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的主人到城市的无产者:新时代“圈地运动”与新无产阶级的形成》

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Telegram: View @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欢迎向 FrankRuthasw678@gmail.com 发邮件倾诉、揭露或反馈意见,务必使用国外邮箱
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获得永久发言权者可给予提供升学就业建议,也能针对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提供医疗建议。

编者按:
1、中修的农村扶贫的口号喊一万遍,也不会让农民变成资产阶级,推动乡村振兴振的从来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的腰包,自从走资派的全面复辟以来,用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资本主义复辟,说是发展经济,其实是狼子野心,农民合作社看似是集体经济,实则是中修管控,没有所谓乡村发展,只有剥削,只有通过政治报路线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推翻中修统治才能减小乡村发展不平衡,促进乡村发展
2、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也是资产阶级复辟的进程。土地已经被中修剥夺,现在农民的土地都是归国家或“农民集体”所有,这个集体终究是中修所控;所谓的“乡村振兴”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缓和阶级矛盾手段罢了。因此只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乡村才能真正的振兴。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身份和保障,是普通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最后防线。对千百万中国农民而言,乡村和土地不仅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抵御彻底无产化的最后屏障。正是这层仅有的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使得大量的农民在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之后,能够承受长期的低工资高强度劳动,他们一部分的生活成本都被土地承载而不是由城市保障。换言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城市工业体系本应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对于一个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生产资料的传统农村社会而言,土地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民失去赖以谋生的的唯一保障,大量原本依靠土地维持生存的农民便会被迫脱离土地,要么依附地主豪强,要么迁徙他乡去讨得一线生机。中国的过往历代王朝兴衰可以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去解释,但土地问题始终是社会运行无法回避的核心矛盾,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流离失所最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爆发是解释中国古代王朝迭起兴衰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圈里有个常常被提到的叫“王朝周期律”的东西,大意就是旧王朝随着土地兼并加剧阶级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导致王朝灭亡然后再建立新王朝,这套流程循环往复,过去的每朝每代只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重演同一个结局。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过去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由无产阶级代替中国孱弱的资产阶级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打破了旧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仅仅实现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不会自动改变生产关系,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毛主席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就有提到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如果不多加干预,在市场自然竞争和私有制导向下,分化会自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如果出现了私有化单干风不去制止,不出十数年,膏腴之地尽归豪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因此,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就是要通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形式,尽可能地让分散的小农组织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劳动和组织,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避免阶级分化的产生。但随着1976年以毛主席逝世为代表的偶然事件的发生,失去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领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敌我阶级力量对比被迅速放大,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失败。“走资派”们在文革失败之后重新在党内掀起“分田单干”的私有化进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倒行逆施,农村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分化,大量农村土地逐渐进入资本化进程。大量农民虽然名义上还保有土地种植权,但土地作为分散的生产资料能给个人创造的实际劳动收益不断下降,最后迫使大量农村人口在农闲时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换取更多收入。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在今天的中国,在中修的资产阶级专政统治下,短短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快要走完了古代封建王朝一两百年的老路。土地财政、资产债券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是推进,农民手里紧攥着不敢松手的土地就越是岌岌可危。无数双资本贪婪嗜血的眼睛盯着这片血流漂杵的贫瘠土地,想着从里面再榨出一点最后的油水来。农民最后还是被这身上背着的一亩三分地压弯了腰,被迫进城成为无产者。在城市开发的进程中他们仅剩的土地被征用,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拿身上唯一的生产资料换了货币补偿或城市中的安置住房。表面上看,这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成为市民的身份转变;但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农民和土地的彻底分离,让农民失去了最后的生产资料。一套安置住房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却并不能替代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所承担的功能。

更令人胆寒的是,推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的不只是就业领域的压力。城市化的车轮也在碾过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领域——体现为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的全面缩编和逐步退出农村。

