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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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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这群机会主义者用空想的学理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工业化组织建设中出发,那么结果自然就只能得出他们认为的“革命运动”必定走向灭亡。实则灭亡的只有机会主义路线,而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报路线走在正确的路线上,在组织建设中不断地与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从一开始的没有人也能发展成为百万雄兵,而相反的机会主义路线就只能在内部一片混乱中走向崩溃。
2、云水怒这类机会主义团伙的凋零,正是其践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导向的结果。对于外部的机会主义势力也好,还是尝试寄生在革命组织中的机会主义也罢。他们这些人的立场根本不是与无产阶级一条心,所以必然不可能去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默默奉献自己的所有,而这些人又为了长期留存其中则必然要在组织关系中占据一个优势的地位。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则必然需要变着花样的反对政治报路线,扭曲政治报路线,外部的云水怒是这样,内部的机会主义蛀虫也是这样,一旦让这些人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那么遭殃的必然是那些真正原因奉行自己的“黄继光”们。所有对于这些机会主义势力必须时刻使用政治报路线将之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揪出其个人投机黑路线,施加以无产阶级的镇压。
云水怒《基于某种理论认同的意识形态群众组织必然会有宗派主义倾向》这篇黑文,提出了政治活动必然伴随路线斗争(虽然是从学理主义的推导得出的),但最后得出的竟是“从一种充满活力的东西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这种革命必败的宿命论黑货。原因无他,路线斗争带来的是革命力量的壮大、机会主义的破产,所以在机会主义者的眼中,“革命”(实则投机)是必将走向覆败的。
基于某种理论认同的意识形态群众组织必然会有宗派主义倾向。这种意识形态的群众组织从脱离了经济基础的群众性中产生,因此这种组织只能依靠意识形态和对特定话语的认同作为团结标准。这样的宗派组织往往是这样产生的:
一群人因为对左翼文化的兴趣而聚集起来,这个阶段所有人都很兴奋,仿佛都要改变世界。随着讨论的深入,对理论的特定方面出现了理解的不同。由于没有足够扎实的当代实践经验,于是只能用理论辩论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在辩论中,某一特定派别由于理论上看似更为正确,又或者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掌握了辩论的主导权。于是,对组织性的呼吁使得特定派别的主张被宣传为“组织的立场”。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愿吃革命的苦,不愿遵守严明的革命纪律,因此就不可能组织出像样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们认为路线斗争“源于理解的不同”,是“缺乏实践经验下的理论辩论”。实际上,路线斗争源于政治活动,在政治活动(实践)中必然产生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否则会原地踏步陷入泥潭甚至走向失败。马列毛主义者认识到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这一对矛盾,想要推动矛盾运动朝着对革命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得出了路线斗争这一肃清错误认识/错误路线危害的方法论。
机会主义者认为掌握领导权靠得是“理论看似更为正确”或玄而又玄的“某种特殊手段”。也不难理解,组织松垮的机会主义者无法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只能靠自己的嘴皮子,从“一贯正确”到“比较正确”。夺权不是靠打嘴仗,而是靠改变组织关系。革命组织中,机会主义者通过左倾打压、篡夺专政权等手段打倒关键岗位的革命同志,把自己或党羽换上去,并以“打击机会主义”的旗号继续左倾打压真正革命的同志,自己或党羽要被自觉力量打倒时就又搬出右倾庸人温情来保命。只要机会主义者仍占据关键岗位、仍未被清晰,那么他就会源源不断地打压革命同志、任用被他裹挟的自发分子或服从他的其他机会主义者,把自觉的组织关系篡改成自发的组织关系。
而将来的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我们同样是靠改变组织关系实现对厂矿、街道、县区的夺权。地下革命家组织在全国范围派出代办员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融工,代办员以限权委托书的形式建立地上群众组织(主要以经济互助的面貌出现)。