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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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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6年怀仁堂事变以来，走资派篡夺政权，中国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世界就此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漫漫长夜。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与发展，曾经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近些年来，从经济危机到所谓“反腐”，从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到资产阶级内部越来越尖锐的相互倾轧，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个孤立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却有着共同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断制造着新的矛盾，却又越来越无力解决这些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修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这些矛盾的不断发展，正说明当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正在日益成熟，然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却还很薄弱，无产阶级革命缺乏成熟的领导力量。下面就由笔者一一道来。
一、经济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与此同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5月份出口额达3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9.4%。有报道指出：“国内需求疲弱促使国内企业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此外，“5月份中国整体投资仍出现下降……私营企业投资尤其疲弱。”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能够切身体会到的社会现象，而上述经济材料则进一步表明：在国内消费疲弱、投资下降的同时，出口却保持较强增长。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生产的目的从来不是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必然不断扩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压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剥削无产阶级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便越来越尖锐：一方面，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商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广大无产阶级只能依靠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无力购买不断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便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企业利润下降、投资萎缩、裁员失业以及资本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为了维持利润，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和出路。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不断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时，资产阶级便会把目光转向国外，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和资本扩张，把国内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试图缓解自身危机。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同样存在激烈竞争。一国资本的扩张，必然会触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从而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中修作为后起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既无法像美帝那样依靠长期霸权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又必须在帝国主义竞争中不落下风，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无产阶级的剥削，把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劳动群众。
为了缓解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中修在房地产泡沫之后，又不断寻找新的资本增长渠道。一方面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化解传统行业的过剩问题，实现“缓着陆”；另一方面大力鼓吹“新质生产力”，为资本增殖、经济增长寻找新方向。
所谓“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从新能源汽车，到AI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产业已经逐渐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遍，各车企之间展开激烈价格竞争；AI也进入办公、编程、客服等领域，成为资本争相投入的新方向。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追逐利润的盲目扩张不会改变。当资本集中涌入新能源、AI等产业后，生产能力迅速超过市场承受能力，新的生产过剩随之形成，光伏、锂电池、电动车等产业出现价格战、利润下降和产能淘汰，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现，所谓“新质生产力”并没有消灭生产过剩，而只是把过剩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转移到了新的产业领域。
中修的经济政策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中修越是挣扎试图拖延危机的爆发，只会让危机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
二、鼓吹“自我革命”——反腐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自我维护
与经济领域一样，中修在政治领域也不断面对自身制造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反腐”。
中修将反腐包装成“自我革命”，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不过是蒙骗群众、维护自身长久统治的工具。几十年来，贪污腐败案件不断发生，所谓“打虎拍蝇”行动之后，只见贪官落马，却不见赃款去向。这种做法无非是让群众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抓捕几个贪官，腐败问题便能够解决。然而讽刺的是，连参与反腐工作的官员本身，也会因为腐败问题落马。例如曾担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务的黎晓宏，后来同样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
同时，反腐本身也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虽然中修官僚资产阶级在剥削、压迫底层无产阶级方面是高度自觉且一致的，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权力派别。当某些官僚、资本集团的行为已经损害整个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必须通过整顿和清洗，清除那些已经危害统治秩序的分子，以重新调整内部利益关系。因此，一个中修高层在权力斗争中下台，往往意味着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失去庇护，而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中修官僚也可以借助反腐之名清洗异己、扶植亲信。
腐败问题从来不在于某些官员个人是否廉洁，而在于其背后的物质基础——私有制。在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中，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又使得脱离群众、谋取个人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不断产生，腐败也就具有不断产生的社会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毛主席等自觉的革命同志早就给出了答案：不要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下去谈论什么清官贪官、廉政为民，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赋予群众民主监督权与造反权，才能斗私批修，防止那些“睡在我们的身旁”的党内走资派篡夺政权。
三、无产阶级无权——“天灾”背后的人祸
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反动政权从来都是为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当作耗材，丝毫不会在乎他们的死活，所以“天灾”和人祸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根本没有脱离人祸的“天灾”，这一点在今年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是自然灾害方面，今年的自然灾害不可谓不多，从新疆到湖北再到广西的洪水、四川青海地震、河北张家口冰雹、湖北黄冈龙卷风、超强台风巴威、哈尔滨沙尘暴、新疆甘肃极端高温……我们以造成危害最大、伤亡最多的广西洪灾为例进行探究。
在洪灾中溃堤的六蓝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修建、70年代文革时期改造加固的。复辟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在利润挂帅的路线下，不愿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投入任何成本，在这半个世纪内，水库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有效修缮。2009年进行的加固工程，直到今年溃堤时都未通过竣工验收，存在“质量不过关”的问题，许多功能根本无法按照设计强度使用；然而，该水库却在去年被中修官方无耻地作为“模范样板工程”大肆宣传。同时，管理公司为了节省人工成本，用于值守水库的工作人员也明显不足，纸面编制有74人，而溃堤当天真正值守的仅有14人。由此可见，造成此次溃堤洪灾的，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降水过多，而是中修只顾老爷们的利益、不顾百姓死活所造成的人祸。
