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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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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这些机会主义者兜兜转转的还是百年前以及当下机会主义的老套路，鼓吹群众自发性，万般渴求的去做群众的尾巴，等待群众们在毫无任何用处的自发运动中空耗生命，待所谓的革命高潮来临时便跳出来大手一挥做那个天降的革命家，这群人表面上是喊着革命的大喇叭的，实际上完全就是为了投机而跳出来，他们从来都不会去真正的投入革命，因为他们认为组织会在群众的自发斗争中长出来，对于政治报这一实实在在能够推动革命进程的事物他们是害怕的，害怕自己被群众们抛弃，害怕自己的机会主义行径败露出来，只能躲在帐篷里继续散发他们机会主义的臭气罢了。2、 只要我们从踏踏实实建设革命家组织出发，不仅能做好政治斗争，也能利用好经济斗争服务政治斗争，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建设读书会那样的散漫机构，那么两点是都抓不住的！机会主义者胡扯了这么多，本质就是反对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先锋队组织！从而卖弄他们的机会主义冲塔、影响力的黑路线！自发性不会凭空诞生社会主义科学，没有先锋队来做领导、赤化工作，群众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当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革命的“瓶颈”，通过政治报路线搭建先锋队组织，坚决与自发性划清界限，在路线斗争和组织建设中将自己锻炼成一名职业革命家，组织起来群众，发挥出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才能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
最近，一伙托派在自己的报刊上发布了一篇攻击政治报路线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斥着机会主义者对正确路线的攻击，下面从中截取部分的言论进行反驳。
（上文的路线描述不再重复）
这种构想将理论的替代主义核心暴露无遗：先由一小撮自封的“革命家”在与群众完全隔绝的真空里搭建网络，待这张精英蓝图画好之后，再派代办员居高临下地统筹和指挥地上群众工作，把工人当作可以被引流、被义务劳动和纪律组织起来的被动群体，仿佛党具有先天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特权，群众运动不过是党的素材以及党的意志的延伸。
这里就能看出这些人的逻辑不清。首先，要让群众接纳并信任地上组织，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正是建立起的地上工人组织可以解决群众经济上的矛盾吗。同时，代办员在融工的时候和群众同吃同住，同样进行义务劳动，才能让群众相信组织的力量，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吗？这些机会主义者却污蔑代办员为居高临下地统筹和指挥地上群众工作，群众只会把这样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人当作跳梁小丑。其次，又在自己臆想的基础上认为群众运动不过是党的素材以及党的意志的延伸，仿佛离开群众的自发运动之后，党就没法继续工作下去了一样。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就是依赖群众的自发运动来为自己获取政治影响力的，脱离了自发运动，他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是彻头彻尾的尾巴主义。
下文中又说
关键的错误在于党替代群众在地下组织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如工会、互助会、工厂委员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广泛的群众性与公开、半公开的斗争实践。如果由党的“代办员”操纵群众运动，在地下室里像拼图一样预先构建一套“群众组织网络”，并试图将其完全置于单线联系的秘密控制之下，不仅抹杀了工人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在用一种“地下室精英主义”替代真正的阶级动员，最终导致党与阶级的彻底割裂。这种将一切工作都“地下化”的构思，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对阶级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
真正的列宁主义从来不是在地下室里先把组织搭好、再下来“指导”群众的官僚操纵，而是在群众每一次自发斗争（无论多么分散、多么带有工联主义局限）中，立即注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水平。
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鼓动群众进行自发斗争，在自发斗争的过程中，群众进行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同时先锋队在其中进行灌输，由此实现自觉性的再生产。这些人就是在想方设法的去送死，不去结合实际的国情，不考虑中修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机械套用列宁的例子。就拿江油的例子来说，中修并不会给无产阶级所谓自我组织的可能，而是直接通过暴力机器把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直接冲散，在地上进行灌输的人也不可能逃过一劫，而是直接逮捕归案。中修的统治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就会自觉的消除一切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因素。主动把自己的实力暴露出来只会自投罗网，这样的人只会是为了捞取政治影响力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又断章取义，举了布尔什维克和中共的例子。
