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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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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医疗事件集锦及分析
最近，医疗领域又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具体情况如下，一名结肠癌患者对于治疗效果不满意，在锦旗中藏刀，原本意图报复负责诊治自己的医生。结果当日这名医生不在，该患者遂转向针对医生的无差别伤害，隔壁诊室一名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医生因行动不便，被凶器多处刺伤，伤情严重，进入ICU抢救。
这个事件无疑是近期医疗矛盾不断加剧的又一体现。前段时间，还接连发生了“韩杰医生事件”、“口腔医生血泡事件”。这一连串的医疗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是“韩杰医生事件”，除外众所周知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关注。就是本次为患方打官司的大象律所，其作为专门负责医疗官司的律所，居然宣称“只要有需要，想要医生坐牢就坐牢，想要医生赔钱就赔钱”。此案中更是有传言称，患儿其实是在转诊途中意外死亡，疝是实行抢救胸外按压所致的。患儿家属在律师指引下，专为索赔金额弥补损失，所以才不经尸检直接将尸体火化，然后提起诉讼。此传言不论真假。但是毫无疑问揭露了，医疗官司产业链条化的危害性。
其次是“口腔医生血泡事件”，此事件值得关注的点，可以重点放在医疗专家团队对于口腔医生的责任告知，说“既然看到了患者本身有血泡，就应该想到背后原因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所致的，没有尽到检查和告知义务，产生的漏诊结果，自然需要首诊医生来承担”。且不论漏诊定罪论、首诊负责制在执行层面是多么的荒唐。这些荒谬的、专门用来推卸责任的、用来压迫人的制度，却正在逐渐变成对医生（医疗行业工人）的标准要求了。
上述是医生视角，我们还要从患者视角下，去看如今的医疗领域下的问题。
有一个令人提起来就心痛的事件——“小洛熙事件”，一个可爱的婴儿本来不需要手术，结果却死在了心脏病手术的手术台上面。究其原因，除外陈某（负责医生）个人的极大罪行，更包含中修医疗制度的严峻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三甲医院，让一个主任医师都看不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呢？是在利润挂帅之下，中修医疗制度对于三甲医院和主任医师安排有考核制度，医院要看手术台数，看手术成功率，更要看三级手术（手术术式复杂风险大）的完成数。有这样的制度，必然有铤而走险、只为个人利益的人，将不需要手术的婴儿推上手术台，将本该简单操作的手术变成了复杂的手术。
二、中修医疗体系的制度性问题
僵化的医疗制度
医院和医生面对中修僵化制度下的层层考核，要注意手术成功率，还有疑难手术完成数、工作量、病历规范、医保控费等指标。这看似是在追求医疗质量，实际却常把复杂的医疗判断机械化。在这种制度下，医生要同时承担漏诊误诊、病历追责和手术风险等多方面责任。为了规避风险，医生会倾向于扩大检查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患者认为医院做检查多原因。当遇到医保的限制时，医生又因无法充分检查而选择转诊，把责任推给其他科室或者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要面临过度检查的负担，还会遭遇不给查、不给治、让转院的困境。医疗改革的种种制度，本应服务于诊疗，却在中修的管理逻辑下越来越形式化，在资本主义利润挂帅的逻辑下，不是从患者真正获得救治的需要出发，而是从责任风险和成本控制出发，医患双方都成了这套制度的牺牲品。
对医疗行业工人的系统性压榨
医生不是站在患者对立面的群体。多数一线医生本身也是被高度压榨的劳动者。医学本科通常五年，之后还可能经历硕士阶段，以及实习、毕业考核和规培。规培生承担大量最苦、最累、最琐碎的工作，却处于倒贴上班的状态，成为医院体系中的廉价劳动力。完成规培后，一线医生同样面对高工作量、高责任、高风险、低收入和长期精神压力。而医疗事故发生时，医院管理层和制度设计者美美隐身，直接暴露在患者愤怒面前的却是一线医生和护士，医患关系的紧张正是在这机制中不断加深。
还有医院中的清洁工、护工、搬运工等医疗行业工人，很多都是劳务派遣，也就是外包，他们受到了更深的剥削和生命健康风险。他们工资低、保障差，又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知识和相应防护，很容易在不知情状态下感染疾病。其中救护车和急救系统尤其暴露出中修医疗制度的矛盾。急救本应是高度专业且风险高，直接关系公共生命安全的公共服务。但实际运行中，急救中心大量依赖低待遇的外包人员，比如急救司机，甚至急救医生、护士。这些人员工资低责任却不小，平时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24小时轮班、节假日值班，出了事故还要第一时间被问责。
患者看病难与看病贵
对患者而言，中修医疗体系首先表现为看病难。基层和小医院的医疗资源、设备与医生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本可及时处理的疾病难以得到有效诊治，“小病治不好，大病难医治”，在群众眼里这些小医院完全是不靠谱的形象。这就导致人们生病感冒这种事都往大医院跑，而大医院医疗资源高度集中，挂号难、床位难、住院难。导致托关系看病，黄牛号，医院床位爆满，住院部走廊里都是床位，就这样托关系才能住院。医疗资源并没有按照群众需要合理配置，而是在稀缺和不平等中被分配。反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那个医疗极度匮乏的年代，诞生了以人为本的赤脚医生制度，从人的需求出发，去解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
