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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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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机会主义者的心里，革命就是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生意，怎么能亲自陷入革命的真刀真枪的斗争中呢，肯定得安全的赚取政治影响力，为自己在资产阶级的剥削链条中博得一席。他们总是善于拿学理主义长篇大论的理论说教来包装自己实质上的反革命行为，正如历史中列宁同志坚决要划清界限的那些个机会主义小组和孟什维克们，我们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也要积极揭露这些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假革命真投机的行径，并与之决裂，沿着政治报路线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壮大自觉的革命力量，在路线斗争中清洗各种自发的、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毒瘤，为革命的发展扫清障碍。
2、学理主义路线是忽略了客观实践的，这些理论在绝对理想的预设中可能成立，但是到了具体的人类社会中就是空中楼阁。机会主义者如此钟爱学理主义也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提不出正确的有建设性的革命路线，只好东拼西凑将马克思主义包装为玄而又玄的知识，作为自己的政治资产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向列宁看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向着正确的革命路线前进。
近来，好几个自称“马列毛主义”的小组出来叫嚣，给大群扣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唯融工论”大帽子，大批特批，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老熟人野火，即当初共同创建了东风、后来惨遭清洗的那一批“老资历”，如果野火的先生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自己当时是因为什么被移除大群的吧？就是因为大群认为一个完备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是开展融工的基础，先生们不认同，觉得应该马上去融工才算革命，就被移除了，然而事到如今，历史无情地埋葬了“眼下融工论”，各路机会主义小组都发现自己当初死命兜售的黑货已经没有市场了，就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判自己曾奉为圭臬的观点，还强行把这个观点说成是大群的，可见这完全不是阳和平所胡诌的“革命者内部矛盾”，而是混迹左翼群体投机的野心家在制造路线分歧破坏革命，这是敌我矛盾，必须彻底划清界限。
这一点从他们给出的“正确路线”也能看得一清二楚。野火主张由“广大革命同志”进献“党费”供养脱产的“职业革命家”，东风主张“以提高自身的理论学习为主”，不搞政治报，也不建设行业革命家组织为群众排忧解难，闷着头培养“理论极其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就可以了，孟站和东风有点小差异，各有各的美，口头上承认政治报路线，一说到实操环节却又强调革命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十一月评论也认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知识分子革命核心”。
以上种种让我们想起了一位故人，就是共革阵所尊敬的祖师爷，葛兰西。尽管那些号称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先生们不大可能会承认自己和西马倾向极为明显的共革阵是一路人，但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行动上不正是在响应葛兰西“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号召吗？所以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位据说对革命富有洞见的“有机知识分子”祖师爷是怎样建构出他那套理论的。
《狱中札记》中的“理论推演”
意大利革命失败后，身为意共最高领导人的葛兰西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或许是想到了列宁被流放后吸取教训写出《怎么办？》的经历，决定自己也写一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怎么办？”，这就是《狱中札记》。
的确，俄国是一个半工业化、有着浓重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列宁在俄国实施的革命路线一比一复刻到意大利，复刻到全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可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味的重大课题。
葛兰西认为自己已经贯彻了列宁主义路线，而且也不是单纯的一比一复刻，而是结合了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做了具体调度，却没有取得成功，于是他经过一番思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像俄国这种东方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就是说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不多，整个国家的组成主要是“政治社会”，也就是由军警暴力机器所保障的专制秩序，所以就可以像列宁那样发动“意识形态运动战”，比较游刃有余地给广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而在意大利这种西方国家，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相当普遍，历史悠久的教会一直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上的事情发挥影响，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等等也都在公共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所以这类国家不仅有着发达的“政治社会”，在必要时进行暴力镇压，而且还有着发达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渗透到了广大群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这种国家，就无法像列宁那样靠发动“意识形态运动战”取得“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而必须培养相当多的“有机知识分子”，去夺取学校、媒体、NGO等各个“阵地”，通过这种“意识形态阵地战”取得“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进而实现革命胜利。
