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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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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中修是极其自觉的反革命，无论是中修那所谓“平等”的法律还是资本主义父权制，都是围绕这中修的阶级利益来运转的，这次这部毒草电影的风波正表明如此，中修为了赚取利润和转移阶级矛盾，就会极其自觉地绕过法律条文，拍摄鼓吹小资式的女性个人奋斗的毒草电影等等。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是无益的，必须走上政治报路线，建设全国地下革命组织，才能领导全国无产者高度组织起来，武装造反夺权，粉碎中修的统治，根除产生种种乱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真正让法律和文艺都为人民造福，建设革命战友间的健康男女关系。
2、物质决定意识，什么样的物质社会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中修社会资本主义利润挂帅，其文艺作品只会博眼球、赚利润为第一目的，并且很好的宣传资本主义世界观。从本文的批判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观念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或者上层建筑，本质都是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服务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报路线不断革命，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取得文艺作品的创作权，这与赤化无产阶级、建立先锋队密不可分。
前段时间，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起了巨大争议。2025年9月，该片在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全球首映，主角赵箫泓凭此片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但是，本片主演赵箫红（艺名赵箫泓）因家庭琐事持刀致丈夫死亡，被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判处15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约11年。法院不仅没有判定是防卫过当，也没有认可“长期家暴”。在本案中，女主就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是中修一方面判其有罪服刑，另一方面给其一路绿灯，拍摄一部与中修判决书自相矛盾的电影。中修果真自相矛盾吗？非也！中修此举，实都属为资产阶级服务之举！
给少数人以特权，给多数人以铁拳，无产阶级要斗争
少数人，就是像本片女主赵箫红一类的人。1988年，中修广播电影电视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禁止录制、出版正在服刑的罪犯表演的音像出版物的通知》，明确两条禁令： 禁止正在服刑的罪犯公开在社会上进行营业性演出， 包括为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电台当演员和为音像出版单位录音录像。目前来说，她要么是一个杀人犯，要么就是一个冤案受害者。但是，现有事实表明，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她享受了很大的特权，大到能在收监期间就出演自己主演的电影，其享受的远超一般罪犯的特权已经不言而喻。
无产阶级要时刻为了推翻中修统治阶级作斗争。法律、监狱，作为中修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始终要履行为某个阶级服务的使命。这个阶级，只能是当代中修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为了服务于资产阶级维稳的利益，每年都会有很多自发维权的无产阶级被抓进看守所，顶上个寻衅滋事的罪名，稀里糊涂地进监狱。为了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电影业，某些人找到了自以为清奇的议题，盯上了性别议题和家庭暴力这样的热门，为了电影的票房，连中修自己法律的执行力都不认了。更有甚者，中修资产阶级还拍出了一部取材于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的电影，听说此片的导演还是个托派。
回溯我国法律的运用历史，像这样公然利用法律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事情并不少见。建国十七年的党内资产阶级，处处推行着官僚主义这样的“习惯法”，扩大着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伊始，华东局、上海市的资产阶级官僚痛骂张春桥同志，指责他不遵守流程就干预了安亭事件，认可了王洪文是革命派，使黑市委的阴谋破产了，死守流程规章的资产阶级被不拘一格的无产阶级翻了个底朝天；资本主义复辟后，走资派陈云公然干预中修“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为了保证不清洗到文革早期闹事的“联动”“西纠”分子，竟然公开宣布不应追究资产阶级子弟孔丹等人的责任。而在这场政治清洗中，大量曾经的造反派中央委员被清洗、撤职、下放，资产阶级对两种阶级的斗争手段可谓天壤之别。
无产阶级要时刻与特权作斗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主义倾向，还是革命期间的压制手段，又或者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全面清洗和专政，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总是会利用法律、规章等事物，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制造和扩大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服务。孔丹、赵箫红在资本主义下是必然出现的，而革命者要做的，不仅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必要时刻发动革命群众，与革命阵营内的此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作斗争。在当代的革命中，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也要回答这些事物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建设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中，总是会有某一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了自己少数人的特权钻营逐利，典型就是野火鼓吹的无条件集中制。敌我矛盾错综复杂，革命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要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特权而服务的。凡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搞特权的，都需要发动群众斗争掉。
给群众以组织，用自觉斗争打倒父权制
群众斗争了，不仅仅是因为此次事件的明显的收买行为，还因为中修社会明显的性别矛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我国妇女的地位和无产阶级一样，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方面，妇女作为家庭关系中的受压迫方，很多妇女不得不中断人民公社时期的学习生活，投入到家庭生产的劳动或者进城打工的路途中；另一方面，针对妇女的犯罪也层出不穷，特别是人口拐卖等恶性犯罪死灰复燃，广东东莞等著名的淫窝也在恶劣的性剥削中发展起来。由此，群众高喊道：妇女需要解放！
但是群众中间总是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黑打手，他们巧妙地运用了群众要求男女平等的自发热情，但是却将争论的重点引向了男女对立，企图以性别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在《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发酵以后，不停出现资产阶级的水军鼓动群众赞美父权制，将女性商品化、物化，将男女矛盾炒作上升，以达到他们对资产阶级小骂大帮忙的目的。为什么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蛊惑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本质上是他们缺乏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自发的平等诉求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斗争，自然也就会被资产阶级开出的毒药方蒙骗，群众斗群众。
男女平等的问题要不要解决？要。要怎么解决？要走政治报路线。
在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的时候，要严防死守黄克功这样的流氓恶棍，群众要组织起来，敢于使用革命组织的专政权，对骗财骗色等借助一时地位谋私利的行为坚决斗争，将毫无党性、品行恶劣、只想着小资产阶级“找燕妮”幻想的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党。而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到了地上的群众组织建设的时候，代办员要尤其注意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其中也就必然包括了基层女工的生活、平等问题。地上的无产阶级女性时刻受到压迫，要是遇到了未明子这样的流氓淫棍，甚至会遭受性压迫。这时就要求我们召集革命的暴力，这个暴力不仅要保卫地上群众组织不被中修的打手打击掉，还要支持群众的经济斗争和专政诉求。面对车间主任的性要求，女工可以借助地上暴力的声势有力拒绝；面对与中修政治关系紧密的资产阶级的性压迫，我们可以召集地下暴力清除掉。而当群众组织等据点在工厂、街道、乡镇串联起来以后，一个个根据地就会在全国各区县冒出来，在根据地内，革命党就能通过革委会、革代会动员更多的妇女参加革命，选举革命代表、保卫革命政权，在生产关系上实现彻底的平等。而从地上群众组织到根据地政权，革命党也会提倡社会化抚养的措施，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总之，妇女地位的平等，不是自发运动喊出来的，更不是水军吵架叫出来的，而是革命党领导人民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