其次是看病贵，现在医保控费越来越严格，许多药物报销受限，医院能够开具的药品受到集采和目录限制。部分患者不得不在院外购药，又面对价格上涨。一次大病、一次手术，就可能耗尽普通劳动者多年的积蓄，甚至导致因病返贫。当患者长期承受这种看病的压力，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或救治不及时，愤怒便集中到最直接接触的医生和医院身上。个别极端事件，包括针对医生的暴力报复，正是医患矛盾被长期积累、又被错误转移后的社会乱象。中修惯于把责任归咎于个别医院、个别医生或“医闹”，而不是医疗资源分配，人员待遇，是为了掩盖背后的阶级矛盾。
三、利润挂帅导致医疗乱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医疗首先是一个利润挂帅的产业，其次才有救死扶伤的功能，而其救死扶伤的功能也是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样的利润挂帅指导下，看病治疗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专为解决患者的医疗矛盾而办事。小病甚至没病，医院也会给你开售价高昂的一堆药，看病途中也是在医院东跑西奔，简单的流程被拆烂，就是为在此过程好多收取各种费用。大病更是如此，医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修为剥削利润，越来越严格化医保制度，住院不能超出规定的限期，否则进行罚款，对治疗方案也有配额限制，即便有更好的医疗方案也可能不进行采用，所以总结就是：患者是死是活无所谓，赚得利润最关键。
患者如此，医生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陷入原子化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将人们推入只为自己卖命的泥潭当中，让无产阶级失去自身的战斗力。医院中也是如此，中修统治下的医院中对医生有着考核标准，而考核标准直接关乎着一个医生的晋升、工资等等，不能不重视。比如对手术有着手术成功率，手术失败会降低手术成功率，手术成功会提高，医生为自己的饭碗，必然会进行相当多本不用手术的病情，对于一些需要手术但高风险失败的情况也会选择不进行手术，防止手术成功率的下跌，从而提高考核的标准。
可见，患者在这样的资产阶级医疗制度下，必然会对看病治疗产生恐惧心理，在实际的看病过程也会发现医院往往并不会直接帮助自己解决病情，但又因为资产阶级专政下极度无权，往往只能对着医院增加矛盾。而医生为维护自己的职业利益，往往不去也不能直接帮助患者解决病情，而是选择有利于自身考核指标、经济利益的方法去进行治疗，而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医生本身也是失权的无产阶级，也处于极端无权的地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患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所以才会发生诸如贵阳医院医闹事件、韩杰医疗事故、和最近的南京医科大学生跳楼轻生事件等等。
四、问题根源——医疗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丧失
但是情况难道从来如此吗？不，根本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赤脚医生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长江中下游的血吸虫病困扰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正是靠广泛扎根基层的赤脚医生付出的努力，挨家挨户的宣讲指导消杀，最终控制了血吸虫病。毛主席的诗词——“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就是赞颂伟大的赤脚医生制度。
在1976年后，中修资产阶级就发动政变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自此中修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握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医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必然浸透着中修资产阶级的臭气，成为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中修通过资本主义医疗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两方面专政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即便是存在着所谓中修“医保保障”报销的情况下，依然极其高昂的医疗费用要夺走无产阶级的一切微薄工资；在思想上，中修把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其主流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群众脑中受着资产阶级专政，脑中自发的存在好像社会上的人总是超阶级自私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便是无产阶级被中修医疗等工具极端残酷剥削发起自发运动，也会由于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状态，抓不住中修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进行专政的主要矛盾，而是把问题放在某些资产阶级个人甚至是无产阶级群众身上，进而被转移斗争大方向，保证中修资产阶级专政不被无产阶级自发运动推翻。