“学校总数减少,农村学校减少,城市学校增加。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5.8万所,比上年减少2169所,其中,城市小学增加746所,农村小学减少2915所。全国共有初中阶段学校5.3万所,比上年增加390所,其中,城市初中增加591所,农村初中减少201所。
招生人数减少,农村降幅明显,城市略有增加。2020年,全国小学招生1808.1万人,比上年减少61.0万人,下降3.3%,其中,城市小学招生758.9万人,增长1.8%,农村小学招生1049.2万人,下降6.6%;全国初中招生1632.1万人,比上年减少6.8万人,下降0.4%,其中,城市初中招生645.3万人,增长3.4%,农村初中招生986.8万人,同比下降2.8%。“(《中国教育概况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2021)

紧跟着出生人口下降而合并关停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像一根根针一直扎在农民心里,提醒他们农村已经越来越不适合长期生存和发展。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催促着他们往城市里去,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获得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资源。过去的农村作为相对完整的社会单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另一面,虽然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却仍然拥有一套能够维系自身运转的社会基础。但如今随着人口的外流,这个曾经的中国基层单元正在崩溃瓦解,于是教育、医疗等资源进一步外逃,去向城市集中,又更进一步导致了人口外流。这两方元素互为因果,形成了螺旋式的摇摆下降。

但在城市内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又往往与住房深度绑定。农民并非只是被农村衰弱、人口下降的现状驱赶向城市,他们还是在房地产市场泡沫之后被资产阶级骗来接盘城市高位房价的最后一批韭菜。贪婪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吸干了城市居民的血肉之后,转而把目光看向了还是一片”蓝海“的农村,没有需求可以创造需求嘛。城市发展的红利他们没有享受得到;城市发展的成本却又进一步向后来者转移。于是,农民一边失去原有的土地生产资料和农村基层单元,一边又被迫在进城后为高额的教育、医疗系统的运转买单,直到被彻底吃干抹净扒了一层皮,才得以喘口气歇息少许。

从有地的农民到进城的“新市民”,农民成了新时代“圈地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虽然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却几乎已经无法、也没有条件再以农业作为主要生存方式;他们无法返回已经衰败的农村,却又未必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他们被填充入空缺的城市劳动力池,成为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无产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不断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也不断制造出与资本相对立的雇佣劳动者。“在中修资产阶级政府一路高歌猛进、大干快上的过程中,无数的新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的生产活动自身新制造了出来。经济看似发展了,阶级矛盾也较之更尖锐了。失去了一切的无产阶级丢掉的只是身上的枷锁,谁曾想到旧世界会一刻不停生产着会埋葬它自身的掘墓人呢。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五十年桑田沧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年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已复辟五十年了。在中修的反动统治下,我们的无产阶级同志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我们看到过太多悲惨的案例了,无权的无产阶级面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局面唯一能想到的也就是上访去找”青天大老爷“诉苦求救,但资产阶级的”青天大老爷“解决不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苦难。苦还是苦,罪还是罪。无产阶级个人的力量面对整个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太渺小了。

要对抗工业化了的资产阶级政府,想着靠机会主义的自发冲塔路线取胜是绝无可能的。唯有与之对应的,也实现了工业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才有可能推翻一个成熟的工业化政府。这就要求我们团结在政治报路线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领导下,通过三个战略阶段的斗争逐步消灭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的第一阶段,我们要建立起全国一盘棋有统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为后续阶段培养有自觉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就要我们派出代办员到地上建立经济互助类组织,严格遵循地上地下相隔离的原则。通过长期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进行初步的自发性改造后,筛选地上组织的先进分子拉入地下进行政治灌输。在不断的发展中,使阶级力量得到壮大,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

等到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广泛建立起局部”我强敌弱“的根据地,并且能够系统的派出武工队依托根据地展开“翻边运动”,就算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战略相持阶段一边由地下红军依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保卫根据地,抵御中修军警宪特的武装暴力,为武工队的”翻边运动“争取时间;一边由武工队对敌薄弱区展开”翻边运动“,武装发展地下党支部,变白区为红区,把中修拉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最后第三个战略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经过相持阶段的反复斗争,彻底实现了阶级力量的翻转,变”敌强我弱“为”我弱敌强“。就到了一鼓作气消灭中修残余有生力量,彻底推翻中修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了。

恍惚之间,已是遍地英雄下夕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