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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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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们天天关心动物的生命，却丝毫不愿意看看身边困苦的无产阶级每天都在过什么样的苦日子，仿佛动物的生命大于人类同胞的生命。这恰好暴露出资产阶级并不把无产阶级当人看待，而是随意使唤的牛马。那么唯有彻底造反才能翻身做主人，怎么办？要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使其能够带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在战略三段论和全国一盘棋计划下，彻底撕开资产阶级虚伪的遮羞布，粉碎资产阶级专政。
2、我们对待动物，无论打击还是保护，都始终遵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目的。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看上去貌似对动物很有爱心，乃至说要把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踩在动物的脚底下。实际上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产者本质上就跟猫狗、牛马的同一类的存在，不过是满足其私利需求的工具、物品而已。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报路线组织起来，夺回属于自己的专政权力，才能翻身做主人。
除四害运动长期受自由派攻击，特别是其中的打麻雀运动，他们说打麻雀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是毛泽东一意孤行的结果，这样，一个毛泽东独裁害惨老百姓的神话又建立起来了，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人们看来麻雀是和苍蝇、蚊子、老鼠一样有害的动物，这主要是麻雀因为麻雀会啄食庄稼和晾晒的谷物，所以在当时人口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看来麻雀的危害非常直观。1956年《人民日报》引述中科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称：一只约19克的麻雀一天能吃谷子5.5克，一年就是约两公斤。同年郑作新也在《人民日报》上列出实例：长沙近郊推广双季稻，因为早稻成熟早，麻雀就集中到早稻田取食，受害的稻穗达到35%。1957年《人民日报》报道云南澄江当地农民长期需要早晚拿竹拍、爆竹赶雀。可见麻雀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直观上的危害，因此党将麻雀列为了四害之一。
事实上在《指示》发出之前，全国各地就已存在相当规模的除四害运动，《指示》只是将已存在的群众运动由中央统一部署统筹起来，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大体现：上游要主动搜集、汇总下游遇到的问题的信息，主动统筹、部署下游已经大规模存在的运动。
除四害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环境、消灭传染病、保卫人民财产和健康。更是要将人民组织起来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行动。《指示》里提出的要注意的三大问题，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各地因地制宜、在技术力量的辅助下充分发动群众照计划除四害。
（一）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必须同城乡生产相结合，使运动直接为生产服务，并且把除四害讲卫生的计划放在总的生产建设的计划之内。
……
（二）在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必须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
……除四害讲卫生必须彻底依靠群众的力量，贯彻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勤俭精神，反对那种认为讲卫生就必须花很多钱、购置很多药械、调集很多专家的错误观点。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必须把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的组织动员起来，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种宣传形式，例如报刊、广播、幻灯、电影、大字报、宣传画、街道宣传、挨户宣传、参观、展览、群众大会、居民小组会等等，都应该尽量采用。关于除四害、讲卫生、防治疾病的基本常识和先进经验，报刊广播必须经常认真介绍，并且必须编印成小册子和画页，大量发行到基层去。群众中的除四害讲卫生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麻雀可以作食品，为了鼓励捕捉麻雀，可以实行收购。
但是为了使群众运动迅速见效，必须同时使技术力量赶上去。这里包括对于四害和其他危害人类的生物的生活规律的研究，对于当地严重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的规律的研究，有效地消灭四害、消灭疾病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具体计划（特别是消灭当地严重疾病的计划）的制订，大规模消灭四害、消灭疾病所必需的药物器械的介绍、生产和供应，必要的技术人员的训练和分配等等。现在许多地方的情况是，群众运动起来了，但是技术指导和科学研究还远远地落在后面，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所有医药卫生机构和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卫生人员和红十字会会员，都应该积极投入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运动中去，并且努力加强自己的工作，力求站到群众运动的前面来促进运动的发展……
（三）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
各地方各单位的规划必须适合本地方本单位的情况。当地究竟有哪些严重疾病，有哪些主要的必须消灭的害虫害鸟害兽，各需要多长时间消灭，先后次序怎样摆，主要依靠什么力量什么方法，怎样同生产建设工作相结合，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心中有数。向群众提出的具体口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例如除四害在有血吸虫病地区要加上消灭钉螺，有黑热病地区要加上消灭白蛉子，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讲卫生在城市中可以包括劝止随地吐痰，在工厂中可以着重防治职业病等等。工作任务在几年中间需要分几个段落（例如首先着重除四害，随后转入消灭重要疾病），在一年的不同时间中也要定出不同的重点（例如何时集中消灭老鼠，何时集中消灭麻雀）。
实现计划的时间要看群众运动发展的状况。凡是确有条件提前实现的应该争取提前实现，计划的内容也可以逐年有所补充修改。抓先进和落后的两头，带动中间，组织参观展览，这是领导生产的好方法，也是领导除四害讲卫生的好方法。各地必须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大力传播先进单位的经验，消灭运动中的“死角”，使全区的工作不断地向先进单位的水平看齐……
