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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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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布尔什维克》报纸从不说组织建设，三句不离群众自发运动，可见他们依旧属于是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相信群众会从自发运动中产生自觉性，从而否定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其言语也是继承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路线，盲目搞冲塔，被专政了就搞妥协投降，没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气，反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无产阶级群众们有什么理由将革命的希望压在这群投机分子手中。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段就是借着正确路线的风来搞自己的宣传路线，不断对正确路线进攻来谋取政治影响力，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上的行动，只会让群众作为他们的炮灰，去和中修做交易。
2、机会主义组织与革命组织最大的区别就是怎么看待群众和革命者的关系，正如托派这类机会主义组织看待革命非“左”即“右”。即要么激进的不行，要么落后于群众。因此对于大群的攻击时完全出于它们机会主义主观进行的，于是它们便经常出现左右脑互博当跳梁小丑进行滑稽的表演，这是与其机会主义的本质分割不开的，机会主义宁愿扯一万年的牛皮也不愿进行一分钟的组织建设。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彻底的打倒它们，用政治报建党路线来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将资产阶级与机会主义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彻底清除。
最近，《布尔什维克》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于全国一盘棋的路线的理论，对于地下到地上建立革命家组织、建立暴力武装斗争和的理论，对于战略三个阶段的理论，他们都一一进行了机会主义的反对。那么大群路线就有必要将机会主义的进攻打下去，捍卫正确路线的思想阵地。
他们是怎么进行机会主义的胡搅蛮缠、颠倒黑白的呢？
先由一小撮自封的“革命家”在与群众完全隔绝的真空里搭建网络，待这张精英蓝图画好之后，再派代办员居高临下地统筹和指挥地上群众工作，把工人当作可以被引流、被义务劳动和纪律组织起来的被动群体，仿佛党具有先天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特权，群众运动不过是党的素材以及党的意志的延伸。
关键的错误在于党替代群众在地下组织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如工会、互助会、工厂委员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广泛的群众性与公开、半公开的斗争实践。 如果由党的“代办员”操纵群众运动，在地下室里像拼图一样预先构建一套“群众组织网络”，并试图将其完全置于单线联系的秘密控制之下，不仅抹杀了工人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在用一种“地下室精英主义”替代真正的阶级动员，最终导致党与阶级的彻底割裂。这种将一切工作都“地下化”的构思，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对阶级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
真正的列宁主义从来不是在地下室里先把组织搭好、再下来“指导”群众的官僚操纵，而是在群众每一次自发斗争（无论多么分散、多么带有工联主义局限）中，立即注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水平。
《布尔什维克》杂志将“地下与地上的隔离”片面的歪曲为“精英和群众的对立起来”了。实际空谈提高群众自发性并没有什么意义，要予以灌输如何保证认识是正确路线的呢？如何保证灌输工作有条不紊的持续进行下去呢？如何保证灌输过程中正确自觉力量总是占据优势呢？所以《布尔什维克》杂志反对地下革命家组织，认为其脱离群众，是搞替代主义的口号不过是为自己的手工业小组扯遮羞布罢了，而任何的手工业小组，必然只能做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并根本无法抵抗资产阶级的镇压。
所谓“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阶段的核心构想，正是要靠地下红军和地下人民法庭的“执法”来制造某种“布尔什维克传说”，一步步蚕食资产阶级的基层政权，最终实现全国夺权。他们把这种地下暴力当成革命，仿佛只要地下武装足够强大，就能像切香肠一样把国家机器切过来。
托洛茨基在总结1905年和1917年革命时一针见血：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任何“地下红军”都不可能长期存在，更不可能夺取政权；一旦群众高潮到来，地下武装若不立即溶化到群众武装中去，就会变成阻碍革命的宗派。
真正的革命路线应该是深入每一场群众自发斗争，通过提出过渡要求，把这些斗争变成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机会；当斗争进一步高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推动这些委员会联合起来，形成苏维埃；同时，在保卫罢工线、集会和组织的过程中，从纠察队逐步发展为武装自卫队，使暴力真正成为由工人阶级自己掌握的、不可战胜的群众暴力，而不是脱离群众的地下小集团或成为国家机器镇压的孤立靶子。只有这样，先锋队才能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把自发性提升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夺权斗争。
这种“革命持久战论”本质上是机械主义的：将敌我力量对比视为静态的“数量积累”过程，主张通过“战略防御”阶段的地下组织渐进扩张，直至“力量逆转”后进入“反攻”。这种机械主义在“三阶段”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将革命划分为“战略防御（分两阶段）——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固定公式，仿佛社会革命如钟表般可预测、可分割，忽略了革命的非连续性和突发性。
