天晚上，她来吃晚餐。我们坐在阳台上，分享一瓶红酒，听着夏夜昆虫的合唱。我感觉，1年的基础工作终于要见效了。当晚，玛丽莲留在酒店过夜。
玛丽莲的家乡阿西斯港靠近赤道。空调是昂贵的奢侈，而我穷得叮当响。狭小的酒店房间又闷又热，我们紧靠着躺在床上，汗水打湿了床单，街上商贩叫卖的声音和汽车的喧嚣声透过窗户飘了进来。玛丽莲说，她有事情要告诉我。
她的告白让我既兴奋又困惑。她解释说，我在伊拉克的几个月里，她在AUC的角色已经改变；她加入了城市武装，变成了一名杀手。她现在的工作是铲除告密者和叛徒。迄今为止，她在该地区已经暗杀了至少10个人。我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玛丽莲透过蓝色的烟雾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似乎等着看我的反应。奇怪的是，她的告白并没有预期中的冲击力。我没有惊恐得退缩。过去几个月，在哥伦比亚和伊拉克每天耳染目睹的暴力似乎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对死亡或苦难无动于衷，但是，我显然已经不再容易大惊小怪。受害者和胜利者、叛军和难民之间的差别，常让人觉得只是看法的差别。
我一直喜欢和“行动者”为伴。我猜那些行动者，无论游击队还是准军事组织成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概都是为了各自的信仰。虽然后来我的感觉发生巨大变化，对玛丽莲的告白，我的最初反应并非反感，甚至有点儿赞同的意思。我大概觉得，对于一个战地恋人，她算是非常之“酷”。
她总是带着手枪来我的酒店房间。一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我想，那时自己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的行为的真正后果。我很年轻，喜欢冒险刺激。我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真正的完全卷入这个国家冲突的人。和我同床共枕的女人是一个雇佣杀手，她的手枪就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看她从皮带上摘下手枪，脱下牛仔裤，钻进我的被单，无论如何，我无法把臂弯里的女人和我在当地太平间里看到的尸体联系起来。他们的脑袋被打碎，凶手开枪距离很近。闷热的热带气候、当地酿造的朗姆酒、高纯度的可卡因、躺在我身边的22岁妙龄女子，这一切让现实和幻象模糊起来。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在一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里。
一天早上，玛丽莲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她说服一个朋友帮助她肢解了她受雇杀害的女人。被害者并非告密者或叛徒，而是她的一个朋友的情敌，她杀她完全为了钱。她面无表情地对我描述血淋淋的细节，现实突然把我踢醒。我发现自己对她的感觉变了。浪漫的光辉开始褪色。她不再是战争中一个无奈环节，而已演变成冷血的雇佣杀手，为钱而夺取生命。
虽然我仍然觉得她很有吸引力，希望和她在一起，但是我的脑袋里有东西已经在抵触。换了别人，或许早就萌生反感。现在，抗议的声音也终于钻进了我的脑袋。过去一年，我拍摄下了她和女儿在河里游泳、她给她讲故事的画面。现在，我记录下的影像几乎全是关于她生活的另外一面。在我心里，她已经逐渐变成采访对象。说实话，我变得有点害怕她，这种感觉的转变不无自我保护的成分。
我问玛丽莲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谈谈她的生活和工作。她拿着手枪，坐在摄像机前，允许我记录下我们的对话。我问她是怎么牵扯进准军事组织，为什么决定加入？她是如何被说服成为杀手的？她杀死第一个受害者的感觉怎样？一开始她有些忧郁，随着故事的展开，她讲述起来愈加流畅自信。
她告诉我她加入AUC已经两年。AUC控制了她居住的城市和周围几个村庄。过去几十年，该地区的其他城镇和村庄则大多被FARC控制。上世纪90年代末，准军事组织进入阿西斯地区，试图夺取游击队地盘，尤其是富饶的古柯产地。与此同时，在持续的流血冲突中，当地人继续他们的生活。利润丰厚的古柯种植业将更多人从南哥伦比亚吸引到该地区。被卷入战火的当地居民只有两种选择：忍受暴力；逃跑，或者加入暴力组织。在这个只有用枪才能换取尊重的地方。玛丽莲之类的年轻人选择和强权为伍。他们中许多人在冲突的漩涡中出生长大，最终成为牺牲品。
玛丽莲直言不讳地告诉我AUC在当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古柯资源和毒品贸易带来的金钱：“拥有最多钱的组织就是最强大的。AUC和FARC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古柯，所以他们才激烈争夺对古柯产地的控制权。”她说她之所以选择AUC，是因为FARC成员主要生活在丛林里，游击队的生活比较艰难，“他们总是被政府军和AUC追击。但是，FARC也不乏女性成员。”
当AUC刚来到玛丽莲居住的镇子时，当地人还对他们充满恐惧。后来，玛丽莲认识了几个AUC成员，通过他们和地方长官成为朋友。她开始给他们提供情报。告诉他们谁是游击队成员，谁暗通FARC.不久，她离开了学校，加入AUC，并进入AUC的培训学校。这类学校由退役军官开办。课程和正规军一样。玛丽莲说：“训练非常艰苦，无法通过的人会被杀死。我在学校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使用7.62和5.56毫米自动步枪。”