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党的通知写得是多么通俗易懂、可以说是做到了尽量让下游看懂、让下游有参考方法的目的，这和中修今天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对比多么鲜明！由此可见，打麻雀绝不是自由派污蔑的是毛主席一意孤行的独裁结果，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盲动，而是一次试图消灭有着初步实证表明的危害的运动，是一次有充分民意基础和群众主动实践基础的运动。这次运动要求有计划有组织、要求有对麻雀的研究。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麻雀在生态系统中对害虫的防治作用，这说明的是技术力量没有跟上群众的需求，而不能以此否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战胜困难的政治意义。与今天中修专家挂帅、技术挂帅的救灾不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来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希望通过一场场运动提高群众自身的组织度、政治觉悟，让群众掌握生产所需的技术力量。
1960年3月，麻雀从四害中除名而改成了臭虫。是不是说之前打麻雀就打错了呢？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麻雀对人类有害和有益的两方面就构成一对矛盾，由于麻雀的食性随季节变化大，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随时间变化，在收成的时候麻雀有害的方面就是主要方面，而在春夏繁殖期时麻雀会大量捕食昆虫和虫卵，这时麻雀对人类有益的一面就是主要的了。因此要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麻雀的数量就得保持在随时间变化的区间内，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对这一矛盾的认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有些地区的群众和党组织由于对这对矛盾认识不清，自发地打死了过多的麻雀，原本是好事的捕杀麻雀就转变成坏事了，而有些机会主义分子则明知危害也要左倾滥杀麻雀，二者是不同性质的。
我们也能看到，民主集中制要避免不必要的危害，关键是要有敢于反潮流的同志。在上游还没来得及纠错时就主动在本级内纠错，乃至向上游反应，而绝不能做刘邓鼓吹的“驯服工具”。试想当时在中央还未明确将麻雀从四害除名前就有先进地区率先认识到了麻雀的这对矛盾，能将执行目标从灭绝麻雀转向依地区、时间防治雀害并更早地向中央反应情况提出异议，全国很多地方就不会出现麻雀打得过多打到接近绝种的错误了。而要有敢于反潮流的同志，就要在组织的每个层级，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充当自觉性源头的同志存在，他们不仅本身自觉，还能将其他自发同志也赤化成自觉同志，这样才能实现自觉力量越来越大，才能压制住自发势头。
可以说，除四害运动，是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组织武器，尽管这种运用有缺陷有问题，但总归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确的，没有实践哪来的教训哪来总结和提高呢？可今天，无产阶级的组织早已被摧毁，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唯一的武器，中修才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把我们当作牛马使唤了几十年！一切机会主义分子自觉地忽视这点，时而左倾要求群众冲塔送死，时而右倾关起门来搞读书会，就是在逃避组织建设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在实质上妨害中国革命，这里笔者必须重申当下革命的正确路线，帮助革命新芽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识破机会主义的花言巧语，投身革命。
由于中修的帝国主义性质，由于中修的全国机动镇压能力，当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远离中修专政的地下建设一个能触及全国的革命家组织，这个组织必须不断通过义务劳动和路线斗争提升成员的战斗力、觉悟和纪律。这个组织能力够强后就有了初步的地下暴力（由组织成员构成），就要协调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大融工，以代办员作为连接地下组织和地上的桥梁，建设起各种各样不谈政治的地上经济互助组织，切实改变群众的生活、给群众带来物质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生活来吸引群众加入，加入的群众要通过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的检验来初步改造自身从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风气，初步形成未来社会主义政权需要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关系。这样将不合格的分子剔除、将合格的分子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引流进地下组织，才能尽量减少中修对组织的渗透。引流至地下的群众要接受进一步的政治灌输，参加地下暴力，成为地下群众组织的一分子，而只有在地下群众组织经过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地下的核心，地下党的一分子。地下的组织的行动都是具有政治目的的，譬如除掉妨害地上组织的黑帮和中修爪牙，协调各个地上组织的发展和互助等，这样地上组织就好比竹林，地下组织就好比竹根，表面上各个地上组织毫无关联，实质上都在地下组织的培育和指导当中，这样地上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好，地下组织掌握的人员和物质力量也就越来越多，在日积月累的正向循环下组织就能逐步扩大自己占领的地方，从经济互助组织到掌握当地的零售乃至批发市场，进而从消费领域进军到生产领域，从工厂矿山到街道乃至县市，组织的实控范围越来越广，已经形成了地下政府，拥有了派出武工队到其他地方赤化的能力，革命局势就从战略防御阶段质变为战略相持阶段，中修也必然会进行越来越强的镇压，直到中修的镇压迫使已实质掌握政权的组织在地上打出根据地的旗号发动地上群众抵御中修围剿，其他先进的地下政权也在统一协调下翻到地上打出地上根据地的旗号揭竿而起。由于根据地足够多足够广泛，中修又难以在全国所有地方都对革命组织拥有优势兵力，因此中修只能采取重点突破的围剿策略，这个组织就要寻找中修镇压相对放松的地方，派出地下党员翻到白区迅速开辟红色节点，以节点为支撑在其他根据地的帮助下迅速赤化白区、夺取白区政权从而实现白区翻红区的翻边，而受围剿的根据地则要坚决发动群众保卫自己的政权，保护地下组织，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目的灵活防御。这样就能慢慢夺取中修的地盘，中修能控制的人民和土地越来越少，实力也就越来越弱了，而这个组织的实力则越来越强，到最后实现力量的反转，届时就能对中修发起歼灭战，彻底令中修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