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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简直是玩笑，难道都上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就人人平等了吗？资产阶级家庭可以使用剥削无产阶级的血汗钱来进行对于其子女的资本增资，可以请家教，可以上重点学校，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子弟无法得到的高度，我们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子女的起跑线搬到和资产阶级一样吗？不，中修的高考制度已经完全变成了筛选“预制人”的反动工具，对于这种制度我们必须消灭，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灭一个制度不够，还要消灭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消灭中修的特色社会主义。
2、高考所谓的平等只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手段而已，高考根本就不公平，正如文中说的一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些地方的高考都区别于全国一搬的高考，更是赤裸裸的特权。无产阶级不必纠结于如何产生公平的教育制度，因为这本就是资产阶级设下的圈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问题也便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个人发展，更结合生产劳动实际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
每年六月，一千多万年轻人同时走进考场，全社会屏息凝神。交警开路，工地停工，家长跪拜祈祷，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寒门贵子”的传奇。高考被塑造成一场神圣的仪式——它宣称自己是公平的化身，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后净土，是底层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
但这是真的吗？
让我们撕开这层面纱。高考本质上不是一场知识竞赛，而是一台精密的阶级筛选机器。它的功能不是促进平等，而是在形式上平等的前提下，合法化、制度化地再生产不平等。
先说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命题本身就有一个巨大的前提——在到达分数之前，人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但现实是，一个来自北京海淀的孩子和一个来自云南山区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高考吗？海淀的孩子从小上的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家里能请得起每小时几百元的一对一辅导，能上万的暑期夏令营；山区的孩子可能连像样的老师都没有，教室里连窗户都是破的。他们的“分数”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产生的吗？
高考的核心谎言就在这里：它把阶级差异的起点伪装成了个体能力的终点。
资产阶级家庭投入多少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学区房、国际学校、天价补习班、海外游学。这些投入不是“投资”在孩子身上，而是投资在阶级再生产的门票上。当他们的孩子在考场上多拿了几十分时，这几分是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但最终，这些分数被说成是“孩子聪明”、“孩子努力”——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精巧的包装：把金钱转化的优势，说成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成果。
反过来，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小被放养，学校破旧，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别说补习班，连正常辅导都跟不上。他们差的那几十分，不是不够聪明，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竞争的条件。
高考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让前者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优秀”，让后者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有人被赞美，有人被淘汰——而这两者都被归结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
这简直是阶级社会最完美的合法化装置。
再来看所谓“寒门贵子”叙事。每年高考季，媒体都会挖掘一两个从农村考上清华北大的“励志典型”，然后铺天盖地地宣传。这种叙事的功能是什么？是制造一种幻觉——你看，只要努力，谁都可以成功；他成功了，你如果没成功，那就是你不够努力。
这是资产阶级控制底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把结构性压迫导致的失败，转化为个人道德上的污点——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你落榜，是因为你懒。这套话语让失败者自己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而让制造不公的制度本身安然无恙。
更残酷的是，那个被捧上神坛的“寒门贵子”，当他真的走进清华北大，他会发现自己和那些城里同学的差距不仅仅是分数。别人讨论的是出国、是创业、是父母安排的实习，他关心的是下学期的学费从哪里来。他在高考这道门槛上“成功”了，但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一场更残酷、更漫长的阶级适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阶级同化的过程。制度需要几个这样的“代表”，来证明自己是“公平”的，仅此而已。
高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功能：它是一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消耗战。
数百万青年，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三到六年的时间（加上高中阶段），日复一日地刷题、背诵、考试。他们的全部生活被压缩成一张张试卷，他们的想象力被局限在标准答案的框框里，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被系统性地扼杀——因为在高考的战场上，思考“为什么”是没有用的，记住“是什么”才能得分。
这套机制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是听话的、顺从的、善于执行命令但从不质疑命令的劳动力。他们被训练成最适合资本剥削的工人——服从权威，按部就班，不惹事，不造反。高考工厂（衡水中学、毛坦厂）不是笑话，而是资本主义教育最赤裸的隐喻：把学生当原料，把知识当加工，把“成功”当产品。出来的不是人，是合格的商品。
有人会说：那你说怎么办？不考试怎么选拔？不公平怎么办？
这种反驳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它制造一个虚假的二元选项——要么接受现行高考，要么陷入彻底的混乱和无序。但这不是真的“二选一”，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思想牢笼。
马列毛主义者的回答不是去修补这套考试制度的漏洞，不是去呼吁“更公平的选拔”，也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哀求更多“寒门名额”。因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只要国家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教育就必然服务于阶级再生产的需要。高考不是“出了问题的制度”，而是这个阶级社会正常运转的核心部件。它不是生病的身体，而是健康运转的绞肉机。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让高考更公平”，而是：凭什么要让一套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制度来决定一千多万年轻人的命运？ 凭什么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服从于市场逻辑和阶级特权？凭什么我们还要在敌人设定的赛道上，争当“更优秀的劳动力”？马克思主义从不幻想“超阶级的教育”。教育在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区别只在于：资产阶级用教育来固定和再生产阶级不平等，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用教育来消灭阶级本身。
为了推翻腐朽至极的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只有走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坚持马列毛主义者提出的战略三阶段组织路线，才能把中修打倒，实现教育上层建筑的根本改造。
革命的第一步是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是积蓄力量，并经历了由地下到地上的发展过程。在战略防御的第一个阶段，革命者必须在远离敌人的地下环境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以政治报为脚手架，通过义务劳动、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路线斗争来培养坚定的职业革命家。这战略防御第一个阶段的最终目标是建成一个全国一盘棋的地下革命家和代办员网络。进入第二个阶段后，组织将派出代办员在地上建立不谈政治的经济互助群众组织，以改变群众的物质基础并解决其实际困难。在地上组织义务劳动与暴力值班的长期考察中，先进群众将被筛选并引流至地下进行政治灌输，实现地上向地下输血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地下红军等武装力量将对资产阶级首恶和反动机器进行定点清除与地下执法，为地上斗争扫清障碍，逐步在局部地区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甚至控制整条产业链。
当局部地区实现阶级力量的反转，且地下组织有能力派出由大量党员组成的大规模武工队时，革命便迈入了第二步即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革命力量将大规模运用翻边战术。当敌人集中兵力对革命区域进行重点进攻或围剿时，必然会导致其他地区守备空虚。全国一盘棋的网络将抓住这一时机，派出武工队打入敌人力量薄弱的“白区”，一面消灭当地的公检法等专政力量，一面帮助群众建设组织，从而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将白区翻为红区。通过这种“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消耗战，革命根据地将如星罗棋布般在全国蔓延，不断蚕食敌方的有生力量，直至在相持阶段末期实现全国范围内敌我力量对比的根本性翻转。
当局部的阶级优势最终发展为整体优势时，革命便迎来了第三步即战略反攻阶段。此时，敌方阵营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只能龟缩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政治中心堡垒中。已经空前强大的党组织将系统性地组建地面军队，准备与敌人展开最后的决战。然而，这一阶段依然需要保持谨慎，决不能盲动，必须严格根据敌人最后堡垒内外的敌我力量对比来制定具体战术，坚持“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的原则进行坚持不懈的战斗。最终，革命军必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推翻腐朽的官僚制度，重建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一切领域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届时备受资产阶级教育摧残折磨的学生们将获得真正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