后来的意共最高领导人陶里亚蒂系统阐释了葛兰西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思想，就是通过派出“社会主义有机知识分子”占领各个“意识形态阵地”，让“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在议会上占据主导，从而让广大群众笃信社会主义，并选举出社会主义政治代表进入国家领导机构。这条路线不仅成为了意共的指导思想，还成为了许多欧洲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都说陶里亚蒂把葛兰西庸俗化，然而在理论层面纠结此人庸不庸俗化是没有意义的，两人在机会主义实践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举个更加浅显的例子，邓小平理论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民富起来，习近平却抛出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论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一种主义的本质归结于某个特定政治实体的统治，可谓俗矣，但是习近平难道背叛了邓小平吗？恰恰相反，是发展了邓小平，进一步加强修正主义政党的全面专政。陶里亚蒂对葛兰西的完善是一个道理。他更加全面地指引了这条路线的前景——作为“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能说会道，笼络人心，被选举为工联主席，甚至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分一杯羹，为虎作伥，就是革命的“正确路线”，能不能解放无产阶级，不值得关心，自己其实也清楚，根本解放不了，但这不重要，当上大官，过上滋润的日子就行了——如今的普拉昌达修正主义集团不就是这样吗？尽管打着马列毛的旗号，实际上和陶里亚蒂一样是葛兰西的孝子贤孙。当代中国的“马列毛主义小组”们也概莫能外。
学理主义背后的行为逻辑
读到这里，一些先生要为葛兰西打抱不平了，且不说人家是个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他的逻辑推导有什么问题吗，凭什么说他是机会主义？
烈士之说极为荒谬，不过多展开，如果死了就叫烈士，下令烧光农民房子的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也能算慷慨就义的英雄，这不值一驳，值得展开的是葛兰西的学理主义。
不错，葛兰西可以自圆其说，上面的理论推演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自洽就代表正确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形式逻辑。人都会死，张三是人，张三会死。人都不会死，张三是人，张三不会死。两个推理，都是自洽的，只看自不自洽，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关键的信息其实是在大前提里的，而形式逻辑只管形式，管不到大前提的内容，只有客观的实践才能说明大前提的真假，才能说明“人都会死”还是“人都不会死”，没有客观的实践，就只能陷入纯粹形式性的“二律背反”，得不出任何对现实有用的理论指导。
葛兰西恰恰是从他立足的大前提里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根本就没有把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意大利革命之中。甚至就算不提创造性，不要求这位理论大师能发展出全国一盘棋的武装割据理论，起码也得贯彻以政治报代办员网络为核心的路线，构筑起具备高度自觉组织关系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吧？起码也得在一个这样的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下去开展地上群众组织的建设吧？然而事实是，此人从担任意共总书记以来，就一直在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让本应是革命家组织的意共加入各路资产阶级势力的“阿芬丁联盟”，并鼓吹一起发动总罢工对抗资本家，对群众自发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人民卫队”也不予以改造，开展地下领导地上的斗争，反倒是顺应群众自发性，进行无意义的声援、支持和打入，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列宁主义？
另一个前提也是假的，就是把一个国家机械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并得出所谓东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不大灌输起来就容易，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庞大灌输起来就比较难，因而需要抢夺阵地的谬论，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改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物质基础之前，要搞灌输同样是很难的，民粹派、自由派、经济派都带偏过群众，甚至就算没有这些妖魔鬼怪，未受过职业革命家组织训练的群众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各种误区，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自发群众运动经常误入的歧途，全天下都是这样，解决方法也是一样的，在改造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工业化地灌输正确思想，没有什么在西方国家就必须要用资产阶级的阵地做思想工作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能从机会主义分子自己描摹的理论蓝图来判断他们的性质。必须从他们理论背后的物质基础，从他们理论对现实产生的实际作用出发，去判定他们理论的性质，这本身也是从客观物质出发的、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用这个原则一眼就能看穿葛兰西要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当大官的机会主义图谋。
反过来想，假如你是机会主义者，你肯定会喜欢学理主义的。在彰显自己很有理论水平的同时，又可以把自己的投机本性掩盖起来，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推演”加以包装，欺瞒革命新芽。这确实是一套很适合用来赚取个人影响力的思路。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泥潭派的跳蚤们为什么都如此热衷于办读书会，野火、东风、孟站、十一月评论这几路各有抱负的先生们又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重视起“理论建设”，想“培养革命知识分子”，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马列毛主义者的药方