2001年末，经过几次大屠杀后，准军事组织夺取了对众多村镇的控制权。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正规军和准军事组织暗中勾结。2001年，为避免大屠杀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准军事组织改变策略。他们停止实施大规模屠杀，而是选择性地暗杀死亡黑名单上的人。这些黑名单通常由游击队叛徒或军队情报机构编撰。因为策略的变化，玛丽莲从士兵变成杀手。
她说促使她参加AUC的原因之一是她想看自己是否有杀人的本事：“我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在远离家的丛林里……穿着迷彩服，背着步枪，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害怕。准军事组织的人不在乎杀人，这对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然而，如果做平民，得不到任何尊重。”在玛丽莲看来，恐惧和尊重似乎是一回事。她说：“对平民而言确实如此。”我问她：在其他社会，人们因为善良或慷慨受到尊重，可是在这里，谁的枪大，谁就受尊重，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悲哀，当然。但是，谁不想得到尊重？”
我问她：“你家人怎么看待你的职业？”
“他们劝我别做这行。尤其是我母亲。后来我被她唠叨烦了，告诉她，这是我的生活，我就是这样子，永远如此。”
“杀死第一个人时，我害怕，恐惧。但是，杀人也是一种义务。如果你不杀别人，他们就会杀你。杀第一个人只为了看我是否能办到。所以第一次很困难，我杀的第一个人跪在地上哭着求我说：‘不要杀我。我有孩子。’所以很困难，让人难过。但是，我如果不杀死他，AUC就会派人杀我。杀死那个人后，我全身发抖，吃不下饭，不能告诉任何人。回家后，我不停想到那个人求饶的情景。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起来，闭门不出。但是，时间慢慢会让人忘记一切。我的上级总是说：‘别担心，第一次都这样。当你杀第二个时，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我还是会发抖。”
“第二次，稍微容易一些。他们有种说法，‘如果能杀死一个，就能杀死更多。’”
“你必须消除恐惧。现在，我仍然在杀人，但是已经不再有感觉。我觉得很正常。我有杀人的义务，我受人派遣。组织之外的任务，不存在义务。我现在只为钱工作。现在我每次杀人都得到报酬。为组织办事时，他们每个月付给我钱；无论杀几个人。现在，每次杀人都可以得到现金。我不问任何问题。只要给我钱就行。通常干掉一个人的价钱是300美元，最多的一次，有人付给我500美元。你知道吗？雇佣我的通常是女人，她们雇我干掉丈夫的情妇。我主要使用手枪。骑摩托车，经过目标，朝他们的头近距离开枪，然后离开。有时，我也用刀。但是，刀用起来比较难，需要更大力量，有时需要别人帮助。”
“是的（我曾杀死过我的朋友），因为他们打算杀我。他们告诉我要小心，因为他们为另外一派工作，和游击队有联系。所以，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我请求AUC把任务派给我。AUC做过调查，证实我的朋友确实在为游击队工作。所以我杀了他们。那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参加了死者的葬礼和守灵。看见他母亲哭泣，想到自己就是带给她痛苦的人，我也觉得难过。但是，这就是她的命运。就像AUC学校教导我们的：‘先顾自己，然后才是其他人。’我一共杀了23个人。”
我问：“如果你的家人也加入游击队，你会杀他（她）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有些犹豫，“但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们也具备杀人的能力。即使他们是家人（也必须死）。干这行没有任何事情是肯定的。”“就是说，没有人的生命比你的重要？”“我的生命、我父母的、我女儿的，我最亲的亲人的生命都很重要。但是，遥远的亲戚，比如表亲……如果他们加入另一方？不。因为他们要杀我。”
听着这个曾和我如此亲密的女子的描述，悲哀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玛丽莲是环境的极端受害者。她追求刺激和冒险的个性使她开始接触准军事组织。那些人对她实施了洗脑。让她不再尊重生命，无论是他人或是她自己，甚至她家人的生命。但是她牵强的借口更让我愤怒。我告诉她，她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弊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她，只觉得生气、烦闷，无法不去指责她。
把她变成简单的采访对象也不管用。我似乎不能置身事外，剥离自己的感情，客观看待一切。我已经走得太远。我很珍视这段曾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我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高昂的。我认识到，过去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是特别的。通过它们，我对哥伦比亚的感情加深了，对这个被多数人误解的国家的理解更全面。但是，我觉得自己也丢失了什么东西，并因此永远留下伤痕。
