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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政治报路线的核心在于通过义务劳动进行筛选和培养组织性与纪律性，而机会主义者口头上愿意念几句正确的原则，转头就开始做出把政治报当“宣传报”一类的行径。拿这个具体例子来说宣传不过是革命工作的一环，是为组织扩张、建设而服务的，彻底不做宣传当然不行，但肯定要在地上地下隔离的基础上来进行宣传引流。机会主义者把这项工作的意义无比夸大，为了多谋求点影响力能把地上地下隔离彻底抛开，将组织架构、人员的具体信息泄露的一干二净，给中修的打击大开方便之门，这难道正确吗？不过是一群投机分子急于获得影响力当投机资本，于是不把成员生命当回事罢了。
而东风对唯武器论的吹捧则进一步反映出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本性，哪怕不谈上世纪那些成功案例，21世纪也有美帝在阿富汗的失败，装备先进的以色列也并未如他们吹嘘般瞬间击败巴勒斯坦人民和哈马斯。而东风在这个问题上装睡，对武器的优势无限夸大，根本上就是服务于他们逃避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任务，合理化机会主义者的投降和经济派路线目的。
但凡有点革命立场，都不会像这些机会主义者那样有意抛出一堆又一堆荒谬可笑的结论和路线，还死不悔改地坚持。对这些为自己的投机目的装睡的人，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做的就是坚决的斗争，将他们路线的荒谬之处和他们投机分子的真面目彻底揭露出来。
2、在大群的对面，各类的机会主义组织轮番登场，不断兜售他们的机会主义观点，然后他们在怎么进攻。归根到底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政治报路线，不理解到底如何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他们要么把自己符合成政治报路线，然而实际只是办报纸路线，好似在做历史扮演的游戏；要么反对政治报路线，甚至最后反对革命本身，只愿意搞不痛不痒的合法斗争；要么对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理解，只是一味强调形式的集中或者形式的民主。他们的进攻始终不妨碍政治报路线的正确性，任何一个始终从武装起义推翻中修，始终从革命实际出发去分析当下革命的革命者，都不会像这群机会主义者这样荒谬可笑，因为机会主义者是一群叫不醒的人，路线上的错误只能表现出他们的投机本质和反动立场。
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在近期那些打着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却践行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论述中。新机会主义孟站和共革阵，包括东风等各类就是在通过概念偷换和历史机械套用来进行抽象路线的推演，使总结得出与政治报路线相背离的结论。
因此，笔者并不打算依此全部反驳某一具体观点，但对于几个典型的论调批判，是必须要重新树立其路线问题的角度去出发的。
一、孟站曲解政治报路线背后的建党含义，否认了人的第一性，把制度当作第一
孟党引用第一句列宁的原话：
我们在这一大段娓娓动听的议论中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地方，最突出地表明该文作者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是不正确的…… 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完全正确。 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然后孟站的先生们说：
这就是列宁政治报路线的铁律：先办共同的报纸（沟通、宣传、共同工作）从而自然而然形成组织和物质基础。不是“先有地下革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工业化融工再谈宣传”，而是通过政治报的脚手架作用，先克服手工业分散性。列宁当年办《火星报》就是在国外（类似今天线上或者墙外，通过“供给材料”逐步建国内代办员网，这正是“第一个实际步骤”。
这群先生们在引用列宁的原话时，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把政治报的基本原理给颠倒过来了，他们把政治报的脚手架从一个服务于革命家组织建设的工具，篡改成了一个可以“自动生成组织”的起点。
比如其不停引用列宁提出了一条“铁律”，错误的理解为：“只要先建立共同的报纸，通过沟通、宣传，还有所谓的跟地上群众进行共同工作，组织这样的物质基础就会自动生长出来。”
这种理解，恰恰是抽离掉了政治报路线背后的核心：即依靠地下脚手架搭建的纪律所形成的组织性，以及其中职业革命家内因在其中的自觉培养。
因为在《怎么办》中，政治报从来不是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的“脚手架”，也更不是可以替代建党的技术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能够叫他脚手架呢？因为脚手架也是人搭建的呀，而人搭建起来的脚手架也不会自动辅助于人，所以，它还要依靠一个以内部的革命者为核心，还有严密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为纽带的地下组织体系。所以政治报的作用不是“生成”这种组织，而是使得这种组织得以在分散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统一，包括协同和发展起来。