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一个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共产党。这是事实不假。
然而，马列毛主义者会和葛兰西及其徒子徒孙那样，追求所谓的“革命知识分子”吗？不，先锋队真正的任务在列宁《怎么办？》里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就是“把群众提高为革命家”，无论是工农解放社的工人血统论，还是由其分裂出的孟站以及其他鼓吹培养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团伙，两者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并不关心革命的真正需要，所以才想用“工人”或“知识分子”这种身份标签来给自己贴金，而列宁是这样说的：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马列毛主义者也不会像葛兰西这种学理主义者那样把一个国家机械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并鼓吹在“市民社会”里“抢占宣传阵地”，孟站恐怕就是按这种国家观得出在当代中国开展民主革命的荒唐结论。民主革命实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铲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者的物质基础和统治力量。然而按照学理主义者不看物质只看概念的方法论，民主革命就像是一种和物质基础无关的，追求某种神圣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的运动，所以才能推导出在帝国主义国家也要靠民主革命来争取更多灌输空间的奇谈怪论，来掩盖自己当御用反对派赚取个人名利的真实意图。真正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人都清楚，群众自发性不会以私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力量多寡为转移，只不过有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但实质都是长期浸淫在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之中，那就不可能自发摆脱这个物质基础所赋予的意识形态，所以必须在一个政治上远离资产阶级的环境，把群众放到无产阶级的自觉组织关系之中进行灌输，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一切都是空谈。
再综合考虑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以及根据阶级力量对比，对于革命持久战各个战略阶段的划分，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路线如下：
战略防御阶段，全国每一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敌强我弱，那么就需要在这个阶段的第一子阶段，先在地下环境借助政治报脚手架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赤化链条，在工业化的革命义务劳动链条中，在组织建设和路线斗争的实践里，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独当一面的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的政治身份与“出身”“成分”无关，只与自觉程度有关，只要一个人具备从无产阶级革命总体利益出发的党性，在此基础上还熟练掌握唯物辩证法为各项事务提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并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本级组织和下级组织也掌握党性和科学方法论，从而推进自觉关系再生产，那么这个人就是职业革命家，就具备党员的资格。同时，革命先锋队要与群众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党员赤化群众、群众监督党员”这个工业化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严密闭环，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又能有力地反修防修，而且先锋队还要为群众参与地下工作排除地上妨碍，日后甚至还要领导群众夺取各界生产，因此革命先锋队除了是“地下革命家组织”，还具备“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层身份，这意味着先锋队员不仅需要政治报脚手架，还需要其他业务线脚手架，需要扎根在各行各业，根据各行各业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来搭建相应的链条。按此路线发展出一个全国性的地下斗争网络，才能进入第二子阶段，开展全国一盘棋融工和全国一盘棋武装斗争，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形成敌弱我强的革命根据地。
战略相持阶段，总体上仍是敌强我弱，但已在全国广布的革命根据地中已经是敌弱我强，并且革命武装已经发展到能够系统性派出武工队的程度，此时就可以通过大量派出武工队实施翻边战术来扩大力量，具体而言，每一个根据地的边沿都驻扎着由训练有素的党员组成的武工队，而由于根据地已全国广布，每当中修派兵围剿甲地的根据地，造成乙地守备空虚时，乙地附近的根据地就可以迅速出动地上武工队前往乙地，一边歼灭敌人，一边发动群众，开辟出新的敌后根据地，同时甲地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红军也在与中修反动军警斡旋，当地的地上武工队也会转换为地下武工队适时反击，中修若要攻回另一地，那么又会造成新的守备空虚，再运用翻边战术与之对抗即可。只要具备政治上高度成熟的革命先锋队和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中修反动军警就不过是反动的一小撮，面对翻边战术只能疲于奔命，一轮一轮地被歼灭掉。革命根据地就是这样波浪式扩张的。
战略反攻阶段，全国每一处几乎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极少数的中修腹地还有待于解放，此时，革命形势已经相当成熟，马列毛主义者离夺取全国只有一步之遥，全国的解放区蒸蒸日上，革命武装也已经高度发展壮大，能够迅速地吸收大量的党外人士，甚至是那些从中修反动军警那里俘虏来的大量兵员也都能迅速赤化为革命战士，就像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必然能够形成大规模的革命野战军，发动我们时代的“三大战役”，一举消灭中修，解放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