马列毛主义的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路线，依然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实现，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单打独斗。这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思路反而更加的奇怪，除外多数停留在纸面的空谈之外，其提出的一个路线方法不过是小组合成党的翻版，让纠察队来合成革命军。要暴力革命，必然离不开面对现实中阶级敌人的清扫和镇压，单纯的纠察队如何解决问题呢？中修不仅调动当地力量，甚至基于全国资产阶级专政力量进一步调派力量镇压又怎么办呢？他们丝毫没有革命者的规划和准备。恰恰正是因为上述客观实际的存在，所以才需要战略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而非他们所说的“机械主义”。的确如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无产阶级力量终究会战胜资产阶级力量，会实现阶级力量的对比翻转。但这个过程必然是要经历，量变的积累才能有最终的质变。而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而无产阶级最需要依然还是走在正确路线下的先锋党。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否定战略三个阶段，长期斗争改变力量对比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都是机会主义脑海里面的幻想。
《布尔什维克》杂志对正确路线的批驳，桩桩件件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直言，很有道理的样子。实际上还是机会主义的一贯作风。我们透过观点看事实，分析机会主义的历史源头和理论搭建，就会发现他们端倪。根据《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机会主义发展历史，我们认为以下观点是无可质疑的。
首先，《布尔什维克》杂志是一个托派性质的组织。不仅从他们宣扬支持革命共产国际（英语：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的口号，借国际组织的名义来扯大旗可以发现，而且从他们历来的政治表态的机会主义立场中同样可以反映出来。他们公然打着打出托洛茨基的旗号，宣扬所谓的新的“打入主义”，认为革命者应当在群众组织的内部、外部和周围工作，因为工人正从他们传统的群众组织转移，“工人运动以外别无所有”。将其他以外的正确路线，统统视为宗派主义，好来修补路线斗争中被无产阶级抛弃的窘迫。
曾经的托洛茨基是怎么样的呢？是还没有被清除出党的时候，从来不反对党赋予他的组织角色，甚至经常利用这种角色来错误的指导革命进程。比如在曾经的彼得堡工人协会中直接反对建立苏维埃的武装力量，致使彼得堡的工人组织面对沙俄的残酷镇压，暴力武装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当党内同志发现了托洛茨基的问题，通过路线斗争将其开除出党之后，他便大肆的进行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宣传起来了“群众理论”。就连但当时处于抗日前夕的中国也都遭到了托派分子的袭扰。如此反复无常又灵活多变的立场，难道不是可笑的机会主义行径吗？谁曾料想，这样的可笑行为至今依然有着信奉者，托洛茨基在如今的中国居然还有自己的孝子贤孙，每日上香供奉自己。
是什么造成了《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托派彼此之间的惺惺惜惺惺呢？根本原因是他们一致的机会主义立场，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似的机会主义经历。《布尔什维克》杂志之前隶属的工人解放社，早就在同正确路线（政治报路线建党路线，地下到地上的战略发展路线）的斗争中失败，被无产阶级所抛弃了。正确路线下自然没有机会主义残留的空间，所以他们一定要固执己见的模糊地上地下的专政划分，到线下去“融入工人群众”。然而客观规律不为人的主观意识所转移，没有一个合格革命党，冒失进入工厂的机会主义小组根本无法完成灌输工作，甚至最后不能维系组织的存在。因此机会主义内部又分裂了。
工人解放社内部产生了融工派和政治派的划分，然而这两派均没有在惨痛教训下认识到路线问题所在，依旧在机会主义道路下狂奔。《布尔什维克》杂志自诩坚持了政治报路线，实际不过是宣传报路线。他们依旧没有独立建党的胆量和能力，他们只能顺从的当群众的尾巴，没有能力将群众的自发性提升到自觉性的地步。这一点从他们之前面对江油事件的表态就可见一斑！面对江油事件的惨痛教训，居然还盲目的歌颂自发群众运动的伟大，漠视其重复无意义的失败而不顾。他们歌颂江油事件的意义不过是吃人血馒头，吸引流量好维系自己小组的存在罢了。于实际的革命工作毫无裨益。
所以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杂志机会主义行径的时候，更应该顺带批一批他们那个早该躺在坟墓里面的托派祖宗。两者所奉行的群众至上主义、打入主义，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因为机会主义没有能力建立独立的党，他们组织路线上是失败的，因此对群众的灌输工作也是停留在表面的。
而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旗帜鲜明的反对他们，行动坚定的践行正确路线。这里我们摒弃机会主义的胡搅蛮缠之后，依旧用正确路线来明确革命发展的方向。
在战略防御阶段，之所以一定要在第一阶段搭建出来 “可以覆盖全国三千多个市县区的地下革命家网络”，就是为了避免像机会主义小组那样散落开来、一事无成，就是为了保证每个派出的成员都有能力搭建并巩固好党的支部。在党支部的组织架构下，保证自觉力量是占据多数的，保证灌输的有效实行和地上工作的有纪律开展。之所以一定要在第二阶段 坚持地上向地下引流，就是为了避免像机会主义小组那样搞手工业宣传，就是为了保证通过地上组织解决群众夺权需求的基础上，搭建地上暴力、发展地下暴力，通过暴力的低烈度、低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在本阶段则可以实现地下执法权的执行，可以实现捍卫无产阶级地上地下组织不被中修警察随意镇压、消灭。
在战略相持阶段，革命暴力又是如何发展到革命军队的程度呢？同样离不开量表到质变的积累和发展。我们不仅要有革命军队，而且还要搭建可以支持军队的根据地，而且还要让“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的武工队来发挥捍卫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的作用。比如根据地面对敌人围剿的时候，周围区域应该伺机而动，发现其中力量薄弱的地方。在当地的组织完备、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则应该将周围敌占区翻一个新的根据地，从而更好的支援反围剿的斗争。面对敌人围剿的根据地，则应该武装全体无产阶级群众，使敌人陷入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使得敌人力量不能轻易离开，转入地下的革命政权不仅没有丧失反抗能力，而且有随时变敌占区为活动区的本事和物质基础。这样最终才能孕育出来够战胜资产阶级全部武装力量的革命军队及支持它的革命根据地。
这样最终才能步入战略反攻阶段，即全国一切地区都呈敌弱我强形势。最终实现歼灭中修武警机动总队、集团军的目的，摧毁中修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