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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创造，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互对应的。中修复辟以来，仍旧披着社会主义的红皮愚弄人民群众，可在其利润挂线的黑路线下，举国体制成了压迫剥削运动员的工具，如本文所述，运动员在该黑路线下熬到退役后留下了一身伤病，吴柳芳即使是金牌运动员，也不得不靠“擦边”维生。资产阶级将体育运动彻底变为了牟利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重新使举国体制焕发光彩。马列毛主义者们团结起来，团结在大群的政治报路线下，夺回我们的社会主义家园。
2、在15年前轰动全国的冠军乞讨事件，就是因中修的"举国体制"所坑害的，张尚武获得非常多的金牌，但是因伤退役后因为没有后续保障，只能去盗窃，并变卖金牌，甚至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这不是个例，是中修体制内广大运动员的现状(市省队/国家队替补等)。中修体制内的训练也是照着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方法，造成了运动员运动生涯的极度缩短，虽然近几年搞什么科学训练，但是也是为了让运动员职业生涯久一点剥削得更久罢了。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环境下，一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才能消灭这种情况，而要做到就必须消灭中修。只有沿着政治报路线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吴柳芳，前中国国家体操队队员，世界冠军，拿到过十五块金牌，因伤退役后去了教培机构当老师，后来赶上疫情公司倒闭，安排去体校说有编制，但是排队两年没等到后面的人反而先有编了，最终去互联网拍擦边视频了。吴柳芳的悲剧并非是个人，在中修的“举国体制”下，有很多的小众运动员都跟吴柳芳一样，在职业生涯赚的钱财根本覆盖不掉退役后的生活，最终要么需要自己去承担要么是中修说有保障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小众”运动员，这里的“小众”指的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吸金、造血、再循环能力不强，很大程度上要靠“举国体制”的补贴才能维持下去的运动项目，这些小众项目的特点是，在奥运年是“奥运会重要夺金点”，万众瞩目，但平日里的观众、参与者寥寥无几，奥运会上的高光时刻完全覆盖不掉培养运动员的成本、以及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奥林皮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好像是在说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极致卓越。然而资本主义的奥运会不过是比的谁科技更厉害，各种药剂更有作用，谁的训练方法更加不计代价，榨取的潜能更多，如此带来的后果就是运动员在役以及退役后伴随着终身的伤病，但资本不看这些，他们看的是那个体育项目回报周期“更快”、利润效益“更高”、所取得的利益“更强”。
中修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将曾经社会主义时期所实行的“举国体制”拿来用，并通过四年一举办的奥运会，来让运动员以取得金牌为目标，以此宣扬自己制度的优越并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麻痹群众，但我们都知道中修作为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时期的“举国体制”，经济基础的不同会连带着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化，哪怕名字没变但内核已经变了，“举国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匹配的，而不是与吸血、剥削、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举国体制”，不过是虚假的“举国体制”。
如果走市场经济路线就只能考虑项目的受欢迎程度和经济价值，就要让市场去淘汰掉商业价值低的体育项目，让运动员各凭本事养活自己。但中修为了表明自己是继承了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不可能走这条路。如果走“举国体制”的路线，要参与小众的体育项目要夺金牌就必须保障运动员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退役后的生活，但是中修显然不想这么干，除了几个头部的也许还有一些保障，其他千千万万从独木桥掉下来的运动员仍然是自己去讨生活，那么这依然是市场经济赢家通吃的逻辑，金牌我要了，钱我也收了，该我付出了那可不行，你们自己受着吧。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中修这种既要夺得金牌又要运动员自己承担退役后的生活成本，对这个只举了一半的”举国体制“而言，那千千万万在背后默默无闻的小众运动员，只能在进入市场后按照市场的价值对自己进行改造，以支撑后退役后的生活成本，吴柳芳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哪怕是世界冠军，哪怕是拿到过十五块金牌，但最后中修仍然不会保障她的生活，中修剥削压迫的本质显露无疑。
真正的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更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体育不会成为资本的一种赚钱工具，运动员也无需为了生计担心， 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体育是无产阶级无论男女都要锻炼身体，以更好参加劳动生产、革命政治的手段。顺带起到筛选人才的作用，无论最后参与比赛有没有得奖都不会影响到运动员的个人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服务为了革命服务。
那么身为无产阶级的我们不能被中修如此剥削，中修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掌握着军队、法院等暴力机关，更为重要的是中修有着严密的组织可以高效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同样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的革命家组织才能与之对抗，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就是以此为根据提出来的，利用政治报这个脚手架在协同合作中不断锻炼革命家的能力，利用民主集中制抵抗机会主义者以及自发势力，在长期的义务劳动与路线斗争中，发展组织赤化群众，培养起一批批高度自觉的革命家组织。
中修作为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止是对资本的掌握力度很强，对于全国的掌握力度也远超沙皇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这就必然不能套用当年的革命原则，必须要遵循全国一盘棋，只有革命家组织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融工才会在地上建立组织，否则只能在地下发展（此处地上地下是以政治意义划分），并将革命分为三段论，当建立地上组织时就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此时地上不谈政治将筛选出来的先进分子引流到地下，在地下的路线斗争中继续发展或是被淘汰，发展出来的革命家要承担起武装夺权的责任，以此建立武工队和地下红军，两者之间是可以在特殊条件下相互转换的，当可以系统性的派出武装力量并且于局部制造敌弱我强的局面时，就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是最为复杂的，此时的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针锋相对，敌人会不断的调集兵力试图围剿革命，但在翻边战术下，即通过调动敌人兵力制造空虚地带，并让武工队翻去这些敌人兵力不足的地方进行夺权行动，不断地铲除反动势力据点。虽然中修有意阻止，但在其腐朽的统治下势必会遭到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其人员锐减却补充不上，而反观革命势力带来了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以解放人为目的，在政治宣传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将逐渐的从被包围到反包围，最终迎来战略反攻阶段，收复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