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法沙文主义势力同法国国内几乎一样猖獗的瑞士法语区，一位诚实的社会党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在我们这个可耻的时代，这真是一件大事。我们尤其应当仔细倾听这个呼声，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具有典型法兰西人的——说得确切一些，是罗马语民族的，因为意大利人也是这样——气质和思想倾向的社会党人。
我们说的是洛桑一家不大的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保尔·果雷的小册子。1915年3月11日，作者在洛桑作了一次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讲演，随后他把讲演稿印成了单行本［注：保尔·果雷《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1915年洛桑版，共22页，定价15生丁。洛桑，民众文化馆，《格留特利盟员报》[1]经营部经销。］。
作者是这样开头的：“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了。在这个从此举世闻名的日子的前后几周内，千百万人期待着。”千百万人期待着社会党的领袖们发表决议和声明来指引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象旋风那样扫荡罪恶的政府”。但是千百万人的期待落空了。果雷说，我们曾经试图以“战争迅雷不及掩耳”或消息不灵通作为理由“同志般地”替社会党人辩解，可是这些理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我们的良心好象浸在暧昧和虚伪的污水里。”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果雷是一个真诚的人。这种品格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说是不可多得的。
果雷追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他充分认识到“对每一种局势必须采取相宜的行动”，他提醒大家：“对特殊的局势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重病要用重药。”他提到“一些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诉诸群众，并激励他们采取革命和起义的行动”。接着，他引用了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中的一些有关的地方[2]。作者强调指出，“这两个不同的决议都丝毫没有谈到什么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取代公认的基本原则”。
读到这里，读者就会确信，果雷不仅是一位真诚的社会党人，而且还是一位有信念的诚实的社会党人。这种品格在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身上简直是绝无仅有的！
“……军官们向无产阶级致贺，资产阶级报纸则用热情的语句赞美他们所谓的‘民族灵魂’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代价是使我们300万人丧生。
但是，从未有过一个工人组织拥有这么多交纳会费的会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议员，办得这么出色的报刊。同时也从未有过比这更卑鄙的、应当起而攻之的事情。
在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切革命行动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正当的；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为了把我们这一代从血染欧洲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我们去尝试难以实现的事情。
既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也没有表示愤慨，更没有采取导致起义的行动……
……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破产。他们太性急了。可是，谁敢断言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正在死亡的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这是甜蜜的、没有理想精神、没有激情、摆官僚架子、耍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是缺乏勇敢精神、不敢大胆行动、热中于统计、同资本主义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是只知道改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3]的社会主义，是替资产阶级消弭人民的愤慨情绪、扼制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社会主义。
人们指责我们软弱无能。正是上述这种眼看要浸染整个国际的社会主义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软弱无能负责”。
果雷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一些地方直言不讳地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果雷在谈论这种歪曲时，在承认所有交战国的无产阶级都负有“共同的责任”时，在强调“这种责任落在群众曾经寄予信任并期待他们提出口号的领袖们的头上”时，极其正确地以“组织最完善、形态最完备、理论条条最多的”德国的社会党作为例子，揭示“它人数上的强大和革命性方面的软弱”。
“为革命精神所鼓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是能够十分明确、十分顽强地抵制军国主义行动，引导中欧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沿着这条唯一的生路前进的。
……德国社会党在国际中有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党更有作为。人们期待它作出最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个人的力量因过严的纪律而发挥不了作用，或者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只是为了能作最小的努力”（后半句话很正确，而前半句话却很错误，因为纪律是很好的和必要的东西，例如开除机会主义者和反对采取革命行动的分子出党的党纪），“那么人数多也毫无用处”。“在负责的领袖们的影响下，德国无产阶级顺从了军事权奸的意旨……国际的其他支部也被吓倒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法国，有两个社会党人竟认为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代表大会上曾经郑重宣告，社会党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但是事隔数月，千百万工人加入了军队，并且开始那么坚定、那么热心地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以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致谢。”
但是，果雷并不局限于痛斥“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不，他表明他完全懂得是什么东西造成这种死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将取代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每个国家的工人群众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资产阶级中间流行的思想的影响。”“当伯恩施坦在修正主义的名义下表述他的民主的改良主义时”，考茨基“用恰当的事实击溃了”他。“但是，在保住了应有的体面之后，党照旧执行它的‘现实的政策’。于是社会民主党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它组织完善，体魄强壮，但是失去了灵魂。”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暴露出同样的倾向。“官吏的日益增多”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是否照章交纳党费上；罢工被看成是“旨在”同资本家“达成条件较好的协议的一种示威”。人们习惯于把工人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把工人的命运从属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命运”，“盼望‘自己’‘国家的’工业加紧发展而不惜损害外国的工业”。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罗·施米特（Schmiedt）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工会来调节劳动条件，对于资本家也是有利的，因为这“将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使资本家便于经营和抵制不正当的竞争”。
果雷在引用这些话时慨叹道：
“这就是说，工会运动应当以能使资本家的利润更加可靠为荣！社会主义的目的大概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争取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并行不悖的最大利益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抛弃了一切原则。无产阶级所追求的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获得从事雇佣劳动的起码条件，而是消灭私有制，铲除雇佣劳动制。
……大组织的书记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运动中，议员、著作家、科学家和律师们，总之一切有学问同时又有个人虚荣心的人，他们所能造成的影响，有时简直是危险的。
工会拥有强大的组织和雄厚的财力，这使它们的会员滋长起行会习气。实质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工会运动，其消极面之一，就是它改善雇佣工人中某些阶层的境况，使一个阶层高于另一个。这就破坏了基本团结，使那些生活优裕的分子胆小怕事，有时唯恐‘运动’会危及他们的境况、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资产。这样，工会运动本身就人为地把无产阶级分割成不同的等级。”
