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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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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机会主义就是这样。整篇文章说来说去无非是在强调自发性，认为只要遵从群众的自发运动，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然而这不过是空想罢了。不实行列宁的政治报路线，不进行地上、地下的隔离，仅仅是在群众运动发生时振臂一呼，革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机会主义者空谈革命，实际上并不革命。仅仅是幻想革命立刻发生，自己好捞取政治利益。然而，须知革命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2、机会主义者本身就代表的是自发势力，而自发势力没有任何先进性，势必是要依附于自觉力量的，所以这些机会主义者总是要伪装成马列毛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说是要推动革命，实际做的就是给自发势力招魂，鼓吹自发运动，把革命拉向倒退，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是要以正确路线来领导群众，而不是当群众的尾巴，拿群众斗争当自己扯大旗的资本，因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政治投机路线，通过政治报路线建设出高度自觉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才能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最近托派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一篇《读者来稿：简评“革命持久战论》毒草文章来攻击全国一盘棋和战略三阶段暴力革命路线，宣扬他们的尾巴主义自发性崇拜，接下来就由笔者进行揭露批判：
1、炮制地下革命组织和群众的割裂对立，借此宣扬自发性崇拜
关键的错误在于党替代群众在地下组织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如工会、互助会、工厂委员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广泛的群众性与公开、半公开的斗争实践。 如果由党的“代办员”操纵群众运动，在地下室里像拼图一样预先构建一套“群众组织网络”，并试图将其完全置于单线联系的秘密控制之下，不仅抹杀了工人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在用一种“地下室精英主义”替代真正的阶级动员，最终导致党与阶级的彻底割裂。这种将一切工作都“地下化”的构思，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对阶级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
机会主义者在这里捏造了所谓“地下精英主义”的概念，企图将政治报路线下的地下组织建设歪曲成同群众的割裂。我们试问：地下革命组织和群众是割裂对立的吗？地下革命组织吸收先进群众，通过义务劳动，政治灌输，组织纪律，路线斗争的赤化链条将先进群众锻炼成为自觉的革命家，再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融工到群众中发展和组织群众，实现自觉力量的再生产，这能说是和群众的割裂对立吗？机会主义者炮制这一概念毒草的居心何在，其实在这句“不仅抹杀了工人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便可见一斑了，这些自以为得意的先生们根本就不想要真正的革命，只希望在群众自发运动的浪潮中谋求政治影响力，他们将列宁的革命灌输论抛到九霄云外，企图通过煽动地下革命组织和群众的对立来宣扬他们的尾巴主义自发性崇拜，还在宣扬着100年前就被列宁等一众自觉革命者所批倒批臭的自发性运动向自觉性运动质变的神话。
2、空谈“深入群众”的废话，掩盖组织建设上的手工业机会主义路线
高压从来不是放弃群众工作的借口，而是更要深入群众、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每一次自发斗争中的理由。 谁拿“高压”当理由先把自己关进地下室画蓝图、等“条件成熟”，谁就是用客观困难来掩盖主观上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即使在最残酷的镇压下，也绝不把先锋队变成与群众隔绝的“地下核心”，而是更顽强、更灵活地把自觉性注入自发性，把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抗议、每一次危机都变成灌输和组织的机会。
高压当然不是放弃群众工作的借口，但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该不该进行群众工作，而是进行群众工作的主体是怎样的，该如何着手群众工作。列宁同志在100多年前就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清晰的阐述，他说：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我们撕开由无尽的空洞话语编织起来的遮羞布，就能很清晰的看出这些机会主义者在组织路线上的反动倒退，进行群众运动的主体除了全国一盘棋的深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革命家组织还能是什么呢？在当下这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具有强大专政能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要建设这样一个集中统一的，真正能够实现深入最广大群众的自觉革命家组织，除了在地下还能在哪里呢？高压的政治环境不是放弃群众工作的借口，但也不是罔顾客观实际，不分地上地下，鼓吹手工业小组的理由。恰恰是因为高压的政治环境，恰恰是为了更出色的做好深入群众的工作，我们才必须首先做好地上和地下的隔离，才必须首先在远离中修专政的地下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可实现全国一盘棋统一调度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机会主义者们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希望群众得到赤化和组织，不希望群众脱离自发性的束缚，因而去搞分散的手工业小组，去搞手工业式的融工，这种松散的小组，只会在中修的铁拳下粉碎。