而孟站的错误，就是把这种关系本末倒置，他们的意思就是，把本属于组织产物的工具当成了一个建设组织的起点，把依赖人的实践，替换成了依赖于制度的抽象运作，最终把“培养革命者”这一根本任务，用来消解并服务于他们的在地上搞宣传主义路线的这种形式迷信。（换句说法就是：迷信政治影响力）
他们放弃了人作为第一性，把希望寄托于一种脱离阶级斗争的“自动化发展组织”的路线上。看似高级，实际内容空洞无物，只不过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的手工业路线，去靠死的制度来结合，代替真实的组织统一。
二、机械运用历史，来曲解地上地下的含义
机会主义说：
在资产阶级专制下确实要保密，可关键是列宁的政治报本身就是全国性的政治揭露和理论斗争！ 当时沙皇专制下，《火星报》通过秘密发行，但内容是公开的政治批判，正是为了“生动的政治工作”。把“任何地上政治宣传”都打成“毁灭地下力量”“冲塔”，把任何线上讨论都封杀岂不是说列宁办《火星报》也是“赛博游击战”，也该封号。更荒谬的是，他们把“地下执法权”“地下红军”“地下人民法庭”“武工队翻边战术”“地下抓捕审判剥夺生命权”硬塞进“政治报路线”（三文反复出现这些词），而列宁1901-1902年的政治报路线压根没提这些（那是建党后武装阶段的事）。他们把“政治报”偷换成了“地下政权建设路线”，把列宁的“宣传加组织”偷换成了“先暴力专政、再引流”。
这些先生们在地上地下问题的论证中，假借借历史来否定当下现实条件下，革命组织必须要进行地上地下隔离的原则。
他们反复强调火星报的“公开政治揭露”，试图由此推出：“既然列宁当年可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那么今天强调地上地下隔离就是多余的，甚至是错误的！”
像这种说法，首先混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把谈政治的公开性理解成组织架构也能公开，两者不是一回事！
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恰恰依赖于其背后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和组织体系。所谓的“公开的政治揭露”，只是斗争内容的形式，而绝非意味着革命家家这种地下组织本身就可以暴露于敌人视野之中。机会主义者在这里完成的了偷换概念，正是把传播形式当成组织形态，从而为放弃隐蔽性寻找理论根据。
更进一步，他们抽掉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前提，把沙俄时期的具体条件机械套用到当下，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联系列宁当时”，实际上却是在回避当今多不同要面对的客观条件： 在当今赵修所复辟的资本主义高度集中专政下，任何脱离地下组织保护的地上政治活动，都会直接成为赵修武装力量去首要打击的对象。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抽象地讨论“要不要地上宣传”的问题，而是必须放回到具体的斗争条件中去考察。如果战略防御第一阶段的地下组织尚未成熟起来，甚至没法拥有足够多的代办员去开展地上全国一盘棋的扎根，甚至是没有更进一步在发展地上组织过程中，为地下发展更多暴力力量（比如所包括的翻边武工队和地下红军）
那么就没法击破敌人的薄弱力量和发展根据地，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又过早地将政治活动暴露于未建立起根据地的（白区）地上，不仅不能促进组织的发展，反而会直接破坏当地地上发展群众力量的根基。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展政治工作，而是在地下组织跟力量尚未形成有效的支撑和有能力对抗赵修的部分武装力量之前，所谓“开放的政治工作”，不过是用暴露组织性质来代替发展，用形式上的活跃来掩盖实质上的空洞，这种路线看似积极，实则是在客观上为敌人提供打击目标，其结果不是加速组织的发展形成，而是破坏组织路线
三、东风对于印共毛的低谷情况归咎于武器先进，转移背后建党问题的根本
东风的机会主义说：
我们要问一个极其冷酷的唯物主义问题：索努这些人，难道是今天才加入印共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吗？不，他们是在达卡兰亚的深山老林里，风餐露宿、与印度军警打了二三十年真枪实弹游击战的老将。一个打了三十年硬仗的人，为什么会在2025年突然变得“思想不纯洁”、变成了机会主义者？
真正的物质根源，恰恰在于现代高科技国家机器的降维打击，彻底打破了丛林里的阶级力量平衡。在无人机、热成像、直升机空降特种部队等现代战争手段的联合扫荡下，传统的“丛林游击战”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物理极限。据估计，印共毛的武装干部在短短两年内锐减了近九成。正是这种极端的物质生存绝境、惨重的伤亡以及在旧战略下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军事破产，导致了部分高层领导人心理防线和革命意志的彻底崩溃。
他们的叛变，是极端恶劣的物质生存条件在头脑中扭曲反映的产物。面对这种因为残酷热战和军事劣势导致的路线溃败，大群派开出的药方居然是“退回地下搞政治报灌输”。这就如同对着一个在战壕里被炮火炸断了腿的士兵说，“你退却是因为你没有背熟《怎么办？》”。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幼稚，更是对阶级搏杀残酷性的无知。思想的纯洁性必须建立在斗争路线的客观可行性之上，如果手里的土枪永远打不下来天上的热成像无人机，再严密的“地下政治灌输”也留不住绝望的人。
东风的先生们在分析印共所在其中遭遇的挫折时，实际上却是在用客观困难取消一切主观因素，从而为印共当下情况恶化的原因寻找借口。
他们反复强调当下的无人机、热成像、以及特种部队等现代资产阶级能利用的一切战争手段，试图证明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传统游击战已经不可能维持，进而得出结论：干部的动摇与叛变，就是来源于武器先进。然而这种论证恰恰犯了一个根本错误——把把失败的结果，当成了失败的原因。