同样地，中修在灾后救援、重建工作上做的也是一塌糊涂。毕竟，官僚资产阶级根本不是为了真正挽救群众生命而实行救援，而只是害怕阶级矛盾激化，因而进行的一场作秀罢了。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资产阶级喉舌的“歌唱祖国”“救援航母”等“感人故事”吹得震天响，实际上却不敢像社会主义时期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样，把受灾群众组织起来开展自救，把全国群众发动起来支援受灾地区。原因就在于其害怕群众真正组织起来，只准他们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等待中修派来的“青天大老爷”。而在洪水褪去后，中修又迟迟不给受灾地区恢复供水，让群众面对满屋污物却无水清理。
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一次洪灾，而在于无产阶级没有管理国家、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力，对于水库年久失修只能束手无策。若我们不把资产阶级所窃据的一切权力夺到自己手中，那么以上这种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悲剧就会源源不断地发生，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必然。
反观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同样存在自然灾害，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救灾工作的性质和结果却完全不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自觉分担唐山原来承担的生产计划指标，最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向灾区运送大量人员和物资；通过党的领导，发动人民群众集体的强大力量救死扶伤，维持全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当地党委、党员第一时间就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同时组织民兵镇压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以维护社会秩序；在救灾过程中也不忘政治挂帅，响应党中央的路线斗争号召，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未来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可以利用不谈政治的救灾组织这一形式，派出代办员与群众一起进行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在其中筛选先进分子，引流进入地下，进一步赤化，锻炼成为自觉革命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根据地也要通过救灾活动把群众组织起来。
四、资产阶级相互倾轧——阶级分化与矛盾进一步加剧
今年6月26日晚间18点多，北京中信银行大厦疑似遭到小型飞机撞击，大厦两面玻璃破裂，而该小型飞机则断裂，遗骸散落在大楼楼底和路面，大楼底部冒出浓烟，楼内人员紧急疏散，目前中修官方未通报是否有人受伤，部分影片已经被官方下架。据悉，飞机驾驶员刘某某，男，66岁，北京人，于2024年考取私用飞行执照。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能够开得起小型飞机的人不都是日子过得滋润的吗？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有着密切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为了获得更多市场和利润，资本家必须相互争夺。大资本吞并小资本，一部分资本获得发展，另一部分资本则破产、被兼并。而经济危机越严重，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一部分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在竞争中失去资本，最终跌入无产阶级甚至产业后备军队伍，亲身体会资本主义制度施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剥削。
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一方面，资本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原有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地位，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之中。然而阶级滑落并不会让人自动成为革命者，如果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先锋队的引导，个人在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后，也可能走向个人恐怖主义，将对制度的不满转化为针对具体个人或目标的暴力行为，就像上述材料中那样。
但这种个人恐怖主义并不能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它无法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改变资产阶级专政，也无法改变无产阶级无权的现实，最终只能把社会阶级矛盾转化为个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此类事件，将群众注意力引向个别极端行为，而掩盖其背后的阶级矛盾。因此，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在于个人的绝望反抗，而在于通过先锋队将分散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将私有制彻底消灭。
五、创造革命主观条件——坚持政治报路线，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可谓不完备，像一捆干燥的柴草。然而，干燥的柴草不会自己燃烧，客观条件再成熟，如果没有革命的主观力量去认识它、利用它，也不可能自动转化为革命的现实。革命的出路不是等待，更不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合法改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
中修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全国各地自发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分散的自发斗争往往只能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难以形成能够撼动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今天中国革命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能够把分散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只有建立这样的先锋队，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本分散、原子化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形成革命的铜墙铁壁。无产阶级一旦真正组织起来，便能迸发出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因为一切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一旦真正组织起来，反动派归根到底不过是纸老虎，终将葬身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们虽然要在战略上藐视反动派，在战术上却必须高度重视反动派。中修如今作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走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按照革命三段论，逐步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扭转敌我阶级力量对比。
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整体上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阶段，局部上敌弱我强的战略相持阶段，整体上敌弱我强的战略反攻阶段。
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我们要在远离中修专政的地下建立起一个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通过义务劳动、协同分工、路线斗争锻炼赤化出一批批自觉的革命家，同时筛选淘汰自发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全国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建立成熟起来后，便步入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地下革命家组织将派出代办员进行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融工，建立不谈政治的地上群众组织，通过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的方式，组织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不记利润的生产方式，防御因商家遭受挤兑而派来骚扰的黑社会混混。在此过程中筛选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引流进入地下，接受进一步的赤化、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家，壮大地下革命家组织。当地上组织遇到中修公检法、群众反应强烈的资产阶级首恶分子，则派出地下红军行使地下执法权，为地上组织发展扫清障碍，实现地上引流地下、地下反哺地上的辩证发展。
随着全国各地的地上地下组织协同发展壮大，以“厂矿—街道—区县”这一过程逐渐蚕食基层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的根据地并能够大规模系统地派出武工队开展翻边战术时，便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我们在一个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中修必然会对此有所察觉，会调集兵力进行围剿。在被围剿的根据地内，一方面要广泛发动群众拥军参军，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派出武工队执行翻边战术，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此通过翻边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镇压力量，发展壮大革命有生力量。当“全国江山一片红”，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革命根据地，敌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战略反攻阶段便随之到来。届时，我们将发动全面反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上述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