3，攻击地下暴力路线，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拒绝革命武装斗争
该理论公然宣称，地下政权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运动的成败，必须依靠稳定的地下网络实现“行稳致远”，决不能搞所谓的“反向输血”。他们主张从所谓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起，地下政权的成员就应履行“执法义务”，通过地下红军的“惩戒”行动制造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秩序，从而在中修基层“打洞”，使资产阶级官僚陷入恐慌，最终由地下党通过代办员管理生产生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革命运动的成败，理所应当的要决定于革命自觉力量的组织和发展程度，若是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决定论，就是鼓吹外因决定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反映在当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就是鼓吹等待主义，等待帝国主义间矛盾的激化，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自觉力量要不要组织和发展起来呢？机会主义者表示：“抱歉，这不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的只有消极的等待，只要以上的外因出现了，我们这些跟在群众队伍后面的人就只要振臂一回便能使天下云集响应，届时再带群众无脑冲塔就能收割胜利果实了。”试问，帝国主义之间何时不在明争暗斗？俄乌战争进行了四年之久，请问俄国或是乌克兰，亦或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有哪个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呢？机会主义鼓吹外因决定论，就是为他们鼓吹自发性，取消先锋队组织建设，取消暴力革命的路线服务的
这种在所谓“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阶段的核心构想，正是要靠地下红军和地下人民法庭的“执法”来制造某种“布尔什维克传说”，一步步蚕食资产阶级的基层政权，最终实现全国夺权。他们把这种地下暴力当成革命，仿佛只要地下武装足够强大，就能像切香肠一样把国家机器切过来。
这正是俄国民粹派的拙劣当代回潮：把暴力从群众暴力偷换成党的暴力，把革命简化为少数职业革命家玩的“暗杀+执法”游戏，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暴力偷换成脱离群众的地下精英的暴力。
他们依旧重复着上文提到的所谓“地下精英”和群众割裂对立的陈词滥调，好像马列毛主义的暴力革命路线就是和群众割裂，是束缚群众运动的枷锁。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他必然是要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在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必然是要发动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最广大劳动群众来进行的。但是，发动群众，不是屈从于群众的自发性，不是带着他们搞无脑冲塔。发动群众进行暴力革命，必须要结合客观实际，依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发展来决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在整体上敌我力量对比不利时，就应当先在局部集结力量，造成局部的敌弱我强。推动新质在数量上的迅速扩张，逐步实现从局部的敌弱我强到整体的敌弱我强的力量对比转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实现星火燎原。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暴力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而是千百万群众在革命危机中自卫和进攻的必然结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地下红军”，而是全体觉悟工人武装起来的群众暴力。巴黎公社、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1936年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并肩作战的民兵，都是这种群众暴力的活生生体现。托洛茨基在总结1905年和1917年革命时一针见血：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任何“地下红军”都不可能长期存在，更不可能夺取政权；一旦群众高潮到来，地下武装若不立即溶化到群众武装中去，就会变成阻碍革命的宗派。（编者注：关于暴力问题的更多讨论，请读者同志们参考本刊发表的《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文）
机会主义者引述了他们的老祖宗托洛茨基的话来抨击地下暴力路线，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马列毛主义暴力革命路线从来就不否认要公开武装全体工人，但是脱离具体的斗争实际空喊什么**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只会陷入学理主义的泥潭。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条件建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只能是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开始，可实现全国一盘棋统一调度的，集中统一的地下职业革命家组织通过工业化融工，建立地上群众组织，并通过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筛选出先进分子为地下引流、开始发展武工队和地下红军后才有条件建立以上群众组织。否则贸然地建立所谓~~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只会在敌我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被中修的专政机器碾碎。机会主义者在这个议题上大放厥词，就是鼓吹他们的冲塔路线，以群众的牺牲换取政治影响力。**