我返回伊拉克，然后又去阿富汗报道战况。1年的时间里，我和玛丽莲经常交换电子邮件。她总是问我去了哪里，叮嘱我不要忘记她。她告诉我，采访后我对她说的话对她冲击很大。没有人曾那样对她说话，真正地质疑她的人生选择。她告诉我，她确实想重新开始，但是她知道，AUC不允许成员退出，除非是死。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她的邮件，开始觉得担心。我决定返回阿西斯港，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踌躇了好长时间，我终于鼓起勇气开车去她家。我很好奇，她是否已经脱离了AUC，开始了新生活，更可能的情况是，她终于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鉴于我对她的可怕过去的了解，我对坏消息多少有所准备。但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消息会让我多么困扰。
发现我站在大门口，她的家人显得有点惊讶。她父亲证实了我的恐惧。他眼含泪水地告诉我，玛丽莲死了。她被人从家里绑架走，被人用石头砸死。绑架者用石头砸碎了她的头，然后向她开枪。死时，她只有25岁零两个月。第二天早上，她的女儿娜塔丽———现在已经6岁———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孤儿。玛丽莲的父母第3次失去了女儿。她的哥哥悲痛欲绝，不再说话，外出时，甚至不能自己吃饭。
玛丽莲并非被复仇者杀害，处死她的人不是她从前杀害的人的亲属或同谋，而是她的AUC同伙。她被石头砸死，这是AUC用来处决“告密者”的标志手法。她最近的男朋友是一名政府军士兵。当政府军和AUC暗中勾结，与FARC争夺对普图马约地区的古柯地的控制权的时候，这种关系对AUC很有用处，可是，当双方因为利益闹翻，她和男朋友的枕边话还在继续，这就足以给她惹来杀身之祸。
玛丽莲的死让我深受影响，因为，我也曾和她分享枕边话。我们曾是朋友和爱人。我们的生活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然而，哥伦比亚肮脏的战争把我们俩都拖了进去。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真正的感觉。我是否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感到遗憾？但是，她曾经杀害那么多人，这种结局是否算罪有应得？我是否在回忆我们之间的对话，回忆她写给我的电子邮件？其中她多次谈到如何摆脱过去混乱的生活。我是否希望自己曾经更努力地帮助她？我是否为她的父母和她漂亮的女儿感到遗憾？等她长大后，有一天她一定会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被杀死。我是否在回想知道她的杀手身份前亲吻她的感觉？我是否在想象她的脑袋被石头砸破的样子？或者在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象？事实上，我在想着、感觉、想象上述全部事情。与此同时，我知道，无论她的家人感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她都曾经许多次地给其他人带来同样的痛苦。
回到酒店，我点燃香烟，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对战争、前女友的回忆在脑袋里旋转。
第二天一大早，玛丽莲的母亲和她的女儿———都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拿着花———带我去看她的墓地。她的棺材安放在一个混凝土盒子内，就位于她姐姐的坟墓上方。她姐姐也在内战冲突中被杀。在这个地方，人们死去的速度远超过墓地的容量。旁边有一个小得多的坟墓，里面安葬着玛丽莲的妹妹，她3个月大时死于疾病。玛丽莲母亲牵着外孙女的手，看着3个女儿的坟墓，我无法想象她此时的感觉。
我原计划深入普图马约古柯产地，拍摄更多准军事组织的照片。现在看来这样做已不明智。过去玛丽莲总是在旁指点我，警告我什么时候该收手。我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她的生活和死亡的真相，但不想因为向错误的人提出错误问题而送命。
当天晚上，晚餐时，一个当地人告诉我更多关于玛丽莲的事情。她一边喝汤，一边告诉我，玛丽莲和AUC的联系比她向我坦白的更早。当地人相信，她参加了对埃尔泰格村的屠杀。有26名村民遇害。许多受害者被肢解，开肠破肚后扔进河里。我买了最早的一趟航班的机票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从窗口看着下面的阿西斯港渐渐消失。飞机钻进云层。我的iPod里传出歌声：“这座城市让我们疯狂，我们必须离开。”
我坐在9000英里外的阿富汗喀布尔的酒店房间里，在笔记本电脑上写着这篇文章。此时，我已开始报道另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我问自己，玛丽莲的故事的结局能否有所不同。她被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果真是因为向政府军告密？还是因为如她在电子邮件中暗示的，她希望脱离AUC，开始新的生活？
我希望相信后者。我希望相信她悔改了。我希望相信她并非冷酷无情的邪恶杀手。但是，我想骗谁呢？
文：JasonPHowe译：宇
[ 本帖最后由 sosolp 于 2008-3-25 20: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