1907—1912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正是沙皇政权最血腥的白色恐怖：数千革命者被绞死、流放，布尔什维克党员从1905年高峰时的数万人锐减至不足500人，党报被禁、工会被砸、罢工被血洗。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从未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积累精英”，而是顽强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如杜马选举、保险金互助会）作为掩护，在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的工厂秘密建立最小小组、散发隐蔽传单、在监狱中办地下党校，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零星罢工和士兵不满中去。1912年布拉格会议重建党时，正是这些在最黑暗时期扎根斗争的工人干部，才让布尔什维克从几百人迅速扩展到数千人，为1917年十月革命奠基。
1921—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北洋军阀最残暴的白色恐怖下（党被通缉、工会领袖被屠杀、罢工被血腥镇压），通过直接介入工人自发斗争（安源路矿、京汉铁路、开滦五矿），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才在短短两年内把党从五十多人发展到千余人，并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成为群众公认的领导者。
但是并没有把事实都放出来，布尔什维克能恢复过来，靠的是散发传单、办党校这样的宣传吗？显然不是，而是靠斯大林提出的巴库倡议，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同时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主要依靠先进工人来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让群众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由此吸收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工人，才有了布尔什维克的重建，而不是这些人鼓吹的宣传工作。中共的例子则是闭口不提后续国民党的反攻倒算，一系列的反革命政变，彼时的中共没有先锋队和暴力机关，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就是自寻死路。
接下来又在暴力上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依旧省略掉路线描述）
这正是俄国民粹派的拙劣当代回潮：把暴力从群众暴力偷换成党的暴力，把革命简化为少数职业革命家玩的“暗杀+执法”游戏，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暴力偷换成脱离群众的地下精英的暴力。
托派连地上暴力和地下暴力的概念都分不清楚。地上暴力是为了保卫地上工人组织，由地上组织的成员进行，地下暴力则是进行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基础，进行夺权的工具。连自己论敌的论点都没有摸清楚，可见这些人就是单纯想碰瓷，蹭一波政治影响力罢了。
之后，又大谈特谈托洛茨基的黑论
一旦群众高潮到来，地下武装若不立即溶化到群众武装中去，就会变成阻碍革命的宗派。
可见其的尾巴主义，让暴力机关顺着自发的群众走，只是闲自己死的不够快。还是拿江油来举例，自发的群众提出的口号是严惩凶手。难道要让地下武装来制止霸凌吗？除非霸凌者背靠公检法，否则只需要地上暴力就可以解决，根本没必要大材小用，顺应自发性只会是阻碍革命进程。
最后，托派则是暴露了真实面目，根本上和其他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为了获取政治影响力，顺应自己的自发习气反对建党。
摒弃这种机械主义的关键在于回归辩证唯物主义：革命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下的质变过程。只有把握了这一点，先锋队才能领导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抗议浪潮中，将分散的经济不满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进攻，推动从本土危机到世界革命的连续跃迁。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革命只有在矛盾彻底激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根本上还是等待主义。实际上，阶级矛盾激化后，群众的自发性还是自发性，资产阶级也依然是自觉的。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这些人就是把原因归结到外因上，而不是根据内因——无产阶级的自觉程度来判断。可见他们根本上还是不想实现革命，而是以革命家自居，以此来沽名钓誉，捞取政治影响力的罢了。
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只有在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对自发的群众进行灌输，实现自发到自觉性的转变才行，而不是空谈依靠群众的原则。再结合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情，才有了政治报路线下的全国一盘棋战略。先在地下建设一个革命家组织，在足够支撑起全国一盘棋融工战略的时候，派出代办员进行融工，通过义务劳动、暴力值班的方式筛选出立场无误的先进工人进入地下接受政治灌输，实现地上到地下的引流。在融工的同时发展地上和地下暴力，地上暴力用来保卫地上组织，地下暴力则是用来破坏资产阶级专政。在实现了局部地区敌弱我强的时候，就可以派出武工队执行翻边战术，逐步消磨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发展无产阶级，最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