如果一切仅仅由物质条件决定，那么就不能说明：既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人崩溃，有人坚持呢？
这就说明问题并不的只因为于“条件”， 而在于路线、组织和人的问题。 把一切归结为技术差距，不过是用表面的“唯物主义”，掩盖对内部同机会主义斗争问题的回避。
更进一步，就是其滑向了一种隐蔽的“武器决定论”。仿佛只要敌人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一切斗争就失去了意义。然而，任何严肃的革命理论都不会把胜负归结为单纯的装备对比。决定性的因素，从来不是武器本身，而是人如何组织、如何斗争、如何在不利条件下寻找突破。
因此，东风在这里却是要把“在极端条件”当中失败的合理化，把“印共领导干部看不到希望”转化为放弃斗争的理由，问题也正出在这里：革命从来不是在有利条件下才进行的，如果一遇到技术劣势和高压打击就可以推导出投降的合理性，那么无产阶级的任何斗争都不可能成立。
笔者还需要强调一个点：印共毛的路线之所以出现动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遵循了政治报路线背后而建党原则，是否得到了贯彻？很显然，当前印共毛的现实组织情况是没有的，虽然他们这几十年来好不容易从把革命小组形成了统一的工业化组织，组织体系也已经具备了要求发展群众的前提，要求其参与义务劳动，但政治报路线的核心在于不仅要培养干部，锻炼组织，也要锻炼内部同机会主义进行路线斗争，进而来保障路线统一，清晰机会主义的能力，正式这一点，政治报路线背后所彰显的建档原则是具有国际普遍适用性的，而非单纯依赖于政治报的表面具体架构形式。
四、野火把国际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理解为独立的存在，实际上是倒果为因
机会主义对国际问题的革命是这样理解的，共革阵认为：
民主集中制必然带来中央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而大群的写手们却说先不设立，既要接受统一领导，又要等待“自觉力量”！同志们，看清楚了吗？大群这帮新经济主义者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们一方面高喊着“统一领导”，一方面又急不可耐地撤掉中央委员会！这哪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这分明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
大群所谓的“一开始暂且不设立中央委员会”，本质上是对马列毛主义建党原则的彻底背叛。没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所谓的“统一领导”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们幻想通过所谓“自觉力量“进行“反反复复的路线斗争”来自然形成中央。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幼稚病，更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
大群的机会主义领导层这是把理论斗争修正为造谣污蔑，把革命实践修正为纸上谈兵！在残酷血腥的革命运动中，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中央司令部，而是靠他们口中那些散沙般的“总支部”搞什么“联席会议”，那么等待我们无产阶级的将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血腥镇压，大群的写手们在这里实际上在宣扬一种取消主义：取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态，取消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最终达到取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目的！
这群先生们在“中央委员会问题”上的批判看似是在捍卫”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他们把中央委员会当作一种可以预先设立的权威机关，仿佛只要形式上确立了“最高领导”，正确路线就能够随之产生。
但笔者认为，大错特错！因为这种理解恰恰颠倒了问题的顺序，因为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抽象存在的，特别在国际革命问题上，人类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本身是经过在各国革命实践，路线斗争和组织建设不断发展上，以及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联席会议才能不断磨合形成的产物。离开这一过程，任何“先行另一”的国际革命中央委员会，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形式空壳，甚至可能成为修正主义占据的工具。
正因如此，在国际革命力量尚未形成统一路线和成熟经验之前，通过各国的总参谋部之间的联席会议进行反复的路线磨合，是中央得以形成的必要前提。这种联席会议，并不是机会主义者所污蔑的“散沙式讨论”，而是建立在各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集体斗争形式，其目的正是为了在差异中统一，在分歧中确立正确路线。
机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否认这一个形成斗争的过程，转而幻想一种先天正确的中央权威，实际这种观点不仅脱离实际，也回避了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革命力量缺乏自身的路线自主领带能力，仅仅依赖外部“正确领导”或单方面援助，比如像苏联当时支援芬兰一样，芬兰如果当地的革命机会主义已经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苏联再怎么援助都无法挽回，那么这一场国际革命斗争，也最终会被改良引导甚至是走向失败。