4，挂羊头卖狗肉，以形而上学之实代唯物辩证之虚。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革命持久战论”本质上是机械主义的：将敌我力量对比视为静态的“数量积累”过程，主张通过“战略防御”阶段的地下组织渐进扩张，直至“力量逆转”后进入“反攻”。这彻底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即社会矛盾不是机械的线性叠加，而是动态的、对立的、激化的过程，导致质的飞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总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本土“积累”所能化解，而是全球范围的连锁反应。机械主义却将此视为“防御阶段”的“积累机会”，忽略了先锋队主观能动性在危机中加速质变的可能，导致被动等待而非主动干预。
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吗？但凡系统性地了解过共运史和学习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都不会对其这个问题的回答抱有片刻的迟疑。革命是物质的运动，物质的发展变化必然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十几年如一日的组织建设，自觉力量的再生产以及暴力革命，试问如何组成革命的最终胜利呢？说什么：“这种危机不是本土“积累”所能化解，而是全球范围的连锁反应。机械主义却将此视为“防御阶段”的“积累机会”实际上还是那套外因决定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确实会极大地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真正能够决定最终革命胜利的绝对不是经济危机这种外因，外因只有作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时才能发挥作用，真正能够决定革命成败的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觉力量的组织程度与发展程度。经济危机作为外因促进了无产阶级自觉力量的发展壮大，又怎么能被扣上“忽略了先锋队主观能动性在危机中加速质变的可能，导致被动等待而非主动干预。”的帽子呢？机会主义者自以为运用马克思的话就能掩盖他们腐臭不堪的机会主义路线，实际上只能让人啼笑皆非。
机会主义者恬不知耻地狺狺狂吠只会加强我们对正确路线的认同，当下的无产阶级要革命要解放，就必须同机会主义的自发性崇拜路线划清界限，就必须要抛弃空中楼阁，脱离学理主义的泥潭，将革命理论正确的运用在革命的实践中，就要坚定不移的走政治报建党路线和正确的革命三段论———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
此时整体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革命者应当以政治报为脚手架，通过义务劳动，政治灌输和路线斗争培养职业革命家，在远离资产阶级专政的地下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当职业革命家组织发展到能够建成全国性的地下暴力网络，能够进行全国一盘棋的协同调度时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革命家组织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派出代办员开展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融工，在地下组织的统筹指挥下建立起地上群众组织，地上群众组织就是人民公社。在地上群众组织内坚持不谈政治，能给群众带来衣食住行上的切实利益，同时地上组织内践行民主集中制，初步解决无产阶级无权这一问题。群众要留在地上组织，必须履行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的任务，代办员以此筛选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通过流动通讯员引流至地下，经过地下组织进一步赤化、筛选后，补充到地下暴力中，实现地上为地下输血。在地上群众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害到一些资本家的利益，面对其派出的黑社会混混的骚扰，通过暴力值班组成的地上暴力去保护地上群众组织；而面对公检法人员和一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这些难以解决的势力时，则是由地下暴力进行清除，为地上组织的发展保驾护航，这一清除是通过地下法庭的形式执行地下执法权，秘密逮捕这些人员并进行审判。随着地上地下暴力的发展，不断夺取中修基层政权，形成一个局面敌弱我强的态势，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根据地。
战略相持阶段：
当在全国一盘棋基础上形成了星罗密布的根据地，且能系统性地派出武工队进行翻边战术，形成广泛局部的敌弱我强的革命局面时，便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中修势必会集中优势兵力来围剿根据地。地下组织一方面领导、发动根据地内的地上群众组织进行斗争，牵制住敌人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敌人由于调集兵力势必出现力量真空区，则派出武工队到翻到敌后去，将白区翻成红区，建立起敌后根据地。在这一反复调动的过程中，敌方的镇压力量不断被消耗，革命力量不断发展。
战略反攻阶段：
直到形成了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态势时，中修只能龟缩在一两个资本主义老巢时，便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此时我们再通过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就能消灭中修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