作者想必预见到某些“批评家”会吹毛求疵，因此他说，这当然不能成为反对强有力的组织的理由，这只不过证明，一个组织必须有“灵魂”，有“热情”。
“明天的社会主义应具有哪些根本特点呢？明天的社会主义将是国际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
果雷正确指出，“不调和就是力量”，他提请读者回顾一下“各种学说的历史”。“学说在什么时候有影响呢？是它们顺从政府当局的时候呢，还是它们同当局不调和的时候呢？基督教在什么时候丧失了它的价值呢？难道不是在君士坦丁保证它的收入，不但不再迫害和处死它的教徒，反而让它穿上镶金绣银的宫廷侍仆制服的时候吗？……
一个法国哲学家说过下面这样的话：那种披着华美的外衣而没有棱角、没有大胆精神的思想，是僵死的思想。其所以是僵死的，是因为这种思想到处流传，成了众多的庸人们平常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那种推动和引起争吵、激起一些人的不满和愤怒、激发另一些人的热情的思想，是有活力的思想。”作者认为有必要向当代的社会党人提醒这一真理，因为有些社会党人常常缺乏任何“强烈的信念，他们对什么都不相信，既不相信姗姗来迟的改良，也不相信迟迟不来的革命”。
不调和精神和起义的决心，“决不会导致空想，相反，它会导致行动。社会党人不会轻视任何一种活动方式。他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和条件，找到新的活动方式……他要求立刻实行改良，但他不是依靠同对手争吵来取得改良，而是夺得改良，即迫使被热情勇敢的群众吓倒的资产阶级让步”。
在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极端无耻地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玷污了社会主义之后，看到果雷这本小册子，真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他的小册子只有两个缺点需要提一提。
第一，果雷同罗马语国家[4]大多数社会党人（也包括目前的盖得派[5]）一样，对“学说”，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理论不够重视。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定的偏见。由于目前考茨基、《新时代》杂志[6]和很多德国人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最恶劣的丑化，这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谁象果雷那样认识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死亡，革命的、“敢于造反的”（即懂得起义的必要性、宣传起义、能够认真准备并策划起义的）社会主义必须复兴，谁实际上就比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条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千百倍，因为现在这些先生（例如在《新时代》杂志上）采取各种方式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甚至主张目前应当同沙文主义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不咎既往”。
但是，尽管果雷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可以理解，“合乎人之常情”，尽管有许多过错不能归咎于他而应当归咎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正在死亡的和已经死亡的派别（盖得派），他仍然是有过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参加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由于轻视理论，果雷的许多抨击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欠考虑的。比如他反对集中制，甚至根本反对纪律；他还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说它缺少“理想主义”，等等。因此，他在关于口号的问题上远未把问题讲透。比如，他要求社会主义成为“敢于造反的”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充满极深刻的内容，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撇开它来谈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谈马克思主义，简直是愚蠢的，而且往往是虚伪的。这个思想，即国内战争的思想本当加以发挥，使之成为策略的中心，可是果雷却只限于说出它而已。“在目前”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不过，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来看是不够的。例如，果雷对以革命来“回答”战争这一问题的提法是比较狭隘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没有考虑到，即使人们未能以革命来回答战争，但战争本身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而且加深和扩大了这种形势，从而教育了而且正继续教育群众采取革命行动。
果雷的第二个缺点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在他的小册子的以下论述上：
“我们不斥责任何人。为了复兴国际，必须以兄弟精神鼓励各国支部；但是必须指出，当国际面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1914年的7月和8月加给它的重大任务时，改良主义的、集中制的〈？〉和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派惨象。”
“我们不斥责任何人”……果雷同志，您这样说就错了！您自己也承认，“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相联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培养和扶植它），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定的思想流派（“改良主义”）相联系，同某些阶层（议员、官吏、知识分子、某些生活优裕的工人阶层或工人集团）的利益和特殊地位相联系，等等。从这里必然得出一个您所没有得出的结论来。人在肉体上是要自然“死亡”的，但是思想政治流派不会这样死亡。正象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受资产阶级培养和扶植的、代表着同资产阶级结盟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贵族的利益的那个流派，在没有被“杀死”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也是不会死亡的。这个流派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同资产阶级相联系，它在1871—1914年“和平”时代的客观条件下变成了工人运动中一个发号施令的寄生的阶层。
因此不仅必须“斥责”，而且还要大声疾呼，无情地揭露、打倒、“撤换”这个寄生阶层，粉碎它同工人运动的“统一”，因为这种“统一”事实上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奴仆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
果雷说得很对，“不调和就是力量”，他要求“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是不调和的社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是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还是通过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维护者和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这对资产阶级来说不是一样吗？后一种方式对资产阶级甚至更有利，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能够对工人发生更经久稳固的影响！
果雷说，现在有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种死亡和这种复兴就是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不仅要进行思想斗争，而且还要把这个丑陋的瘤子从工人政党的身上割掉，把某些代表这种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策略的人物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同他们彻底决裂。他们不论在肉体上或在政治上都不会死亡，但是工人们一定会同他们决裂，把他们抛到资产阶级奴才的阴沟里去，并用他们腐化的例子来教育新的一代，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教育那些能够发动起义的新的无产阶级大军。
载于1915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5—13页
编者后记
果雷并不是法国人，而是瑞士人。所以列宁全集中文版所翻译的标题“法裔社会党人”并不是很准确，应当译为“一位法语区社会党人的诚实呼声”。
注释
[1]《格留特利盟员报》（《Le Grutléen》）是瑞士社会主义报纸，1909—1917年在洛桑出版。它的编辑是保·果雷。
[2] 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同奥·倍倍尔的直接谈判，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注）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决议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3]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12。
[4]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
[5]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6]《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