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早贪黑上大专,还是身心愉悦干革命——中修是如何兜售个人能力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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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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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社会上的年轻人充满焦虑,就是资产阶级大力兜售个人能力论,用成绩来分化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产生自我怀疑,进而稳定资本主义政权,达到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要打破这一现状,广大无产阶级就要认清个人能力论反动的真面目,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通过一个工业化的组织联合起来,在路线斗争中紧跟正确路线,锻炼自己的能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踏踏实实完成工作,最终扭转这一局面,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
2、革命者既然组织起来了,就不依赖个人能力解决问题,而是依靠先进的组织关系克服重重困难。在先进的组织关系中,同志们在坚定革命立场的基础上,逐渐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才能长期持续地坚持革命事业,十年如一日在机会主义者或者部分自发群众看来很困难,但对于自觉的革命者来说,只是他们习惯的日常罢了。这样的自觉性,会在没有正确路线的时候总结出正确路线,在面对困难似乎无计可施的时候抽象出新方法论逆转破局。而赤化培养更多这样先进的革命同志,正是地下革命家组织,先锋队聚少成多,乃至形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发展到最后先锋队消亡阶段的核心方法论。

什么是个人能力论?就是认为个人单打独斗能够在阶级斗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主义社会,个人能力论的主要体现就是唯努力论,这实质上与天才论是一路货色。根本上都是极力贬损组织作用、分化瓦解群众的学说。

以中修较为普遍的升学为例。无产阶级起早贪黑却只能上大专、二本的现象为什么普遍存在?部分批判仅限于什么“教育资源分配”,更有甚者,说什么无产阶级天赋不行、假努力。为了进一步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中修的肉喇叭们制造了所谓应试教育和快乐教育的对立,然而在占了绝大多数的县城、乡镇学校(当然不是说大城市的学校就不是这样),既没有应试,也没有快乐。资产阶级一面宣扬着“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实质上却在尽一切努力去阻碍学生提高分数。教师水平、教育资源尚是其次,这样的学校完全不把学生当人。放假是以小时计的,吃晚饭和洗头是需要二选一的,睡不着是要被处分的。除此之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对提分毫无意义的跑操、站着早读、训话,穷尽一切手段来奴化无产阶级。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够保持较高学习效率的可能性几乎为0。这不是应试教育,而是向中修表演吃苦。无产阶级想在这种环境下学到知识更是不可能。

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这么做?资产阶级一面兜售着天才论,把资产阶级的聪明大脑们捧成超天才。然而他们最清楚,任何所谓的天才都是通过后天的训练学习得来的。而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就要鼓吹天才论,鼓吹资产阶级的天才,把无产阶级贬为愚昧、无知的下贱角色,那么就必须动用手中的专政权去剥夺广大无产阶级进行这种训练的权利。这与一小撮无产阶级能够取得较好成绩并不冲突,因为用成绩来分化无产阶级也是一个目的。

这启发我们,广大无产阶级的思想、智力,是被牢牢压制着的。资产阶级取得高学历、高收入乃至居于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个人能力多么强,而是他们有组织地镇压无产阶级。可见资产阶级鼓吹的个人能力论,是离不开反革命组织这个根基的。无产阶级决不该为自己起早贪黑上大专而自我怀疑。这恰恰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必然。这种压制,是机会主义无所作为的挡箭牌,只要搬出“资产阶级压迫”这句原则正确的废话,就能为自身数十年如一日的低水平反复辩护。为什么我们支持小组建党?因为中修压迫导致我们能力不足以更进一步。 而对于马列毛主义者而言,这种压制恰恰证明了个人能力论的破产,证明了组织的重要性,证明了后天的长期锻炼才是自觉性的来源,证明了广大无产阶级实际蕴含着改天换地的伟大智慧!