因此，问题从来不在于“是否需要中央”，而在于中央如何形成。只有通过各国革命力量在实践中的反复斗争与协同，把真正在国际革命当中的不同机会主义敌人斗争掉，才能逐步确立真正具有权威性的领导核心，并在此基础上防止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与扩散。
五、野火把民族和阶级混合套用，其搞二元对立的学理主义
野火说：
大群的写手们从中修叛徒集团那里学得了好一套机械唯物主义，把一切民族国家（无论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统统打成了反动的旧事物。
其中，机会主义还甚至假惺惺的搬用导师们的话：
《共产党宣言》：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接着又说：
由此可见，马列毛主义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共产党人要将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列宁同志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伟大论述也不知被大群的写手们丢到哪个马桶里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遵遵教导也成了大群的写手们笔下的“大毒草”。而大群的写手们却说，“马列毛主义反对民族国家”，可见他们并非马列毛主义者，而只能是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照抄导师们的原话，却在说法上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把不同性质的矛盾机械地堆积在一起，要么又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对立起来进行立场选择。
实际上，导师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其要表达的意思问题是，不在于承认国情上的多少种不同的矛盾，而在于是否能够区分主次和层次矛盾的问题，以印度为例，阶级矛盾始终是社会结构的根本，但民族、宗教、种姓等问题又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影响着印度革命斗争形态，所以这些矛盾也不是抽象，但也不能被人为的割裂开来。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呢？必须指出，我们马列毛主义从来不否认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民族压迫、宗教冲突等现象， 往往在一定条件下成为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 所以才更需要将其放回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阶级问题才能作为理解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出发点。
而“民族阶级”这一说法，如果继续放在理解看来，本身是需要加以明确的，而共革阵则是在这里故意粗暴处理，既没有区分民族与阶级的不同层次，也没有揭示两者在具体条件下的作用关系，而是用一个抽象拼接的概念，直接打包处理，从而放弃掉面对各个国家的革命情况要具体分析的必要性。
总结:
从以上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淡化政治报的组织作用，还是否认地上地下隔离的必要性，亦或者是要求跳过路线斗争过程直接设立国际革命的中央委员会，这些观点表面上彼此分散，实际上却在指向同一个结果——就是取消以政治报为核心的建党路径。
不过在这几年下来，这种路线早并不新鲜了，可正是这种企图以地方小组为单位，依赖自发联系和缺乏统一领导的“手工业方式”路线，包括其中所带来和造就的各种被警察抓去喝茶的教训，我们才需要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政治报之所以被提出，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分散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思想统一和组织集中。
因此，问题的关键最终只能回到政治报组织路线的组织问题上，而我们当下的路线就是要在战略防御第一阶段去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家组织（后续也要不断建立），才能为战略防御第二阶段的全国一盘棋路线奠定基础，在那时，大量的代办员都被派往到了各个不同的县市地区，进而发展出一批批初期不谈政治的地上组织，发展当地的群众基础，筛选和培养至地下，而同时，组织地下的暴力执法力量也在不断发展，最后才能真正的分支成不同职能的地下暴力武工队和地下红军（在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已经形成），而在达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在组织发展不可避免的要被赵修注意时，武工队也可以在过去的翻边经验中进行跨区域的打击赵修的薄弱地带，发展进一步的革命根据地，只有在这时，根据地的地上才能开展公开的政治工作，并进一步在其中接管当地的各种生产领域的环节，发展更深的群众基础，以这样一个个局部的胜利和夺权，整体的夺权才能一步步逼的赵修不断后退，最终无路可退，到了战略反攻，夺权也才能在其中的翻边下不断进行成功。