五、解决出路——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医生与病患产生诸如此类的矛盾，根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将本不是对抗性的医患矛盾，在这样的反动制度下激活成了对抗性的矛盾，酿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发生。所以，医患矛盾事件不断，本质阶级矛盾，而阶级矛盾问题，只有阶级斗争可以解决。
中修的资产阶级是自觉的工业化组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1976年斗倒以四人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革命政权，复辟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后直到今天，都在不断提高其阶级斗争经验，巩固自觉的资产阶级组织关系，发展工业化的组织架构。所以今天的中国革命，任何非同样是自觉、工业化架构的组织，是必然不能与其斗争的，也就必然不能胜任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最大矛盾下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也就必然被历史扫到机会主义的行列当中。而在几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当中，特别是极大的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20世纪当中，列宁同志提出的政治报理论最有其价值，最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因为政治报的本质是，在构建政治报的这个过程中，培养人与人之间的自觉组织关系，同时通过路线斗争等脚手架提高自觉性，发展工业化的架构，最终发展出一个高度自觉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推动该国革命车轮的前进。
所以，根据中国如今的革命条件，革命必然是漫长的，必然是分多步走的，因为革命家组织不可能在这样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下短期内获取推翻其统治的物质基础，必然是需要量变到质变，在新质变的条件下继续量变从而不断实现革命发展的。首先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在政治报等脚手架下，通过长期的义务劳动、路线斗争，发展和完善自觉的组织关系，构建工业化的组织架构，最终发展出一个能够胜任全国一盘棋的革命家组织。待革命家组织有能够系统派出代办员到全国各地展开融工的物质基础后，革命便进入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代办员搭建地上经济互助组织，通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达到吸引群众的目的。比如上文所说的医疗问题，地上医疗组织不以利润挂帅为指导，通过直接最大可能解决病患的病情，便有着十分强大的吸引力。而这样的地上组织，不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利润挂帅逻辑，必然会被以扰乱市场为由受到其他经济实体的干扰。就可以通过地上暴力值班，让群众抵御烈度没有很高的侵扰，实现地上组织的继续发展。而在地上暴力值班和一般的义务劳动值班中，必然有先进的群众涌现，革命家组织就可以通过将其引流至地下，从而发展地下，为地下输血，而地下壮大后也可以反哺地上。地上暴力并不是万能的，一些明显超出地上组织值班可以抵抗的暴力力量，比如地上医疗组织威胁到中修的医疗市场，便可能遭受其公检法的破坏。所以这时候烈度更高的地下暴力可以扫清地上障碍，通过蚕食资产阶级基层专政，实现专政权的夺取。从厂矿到街道再到市区，点连为线，线组为面，量变达质变，最终发展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根据地。
在革命家组织的全国一盘棋统筹下，根据地必然不是单点突破的。根据地就意味着中修专政的丧失，其必然通过暴力机器集结，调入到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时我们就可以组建起群众，发动群众将中修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当中，而革命家组织就可以派出武工队到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发展党支部和根据地，进行翻边战术，同时地下红军展开部分歼灭战，配合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保护根据地。中修势必在人民战争和翻边战术之下，越围剿根据地，根据地越发展，待全国广泛涌现出根据地，武工队有了可以广泛进行翻边战术的物质基础后，革命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翻边战术之下，根据地越来越多，逐渐根据地也实现质变，根据地相连发展出大片的红区，待全国普遍且广泛地实现了局部力量翻转即根据地，也就是从全局上也从敌强我弱转为我强敌弱的局面，就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在最后阶段，资产阶级躲入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革命家组织对中心城市展开围剿，夺取城市，最终实现革命胜利，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