这种智慧,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组织中得到发挥。寻淮洲家境贫寒,在军政府统治下只念完了高小,参加革命后却能生擒张辉瓒,22岁即担任军团长,正面击败黄埔三期的王耀武,为土地革命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粟裕考取湖南二师时,因为错过船期,只能流落街头,参加革命后却能领导新四军、华野,成为日伪顽的心头大患,在解放战争中能够不断提出正确意见,策划和指挥了几乎所有的大歼灭战。

一旦陷入个人能力论,就必然产生消极情绪。许多人遇到挫折、失败,要么把责任归咎于自身的判断和失误,对于自身的问题抓得很紧。一旦犯了什么错、提出不了正确意见,就要求罢免、辞职,好像是处罚的越重越好,就越能解决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方志敏。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面对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他敢于发动弋横暴动,建立工农武装,发展闽浙赣苏区;面对曾洪易推行王明路线,却只甘于做裱糊匠,只敢抵制不敢斗争,使得闽浙赣苏区在围剿中越打越小;在红十军团被困怀玉山时,优柔寡断不敢强行要求军团长突围,致使全军覆没,被俘就义。在狱中,他仍向中央要求处罚。可见,革命者不从切实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被困在个人能力论的泥潭中,代价是多么惨重啊!革命就是路线斗争,自觉力量没有占领司令部,武装起义必然失败。方斗不过曾,是因为方只念了中学,而曾喝过洋墨水吗?从来不是,而是因为曾背后是自发性司令部,是党内机会主义裹挟着自发势力不断地推行王明路线。想要战而胜之,就必须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问题,就必须团结愿意追随正确意见的同志形成自觉性司令部,在与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中不断提高自身自觉性。同时,也要做好对本级、下级组织的赤化工作,保证自觉性源头能够在本级组织产生。如果当年的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团、乃至新四军有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即便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也能产生自觉性源头,能够及时斗争机会主义,那么十军团覆灭、皖南事变这些悲剧都可以改写。然而,方志敏却走向了反面,陷入单打独斗乃至于去给机会主义的烂摊子兜底,自己疲于奔命,疏于对下级的赤化工作,没有发展出自觉的组织关系,最后导致原本反对王明的同志们也逐渐看不到希望,向自发势力投降乃至堕落为机会主义者。

而乐观、积极的革命态度,正是建立在对路线斗争、对自觉性的正确认识上。自觉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在组织建设中不断坚定的革命立场,在路线斗争中锻炼出的主观能动性。粟裕的自觉性正是从长期的路线斗争中产生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反对杀大户,改收抗日捐,发展两面政权的时候,遭到了机会主义的强烈反对。粟裕与之决裂,分出来的游击区也就成了苏中根据地的基础。抗战时项英反对中央意见,是粟裕保存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不敢于长期坚持艰苦的群众赤化工作,就不可能于机会主义决裂,就不可能推行正确的路线,那么黄桥战役、苏中反清乡也就不可能胜利了。解放战争中,他对毛主席的两次外线作战计划进行了符合实际的调整,最后在内线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将原先的南线决战改为在江北进行,策划了淮海战役。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困难我们难以想象,但是把它看作一种正确意见的提出就不遥远了。每个革命者,只要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在路线斗争中不断掌握辩证法,就能够从正确意见的追随者逐渐成为正确意见的提出者,成为自觉同志。

广大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只能在革命组织中得到锻炼。因此,建立一个地下革命机组织刻不容缓,在这个组织内,通过路线斗争和义务劳动来锻炼成员自觉性。一旦有足够多的自觉同志能够满足全国一盘棋革命的需要,就进入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就要向地上派出代办员,建立以经济互助面目出现的地上群众组织,以战斗值班和义务劳动筛选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送入地下进行进一步灌输,发展为组织成员。以自觉同志组成的地下暴力力量进行地下执法,保卫党组织,对威胁地上组织、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执法,逐渐蚕食中修基层政权。在长期的地下执法下,一旦清除了一定区域的反动势力,就会产生红色据点。待全国范围内都存在大量的红色据点时,红军和武工队就要发动公开的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又能够使得翻边战术能够系统性进行。这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该阶段,不断发动翻边战术,就能够不断削弱中修,逐渐扭转敌我力量对比,进入战略反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