通过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在承担地上组织义务的群众中建立起有别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例如一个工厂中,原先工人是迫于生计和资产阶级的淫威不得不向老板低头、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而通过地上经济组织被组织起来后,他们新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关系,会按照纪律承担义务劳动,面对地痞流氓的骚扰会聚集起来行使地上暴力进行自卫来保护地上组织,会听从党的领导(由于地上地下隔离原则,党通过代办员和代办员+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来间接领导地上群众),工人之间基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松散联系已经被改造为基于革命纪律的紧密联系,在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对该工厂的夺权,只不过由于全国一盘棋的策略,少数革命力量相对壮大的地区不能在全国未广泛建立起敌弱我强的局部时贸然武装起义、公开建立革命根据地(单点突破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导致面对围剿无边可翻,只能被中修消灭),还应继续做两面政权,表面上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留几个资本家和工头暂时不打倒、剩一层窗户纸暂时不捅破。
一旦出现了“组织的立场”,便可以把特定理论放在组织论的中心位置进行维护,而因为组织论同样又作为实践论的绝对前提,所以特定理论变成了实践论的前提。特定派别会创建并掌握了某种内围组织的领导权,这个内围组织需要对内话语一致的同时,将其他派别放在某种外围组织进行灌输。这个阶段的小组话语会出现一种内核高度重复的特征,同义反复会极其频繁。
这个小组依旧会经过很多次内部斗争,多数情况是正统派会不断确认自己的立场并以开除出的反对派作为自己实践正确性的证明。少数情况是反对派能获得领导权,出于结构性原因,反对派也有可能重复正统派的一系列问题。
这群机会主义者对斗争的认识极端脱离实践,仿佛吃饱了撑的才搞什么“组织的立场”,正确性竟然不是靠推动革命发展来证明的,竟然是靠开除反对派来证明的;对于持有错误意见或走入错误路线的人,他们不是先尝试批评说服,思想和行动上承认错误的改造、死不悔改的才开除,竟然是粗暴的直接开除。这不仅是对同志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会损失潜在的革命力量,更是不给自己留余地,将来机会主义以革命的面貌篡权时也会效仿这样直接开除他们(不过他们本身就是机会主义者了)。
在内部斗争中,人数会越来越少,具有活力的讨论也会越来越少。接下来只剩下正统派和一些无辜的群众进行内部的话语确认循环。群众性在这里发生了翻转,它从一种充满活力的东西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融工派寄希望于某种机械的结合论可以在物质生活中召回那个充满活力的主体。这个召回动作本身就是组织的,因而也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前提的,所以召回的对象也只能是原本就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在这个视角下,“求是系”的方案几乎是这种群众组织唯一一种可以尽可能拖延这种组织衰亡的方式,它通过强行扩展和筛选广泛的互联网群众面来重复暂时的第一阶段活力的假象。求是在筛选方面获得了很多左翼梦寐以求的工业化,但却是完全消极的那种
云水怒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的必败论。其他同志可能会批判其必败论是错误认识,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这一认识再正确不过了,因为他们口中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投机,而路线斗争正是会让革命力量变得生机勃勃,让机会主义四分五裂、变得死气沉沉。对机会主义者来说,宗派是必然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革命没有云水怒等机会主义者所描述得抽象空洞、玄而又玄。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建设组织的方法论是政治报路线。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政治报路线表现为全国一盘棋的武装割据路线。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通过义务劳动、政治灌输和路线斗争等民主集中制脚手架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党)。当地下革命家组织能承担起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融工工作后,进入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大量代办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不谈政治的地上群众组织。地上群众组织通过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从群众中筛选出先进分子被引流至地下进一步灌输和检验,为地下输血,同时行使地上暴力以应对地痞流氓的骚扰。当中修基层统治力量阻碍地上群众组织的发展时,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地下暴力行使地下执法权,为地上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下,广泛出现敌弱我强的局部,且地下能大规模派出武工队执行系统性翻边战术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面临中修的围剿时,根据地内发动群众拥军参军积极反围剿,即使反围剿失败被占领了也要继续打游击战;根据地外派出武工队前往中修因抽调力量而力量薄弱的地区配合当地革命力量消灭中修统治,翻出新的革命根据地。通过长期的翻边战术,革命力量逐渐增强,敌人的力量逐渐衰弱。当全国范围内呈现敌弱我强,且革命力量建成能战胜资产阶级全部武装力量的革命野战军时,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革命野战军同中修最后的武装力量进行高烈度的军事斗争,消灭最后的敌人,夺取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